打開記憶：鄧拓自殺的前前后后
——對鄧拓夫人丁一嵐的訪談
因為要采制一個關(guān)于文革后平反冤假錯案的節(jié)目，我打電話找到了丁一嵐，她提出了三個時間供我選擇。我選擇了6月15日，碰巧1998年6月15日是《人民日報》成立50周年。在這樣一個日子，在掛著鄧拓遺像的書房里，聽著丁一嵐追憶往事，我好像總是感覺到墻上相框里的逝者俯視我們的目光。
《人民日報》也沒有忘記鄧拓這位總編輯，特別敬獻了一只花籃。
也許是這個日子，也許是這些鮮花，丁一嵐不時因為哭泣而不得不中斷談話，我不知道該如何勸慰這位歷盡滄桑的老人。我想，她心中的創(chuàng)痛，是我無法勸慰的。我只能默默地遞上餐巾紙，默默地聆聽，默默地等待她的平靜。
第二天一大早，丁一嵐就傳呼我，我急忙回電話。她很客氣地向我抱歉，說她昨天情不自禁，在采訪過程中，哭了許多次，增加了我做錄音訪談的難度。她說，她是很堅強的，很少在記者面前流淚。她擔(dān)心自己由于情緒激動說了過激的話，對黨造成不好的影響，讓我好好地把一下關(guān)。說完這些，她放心地掛斷電話。我仔細地聽了她的全部談話錄音，那些浸透著淚水的歷史，一幕一幕在我眼前鋪展開來�！叭掖濉睙o非就是一個導(dǎo)火線
文化大革命這場歷史浩劫最早的犧牲品就是寫作《燕山夜話》和《三家村札記》的鄧拓、吳晗、廖沫沙，他們所寫的知識性強、文筆生動、針砭時弊的文章，被稱作是向黨和社會主義射出的“一支支毒箭”。拋出“三家村”，成為引發(fā)文革的導(dǎo)火索。丁一嵐對30多年前的往事記憶猶新：
“最初是批一個廖沫沙的《有鬼無害論》，那時還沒有和‘文化大革命’聯(lián)系起來，然后，就是1965年開始的對吳晗《海瑞罷官》的批判。
當(dāng)時，毛主席大講海瑞，所以，有些領(lǐng)導(dǎo)人就示意吳晗寫關(guān)于海瑞的劇本，吳晗接受了中央的要求寫了《海瑞罷官》，但后來居然變成吳晗借此反黨了，我們都覺得實在是有點冤屈吳晗。當(dāng)時北京市委是想保護吳晗的，希望能把事情說清楚。所謂文化大革命，就是從文化這上面挖，那時候，鄧拓、吳晗、廖沫沙他們3個人給北京市委的機關(guān)刊物《前線》寫專欄，題目叫‘三家村札記’，最后把鄧拓的《燕山夜話》也連上一塊批判，這3個人就這樣被捆在了一起，就成了‘三家村反黨集團’。
1966年報上公開提出，沒有人支持，他們3個人怎么敢于這樣進行反黨活動？他們背后還有人，得挖出來。大家也逐漸看清楚了，其實這‘三家村’無非就是一個導(dǎo)火線，而真正它的目標(biāo)是后面的北京市委，而北京市委后面又是彭真、少奇同志和周恩來總理，他們對于國家建設(shè)的意見是比較一致的，所以，批判“三家村”的矛頭是對著劉、周，就是從‘三家村’這條線轉(zhuǎn)過來的。我們總還以為批判一段時間就結(jié)束了，我記得楊述（文革前曾任中共北京市委宣傳部部長，北京市高教黨委書記，韋君宜的丈夫）同志去看鄧拓，鄧拓說，嗨，好好檢討吧，有一年也就過去了。楊述還說，哎呀，我怕一年還結(jié)束不了，恐怕得兩年三年。所以大家總還想著這是一段時間的理論斗爭、政治斗爭，然后結(jié)束了嘛，也就完了，最后，根據(jù)過去的經(jīng)驗還有一個甄別平反，但是沒有想到這場批判后來發(fā)展到那么殘酷，簡直不講任何道理，并且還引起全國的混亂以及武斗�！�
直到1966年初，中央點名批評北京市委對“三家村反黨集團”是假批判、真包庇，鄧拓可能才真正明白他和他的兩位朋友在這場黨內(nèi)政治斗爭中扮演的角色。早在1956、1957年，毛澤東與劉少奇、周恩來在關(guān)于國家經(jīng)濟建設(shè)的諸多問題上有過嚴(yán)重分歧，鄧拓也是在不知不覺中被扯進黨內(nèi)高層領(lǐng)導(dǎo)之間的斗爭。丁一嵐回憶——毛主席為什么批鄧拓
“當(dāng)時鄧拓是《人民日報》的總編輯，少奇同志要求《人民日報》發(fā)表社論，既不要左傾盲動，也不要右傾保守。當(dāng)然，按照少奇同志的意思，主要是以反左反冒進為主。這篇文章作為社論必須要經(jīng)過總編輯發(fā)稿的，鄧拓很明白，毛主席是不同意發(fā)表這樣的文章的，所以夾在中間很為難。社論大樣送到毛主席那里，毛主席批了一句：我不看了！這么重要的社論都是要經(jīng)過毛主席批準(zhǔn)才發(fā)表的，毛主席批了個我不看了，這意思也很明顯，就是不同意社論的觀點。因為以前發(fā)社論同意不同意，毛主席看完以后都會發(fā)表意見。但他這次說‘我不看了’，也不是說‘我不看了，你們就去發(fā)’，不是這個意思�！�
面對毛主席退回來的社論大樣，鄧拓陷入冥思苦想。
你說發(fā)了吧，毛主席不同意。不發(fā)吧，少奇和周總理那邊又沒法交代。鄧拓本人也同意社論的觀點。想來想去，最后還是決定發(fā)表這篇社論�？墒牵吘惯�是書生氣十足，原來社論是4號字，他改成了5號字，想著字小一點，這樣可以避免特別醒目，引人注意，其實這無濟于事。因為這件事，毛主席對鄧拓很不滿意，就批評他是：書生辦報�！皶k報”是緣于這里。
說鄧拓是“死人辦報”是從反右開始的。毛主席要釣大魚，讓《人民日報》刊登一些批評黨和國家的比較尖銳的文章，不加任何按語就登出來。鄧拓認為黨的機關(guān)報這樣登不妥，影響也不好，就還是在這些文章上加上了按語登出來。這樣做不符合毛主席的那個釣大魚的思想了，把“陰謀”“陽謀”稍微暴露了一些，所以，毛主席又說鄧拓是“死人辦報”。有了毛主席的這兩句話，鄧拓就沒法再在《人民日報》干下去了。鄧拓跟毛主席的路線和做法都跟不上，他也理解不了，最后連總編輯也給撤了，鄧拓本人也要求辭職。有了這些歷史上的原因，等到最后“三家村”的問題拉出來的時候，鄧拓也覺得在劫難逃了。“大參考”被收走
鄧拓帶著毛主席的兩句評語：“書生辦報，死人辦報”，離開了《人民日報》，回到北京市委。他終究還是一個文人，他離不開他所熱愛的寫作，他用雜文的形式，寫一些對現(xiàn)實有針對性的文章，這些雜文很多是批評當(dāng)時不實事求是的作風(fēng)、缺乏民主的作風(fēng)和官僚主義作風(fēng)的。像《一個雞蛋的家當(dāng)》、《“推事”種種》等等都是借古喻今。這些文章在《北京晚報》周二、周五刊登，為他贏得了巨大的聲譽，也招來了最后的殺身之禍。鄧拓的這段沉浮，似乎并沒有使他和丁一嵐認識到政治斗爭的殘酷無情，否則，他就不會寫出《廢棄“庸人政治”》這樣尖銳辛辣的文字。
當(dāng)今天重讀這些文字，我深深地欽敬鄧拓的勇氣和犀利。而丁一嵐沒有想到，幾年后，她將和鄧拓一起，再次被貶斥出革命的陣營。
“批吳晗的時候，我們就考慮到要批鄧拓了；他保吳晗也沒保住。1965年底、66年初，在北京范圍內(nèi)黨內(nèi)就批鄧拓了，北京市委不能不批鄧拓。因為已經(jīng)在內(nèi)部點了北京市委的名，說北京市委包庇反黨集團。大家都是組織紀(jì)律性很強的嘛，北京市委能不執(zhí)行黨中央的意圖嗎？大概在批判鄧拓以后不久，北京市的領(lǐng)導(dǎo)彭真、劉仁同志就受到批評。我們也已經(jīng)知道，這一場批判真正的對象是誰了。
當(dāng)時擔(dān)任北京市委書記處書記的鄧拓被停止了工作，他一直呆在家里期待著有一天能向黨說清楚自己的創(chuàng)作思路、寫作意圖。他實際上已經(jīng)沒有了人身自由，家里的警衛(wèi)員，這時已經(jīng)成了監(jiān)督員了。曾經(jīng)是溫馨而熱鬧的家，變得靜悄悄，父子相見，都默默無語。
我們家的孩子一直受黨的教育，都非常熱愛黨，相信黨。可報上說他們的爸爸是反黨集團分子。在孩子們眼里這可是最壞的人，是最骯臟的�？伤麄冇植辉敢庀嘈牛幌蚰敲礈厝�、那么愛他們的爸爸怎么會是反黨分子？我又不能跟他們解釋，說你們的爸爸是無辜的，我怕他們在外面這樣說會惹出什么亂子。可你讓我說，爸爸是反革命，我又于心不忍。每次孩子們走過爸爸的書房都踮著腳，輕輕地，輕輕地，怕碰見爸爸，不知說什么。鄧拓一向非常愛孩子，他怕孩子們?yōu)殡y，也盡量避著孩子，裝做沒看見他們。只有我知道他心里有多難受，他多想像從前一樣和孩子們說說話，聊聊天�！�
孩子們對父親的懷疑，令鄧拓心如刀割，發(fā)生在4月的這件事，對于鄧拓來說又是一次沉重的打擊。丁一嵐回憶說：
“雖然鄧拓沒有工作，但新華社編的內(nèi)部‘大參考’還是按時送到我們家里，當(dāng)時每個市領(lǐng)導(dǎo)都有一份。4月的一天，市委機關(guān)忽然來了幾個人到我們家，沒有跟鄧拓做任何解釋，就把我們家的‘大參考’全部都收走了，還說以后不再送‘大參考’給鄧拓了。鄧拓問為什么，他們說這是上級的指示，具體什么指示也沒說。鄧拓有點激動，希望今后還能看到‘大參考’，來人也不理會他，拎著那些‘大參考’就走。鄧拓跟在他們身后還在說：能不能繼續(xù)把‘大參考’給我一份。那些人走了以后，鄧拓一直坐在書房里，一句話也不說。”
一本“大參考”，在許多人眼里它不過是黨的高級干部的一種待遇，但處在全國上下批判“三家村反黨集團”的聲浪中，鄧拓把這本“大參考”當(dāng)成是一種象征，一種黨仍然信任他、認可他的象征。他在極度的孤獨和痛苦中抓住這根救命的稻草掙扎著、希冀著�，F(xiàn)在這個象征不復(fù)存在，而它透示著某種更為嚴(yán)酷的信息。雖然鄧拓沒有向任何人吐露他此時的心跡，但我們可以想象，一直在家中等待轉(zhuǎn)機的鄧拓接受這個事實的痛苦與絕望。在承受了許多這樣的打擊之后，他正一步一步向絕望的深處走去，最后，他選擇了死。被燒毀的究竟是什么
從5月8日開始，北京各大報公開批判《三家村札記》、《燕山夜話》，深挖“三家村反黨集團”幕后的人物，全國各地也在傳唱一首童謠：“鄧拓、吳晗、廖沫沙，一根藤上仨黑瓜”。5月16日，戚本禹在《人民日報》發(fā)表文章說已經(jīng)查明鄧拓是叛徒，不管鄧拓背后的支持者是誰，都要一挖到底。在黨報上刊登這樣一篇文章，對鄧拓是致命的一擊。鄧拓覺得黨徹底不信任他了，他只能以死來證明他的清白、他的忠誠。丁一嵐理解鄧拓最后的選擇：
“說鄧拓是叛徒，鄧拓不能忍受，因為《人民日報》是黨報，黨報這樣宣布，鄧拓說，是不是黨對我做了什么結(jié)論了。其實后來在復(fù)查時才知道這是毫無根據(jù)的，可是那個時候他們是代表黨啊。在那種情況下，壓力大，因為處在了和黨對立的這么一個位置上。你要讓他跟敵人斗，跟國民黨斗，跟日本帝國主義斗，他有百分之百的信心堅持斗爭。鄧拓1930年就參加共產(chǎn)黨了，為黨做過很多地下工作，還被捕過，在監(jiān)獄里跟敵人進行過不屈不撓的斗爭�？箲�(zhàn)8年，解放戰(zhàn)爭3年，在敵后背著機器，堅持為黨出報紙，敵人進行‘梳篦式’掃蕩，他都堅持出報。那時候經(jīng)常好幾天都吃不上一頓飯，多少槍林彈雨他都挺過來了，因為黨相信他，邊區(qū)政府支持他�？涩F(xiàn)在呢，黨宣布他是一個叛徒。他對面是共產(chǎn)黨，是他一向信仰和遵從的黨組織。他還要面對那些并不了解真實情況的所謂的革命群眾，他成了人民的敵人。這跟過去戰(zhàn)爭年代的斗爭完全不一樣，這個他不能忍受。我覺得，一個對黨非常忠誠的人，絕對不能忍受�！�
1966年5月18日，對丁一嵐來說是一生中最黑暗的一天。
“我們家是三間房，我和鄧拓分開住，各住一間。第二天早上，我去他房間，發(fā)現(xiàn)他已經(jīng)去世了，全身都涼了。那時候，他有很多病，身體很不好，經(jīng)常寫東西，手出汗很多，寫東西他總用一塊手絹擦汗。我拿到他這個手絹，那手絹都是濕的，他當(dāng)時寫遺書時，心里有多么難過，就這樣走了。我當(dāng)時也不敢失聲痛哭，家里還住著警衛(wèi)員呢。鄧拓臨死之前，放在桌上一個信封，里面裝的好像稿紙，上面寫著讓我立即給這個東西銷毀。我看見這個信封，讓我馬上銷毀，哎呀，那時候我都想不出該怎么辦，又怕驚動了警衛(wèi)員。那時，鄧拓的姐姐在我們家里，所以，我就急急忙忙地給她叫起來。我說，現(xiàn)在有這么個東西，要馬上銷毀，然后，我們倆就嘁哩喀喳地連剪帶撕地弄碎，扔到廁所，還有澡盆里，拿水沖掉了。當(dāng)時不敢燒哇，怕出火光，怕有味，可我就沒看看銷毀的是什么，是稿紙，那么一疊，字都朝里，我都來不及看了，我就想著，在警衛(wèi)員醒來之前，我得處理完。所以，我后來一直不知道銷毀了什么東西，我想來想去，我?guī)退N毀的這個東西可能是他遺書的底稿。你說我怎么就那么馬虎，沒有看一眼就銷毀了呢？我一直為這件事責(zé)備自己�！�
這是多么凄愴、令人心碎的場面。一邊是沒有親人守候的鄧拓的遺體，一邊是妻子和姐姐為銷毀他的遺物而心驚膽顫地忙碌。丁一嵐在朋友和同事的眼中一直是非常堅強的，她的確非常堅強，因為她必須堅強。孩子很久都不知道鄧拓自殺
在通知北京市委來人之前，丁一嵐有時間可以端詳一下自己風(fēng)雨同舟30年的丈夫。
“我總覺得他生命中最后的一段日子，生活得太苦了。一個人怎么能夠忍受全國幾億人的謾罵，到最后被組織上宣布是叛徒，我覺得沒法活下去。所以，我也有這個想法，真是活著不如死了好�？匆娝敲雌届o地躺在那里，我跟他說：‘你走吧！安安靜靜地走吧，你什么聲音也聽不見了，這是最好的解脫�！�
這是怎樣的一種生離死薄“北京市委已經(jīng)調(diào)整了班子，他們決定不許把鄧拓去世的消息公開出去，凡是在場的人都要絕對保守秘密。鄧拓死的時候，家里的孩子都不在家，連我的孩子也不讓知道。第二天，他們又來我家抄東西，很客氣，說按黨的規(guī)定，鄧拓的書信、照片、作品都拿走，鄧拓的秘書和他們那兒秘書處的都來了，鄧拓給我有一封遺書，是很小的一張紙，就說對不起我，他這樣做也可以讓我和孩子解脫了，免得我們再因為他受到什么痛苦。使我感到最難受的是，鄧拓給北京市委寫了一封遺書，寫完了擱在枕頭下面了，翻了一陣才翻出來，他們當(dāng)時就拿走了，也沒給我看。”
鄧拓去了，雖然對他和“三家村”的批判并沒有停止，而且愈演愈烈，但他卻以自己的方式結(jié)束了所有強加在他身上的誣蔑和屈辱。他并不知道，吳晗在文革中被毒打致死、廖沫沙長期被監(jiān)禁。
鄧拓的死，并不如他所期望的那樣使親人們得到解脫，痛苦依然絞著丁一嵐的心。
“在文化大革命10年，我真覺得難熬得很，比抗戰(zhàn)8年還難熬。我在我們機關(guān)里，有5年時間沒有一個人跟我說話，絕對的孤獨，絕對的寂寞。我是絕對忠實于黨的決定的，所以，很長時間我沒跟我的孩子說，爸爸已經(jīng)死了。我對孩子絕對保密，這樣的處境對我來說非常困難。孩子也不問，他們也很怕爸爸在家，怕見到爸爸。一直到兩年以后，外邊已經(jīng)傳開了，說鄧拓已經(jīng)死了，孩子們才回來問我，因為我一直跟他們說爸爸住院了，他們也不希望爸爸回來，怕紅衛(wèi)兵來家里鬧，孩子們的精神負擔(dān)很沉重。結(jié)果外面已經(jīng)傳說爸爸死了，那時候，咱們的報紙習(xí)慣說，‘誰誰誰帶著花崗巖的腦袋見上帝了’，‘花崗巖腦袋’就是頑固不化，那就是說這個人死了。孩子們從外面聽說了，回來問我，我還是先請示了北京市委，我能不能跟我的孩子說鄧拓已經(jīng)死了，才敢跟孩子們說，爸爸已經(jīng)死了。孩子們都非常愛黨，相信黨，黨的報紙說爸爸是叛徒，他們再也不愿意理爸爸了�？珊髞恚麄儽蝗思伊R成是狗崽子，他們親身遭遇了許多的不公正，有些事情他們慢慢就清楚了。我教育他們要愛黨愛群眾，他們跟我說，我們愛黨，但黨不愛我們。這是事實，他們下鄉(xiāng)插隊多年，想去工廠、上大學(xué)都不批準(zhǔn)，就是因為他爸爸的問題，孩子們說這樣的話，我總是很痛心。”每年5月18日，丁一嵐都給鄧拓寫一封信
最讓丁一嵐痛心的是，鄧拓的骨灰不知道存放在哪里才最安全，放在家里肯定不行，紅衛(wèi)兵隨時都可能來抄家批斗。最后，她和鄧拓的哥哥商量，把鄧拓的骨灰放在哥哥家里。鄧拓的哥哥當(dāng)時在中科院，鄧拓的父母的骨灰一直存放在他哥哥家中，他們將二老的骨灰合在一個壇子里，空出來一個藏著鄧拓的骨灰。從表面看，兩個壇子安放的還是鄧拓父母的骨灰，經(jīng)過這樣一番偽裝之后，鄧拓的骨灰才得以平安地躲過文革這場浩劫。若是鄧拓父母在天有靈，得知他們死后仍能保護愛子遺骨逃過劫難，不知二老感到的是悲慟還是欣慰。
每年5月18日，丁一嵐只能一個人默默地祭奠鄧拓，她總是給鄧拓寫一封信，告訴他這一年里她和孩子們的情況，就像鄧拓活著時，他們夫妻談著的那些家常話。她也向他傾訴自己的孤獨和困惑。寫這信時，她仿佛感到自己不再那么孤立無助了。然后，她劃著一根火柴，把信點燃。每一年，她都按時給鄧拓寄出這樣一封信，她就是用這樣一種方式和丈夫交流著情感，聯(lián)系著兩個世界。“書生習(xí)氣不可無”
每一個從文革走過來的中國人，都不會忘記1976年那個金秋10月，禍國殃民的“四人幫”終于淪為人民的“階下囚”�？墒菨M目瘡痍的中國仍然背負著數(shù)不清的冤假錯案，從國家主席、開國元勛，到基層干部群眾，受害面之廣前所未有，“叛徒、特務(wù)、走資派、反革命”這類莫須有的罪名，依然束縛著成千上萬的人們。從1978年陸續(xù)展開的平反冤假錯案工作，給丁一嵐帶來了新的希望，她希望鄧拓的問題能夠盡快得以復(fù)查。
“那時我也不敢提這個問題，我得摸清楚情況才敢提。我遇到一個從前認識的同志，他說，《人民日報》的領(lǐng)導(dǎo)很關(guān)心鄧拓的問題，你寫個材料吧，我們那里有一個內(nèi)部刊物送中央的，把你寫的材料印在上面，這樣，政治局的一些同志都可以看到。我后來就寫了這個材料，登在那個內(nèi)參上，中央就批示讓組織部的專案復(fù)查小組復(fù)查，這才開始復(fù)查鄧拓的問題。79年初復(fù)查時，他們分析問題受‘兩個凡是’的影響很大，很多問題都是從這個角度提出來的。一個一個問題查，我就跟他們辯論。鄧拓有一枚圖章，上面刻著‘書生習(xí)氣不可無’。這句話，文革時就批判過，說鄧拓是抗拒毛主席的批評。毛主席說他是‘書生辦報’，他有抵觸情緒，就刻了這個圖章。復(fù)查的時候，那些人還追問我，這個圖章是什么時候刻的，是在毛主席批評他之前、還是之后刻的，就連這樣的問題都還在摳唆。哎呀，爭來爭去，算是給鄧拓平反了。給了一個結(jié)論，很簡單的幾行字，寫鄧拓、吳晗、廖沫沙3個人都不是反黨，所有被株連的人都撤銷對他們的處分，寫的就這么簡單�！�
拿到這張只有幾行字的平反結(jié)論，丁一嵐提出了一個要求，希望能看一看鄧拓13年前寫下的遺書。
“最后，他們同意我到資料室去看鄧拓檔案里的遺書，隔13年，我才看到遺書，這時，我真是忍不住了，在檔案室里大哭了一場。鄧拓的遺書寫得非常動人，是寫給北京市委的，整個敘述他的寫作目的和他被捕的經(jīng)過。他說，我的寫作問題，完全是我個人負責(zé)，跟北京市委沒有任何關(guān)系，因為我的稿子市委并沒有審查。后來為了鄧拓的追悼會怎么開，也爭論了很長時間。甚至追悼會的悼詞他們也沒有讓我先看，可能怕我有意見吧。后來北京市委有一個同志跟鄧拓很好，他給我看了悼詞，結(jié)果他們限定這個追悼會不能超過600人，還是要處級以上干部。很多人都對這個限定有意見，我也有意見。我說，當(dāng)時跟鄧拓他們一起搞《三家村札記》的編輯，哪有處級干部，這些編輯后來都受株連了，受到很大的打擊，現(xiàn)在連追悼會都不讓他們參加，這對這些同志是不公正的。我自己在電臺打印了一個訃告，印了一百份，寄給我們的一些朋友。開追悼會那天，很多人都去了，有1300多人，人太多了，八寶山的紀(jì)念堂里根本站不下，大部分人都站在外面。幸好把鄧拓的遺像做了兩個，一個擺在會場里，一個擺在外面。我想，那些站在外面的同志，那么多年沒見過鄧拓了，看一下遺像也好呀！”
我們今天重述這些飽含血淚的往事，并不僅僅只是把它作為一段黑暗歷史的見證，而更多的是為了我們能從昨天的歷史中捕捉到一些真諦，使我們能夠在現(xiàn)在和將來不會再重復(fù)昨天的黑暗。丁一嵐的話耐人尋味：“我覺得文革從整個人類來說也是一大悲劇�！�
采訪丁一嵐的那個下午，隔壁鄰居家的孩子一直在彈一首莫扎特的小夜曲。在丁一嵐家種滿花草的陽臺，有幾只小鳥在夏日的陽光里蹦跳鳴叫。在鳥語花香的旁邊，在明快優(yōu)美的鋼琴聲中，聽著一位老人講述著一個人、一個家庭、一個民族的悲劇，我很難表述我內(nèi)心的那份復(fù)雜的感觸。在這快樂與悲哀的交織中，我總是想到鄧拓去世時手里攥著的那塊濕漉漉的手絹，我想，那上面不知浸著多少男兒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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