這是一本關于披頭士的音樂如何對當時世界上**的極權國家統(tǒng)治下的年輕人造成影響，并導致其*終解體的紀實性著作。披頭士記錄**人、英國BBC傳奇導演萊斯利·伍德海德同名紀錄片實錄。本書以獨特的視角，深入剖析了披頭士緣何在蘇聯(lián)遭禁，引導我們進入永遠年輕、永遠熱淚盈眶的披頭士精神世界。這是一本獻給對上世紀六十年代音樂感興趣的樂迷的最好禮物，也是研究蘇聯(lián)社會政治文化變遷的有力參考。作者是著名紀錄片導演，在1962年時就曾錄制過披頭士表演的珍貴視頻，并由此引發(fā)濃烈興趣，探尋披頭士風靡全球卻獨獨在蘇聯(lián)被下禁令的真實原因。
作者簡介：
萊斯利·伍德海德爵士是英國最具聲望的紀錄片制片人之一，他在1962年拍攝了披頭士的第一部影片。他的影片曾獲多項國際大獎，包括美國的艾美獎和皮博蒂電影獎，英國的BAFTA電影節(jié)及聯(lián)合王國皇家電視協(xié)會頒發(fā)的獎項。他還出版過兩本書，《我的間諜生活》和《精神之盒》。現(xiàn)居住于英國柴郡。
目錄：
序.001鐵幕擋住披頭士熱潮007
“回到蘇聯(lián)”.020
不服管的音樂和音樂家.034
暴君之死融化凍土.059
長官不讓我們聽貓王.067
“當我了解披頭士之后，我開始信仰上帝”.073
蘇聯(lián)搖滾生于特權階層.084
我們是披頭士一代人.099
人們戰(zhàn)勝了恐懼.106
聽到他們的音樂，一個王國就此沉淪.114
特啦啦先生.123
改變的時刻到了.138
“我明白這是盡頭了”.146
再次偉大.153
那扇門被打開了.158 序.001鐵幕擋住披頭士熱潮007“回到蘇聯(lián)”.020不服管的音樂和音樂家.034暴君之死融化凍土.059長官不讓我們聽貓王.067“當我了解披頭士之后，我開始信仰上帝”.073蘇聯(lián)搖滾生于特權階層.084我們是披頭士一代人.099人們戰(zhàn)勝了恐懼.106聽到他們的音樂，一個王國就此沉淪.114特啦啦先生.123改變的時刻到了.138“我明白這是盡頭了”.146再次偉大.153那扇門被打開了.158紅場高歌.166披頭士就是信仰.174世界開始了.187“殺死蘇聯(lián)的人”.198約翰·列儂圣殿.205“該死的保羅·麥卡特尼”.210“你必須生于蘇聯(lián)”.219“仍恨洋子”.232明亮的光.239描寫愛的音樂，改變世界.267此地有老虎.282我們一直熱愛披頭士.303鳴謝.309譯后記.311 “披頭士或多或少地融化了百萬俄羅斯少年的心靈，并讓他們做好準備來面對蘇聯(lián)的終結。”1987年當我在倫敦第一次見到陀伊茨基時，他輕描淡寫地這么描述披頭士對他們這代人的沖擊，這句話卻成了我的至高誘惑。他堅持認為披頭士在西方贏得冷戰(zhàn)的過程中是比核彈更有決定作用的武器，我被迷住了。那之后數(shù)年中，那個我所熟悉的世界——那個東西方相互對立對吼對抗，柏林墻把這個星球割裂的世界崩潰消亡，不復存在。這幾年中陀伊茨基成為我的捉摸不透的向導，充滿懷疑的預言者，最不可思議的朋友。這幾年中我成為蘇聯(lián)的�？�，見證了蘇聯(lián)解體、鐵幕崩潰這部歷史大戲，并為此深深著迷。從很多角度來看，陀伊茨基都是個不可思議的朋友。他有著一種粗糙的似乎是拼湊出來的好萊塢風格的帥氣，自稱是“酷耶穌”的傲氣，充滿懷疑，才華橫溢，縱橫于逐漸成形的蘇聯(lián)反傳統(tǒng)文化界。他依靠自己而成名，當“名人”這個概念在蘇聯(lián)還不普及的時候就已經成了名人。在搖滾樂還可能需要付出慘痛代價的時候他就已經成為一名無畏的蘇聯(lián)搖滾樂組織者，在橫跨整個蘇聯(lián)——從波羅的海各國到格魯吉亞和西伯利亞——的混沌音樂世界中探索和宣揚搖滾樂。1985年，陀伊茨基被迫離開了國家官方通訊社——他稱呼那里為“蘇聯(lián)文化精英的舒適的泥沼”。在米哈伊爾·戈爾巴喬夫成為蘇聯(lián)最高領導人之后不久，他麾下的文化官員們就宣稱在莫斯科將開放一個官方的“搖滾俱樂部”�？瓷先ナ且粋�令人鼓舞的跡象，但是陀伊茨基立刻就開始懷疑�！澳莻�俱樂部是由那些品行端正、無可挑剔的官方機構組建的，”他說，“共青團，莫斯科市政府文化部，還有貿易工會——所以我沒抱啥希望�！蓖右链幕黄入x職的同時，也被踢出了“人民創(chuàng)作者協(xié)會”這個奧威爾式的組織。對莫斯科的搖滾樂社群來說，戈爾巴喬夫的新政沒帶來什么好消息。陀伊茨基對這一切的回復是在1986年5月，他為切爾諾貝利的受害者組織了一場巨型的慈善搖滾演唱會。當時慈善搖滾演唱會這個概念在蘇聯(lián)尚不為人知，陀伊茨基碾過了緊張的官僚們設下的重重阻撓，將這場演出付諸實現(xiàn)。這場為了切爾諾貝利的演出令剛剛上臺的戈爾巴喬夫政權深感尷尬，因為當時他們還在下意識地回避、否認，試圖控制關于這場災難的信息�？死锬妨謱m一直隱瞞著這場災難發(fā)生的消息，直到放射性污染的云團觸發(fā)了瑞典的監(jiān)測器。政府也沒能警告當?shù)厝嗣窦皶r保護自己。在陀伊茨基的搖滾慈善演出上，蘇聯(lián)政府感覺自己被推到了臺前，必須設法來援助災難的受害者。受“拯救生命”演唱會a影響，這場莫斯科的演出吸引了三萬名觀眾聚集到一起，有七個頂級的蘇聯(lián)樂隊在此演出。這是蘇聯(lián)體制外力量的一次前所未有的展示。幾個月后蘇聯(lián)的電視臺播出了演唱會的選段。在陀伊茨基短暫訪問倫敦時我和他見了面，在戈爾巴喬夫執(zhí)政初期他得到允許，可以穿過鐵幕出國旅行，但是代價是他的妻子必須待在莫斯科，以免雙雙叛逃。他說他很遺憾沒能乘熱氣球早早逃離。他前來宣傳他的關于搖滾樂在蘇聯(lián)的書，順理成章地命名為“回到蘇聯(lián)”。書的封面很吸引眼球，將蘇聯(lián)的鐮刀錘子圖案中的錘子換成了一把吉他。在aLiveAid，1985年7月13日于英國倫敦和美國費城同時舉行的旨在為埃塞俄比亞大饑荒籌集資金的跨地區(qū)大型慈善演唱會。談話中陀伊茨基強調——“這是，”他稍稍停頓了一下，充滿自信地說，“關于蘇聯(lián)搖滾樂的第一本書�！彼蛭医榻B了另一個世界，包括了拉脫維亞的吉卜賽搖滾風琴師，愛沙尼亞的自制合成器的搖滾樂隊，以及那些叫作“毛茸茸的杯子”“俄土戰(zhàn)爭”“紫色災難”的組合。這是在一個演出團體受國家計劃控制，需要在評委之間競爭并獲得官方認可獎項后才能登臺露面的世界里產生的搖滾文化。即使在這樣的環(huán)境里，音樂仍然以無數(shù)種奇特的形態(tài)落地開花——“好奇的疫病”，這是陀伊茨基對蘇聯(lián)搖滾的診斷。陀伊茨基對這種疫病的來源深信不疑�！懊恳粋�蘇聯(lián)搖滾樂隊，”他堅持認為，“都從披頭士那里感染了搖滾病毒�！彼钤缏牭脚^士是1964年，那時九歲。他仍然記得那一刻�！皩ξ覀儊碚f披頭士正中紅心。他們應有盡有——歡樂、節(jié)拍、美好、時髦。”陀伊茨基說他可以為我介紹一些蘇聯(lián)的披頭士世代，于是1988年冬天我前往莫斯科，饑渴地想聽到更多故事。我之前只去過一次莫斯科，大約兩年前，作為一個英國電視工作者代表團的成員。我們在日出時分抵達蘇聯(lián)。幾個月前米哈伊爾·戈爾巴喬夫剛剛成為蘇聯(lián)最高領導人，他的人民尚在努力掌握他的名為“glasnost”（глáсность，戈爾巴喬夫提出的政治開放政策）和“perestroika”（перестрóйка，戈爾巴喬夫提出的經濟重建政策）的新政策，這兩個詞的意思分別是“開放”與“重建”。官方也發(fā)表了立意大膽的言論，希望能夠扭轉過去二十年的停滯局面，并在一定程度上創(chuàng)造更多的言論和文化自由。但人們已經對這樣的空洞口號見怪不怪，也有一種猜疑在蔓延，猜測除了一場禁酒運動之外，這些新政策還有什么意圖。不管怎樣，曾經被長時間封禁的書刊、戲劇和電影被允許公開了。我們收到的前往蘇聯(lián)拍攝影片并和蘇聯(lián)電視界同行交流的邀請也是向西方開放的表現(xiàn)。但莫斯科仍然是一個壓抑的地方，證實了我之前對它的所有偏見。正如傳說中那樣，那里的浴缸沒有塞子，所有的餐館午餐時間都關門，人們都必須為了等塑膠鞋到貨而大排長隊。年輕人的生活基本還是由共青團控制，那時共青團有四千萬團員——隨時隨地唾手可得的廉價勞力和政治運動的資源。共青團員們懂得服從官方指示就能得到特權和提拔的回報。開放政策承諾將使官方導向更加契合蘇聯(lián)年輕人的需求，但這又重新喚起了關于搖滾樂是否是西方顛覆性的文化侵略，是否需要被查禁的爭論。有人號召要繼續(xù)保持“革命警惕性”�？磥磉@里連娛樂都是短缺的，我在蘇聯(lián)電視臺里面看到的音樂節(jié)目總是一成不變的民族歌曲和巴拉萊卡三角琴音樂的大雜燴。我發(fā)現(xiàn)的唯一的搖滾樂跡象是我偶然聽到我們的一個隨行翻譯跟我的一個同事告別時說道：“一會兒見，鱷魚�！保⊿eeyoulater，alligator.）我這第一次的莫斯科之旅并不輕松。作為一個前冷戰(zhàn)密探，三十年前我曾經在柏林刺探蘇聯(lián)飛行員的行蹤，所以在莫斯科的時候我一直無法擺脫一種偏執(zhí)的幻想，幻想某些有關人員會突然出現(xiàn)，出其不意地拍拍我的肩膀。不是有傳言說每個外國訪客都有十個克格勃密探跟蹤嗎？況且我還簽署過英國的公務人員保密法案。沒準我會被拖進賓館附近的那座龐大的黃磚砌成的克格勃總部里被審訊，那恐怖的盧比揚卡大樓——以及在大樓深處的監(jiān)獄——從斯大林的時代起就拷問過無數(shù)的人民公敵，毫無疑問他們會對一個西方密探口水直流。即使最近幾年我為了拍攝曾經幾次偷偷穿越鐵幕的經驗也沒能讓我放松。在波蘭、捷克斯洛伐克和南斯拉夫我都曾深入禁地，還與一些持不同政見的麻煩人士偷偷摸摸地在荒僻的公園里碰面，以避開盯梢和窺探。但當我在1988年再度前往莫斯科時，感覺大不一樣。在我抵達幾天前，戈爾巴喬夫已經敢于公開使用“民主”這個詞了，而且確實有一些證據支持他的“未經禁止之事即為允許”的提法不再是空談。他提議在社會的方方面面，從芭蕾到科學實驗，也許并不需要黨的綱領指導。六十年來未見的開放環(huán)境促使文化領域出現(xiàn)了巨大的發(fā)展。賓館大堂里播放著戴夫·勃魯貝克（DaveBrubeck）的《TakeFive》，前臺接受了美國運通信用卡。我發(fā)現(xiàn)我在每一個地方——商店、樓房、人群——尋找變化的跡象。經歷了幾十年的停滯與消沉，即使在戈爾巴喬夫開始他的改革三年后，這個僵化社會的堅冰仍然融化得很慢。文化總管安德烈·日丹諾夫在四十多年前提出的“藝術家應當為了將人民團結在社會主義旗幟下而努力奮斗”的指示仍然沒有被廢除�！伴_放政策”被界定為“為了社會主義的利益而開放”，一千八百萬統(tǒng)治者帶領著無數(shù)的官僚仍然管制著普通人民的日常生活。我入住的賓館只向外賓開放，門衛(wèi)看上去就像穿著針織開衫的勃列日涅夫，他也像個黨員那樣管制著他的小小領地，將大多數(shù)蘇聯(lián)訪客拒之門外。只有陀伊茨基和他的做時尚記者的妻子斯維蘭娜，用他們的自信配上時髦的服裝，跨過了門衛(wèi)這一關。陀伊茨基那天穿了一身黑，他妻子則是粉紅色意大利進口外套配上迷你裙。我們在賓館的餐廳里吃飯，透過紗簾望向窗外看到的是紅場的雄渾景色，餐廳里則是穿著哥薩克服裝的管弦樂隊演奏維也納華爾茲。大風卷著雪花在克里姆林宮的尖塔之間旋繞飛舞，為陀伊茨基講述的當披頭士的消息第一次傳到蘇聯(lián)時的故事畫出了一個富于戲劇感的背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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