六、北京大學任教
(1917.9～1922.8)
蔡元培于1916年接任北京大學校長后，既提倡西學也提倡中學。為了提高學生素質(zhì)，活躍學術空氣，他又倡導成立許多課余研究組織，音樂研究會便是諸多研究組織中的一個。該會成立于1917年秋，開始的時候下分提琴、鋼琴、古琴、琵琶、昆曲、絲竹等組，由學校聘請名家擔任指導教師。蔡元培與吳梅素不相識，他為什么聘請吳梅擔任昆曲組的指導教師呢？原來蔡元培也很喜愛昆曲，赴北大之前，他曾在上海一個小書攤上看到《顧曲麈談》，認為寫得不錯，所以昆曲組一成立便首先想到了該書的作者吳梅。
北京大學是全國首屆一指的最高學府。在這里任教，名望高，薪俸厚，對一個入不敷出、事事不如意的中學教師來說自然是理想的職務。當接到北大聘書時，吳梅感到非常高興。他想像不到，自己擅長的制曲、譜曲、唱曲成了一門絕藝，竟受到全國最高學府的青睞！《仲秋入都別海上同人》詩第二首充分表達了他的這一心情：
州里多通異域文，五花爨弄耍參軍。寰中久已無新室，日下何勞補舊聞。不第盧生成絕藝，登場鮑老忽空群。世人譽毀原無定，誰是觀棋黑白分。
于是吳梅收拾行裝，負笈應聘，在中秋節(jié)前夕辭別妻子與四個稚子，由上海乘船北上。到北京后，吳梅住板橋街北大教師宿舍，1918年又把家屬接到北京東斜街。由于吳梅的到來，北大國文系又開設戲曲課請他任教。不久，北京高等師范也慕名聘請吳梅兼任中國文學課教師。
北大開設戲曲課并延請吳梅任教，不僅受到學生的歡迎，也受到社會各界的重視。北京戲曲界尤為高興，他們認為吳梅的到來為戲曲在最高學府爭得了一席之地，并提高了戲曲在人們心目中的地位。有些藝人還拜吳梅為師，敬請指導。吳梅一概熱情接待，盡自己的力量給予藝術上的幫助。曲學大師的頭銜在社會上便盛傳起來了。其間，他先后結識了易順鼎、羅癭公、齊如山等酷愛戲曲的學者名流和梅蘭芳、韓世昌、鮮靈芝等表演藝術家。
正當他興致勃勃地傳授曲學，指導藝人研習昆劇藝術的時候，上海某日報發(fā)表專論，認為元曲為亡國之音，攻擊北京大學不研求精深有用之學，竟設科延師，教授戲曲。有人還嘲笑吳梅研究戲曲是不識時務，教授學生是誤人子弟。面對這些非難，北大有遠見的教師和愛好戲曲的同學被激怒了，他們勇敢地站出來加以反擊。陳獨秀率先有力地駁斥說：“不知歐美日本各大學，莫不有戲曲科目。若謂元曲為亡國之音，則周秦諸子、漢唐詩文，無一有研究之價值矣。至若印度、希臘、拉丁文學更為亡國之音無疑矣�！雹髮τ谶@場不大不小的風波，當時并沒有結論。但是，北大的戲曲課照設不誤，吳梅照樣持笛教曲，我行我素。隨著時間的流逝，戲曲課非但沒有取消，反而成了各大學的必設課程。反對研究戲曲、認為元曲為亡國之音的人，其中有的也隨著時代潮流改變了往昔的看法。這場論爭誰是誰非不是很清楚了嗎？
吳梅在北大五年除教授戲曲培養(yǎng)研究人才之外，其他方面的收獲也很多。戲曲理論方面，他為教學而編寫了《詞余講義》(后改名為《曲學通論》)和《古今名劇選》。創(chuàng)作方面，寫出了雜劇《湖州守甘作風月司》和一大批詩、詞、散曲，像《過景山神武門》、《碧云寺見魏閹墓》、《游香山宿雨香館》、《陶然亭》詩，《洞仙歌．出居庸關，登八達嶺》、《瑞龍吟·過頤和園》、《水龍吟·昌平州謁明陵》詞和散曲《南呂繡駕別家園·擬西施辭越歌》、《正宮錦纏道·示北雍諸生》、《南呂香遍滿．題五伶六扇》等都是這時期較為優(yōu)秀的篇章。另外，薪金豐厚，手頭有了余錢，他還經(jīng)常到琉璃廠、海王村、隆福寺街等書店，每次必滿載而歸，先后購置圖書達兩萬卷左右。而每買一種書，他總是先睹為快，讀后必以序跋形式寫下自己的心得體會。因此這期間所寫序跋的數(shù)量也相當可觀。
吳梅一生愛國熱情很高，對國家大事也很關心，但始終對從政不感興趣。前面提到，民國成立之初他有從政的極好機會，他卻避而遠之。在北大期間，他又拒絕了一次做官的機會。當時，自恃風雅而又喜愛昆曲的皖系軍閥徐樹錚經(jīng)常向他請教唱曲方法，每寫一支曲詞也必躬逢問益。1919年段祺瑞任命徐為西北籌邊使兼西北軍總司令，徐氏打算禮聘吳梅為秘書長。如果接受這一職務，不僅薪俸優(yōu)厚身價百倍，也可能官運亨通飛黃騰達。但是，他視如危途，又一次婉轉(zhuǎn)地予以回絕。為什么呢？《鷓鴣天·答徐又錚(樹錚)》詞為我們回答了這一問題。全詞寫道：
辛苦蝸牛占一廬，倚檐妨帽足軒渠。依然濁酒供狂逸，那有名花奉起居？
三尺劍，萬言書，近來彈鋏出無車。西園雅集南皮會，懶向王門再曳裾。
大意是：我從事教學雖然像辛苦的蝸牛一樣，總算尚有一席之地。薪俸雖不豐厚卻夠我這個狂士喝酒之需。哪能讓一個頗有名氣的人去奉侍他人呢？目前我如同孟嘗君門下客馮諼一樣不被重視，而譜曲唱曲也頗為愉快。我決不愿拉著達官貴人的衣襟向上爬！如果說這支詞的意思尚有些曲折婉轉(zhuǎn)的話，那么《思歸引·序》講得就更清楚了。
余主講上庠，非隱非仕。彭城徐公，經(jīng)略西陲，廣羅彥俊，謬采虛譽，征及下走。余非終、賈奉使之才，安有潘、石河陽之望？……陋巷茅茨，西風菰米，下士所樂，或非金谷所有也。
意思是：我主講大學，既不是隱士，也不是官員。彭城徐樹錚做了西北籌邊使，多方收羅有才干的人。他知道我的虛名，希望招為他的幕僚。我沒有終軍、陸賈那樣出使撫遠的才干，又豈能像潘岳、石崇那樣不擇手段地奢求富貴？……居于破巷茅屋，吃些粗茶淡飯，正是我的樂趣，并不愿作潘岳、石崇那樣富有而淫樂的官僚！如果說民國初年不愿做官尚有些遺少因素的話，那么這次拒絕徐樹錚則完全出于清高自潔，安貧樂道和對腐敗官場的厭惡。
總而言之，這五年時間是他一生中最愉快向上的五年。在學術界和戲曲界知名度越來越高，影響也越來越大。不僅結識了許多著名的學者和表演藝術家，還收集到大批的書籍、資料。這一切都為他日后的研究工作創(chuàng)造了極為有利的條件。
P14-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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