利瑪竇定居北京
萬歷二十九年（1601），意大利傳教士利瑪竇二次進京，向明神宗朱翊鈞獻自鳴鐘、八音琴、三棱鏡、天主像、圣母像、《萬國圖志》等貢物。萬歷皇帝接見了他，并允許他長駐北京傳教，在朝廷任職，賜他俸祿。利瑪竇感到無尚榮幸，自此定居北京。10年后去世。神宗下詔以陪臣禮葬于北京阜成門外。
利瑪竇（1550～1610），字西泰，出生于意大利安可納洲馬切拉塔城。1571年他2l歲時，加入耶穌會。1577年從意大利航海東行來到澳門學習中國漢語文字。萬歷九年（1581）開始在中國傳教，在內(nèi)地建立第一個傳教會所。同時也開始了他向中國傳播西方近代自然科學的生涯。
為了在中國順利傳教，他苦學漢語，改隨中國習俗，被稱為“四儒”。后來，為便于同明朝官員和士紳交往，改穿儒服，蓄須留發(fā)，起中國名字為利瑪竇。在他之后的傳教士，也仿效他，來中國后起中國名字，形成一種固定的習慣。
他先后在廣東肇慶、韶州、梅嶺及南昌等地傳教。其間，他繪制《山海輿地圖》（后以《坤輿萬國全圖》等名多次刊行），仿制地球儀、日晷等，為時人所重。在學習“四書章句”后，自行意譯成拉丁文，并加注解，成為《四書》最早的外文譯本，在譯本的序文中他稱頌儒家的倫理觀念，把“四書”與羅馬哲學家塞涅卡的名著相提并論。他完成了第一部中文宗教論著《天學實義》（后易名《天主實義》）初稿。
1597年，他被命為耶穌會中國傳教會會長。次年，籌措貢物，以協(xié)助修正歷法為由，隨進京復職的禮部尚書王忠銘北上進京。后未被獲準在京居留，遂即南返。至第二次進京前，居于南京，結識李贄、徐光啟等，聲名益盛。
定居北京后，他結交了許多官員貴族、學者名流，如李之藻、馮應京、沈一貫、楊廷筑、葉向高、曹予汴等，向他們介紹西方的地理、數(shù)學、天文等科學知識，由利瑪竇口述、徐光啟翻譯出版了數(shù)學著作《幾何原本》前6卷、《測量法義》等；李之藻從利瑪竇問學，撰《渾蓋通憲圖說》、《圜容較義》、《同文算指》等。
他在《天學實義》中援引儒家經(jīng)典來論證基督教教義，稱“我太費心思，從那儒教先師孔子身上覓取我們的見解；我援引書中有意義不明的章句，作有利于我們意見的解釋”；“如果我們毅然對（儒、道、佛）三教同時進攻，那么我們就沒有回旋的余地了……”他容忍尊孔祭祖等中國的社會習俗，費盡心思對華傳教，卻遭到西方和在華傳教士的許多爭議。但他卻在傳教過程中，鉆研中國典籍，研究中國的政治、宗教、風俗，既把西方先進的科學知識傳到中國來，又把中國的文化介紹給歐洲，成為明代中西文化的溝通者，并逐漸引起“西學東漸”之潮。
利瑪竇融匯二教
利瑪竇在傳教過程中，為使天主教迅速在華傳播，以一種職業(yè)宗教家的敏感，迅速找到了為取得民眾好感而樂于接受的漢民族在儒家“敬鬼神而遠之”宗教觀的熏陶下形成的一種特殊的宗教心理。他看到，中國人更喜歡為一般民眾應用的宗教，把中國古時的幾位哲學家言及道德與良好政治的訓言當教義。由于中國儒學的地位根深蒂固，利瑪竇就采取“排佛補儒”的戰(zhàn)略來取悅于儒生，研習儒家經(jīng)典，把儒家經(jīng)典同天主教義的相似之處歸納在一起，寫出《天主實義》等著作，有選擇地介紹天主教的知識，調(diào)合儒學與天主教的教義，把儒學的創(chuàng)始人孔子的《詩》、《書》、《禮》、《易》等典籍中某些語焉不詳?shù)淖志�，通過闡釋為天主教所用，極力用儒家經(jīng)典中的文字來闡發(fā)基督教教義，抹煞兩者差異。如儒家最重孝道，利瑪竇則附會宣揚孝道要盡三方面義務，即向至高無上的天父————上帝盡孝；向一國之父————君主盡孝；及向生身之父盡孝。把儒家的“仁”同天主教的“愛”等同，把儒家的“重義輕利”同天主教蔑棄現(xiàn)世物質(zhì)利益，追求永恒天國等同。他又對儒家及其他宗法性傳統(tǒng)宗教中祭天、祭祖等活動采取寬容態(tài)度，允許信天主教的中國人在家保留祖宗牌位，在官場參加祭孔等。
利瑪竇在傳教中把儒學同天主教融合在一起，在很大程度上迎合了中國士大夫的心理，迎合了下層人民群眾的心理，因此受到普遍歡迎，為他大規(guī)模傳教鋪平了道路。
西方地圖法傳人
萬歷二十九年（1601），意大利傳教士利瑪竇第二次來到北京，向皇帝呈獻禮物，其中有《萬國圖志》一冊，引起萬歷皇帝的極大興趣，從而使西方地圖法傳人中國。
利瑪竇在中國居留共28年，所編繪的地圖有《山海輿地全圖》、《世界圖記》、《山海輿地圖》、《輿地山海全圖》、《輿地全圖》、《萬國圖志》、《坤輿萬國全圖》、《兩儀玄覽圖》等多種。
自從利瑪竇的各種世界地圖編繪問世以后，引起朝野人士的重視。利瑪竇帶來了一系列有關地圖和地學的西方近代科學方法，包括采用有等積投影和方位等距地投影的地圖投影方法，它第一次打破了中國人“天圓地方”的傳統(tǒng)舊觀念，使中國學者認識到中國只是地球的一小部分。另外，在利瑪竇的地圖上已經(jīng)以北極圈、晝長圈（即北回歸線）、晝短圈（即南回歸線）、南極圈等為界，劃分為熱、溫、寒五帶；再有就是圖上的海陸分布，已大體反映了其基本輪廓；世界地圖上附有的日、月蝕圖，看北極法（即測定地理緯度法）、太陽每日赤緯表、中氣圖以及地球的概念等等，對于當時的中國知識界來說，都是十分新鮮、聞所未聞的事物，大大開拓了人們的眼界，從而使中國一二千年流傳下來的地圖學受到了強烈的沖擊，并隨之開始改革。
當然，中國當時的地圖學知識也給了利瑪竇很大幫助，在他當初帶到中國來的世界地圖上中國的輪廓是極含混不清的，不可能有中國詳細的行政區(qū)劃和山川形勢。后來利瑪竇在中國編繪世界地圖時，由于參考了許多中國地圖，從而使世界地圖的內(nèi)容得以充實和改進。徐光啟等人跟從利瑪竇學習并積極介紹近代西方先進科學知識，客觀上對中國的思想啟蒙起到了推動作用。并促進了中國近代科學包括地理學和地圖學的發(fā)展。
努爾哈赤建八旗
愛新覺羅·努爾哈赤的勢力不斷擴大，每“牛錄”由創(chuàng)設之初的10人擴大為300人，至萬歷二十九年（1601），努爾哈赤開始創(chuàng)設八旗制度。P3-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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