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品介紹
嶺南走廊--帝國邊緣的地理和政治
作者：彭兆榮,李春霞 整理日期：2021-12-17 04:14:37
也許是由于該區(qū)域自然生態(tài)問題相對其他地區(qū)不那么突出，與其錯綜復雜的民族關系和歷史相比微不足道，所以，在藏彝走廊的研究中鮮有關于自然生態(tài)方面的內容。
然而，用同樣的方法，在1979年～2006年初27年問的中國期刊全文數(shù)據(jù)庫里，我們卻沒有找到任何一篇以“嶺南走廊”或“南嶺走廊”為關鍵詞的學術論文，至多可以找到諸如“湘桂走廊”、“瀟賀古道”、“五嶺”的零星成果。如果擴大檢索項，變成“嶺南”進行檢索，會找到3498條關于嶺南方方面面的研究文章，其中以對嶺南文化、歷史，尤其是文學、藝術、近現(xiàn)代嶺南文化的研究居多。也就是說，在費孝通先生提出的三個民族走廊里面，南嶺走廊是“被遺忘的角落”。在那些嶺南文化的研究中，我們幾乎看不到對嶺南走廊這個重要民族走廊的關注。在少數(shù)一些相關的研究里，嶺南走廊也更主要是一條中原、楚地與百越交流的交通要道，這條通道不斷被強調為中原文化教化邊緣蠻夷之地的重要物質基礎。簡言之，“嶺南”古已有之，“嶺南走廊”新近才有。
嶺南走廊與其他二者相比顯然未被重視，原因何在？尤其是在民族走廊這個意義上，嶺南走廊顯然地處全國兩縱一橫三個民族走廊格局的重要位置，但20年來幾乎沒有引起民族學界、人類學界的重視。比如在《國家哲學社會科學研究課題指南》中，嶺南走廊沒有清晰的“路標”。反觀嶺南地區(qū)，改革開放后的“文化沙漠說”刺激了嶺南文化的自覺，嶺南學者開始大量挖掘嶺南文化的價值，興起嶺南文化研究熱潮，即使在這樣的情況下，嶺南走廊還是“車少人稀”。據(jù)此，我們認為嶺南走廊不被學術界重視的根本原因在于對嶺南走廊命名和定位上的窄化和不準確。
首先，嶺南走廊從被學界普遍接受的民族走廊概念來衡量，在表面上其民族走廊的意義似乎弱于西北走廊和藏彝走廊。不過，就嶺南走廊作為“中央與邊緣”的文化通道而言，其意義無疑非常獨特，類型價值絕不遜于其他兩大走廊。
為了更清楚地說明，我們先探討“民族走廊”的定義。學者們對此提出了一些見解。李紹明先生于上世紀90年代初認為：“民族走廊是費孝通先生根據(jù)民族學界多年來的研究提出的一個新的民族學概念。民族走廊指一定的民族或族群長期沿著一定的自然環(huán)境如河流或山脈向外遷徙或流動的路線。在這條走廊中必然保留著該民族或族群眾多的歷史與文化的沉淀。”與此有些細微差別的是李星星先生對“民族走廊”的界定：民族走廊是在中國特定的自然歷史條件下形成的、處于古代沖積平原農業(yè)文明區(qū)域邊緣、屬于一定歷史民族或族群選擇的、多半能夠避開文明中心政治經略與開發(fā)、既便于遷徙流動又便于躲避以求自我保存的、其地形復雜而又依山川自然走向平面呈條帶狀的特殊地帶。這些特殊地帶也是中國少數(shù)民族的搖籃。他們都明確表明“民族走廊”是個民族學概念，自然條件和族群關系的歷史是關鍵。因此作為民族學意義上的“民族走廊”包含以下幾個特質：一定的族群關系和歷史，特殊自然地帶的通道、線路及其歷史。
毫無疑問，嶺南走廊是一條具有悠久歷史、厚重文化積淀的交通路線，對它的考釋有助于對封建帝國政治疆域史的認識。比如今天桂林的靈渠便是秦始皇為征討嶺南而開鑿的河道，在湖南道縣和廣西賀州之間也還遺存著數(shù)十公里的古道，遺存的古道雖然并非秦時鋪設，但路線卻是大致遵循著秦時“新道”。與西北走廊、藏彝走廊不同的是，雖然這里居住、流動著瑤族、苗族等民族和眾多的百越族群，但這些通道長期以來并非主要是特定民族或族群遷徙、交流的必經線路，卻是帝國政權、王朝政治、中原文化南下的通道。嶺南走廊從秦時起便有大量的軍隊、庶民通過，南下戍邊或定居。唐時更有一個特殊的群體，即罷黜官員必須通過這里的官道進入嶺南這片流放之地。這里成為他們以中原文化教化、涵化嶺南土著和原住文化的重要場地。我們認為，將嶺南走廊確定為“民族走廊”有相對窄化之嫌。作為中原通達海外的重大工程，它的修建不僅擴大了中華帝國的政治版圖，同時成為內陸與海洋交流的“新道”，還是各種人群、貨物、技術、風俗、信仰等交流、傳播的集散地和滯留地。通過對嶺南走廊的研究，可以使我們了解中華帝國的政治統(tǒng)治是如何通過地理實現(xiàn)對“蠻地”的控制、管制和管理的。
另外，如果用民族學意義上的“民族走廊”來衡量嶺南走廊，它似乎存在著定位上的不準確。嶺南走廊更多地被認為是打通內陸與海洋、中央與邊疆、人流與物流、平原與山地的通道。從地理的角度看，南嶺山脈是橫亙于湘、贛、粵、桂四省區(qū)邊界的一系列東北一西南走向的山地的總稱，是長江與珠江的分水嶺。自西而東的越城、都龐、萌渚、騎田、大庾五嶺之間的數(shù)條橫貫東西、縱貫南北的通道(走廊)便被稱為嶺南走廊。毫無疑義，在南方的廣袤地域棲息著大量少數(shù)民族和族群，嶺南走廊的打通也活躍了這些民族的交流，擴大了不同族群的活動空間。但相對于前面所說的諸多功能，民族和族群問的交流并不是這一歷史走廊的主要特征與價值。
其次，發(fā)生在嶺南走廊里的族群遷徙、交流并非存在于各種百越少數(shù)民族問，最為壯闊和悠久的碰撞存在于中原漢人與百越和其他原住民之間。這不是族群間的碰撞，而是代表主流文化的外來人與世居民族或更早遷居至該地區(qū)的民族之間的碰撞，是南北方的碰撞，是大陸與海洋的碰撞。這顯然與西北走廊和藏彝走廊不同，其壯闊悠長的爭斗和交流存續(xù)于各族群和宗教之間。從生態(tài)角度看，西北走廊和藏彝走廊是在陸地與陸地同質條件下，沙漠與平原、高原與平原文化之間的碰撞。其中沙漠、高原從生存條件而言，是劣于平原的，因此，碰撞的動力來自于沙漠、高原族群向平原地帶的遷徙。其中各種族群間長期的、多層次、多維度、錯綜復雜的關系便成為最主要的矛盾。而嶺南走廊則是陸地與海洋兩種本質上不同的文化間的碰撞點。“五嶺”顯然成為整個北方主流文化(華夏文明)開拓南方大片自然條件優(yōu)越地帶的唯一屏障。碰撞的動力來自北方人向南方的遷移，與西北走廊和藏彝走廊完全不同。
這種碰撞最直接的表現(xiàn)就是爭奪土地資源，我們在賀州(湘、桂、粵三省交接地，是嶺南走廊中瀟賀古道上重要的樞紐，連接湖南、廣東，輻射桂西)田野調查中了解到，當?shù)孛褡逯械默幾逶谶@場爭斗中處于弱勢，漸漸被趕往山區(qū)；在當?shù)鼐幼r間更長的都人(據(jù)說是秦時駐軍的后裔)則和客家人平分秋色，占據(jù)賀江沖擊出來的平坦豐沃的土地。這種更為普遍和重要的主與客、南與北、海與陸的關系，在一定程度上遮蔽了嶺南走廊族群間的關系，從而使得嶺南走廊民族學研究的意義被弱化了，因此被學者們所忽略。
在嶺南文化研究范疇內，內陸文化(農耕文明)在與海洋文化(商賈文明)的交流和競爭中并不占優(yōu)勢，相反，海洋文化通過嶺南走廊歷史性地進入到傳統(tǒng)的農業(yè)倫理之中，并在很大程度上使嶺南文化具備了包容性強、勇于開拓的海洋文化特質。嶺南文化被“發(fā)展”成一個吸取中原文化、楚文化、西洋文化后仍自成一體的文化系統(tǒng)。在這樣的情形下，學者們或許更多地將嶺南走廊作為一個中原文化南下的地理通道，作為闡發(fā)嶺南文化兼容并蓄特性的腳注，即認為嶺南走廊無非是嶺南文化生成的地理基礎，沒有太多值得闡發(fā)、研究的余地。然而，也正是這種不可言明的原因，使嶺南走廊中的嶺南文化具備了知識考古學的完整意義。它的反思價值在今天反而顯得尤為重要。
再次，情況也許更為復雜，我們需要根據(jù)不同的歷史時段進行更具體的分析。中原與嶺南的關系可以追溯到舜，梁國昭先生在全面梳理了嶺南地區(qū)舜涉足過的地方后，提出嶺南“舜文化”的觀點。嶺南地區(qū)流傳著有關舜的傳說，有的地方還有舜的紀念建筑、紀念活動和碑刻，它們構成了嶺南“舜文化”的一種“歷史事實”。但嶺南文化長期不被重視，其原因之一是許多歷史學家相信舜未到過嶺南，嶺南的“舜跡”和傳說僅僅是一種附會。不過，梁先生提出了一個值
這些“舜跡”和相關傳說，在空間上呈現(xiàn)明顯的規(guī)律性，即分布在五嶺古通道及與古通道相連接的通航河道附近。古老的傳說常常給我們傳遞某些歷史信息，這些“舜跡”的線狀分布，展示了古交通線的走向，在地理上具有合理性。舜南巡的傳說，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四五千年前中原與嶺南人文交流的史實。P37-41
一個人十幾年來陸續(xù)來回穿梭于一個邊緣地帶，就好像來回穿梭于“家”那樣。在賀州一帶做田野，屈指算來已不少于十二次。久了，自然逐漸熟悉了那個地方，也就逐漸有了一些“地方感”，也因此有了這樣的課題。
對于課題，我們首先考慮這樣一個問題：帝國的邊緣是如何建構的？顯然，要在一個邊緣地帶找出像中國這樣一個復雜、擁有數(shù)千年文明的封建帝國以及變遷的規(guī)律委實困難。即使是人類學通過“田野作業(yè)”(fieldwork)所獲得的地方化資料也不足對這一龐大文明體的內在原理做更深入的歸納和更高的提升。盤纏其中的永久性爭議不外乎是：在某一區(qū)域所看到的“邊緣性”能不能，或在多大的層面上具有中華文明的“普世價值”？當然，我們還可以繼續(xù)追問：天底下有“普世價值”嗎？人們或許會說那只是一個個案。它確實只是一個個案。人們或許會說，那只是一個地方。它確實只是一個地方。不過人們或許同時意識到：個案的力量恰恰來自于個案。只要我們不奢求太多；地方的價值正好源于地方，只要我們不期望太高。
想以十幾萬字的小書去求證幾千年存續(xù)的文化走廊是不可能，也是不可以的。不過，我們試圖以一種新的視野，以盡可能的方式將材料(包括地理的、歷史的、族群的、器物的、口述的、展演的等————都可視為“遺產”)集中起來，以提示：嶺南走廊是一條極其重要的歷史文化通道。對它的重新發(fā)現(xiàn)，有助于對中華文化博大精深的重新發(fā)現(xiàn)！
不是因為不能免俗而不得不致謝，而是在這本小冊子的撰寫過程中作者得到了許多人的幫助。首先要感謝的是黃向春博士和梁昭博士，他們雖然都是年輕學者或是我的弟子，但他們的勞動、智慧和研究成為書中不可或缺的部分。我要感謝我的法國老師Jacque Lemoine教授，是他把我?guī)нM瑤族研究，帶到這一塊土地。我還要感謝葉舒憲、胡慶生、鄧元東、劉小春、鄭威以及這十幾年給予幫助的朋友和當?shù)孛癖�。我要感謝我的妻子和女兒，沒有她們的支持、理解和寬容，我不可能這樣長時間地在外做田野。
在知識爆炸、資訊累贅的今天，以傳統(tǒng)著書方式“產生”的結果充其量只不過在書架上多出一小書而已。然而，小書的作者卻仍免不了憂心忡忡，“小冊子”也許有“大謬誤”。誠請讀者批評指教。
彭兆榮
2O08年5月初于廈門大學海濱寓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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