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叢書所選為民國社會調查名篇，從社會學價值、人文內涵、作者影響力等多方考量其價值，是兼具參考性和可讀性的民國歷史人文系列小讀本。2.所選多為著名社會學家或社會學研究機構調查的精華成果，可以從此角度深刻理解當時如李景漢、潘光旦、嚴景耀、陳鶴琴、顧頡剛、陳達、田汝康、鳥居龍藏等著名學人堅定而真誠的救國濟民的抱負與情懷，及認識和改造社會的方式方法、態(tài)度風貌等。3.幫助讀者從民國著名學人筆下具體而微且各有特色的調查和敘述之中，去觸摸民國鮮活生動的社會場景，認識民國社會群體的日常生活，感受今日中國已然逝去的社會風貌。4.叢書所精選的篇目，以社會敘事法、綜合統(tǒng)計法、案例法等多種社會學研究方法呈現，或客觀記錄，或委婉敘述，文字通俗流利，語言生動可感，讀來別有意趣或理趣。
本書簡介：
本書為1935年上海商務印書館的《教育雜志》社關于讀經問題向全國著名專家的征求意見調查報告。書中詳細羅列72位當時經學、歷史學、教育學等領域知名學者錢基博、江亢虎、蔡元培、胡樸安、陳鶴琴、傅東華、蔣復璁、陳望道、柳亞子等，是否贊成讀經及把讀經列入中小學必修科目的意見。這個調查，對今天的教育仍具有參考指導意義；同時書中專家意見，也可以讓人全面認識民國學界及知識分子對待傳統(tǒng)文化的基本立場及態(tài)度等。
作者簡介：
夏明方，中國人民大學清史研究所所長。研究領域為中國近代災荒史、環(huán)境史以及社會經濟史。代表作有《中國荒政全書》《民國時期自然災害與鄉(xiāng)村社會》《民國時期社會調查叢編》等。黃興濤，中國人民大學歷史學院院長。主要研究領域為近代中國社會文化史、思想史、中西關系史。代表作有《中國文化通史·民國卷》《清史編年》《民國時期社會調查叢編》等。
目錄：
唐文治先生的意見
姚永樸先生的意見
陳朝爵先生的意見
古直陳運乾陳鼎忠方孝岳四位先生的意見
王節(jié)先生的意見
何鍵先生的意見
楊壽昌先生的意見
憶欽先生的意見
雷通群先生的意見
錢基博先生的意見
顧實先生的意見
鄭師許先生的意見
江亢虎先生的意見
李蒸先生的意見
任鴻雋先生的意見唐文治先生的意見姚永樸先生的意見陳朝爵先生的意見古直陳運乾陳鼎忠方孝岳四位先生的意見王節(jié)先生的意見何鍵先生的意見楊壽昌先生的意見憶欽先生的意見雷通群先生的意見錢基博先生的意見顧實先生的意見鄭師許先生的意見江亢虎先生的意見李蒸先生的意見任鴻雋先生的意見陳立夫先生的意見鄭鶴聲先生的意見朱君毅先生的意見蔡元培先生的意見李書華先生的意見胡樸安先生的意見王新命先生的意見何清儒先生的意見楊衛(wèi)玉先生的意見陳鶴琴先生的意見李權時先生的意見繆鎮(zhèn)藩先生的意見劉英士先生的意見吳自強先生的意見崔載陽先生的意見鄭西谷先生的意見黃翼先生的意見章益先生的意見范壽康先生的意見謝循初先生的意見陳鐘凡先生的意見趙廷為先生的意見陳禮江先生的意見方天游先生的意見朱秉國先生的意見陳柱尊先生的意見陳高傭先生的意見傅東華先生的意見杜佐周先生的意見高覺敷先生的意見姜琦先生的意見程時煃先生的意見高踐四先生的意見蔣復璁先生的意見劉百閔先生的意見吳研因先生的意見倪塵因先生的意見陳望道先生的意見謝六逸先生的意見孫寒冰先生的意見王治心先生的意見江問漁先生的意見周憲文先生的意見翁文灝先生的意見尚仲衣先生的意見王西征先生的意見陶希圣先生的意見劉南陔先生的意見林礪儒先生的意見吳家鎮(zhèn)先生的意見周予同先生的意見柳亞子先生的意見曾作忠先生的意見葉青先生的意見武昌中華大學中國文學系諸先生的意見 編后余談文摘一編者弁言|夏明方 黃興濤 在距今110多年前的1902年，著名思想家梁啟超以其振聾發(fā)聵的神來之筆，對二千年來陳陳相因、一丘之貉的王朝史學進行了猛烈的批判，指其“知有朝廷而不知有國家”,“知有個人而不知有群體”，“知有陳跡而不知有今務”，“知有事實而不知有理想”，進而倡導以由蕓蕓眾生構成的人群為主體的新史學，從此為中國史學“辟一新天地”。無獨有偶，也就是在這一年，在其發(fā)表的《新中國未來記》這部幻想小說中，他又借著一位虛構的人物，即六十年后來自山東曲阜孔夫子的旁支裔孫，時任全國教育會會長的文學大博士孔覺民之口，將其自己對于“國情調查”的主張宣之于眾。在他看來，當日的中國維新改革已成當務之急，但是由于國家幅員廣大，交通不便，“動如異域”，“政府亦向無統(tǒng)計報告之事”，以致“國民于一國實情始終瞢焉”，對“改革之條理細目如何，某地方某利宜興，某地方某弊宜革，無論何人，不能一一言之詳盡也”。他希望自己理想中的政黨組織，能夠設立專門的調查委員會，“以十年之力，遍游各省，上自都會，下至村落，無不周歷，調查國情，隨時報告，共資研究”。他所設想的調查內容包括地理、戶口、政弊、國計（指政府財政）、民俗、民財、民業(yè)（包括工藝在內）、物產（含礦產等）、商務、軍政、教育以及會黨（專指秘密結社）等。在梁先生看來，為改造中國，除了從“擴張黨勢”“教育國民”“振興工商”“練習政務”“養(yǎng)成義勇”“博備外交”等六個方面入手之外，還應推行“編纂法典”和“調查國情”這兩項“不世大業(yè)”。梁啟超還給后者，也就是國情調查，起了一個很好的名字，那就是“今鑒”。這種類型的“今鑒”，看起來是調查者對現實社會的即時記錄與現場描繪，而與所謂的歷史敘述別為兩途，但從其主旨與內容來看，倒是很符合梁所主張的新史學的四大精神，兩者相輔相成，共同開啟了近代以來重新認識中國的新路徑。梁啟超的設想，在民國時期終于匯成一場轟轟烈烈的“社會調查運動”，時人稱之為一場“真正的革命”。盡管到了1964年，也就是梁啟超想象中的“新中國”成立之后的60年，這些曾在再造中國的歷程中發(fā)揮巨大作用的“今鑒”（梁曾設想有60大厚冊，在全國各個圖書館都有珍藏），就像那位虛構的孔老先生在追溯“國史”時所說的，因為時過境遷，似乎“沒甚用處”，以致無人對此加以研究。但他們的心血并沒有白費，尤其是21世紀以來，在福建教育出版社與學界同仁的共同努力下，這一批調查文獻，終于撣掉覆蓋于其身的厚重積塵，而以《民國時期社會調查叢編》的名義全景式地再現于后世。時移世易，滄桑迭變，但是透過這些文獻，我們一方面依然能夠感受得到那一眾先賢，如社會學家李景漢、嚴景耀、潘光旦、陳達，教育學家陳鶴琴，歷史學家顧頡剛，經濟學家劉大鈞，民族學者陶云逵、田汝康、江應梁，民俗學家鐘敬文，心理學家張耀翔，乃至文學家冰心，等等，其堅定而真誠的救國濟民的抱負與情懷;另一方面，也使我們可以從這一大批著名學人之筆下具體而微且各有特色的調查和敘述之中，去觸摸那一時代鮮活、生動的社會場景，去認識那些形形色色、似曾相識的社會群體，去感受今日中國賴以孕育卻已然消逝的歷史世界。于是，昨日之“今鑒”，今日之“故紙”，則不僅僅為當代中國人文社科各相關領域的學術研究留下了一座極為豐富的史料寶庫，也是透視那一時代之政俗民情、人間百態(tài)的特殊窗口，具有不可磨滅的人文價值和歷史內涵。故此，我們在以往分類匯編、集成出版的基礎上，策劃這套“民國萬象”叢書系列，從數以千計的調查文獻中挑選出一些兼具學術性和可讀性的經典作品，如潘光旦《中國之家庭問題》、王無為《上海淫業(yè)問題》、陳達《南洋華僑與閩粵社會》、教育雜志社《全國專家對于讀經問題的意見》、李景漢等北京妙峰山調查系列、田汝康《芒市邊民的擺》等，獨立成冊，希望以另外的形態(tài)，為一般的民國歷史文化愛好者及某些獨特領域的研究者提供另一種獨特的人文閱讀體驗和價值參考。尤其是在一個其自身的歷史與傳統(tǒng)被狂飆突進的現代化、城市化沖刷殆盡的當下中國，這些距今六七十年之前的、經由諸多大家審慎瞥視而意欲改造的世間萬象，反而會給我們無盡的懷舊之情提供一絲絲難得的慰藉。往事并不如煙，歷歷如在目前。是為序。夏明方 黃興濤2016.6.16于北京 文摘二|本書前言 讀經問題，在國內一般人看來，都早已不成問題。因為一部分人以為經書是二千年前的舊書，到現在已用不著再讀，讀經就是開倒車，還成什么問題。同時在另一部分人看來，經書是我國先哲的心傳，不朽的杰作，值得我們多讀，叫青年人人去讀一點圣經賢傳，還成什么問題。讀經一事，雙方既都認為不成問題，各執(zhí)一說，不肯相下，于是乃真成為一個重要的問題。其實所謂讀經，假使當做一種專門研究，讓一班專家去下苦工夫，本不成問題�，F在所以成為問題，就是因為有人主張中小學生都應讀經的這一點。本雜志既忝為全國教育專家的喉舌，對于這樣一個重大問題，似乎不能不采用集思廣益的方法，請求全國專家對于這個問題，分別發(fā)表一點高見，使得本雜志的數萬讀者能夠得著一種很可貴的參考，來幫助他們去理解這個問題。本雜志編者自己對于這個問題，本無成見；而且凡是帶有學術性質的雜志，除提倡學術研究外，根本上本亦不應有成見。我們唯一的成見，就是從旁鼓吹學術的研究，以謀民族的復興。至于應該研究什么，那是要請求全國專家指導的。我們做編輯的人只能負一點“記室”的責任。而且本雜志并不是政論性質的刊物，更不宜代某一個人或某一種主張做一個宣傳的機關。我們因怕有人誤會我們的提出讀經問題的討論，就是等于讀經的提倡，所以不能不先行聲明一下。現代我國所以有提倡讀經的運動，當然有相當的原因，就是源于現代我國思想的混亂和國難的嚴重。關于思想混亂的情形，編者以為最近張岳軍先生在武昌親向編者所說的一段話最是透辟。張先生說：“照我的觀察，中國人的思想，幾千年來都是在儒家的勢力支配之下。原來自從漢武帝表章六經、罷黜百家以后，我國思想就已定于一尊。雖則從歷史上看來，儒家本身從很早的時候就已有了派別：孟子和荀子的思想便顯然不同；漢儒重訓詁，宋儒明義理，其方法亦大異。宋儒中間又有朱陸異同，明代王學又與朱學異趣。有清一代，康雍乾三代都竭力表章宋學，而學者卻趨重漢學，同屬儒家，已不一致。然于儒家思想支配人心一點，毫無妨礙；或者可說正因有這些不同的爭辯，反使儒家思想更能深入人心。至于漢初的黃老之學，迄魏晉而未衰；六朝隋唐，佛學極盛；皆是與儒家分庭抗禮。然而整個社會還是有形無形的受著儒家思想的支配。所以我們可以斷言，那時中國是有一種中心思想的，就是儒家思想。”“自從海禁大開，和西洋思想接觸以來，這個中心思想便漸漸被搖動了。甚至保守色彩極濃的張之洞也不能不主張‘中學為體，西學為用’來妥協(xié)調停。直到民八，有一個新文化運動起來。這個運動在破壞方面確奏大功；而在建設方面卻是毫無成績。固有的中心思想是被搗毀了，而新的中心思想卻未曾建立起來。弄得大家都徬徨歧路。同時外來的思想又是很混亂的沖了進來，左邊從布爾雪維克起，右邊到法西斯止，真是五花八門，應有盡有。同時大家又不肯埋頭的去下一番研究的工夫。于是公說公有理，婆說婆有理，益發(fā)教人茫然無所適從了。我國現代青年的煩悶，就是這樣形成。”編者以為張先生這一番談話非常扼要，所以把他引用于此。同時我國自九一八事變以來，又受了一個重大的打擊，民族生命幾有朝不保夕之勢，悲觀的人甚至發(fā)出“中國必亡”的論調。于是有一部分憂國的人以為我們要挽救國運，糾正思想，只有恢復民族的自信心，而讀經就成為恢復自信心的一種方法。但是提倡讀經是否就是挽救國運和糾正思想的正當方法呢？這確是一個問題，值得大家討論。我們以為無論任何問題，若是主張的盡管主張，反對的盡管反對，決得不到相當的結論。若果雙方能夠開誠相見，互相辯論，使雙方的理由得以和天下人共見，那末明眼的讀者一定可以得到一種很好的參考，來決定他自己對這個問題的態(tài)度。這是本雜志出版這個專號的初意。我們現在很榮幸能夠得到國內各方面七十多位專家的指教，承他們在百忙之中，把他們的高見寫出來寄給我們，貢獻給本雜志的讀者。同時我們在各種不同的意見中，仍舊可以看到一個相同的目標，就是“復興民族”。我們的愚見以為國民的思想，如果大體上能夠一致，那是再好沒有；否則只要目標不錯，以中國之大，亦正不妨殊途而同歸。我們在現代似乎不宜再和從前一樣，還要鬧“門戶之見”。這是編者個人一點小感想，不知諸位專家和讀者以為怎樣？……——編者 文摘三|蔡元培、陳鶴琴、蔣復璁先生的意見 蔡元培讀經問題，是現在有些人主張：自小學起，凡學生都應在十三經中選出一部或一部以上作為讀本的問題。為大學國文系的學生講一點《詩經》，為史學系的學生講一點《書經》與《春秋》，為哲學系的學生講一點《論語》、《孟子》、《易傳》與《禮記》，是可以贊成的。為中學生選幾篇經傳的文章，編入文言文讀本，也是可以贊成的。若要小學生也讀一點經，我覺得不妥當，認為無益而有損。在主張讀經的人，一定為經中有很好的格言，可以終身應用，所以要讀熟他。但是有用的格言，我們可以用別種方式發(fā)揮他，不一定要用原文，例如《論語》說恕字，是“己所不欲，勿施于人”，又說是“我不欲人之加諸我也，我亦欲無加諸人”；在《禮記·中庸篇》說是：“施諸己而不愿，亦勿施諸人”；在《大學篇》說是“絜矩之道；所惡于上，毋以使下；所惡于下，毋以事上；所惡于前，毋以先后；所惡于后，毋以從前；所惡于右，毋以交于左；所惡于左，毋以交于右。”在《孟子》說：“愛人者人恒愛之；敬人者人恒敬之。”又說：“殺人之父，人亦殺其父；殺人之兄，人亦殺其兄。”這當然都是顛撲不破的格言，但太抽象了，兒童不容易領會。我們若用“并坐不橫肱”等具體事件，或用“狐以盤餉鶴，鶴以瓶餉狐”等寓言證明這種理論，反能引起興趣。又如《論語》說：“志士仁人，有殺身以成仁，無求生以害仁。”《孟子》說：“生，我所欲也，義，亦我所欲也，二者不可得兼，舍生而取義者也。”也說得斬釘截鐵的樣子；但是同兒童說明，甚難了解；我們若是借黃花岡七十二烈士或其他先烈的傳記來證明，就比較的有意思了。所以我認為呆讀經文，沒有多大益處。在司馬遷《史記》里面，引《書經》的話，已經用翻譯法，為什么我們這種時代還要小孩子讀經書原文呢？經書里面有許多不合于現代事實的話，在古人們處他們的時代，不能怪他；若用以教現代的兒童，就不相宜了。例于尊君卑臣，尊男卑女一類的話。又每一部經中總有后代人不容易了解的話，《論語》是最平易近人的，然而“鳳鳥不至”，“子見南子”，“色斯舉矣”等章，古今成年人都解釋不明白，要叫小孩子們硬讀，不怕窒礙他們的腦力么？《易經》全部都是吉兇悔吝等信仰卜筮的話，一展卷就說“潛龍”“飛龍”。《詩經》是“國風好色”，“小雅怨誹”，在成人或可體會那不淫不亂的界限，怎樣同兒童講明呢？一開卷就是“窈窕淑女，君子好逑”。《牡丹亭》曲本里的杜麗娘，就因此而引起傷春病，雖是寓言，卻實有可以注意的地方。所以我認為小學生讀經，是有害的；中學生讀整部的經，也是有害的。 陳鶴琴小學生應當讀經嗎？在開始談這個問題的時候，我先要問一句，為什么要讀經？如果是為研究古代文學起見，那么這許多經書，大學�？评锊庞凶x的必要。如果讀經的問題，專為人格的培養(yǎng)的話，那么，先問這些經書的文字和包含的意義，如何可以使兒童領會�，F在我且把這個先決問題分開來談談。經書含義宏深，文字古奧，即以四子書而論，非對于古文具有根柢、略具訓詁知識的，已屬不能卒讀。如果一面讀經，一面再教古文，不但時間不允許，恐怕生吞活剝，對于真正的經義仍舊是一知半解�，F在有人主張不必問小學生能否了解，只須教他們讀經就是。大概是說學生把經書熟讀在肚里，將來自然就會應用。這種“反芻式的教育”，我實在不敢茍同。試問小學畢業(yè)生有多少人能夠升學，有幾個人能得有反芻的機會呢？所以我以為如果要教小學生領略經書的精義，第一步要把經書的文字和編制，先加選擇和改造。經書的文字古奧，敘事說理，多偏于政治道德方面，幼年兒童不易明白，只好選擇其適合兒童心理之記述，改編作故事或戲劇的體裁，教他們閱讀，教他們表演，他們自然就能明白了解，興趣濃厚。西洋各國對于教授兒童新舊約圣經，就用這種方法。我想學校里如果要教授經書，應當用這種方法，使晦澀的古文經書，變成明白淺顯、饒有興趣的現代兒童讀物。那讀經一課，在學校里面才可以有利無弊。 蔣復璁一個時代有一個時代的信仰，一個時代的生活，這就是時代的精神，很自然的形成，決不能勉強更改的，更決不能使這前進的時代拉退多少年，歸還原路，在理論上是不許可，在事實上也是不可能的�，F在我們的學校制度，雖不能說好，但這個制度一時總還不能更動——因為還沒有找得再比這一個好一點的。課目也是如此，所教的多是我們所要知道的，不必要的，已經淘汰的，當然是我們所不需要的。科舉早已廢了，經義不再取士了，《論語》也沒有一條條明顯的寫著，可以治國、平天下，國家的典章制度，人民的起居生活，統(tǒng)統(tǒng)都變了，經書對于人們已經沒有影響，不讀經書，那是自然的趨勢，無法挽回。假使要現在的學生仍舊像從前那樣自《四書》而《五經》，死讀死背，不求甚解，如何可能，所以像從前那樣讀經，吾想為大可不必。不過在中學的國文鐘點內，加授經書，吾認為是可以的。因為一個偉大的民族，總有幾部不朽的名作，使人們贊美，諷誦不厭的。這些不朽的名作，不管文字的結構，內容的意義，只管與讀者的時代所用所想不同，然而與這些名作絲毫無礙，讀者自能了解著者的思想得作者的文體，那是時代的關系。在那個時代有那樣的作品就是不朽，譬如周代的文字如何的簡單而有音節(jié)諧和的《詩經》，敘事有次的《左傳》，那就是偉大的名作，那多是可以讀的國文。不過我們的不朽名作，不一定就是經書，經書以外如莊墨荀韓諸子的文章，李杜的詩，多可以稱名作，可以選讀。經書如《易經》、《儀禮》、《周禮》也確可以不必教學生讀的。所以我們應當將古書從新估量一下，究竟應當讀點什么？不是讀經的問題，乃是民族名著選讀的問題。至于民族名著必應當讀的理由，我可以很簡單的舉出兩點：（一）大凡一個有歷史文化的國家底人民，對于他們的名人名作總曉得一點，如英國人民沒有不曉得莎士比亞，德國人民沒有不曉得歌德，雖不能說都能夠了解，總可以知道一點，最低限度也知道是怎樣一個人，這就是國民教育的功效，吾們可差遠了。就這一點上講，學校讀點自古以來的名作是應該的。（二）現在的小學，全用語體，兒童識字，訓練多有層次，文言如古書當然不宜加入，以免教讀兩困。中學國文本重文言，并且高中畢業(yè)后有升入大學專習中國文學及歷史的，在中學不給他們預備點底子，到大學去毫無頭緒，那里還談得到研究。所以在中學里讀點古書，吾認為是應該的。總之現在我們固然不應當開倒車，也不可以隨風倒，隨波逐流，不知所之。我們應當認清時代，把握住這個時代，使這個時代有所表現，使我們這民族永遠是占著每一時代重要的一頁。我們應當知道我們是世界一偉大的民族，我們有不朽的名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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