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著名公共知識分子薩義德的個人化寫作，作為巴勒斯坦人的身份認證。
◎巴勒斯坦和以色列的問題是永不過時的國際熱點。
◎著名人道主義攝影師摩爾拍攝的巴勒斯坦人生活狀態(tài)，130多幅照片，震撼、悲憫，提供更直觀的影像信息。 這個世界，沒有一天會少了巴勒斯坦人的新聞。他們的形象似乎被固定化了：要么是兇殘的恐怖分子，要么是悲慘的難民。他們的真實境遇卻鮮為人知。薩義德的文字連同吉恩?莫爾的攝影，描繪出了巴勒斯坦人另一幅感人至深的真實肖像。從以色列的建立到貝魯特的陷落，巴勒斯坦人在連續(xù)的土地剝奪中流離失所，備受苦難。這其中也包括薩義德本人及其親人的真實遭遇。但在這部苦難的流亡史中，薩義德也辨認出了新巴勒斯坦民族意識的萌動。巴勒斯坦人自我身份的認同并不建立在流亡和受害者角色上，相反，它將根植于堅持、希望和被喚醒的共同體意識。
作者簡介：
愛德華·W·薩義德（EdwardW.Said，1935-2003）美籍巴勒斯坦人，文學理論家、公共知識分子，“后殖民主義”批評理論的奠基者，**影響力的文學與文化批評家之一
1935年出生于耶路撒冷，在英國占領(lǐng)期間就讀巴勒斯坦和埃及開羅的西方學校，接受英式教育，50年代赴美國就學，取得哈佛大學博士，1963年起任教哥倫比亞大學英美文學與比較文學專業(yè)教授。
代表性著作有：《東方學》（1978，曾獲美國國家書評家獎）、《巴勒斯坦問題》（1979）、《世界?文本?批評家》（1983）、《文化與帝國主義》（1993）、《知識分子論》（1994）以及《流離失所的政治：巴勒斯坦自決的奮斗，1969-1994》（1994）等。
作為公共知識分子，薩義德為以色列的巴勒斯坦人爭取平等政治和人權(quán)，并要求美國向以色列施加壓力以保障與尊重這些權(quán)利。薩義德被資深常駐中東記者羅伯?菲斯卡稱為巴勒斯坦人民“*有力的政治聲音”。
攝影師：吉恩·莫爾（JeanMohr）1925年出生于日內(nèi)瓦，自由攝影師。1949年起便活躍于瑞士紀錄片攝影圈，主要為全球主要的人道主義組織工作，包括聯(lián)合國難民組織、紅十字國際委員會、聯(lián)合國近東巴勒斯坦難民救濟和工程處、世界衛(wèi)生組織、國際勞工組織等。
共出版28本攝影書，榮獲“人權(quán)的攝影師”（1978年，科�。爱敶鷶z影獎”（1984年），“日內(nèi)瓦造型藝術(shù)”（1988年，首次由攝影師獲得）等稱號。愛德華·W·薩義德（EdwardW.Said，1935-2003）美籍巴勒斯坦人，文學理論家、公共知識分子，“后殖民主義”批評理論的奠基者，**影響力的文學與文化批評家之一
1935年出生于耶路撒冷，在英國占領(lǐng)期間就讀巴勒斯坦和埃及開羅的西方學校，接受英式教育，50年代赴美國就學，取得哈佛大學博士，1963年起任教哥倫比亞大學英美文學與比較文學專業(yè)教授。
代表性著作有：《東方學》（1978，曾獲美國國家書評家獎）、《巴勒斯坦問題》（1979）、《世界?文本?批評家》（1983）、《文化與帝國主義》（1993）、《知識分子論》（1994）以及《流離失所的政治：巴勒斯坦自決的奮斗，1969-1994》（1994）等。
作為公共知識分子，薩義德為以色列的巴勒斯坦人爭取平等政治和人權(quán)，并要求美國向以色列施加壓力以保障與尊重這些權(quán)利。薩義德被資深常駐中東記者羅伯?菲斯卡稱為巴勒斯坦人民“*有力的政治聲音”。
攝影師：吉恩·莫爾（JeanMohr）1925年出生于日內(nèi)瓦，自由攝影師。1949年起便活躍于瑞士紀錄片攝影圈，主要為全球主要的人道主義組織工作，包括聯(lián)合國難民組織、紅十字國際委員會、聯(lián)合國近東巴勒斯坦難民救濟和工程處、世界衛(wèi)生組織、國際勞工組織等。
共出版28本攝影書，榮獲“人權(quán)的攝影師”（1978年，科�。�，“當代攝影獎”（1984年），“日內(nèi)瓦造型藝術(shù)”（1988年，首次由攝影師獲得）等稱號。
另與約翰?伯格合著有《一個幸運的人》《另一種敘述方式》。
目錄：
致謝
前言：巴勒斯坦人的生活
第一章國家
第二章內(nèi)部
第三章浮現(xiàn)
第四章過去和未來
后記：貝魯特的衰落前言前言：巴勒斯坦人的生活
愛德華·W·薩義德
寫作這本書的念頭*早來自吉恩?莫爾和我的首次見面。1983年，我擔任聯(lián)合國巴勒斯坦問題國際會議（ICQP）的顧問，我建議在日內(nèi)瓦主會場的入口大廳里懸掛有關(guān)巴勒斯前言：巴勒斯坦人的生活
愛德華·W·薩義德
寫作這本書的念頭*早來自吉恩?莫爾和我的首次見面。1983年，我擔任聯(lián)合國巴勒斯坦問題國際會議（ICQP）的顧問，我建議在日內(nèi)瓦主會場的入口大廳里懸掛有關(guān)巴勒斯坦人的照片。當然，那時我已經(jīng)知道并且十分仰慕莫爾為約翰?伯杰拍攝的照片，因此我推薦聯(lián)合國委派他去拍攝巴勒斯坦人生活的幾個主要場所。這個提議*初得到了熱情的回應(yīng)，于是莫爾便在聯(lián)合國的特別資助下前往近東。他帶回來的照片確實非常精彩，但是官方的反應(yīng)卻有些令人費解和微妙—對某些喜歡諷刺的人來說。我們被告知可以懸掛照片，但是不能配以任何文字。既不能有文字說明，也不能有圖片解釋。*后的折中辦法是那些放大的圖片可以附上國名或地名（約旦、敘利亞、黎巴嫩、約旦河西岸和加沙），但除此以外禁止任何其他文字。吉恩和我就是在面臨這樣一個奇怪而又頑固的規(guī)則時相遇的。
如同所有的官僚機構(gòu)一樣，有關(guān)禁止文字之事我們也只得到了官僚主義的解釋，而我必須說我已經(jīng)完全不記得其中的任何一條。不過，我非常確切地記得反對的理由被歸于“一些聯(lián)合國成員國”，這些國家在ICQP會議的準備期間，感覺任何有關(guān)巴勒斯坦人的會延續(xù)下去的文字都是令人討厭和在原則上難以接受的。哎，這些成員國主要都是阿拉伯國家，他們甚至對于召開ICQP會議這樣的想法都存在各種意見，這一切都留下了令人遺憾和可恥的記錄。巴勒斯坦對于他們而言只有一項用途，那就是攻打以色列，抗議猶太復國主義、帝國主義和美國，以及用以感慨被占領(lǐng)土上興建定居點和阿拉伯土地被沒收征用。除了這項用途以外，當涉及巴勒斯坦人的迫切需要，或者是許多巴勒斯坦人在阿拉伯國家和以色列所處的極其糟糕的境況，則必須劃清彼此的界限。在會議開始前的一年中，我曾受聯(lián)合國大會之命委派了至少20項研究，這些研究的原意是向ICQP會議的參加者—清一色為政府—提供關(guān)于我們民族的必要信息。但是，只有其中的三份報告幸存下來，成為會議的官方文件。其他的則全都被刪去或否決，原因是一個接一個的阿拉伯國家反對這條或那條原則，這處或那處暗諷，這個或那個假定的對他們主權(quán)的傷害。而以色列和美國則不愿意屈尊去理會有關(guān)該會議的任何方面。
吉恩·莫爾和我就是在那個時候決定一起工作。我們對彼此說，讓我們來使用這些照片和文字說明，講述巴勒斯坦人從未被人提及過的故事。然而，如何用一種新鮮的方式來描寫和表現(xiàn)—從字面的任何意義上來說—巴勒斯坦人，卻成為一個更加棘手的問題。因為并非沒有人談?wù)摶蛎鑼戇^巴勒斯坦人，困難在于所有人，包括巴勒斯坦人自己在內(nèi)，都談?wù)撨^很多。大量的文學已經(jīng)形成，其中大部分是爭辯、控訴和恐嚇。在目前這個時刻，沒有人從零開始描寫巴勒斯坦，事實上還沒有人親身前往巴勒斯坦。我們過去都曾經(jīng)去過那里，或者通過閱讀有關(guān)巴勒斯坦的文字，體驗它千年的歷史和力量，或者確實曾經(jīng)在那里生活過一段時間。那是一個極度擁擠的地方，對于歷史或歷史解讀要求它承載的，幾乎太過擁擠。
然而，即使有所有這一切關(guān)于巴勒斯坦人的描寫，依然無人真正了解他們。尤其是在西方，特別是美國，與其說巴勒斯坦是個民族，還不如說是號召武裝的借口。我們這個民族肯定還不如和我們同樣聲稱擁有巴勒斯坦的猶太人來得有名。自1948年以來，我們就一直是一個次要的存在。我們大量的經(jīng)歷都沒有被記錄下來。我們中的很多人被殺害，很多人留下永遠的傷痕，并且從此沉默，毫無蹤跡。而那些被用來表現(xiàn)我們的形象只是更進一步地削弱了我們的真實。對于大多數(shù)人而言，巴勒斯坦人主要被看作戰(zhàn)士、恐怖分子和不法的賤民。如果說到“恐怖”這個詞，一個頭戴阿拉伯頭巾和面罩、扛著卡拉斯尼柯夫步槍的形象立即躍于眼前。有些時候，悲慘無助的難民形象也會取代這個危險的恐怖分子成為“巴勒斯坦人”的真正圖標。
與此同時，巴勒斯坦人境遇的巨大變化繼續(xù)讓我們的真實狀況復雜化，這種變化幾乎每天都在發(fā)生。在某個季節(jié)，我們中的一些人在薩布拉—夏蒂拉難民營被以色列指使下的黎巴嫩馬龍派民兵集體屠殺（分清楚這場屠殺是由黎巴嫩馬龍派還是以色列指使是很重要的，因為這樣才能搞清楚誰應(yīng)當為此負責）；而在另一個季節(jié)，就在這場大屠殺成為以色列殘暴行徑的可怕標志后不久，什葉派阿邁勒民兵，多半是在敘利亞的指使下，圍攻了同樣的薩布拉—夏蒂拉難民營，并且犯下了許多同樣的暴行。
今天，每當巴勒斯坦人聚在一起的時候，人們總是在討論一個越來越重要的主題：阿拉伯朋友和以色列敵人是如何對待我們的。有的時候，很難說是誰在哪里對我們更糟糕。雖然每一個巴勒斯坦人都清楚地知道，我們在*近30年中的遭遇是由1948年以色列破壞我們的社會直接造成的，但問題是—政治上的和我們認知上的—在我們1948年的災(zāi)難和今天的不幸之間，是否能夠劃上直接的聯(lián)系。
我不認為可以劃出這樣的聯(lián)系，沒有任何清楚和簡單的敘述能夠說明我們復雜的經(jīng)歷。即便以色列的確在阿拉伯國家內(nèi)外對我們無情地緊追不舍，自1948年以來一刻不停地打擊巴勒斯坦民族主義甚至是巴勒斯坦這樣的觀念，我們在阿拉伯國家中的遭遇畢竟是自己的經(jīng)歷，這些遭遇都是獨立的。不論我們身處何方，都無法甩開我們的過去，但是我們卻創(chuàng)造了新的現(xiàn)實和關(guān)系，它們既無法進行簡單的歸類也有異于我們過去所碰到的情況。
復雜性還不止這些。我們無人能忘記暴力已經(jīng)成為我們生活中異常重要的組成部分。無論是1948年我們遭遇的被斬盡殺絕的暴力、社會受到的摧毀，或者是敵人對我們所施加的暴力，我們施加在別人身上的暴力，還是*為可怕的，我們在彼此身上所發(fā)泄的暴力—巴勒斯坦人的這些經(jīng)歷吸引了大量的關(guān)注，也強化了我們作為遠離其他群體的自我意識。雖然我們中很多人會立即回應(yīng)說，我們所遭受的暴力多過我們在別人身上所施加的，我們所采取的任何行動都是為了自我防衛(wèi)，而且在阿拉伯、以色列和美國政府之間更有不公開的默契要消除我們這支政治力量，我們中的很多人也會承認巴勒斯坦人生活的動態(tài)，至少是在1967年以后，已經(jīng)形成一種特殊的邏輯，這種邏輯不容許有如此簡單和簡化的辯解。是的，我們是受害者，我們的民族身份受到威脅，但是，不，我們也不是被動或無辜的。換句話說，我們所激起的激情，已經(jīng)證實為屬于我們自己的一股相當獨立的力量，否認它的存在是不誠實的。
自然，我們不能說每一個巴勒斯坦人的感受都和大多數(shù)其他巴勒斯坦人的完全一樣：我們的命運太過多樣和分散，因而無法達成這樣的一致。但是毫無疑問地，事實上我們形成了一個共同體，雖然本質(zhì)上是一個建立在受苦和離散上的共同體。但是，我們又應(yīng)當如何把這一切告訴別人呢？我們的流離失所，很大一部分是無形的，完全是我們的特殊經(jīng)歷。我們這個共同體，形成的時間太短，經(jīng)歷又太過多樣，因此很難用系統(tǒng)的眼光來準確記錄我們離散的經(jīng)歷，同時我們也太過健談，并且經(jīng)常制造麻煩，無法單純地做一大群可憐的難民。一位年長的親戚在過去25年來一直對我說:“巴勒斯坦人是一種疾病�！蔽也⒉煌馑挠^點，盡管因為我們不符合很多分類標準，這毫無疑問地為我們的朋友、敵人，還有我們自己制造了很多困難；肯定地，它還普遍地為描寫和表現(xiàn)巴勒斯坦人造成麻煩。
寫作這本書的全部目的就是要迎戰(zhàn)困難，否認這種對巴勒斯坦人的習慣性的簡單甚至有害的表述，然后以更能夠捕捉巴勒斯坦人復雜現(xiàn)實的描述來代替。它的風格和方法—相互交融的文字和照片，混合的流派、模式和風格—既不講述一個連貫的故事，也不構(gòu)成一篇政治論文。既然我們當前生活的主要特點是剝奪、流散，但又擁有一種與無國狀態(tài)不相稱的力量，我堅信應(yīng)當使用本質(zhì)上非傳統(tǒng)的、混合的和斷續(xù)的形式來表現(xiàn)我們。于是，我故意設(shè)計了一種與在媒體、社會科學作品和流行小說中常見模式不同的表達形式。這是對于被流散民族的巴勒斯坦人的一種個人化的表現(xiàn)—掩飾、遵從、自豪、軟弱、悲慘、滑稽、不屈不饒、諷刺、妄想、防備、過分自信、有魅力、引人注目。
這不是一本“客觀的”書。我們的目的是要通過巴勒斯坦人的眼睛來表現(xiàn)巴勒斯坦人，但同時也不減少就連巴勒斯坦人自己也能感覺到的不同或者“他者”的程度。很多巴勒斯坦朋友看了吉恩?莫爾的照片后，覺得他看到了別人沒有看到過的我們。但是我們也覺得他所看到的我們就和我們自己會看到的自己一樣—在同一時刻，既在我們的世界之內(nèi)又在之外。同樣的雙重視角滲透在我的文字中。在我的寫作過程中，我發(fā)現(xiàn)自己不斷變換著指代巴勒斯坦人的代詞，從“我們”到“你們”，再換到“他們”。雖然這些轉(zhuǎn)換很生硬，但我覺得它們再現(xiàn)了“我們”是如何體驗自己，“你們”是如何察覺別人正在觀察你們，孤獨時又是如何感覺“你們”與“他們”之間的距離。
這種多面的視覺對于任何有關(guān)我們的描述都是必需的。失去國土，財產(chǎn)被剝奪，偏離中心，我們經(jīng)常無法說明自己所經(jīng)歷的“事實”或者讓我們的陳述為人所聞。我們并不通常控制那些被用來表現(xiàn)我們的形象；我們被限制在那些用來控制或阻礙我們的空間里；我們還經(jīng)常被加諸身上的過多壓力和力量所扭曲。另外一個問題是我們的語言，阿拉伯語在西方不為人熟悉，它屬于一個常被人誤解和誹謗的傳統(tǒng)和文明。所以，我們對自己的所有描寫都是翻譯自我們的語言、經(jīng)歷以及對自身和他人的感知。
然而，只有認識到這些復雜性，我們才能接近我們特性之難以捉摸的本質(zhì)，或者結(jié)合公眾與私人的現(xiàn)實，或者領(lǐng)會那被稱作巴勒斯坦人的異常多樣的個體和行為。就像吉恩?莫爾和我，一個瑞士人和一個巴勒斯坦人在這個過程中相互合作那樣，我們希望你們—巴勒斯坦人、歐洲人、美洲人、非洲人、拉美人和亞洲人—也能同樣合作。
紐約，1986年當薩義德以一種內(nèi)在的視角為我們描繪巴勒斯坦的經(jīng)歷，他所謂的內(nèi)部不是地理地理意義上的，而是精神層面的。巴勒斯坦成為一個精神的國度，是本書的獨特之處。這是一場離散精神的漫游。
——《國家民族政壇雜志》（薩義德和莫爾的）這本書的能量與魔力就在于：無論巴勒斯坦人如何被驅(qū)逐或被剝奪，一個明確的邊界已經(jīng)將土著和觀光者們分隔開來。
——《耶路撒冷郵報》一個非常私人化的文本，也感人至深，關(guān)于一場內(nèi)部的斗爭：個體生活的痛苦，伴隨著動蕩、離散……**美的散文片段……關(guān)于作為一個巴勒斯坦人的全部意義。
——《衛(wèi)報》在薩義德去世前幾個月，他發(fā)現(xiàn)自己“仍不知道去愛一個國家是什么意思，這是他作為一個無根的世界主義者*深刻的特征。
——托尼·朱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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