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十七世紀英國文學》以17世紀英國文學為突破口，把17世紀文學放在歷史的背景下考察，以一些雖然影響深遠但卻少人問津的作家為切入點，揭示了17世紀英國文學的風尚和思潮，發(fā)掘出17世紀英國文學在思想史和文學史上的獨特意義。
本書簡介：
作者并不打算全面系統(tǒng)地介紹十七世紀英國文學，因為這不太可能，也無沒有要。而國內(nèi)通行的英國文學通史對這一時期則又比較簡略，只介紹一些主要作家，本書的目的只是想起一點拾遺補闕的作用，因此，所選作家大多比較陌生，他們的作品也大多沒有譯本。為了避免空談，作者盡量多譯了一些選段，讀者也可據(jù)此判斷所論是否得當。希望對專業(yè)研究者有所助益，一般讀者也可以借此增廣見聞。
作者簡介：
楊周翰（1915—1989），中國莎士比亞研究的拓荒者，當代中國比較文學奠基人，學貫中西的比較文學和西方文學研究大師，西方古典文學、英美文學翻譯家。主要著作有《十七世紀英國文學》《攻玉集》《鏡子與七巧板：比較文學論叢》《中國比較文學年鑒》（主編）等。
目錄：
小引
培根
英譯《圣經(jīng)》
性格特寫
《憂郁的解剖
鄧約翰的布道文
托瑪斯·勃朗
馬伏爾的詩兩首
彌爾頓的教育觀與演說術
彌爾頓的悼亡詩
耶利米·泰勒論生與死
約翰·塞爾登的《燕談錄》
霍布斯的《利維坦》
沃爾頓
皮普斯的日記小引
培根
英譯《圣經(jīng)》
性格特寫
《憂郁的解剖
鄧約翰的布道文
托瑪斯·勃朗
馬伏爾的詩兩首
彌爾頓的教育觀與演說術
彌爾頓的悼亡詩
耶利米·泰勒論生與死
約翰·塞爾登的《燕談錄》
霍布斯的《利維坦》
沃爾頓
皮普斯的日記
文學史參考書目
索引
書后
前言小引
英國歷史上的十七世紀，尤其前六十年，是個偉大的時代，動蕩的時代。在這段時間里發(fā)生了具有世界歷史意義的資產(chǎn)階級革命和隨后的復辟。這一歷史性的巨變影響著每一小引
英國歷史上的十七世紀，尤其前六十年，是個偉大的時代，動蕩的時代。在這段時間里發(fā)生了具有世界歷史意義的資產(chǎn)階級革命和隨后的復辟。這一歷史性的巨變影響著每一個人，每個人不得不作出自己的反應。我們知道，英國資產(chǎn)階級革命是在宗教的外衣下進行的，有多少不同的社會階層，就有多少不同的教派，從天主教一直到教友派，形形色色，但主要的斗爭是在保王的國教和革命的清教之間展開的。我們說政治斗爭是在宗教外衣下進行的，是說宗教論爭甚至宗教戰(zhàn)爭實質(zhì)上是政治斗爭，但當事人在他們主觀意識里，恐怕至少有一半是真心誠意地把這場辯論或戰(zhàn)爭看成是宗教信仰問題的。如果我們停留在“宗教斗爭=政治斗爭”這一簡單公式上，就很難理解論爭的具體內(nèi)容，以及這場斗爭怎樣具體地影響每個人的心靈。時代的動蕩促使每個有思想的人思考，而這種思考總是用宗教術語進行的，所以這一時期作家的著作里多談生與死、這種信仰和那種信仰、精神的疾病和創(chuàng)傷這類問題。
在宗教斗爭激烈的同時，科學也在長足進步。這是資產(chǎn)階級發(fā)展過程中并行的兩股力量。自然科學的進展當然要受宗教的抵制。威廉·哈維（WilliamHarvey，1578—1657）就因為提出了血液循環(huán)的理論（1628），被人認為是邪說，而他的醫(yī)生業(yè)務一落千丈。科學家本身也受宗教的局限。科學要抬頭，首先要和謬誤作斗爭，不過正如常言所說，歷史潮流是不可阻擋的，天文、醫(yī)學、物理、化學方面的探索和實驗，新技術的發(fā)明，仍然在前進，以致六十年代初正式成立了“皇家學會”（TheRoyalSociety）這樣一個科學團體。為科學發(fā)展奠定方法論基礎的則是培根。
人們思想的活躍也還由于向外的繼續(xù)擴張而更形活躍。殖民冒險、海外貿(mào)易、日益頻繁的國際交往、國際戰(zhàn)爭，從積極方面講，擴大了島國居民的眼界，也給思考的人以新的精神食糧。
如果我們比較一下英國文藝復興盛期和復辟前后文學上的情調(diào)的差別，就會發(fā)現(xiàn)十六世紀末的那種自信淡薄了，建立烏托邦、“新天地”、和諧的世界等等理想，培育一種新人的可能性的信念，簡言之，早期人文主義的理想消失了。代之而起的情調(diào)則因人而異，但都與六七十年前大不一樣：多半是內(nèi)向的、懺悔式的；或者是嚴肅的、說教的；也有玩世不恭、一心享樂的。文藝復興時期的抒情詩不見了，有也是痛苦的；戲劇因清教徒的禁止也不見了，代之而起的是散文和另一些文學品種。表達意見，特別是宗教政治意見，最快捷的莫若散文——政論文、布道文、小冊子。當然比筆頭表達更直接的是口頭表達——演說、談話。作為思想的系統(tǒng)化、理論化和歷史經(jīng)驗的總結，十七世紀的哲學著作和歷史著作很有成就。在這動亂的時代出現(xiàn)了大批的傳記、回憶錄、日記，有的是為了證明自己的宗教見解的正確，有的是因為風云變幻的時代有許多值得傳之后代的事和人可以紀錄下來。
因此，十七世紀前半葉，除了彌爾頓一些早期詩篇和玄學派詩人外，可以說是散文的時代，而散文也經(jīng)歷了一個變遷的過程。早期寫說理文章，如培根就根本不信賴英文，說明這個表達工具在他看來不夠完善。《圣經(jīng)》則故作古奧。十七世紀前半葉散文的主導風格是所謂“巴羅克”，華麗而散漫。但這種風格很快就被樸素無華、簡潔明朗、更適宜于科學和說理的文風所代替。英文作為表達工具日趨完善。
本書不打算全面系統(tǒng)地介紹十七世紀英國文學，這不太可能，也無必要。全面的論述可檢閱本書所附參考書目。國內(nèi)通行的英國文學通史對這一時期則又比較簡略，只介紹一些主要作家，本書的目的只是想起一點拾遺補闕的作用，可能對專業(yè)研究者有所助益，對一般讀者也可以增廣見聞吧。所選的作家作品，不可能不是從主觀認識和興趣出發(fā)，這只是一個初次嘗試，希望因此而有更好更完整的斷代國別文學史出現(xiàn)。由于這里的作家大多比較陌生，他們的作品也大多沒有譯本，所以盡量多譯些選段，以免空談，讀者也可據(jù)此判斷所論是否得當。
1984年5月于中關村培根
我們也許讀過培根的短小精悍的論說文（Essays），覺得他是個熟諳世故、饒有識見的哲人和政治家，又是個文筆簡練、思路縝密的散文家。他第一次出版的《論說文集》只有十篇，那時他已經(jīng)36歲，后來又陸續(xù)增加，并對最初的十篇作了修改。到第三版，即最后一次出版是在他死前一年，足見他一生對于政治、人情、處事、經(jīng)營、修身這些問題一直很注意，這和他的身世和志趣是密切相關的。
培根（FrancisBacon，1561—1626）的父親尼古拉·培根爵士（SirNicholasBacon）在亨利八世朝廷做過官，瑪麗女王在位時（1553—1558），因為他信新教，丟了官，伊利莎白一世時，任掌璽大臣。培根18歲時，父親去世，這時他已經(jīng)從劍橋大學畢業(yè)，在倫敦學法律。他是次子，沒有繼承權，必須自己謀生（他經(jīng)常債務纏身），從頭做起�？赡苁墙�(jīng)他的姨夫、伊利莎白的財務大臣老勃利勛爵（LordBurgley）的活動，他在1584年當上了下議院議員，此后勃利也許因為他的清教徒傾向，盡管他一再請求，就不再提拔他了。但他從小就生活在大官僚群里，耳濡目染，熱中功名利祿。在官場，他卑躬屈膝，阿諛奉承，以至背叛朋友，忘恩負義。但是終伊利莎白一朝，他未得重用，只有一次，在審判女王寵臣埃塞克斯伯爵叛國案時，他被破格準許參加審判。在審判過程中，培根出了大力，把他過去的恩主定了罪。在蘇格蘭的詹姆斯六世即位為英格蘭王（稱詹姆斯一世）后，培根又是曲意奉承，終于做了檢察長、掌璽大臣，1621年晉封子爵，一直做到大法官這個最高官階，這時他57歲。三年后他被控受賄，自己也承認貪污失職，從此罷了官。后人對他這些表現(xiàn)都是不齒的。十八世紀詩人蒲伯罵他“你若愛才，培根才華照人，他是人類中最有智慧、最光輝、最卑鄙的一個”。十九世紀麥考利（ThomasBabingtonMacaulay）論培根的文章也發(fā)揮了蒲伯這一判斷。
他在這起伏升沉的宦海里，憑他的敏銳的觀察和強健的腦力，寫出具有像《論說文》那樣的內(nèi)容和風格的文章，是很可理解的。
但是論說文只是培根著作的一小部分。我們接觸到他的其他主要著作的時候，得到的突出的印象是他立志閎偉，掌握的知識汪洋浩瀚，思想周密而銳利。他的著作包括哲學、歷史、法律、文學各方面。他立意要重新考察和研究自然，創(chuàng)建新哲學，來代替舊的、統(tǒng)治了整個中世紀的亞里士多德的哲學。他從在劍橋大學讀書的時候起，據(jù)說就認為亞里士多德的方法論產(chǎn)生不出有用的結果。這個萌芽思想后來就發(fā)展成《偉大的復興》（InstauratioMagna），但這個宏大的設想并沒有全部實現(xiàn)。所謂“偉大的復興”指的是科學的重振，尤其是科學方法的重建。培根1620年（在《新工具》里）宣稱，他的《偉大的復興》將包括六個部分：1.科學的分類與回顧；2.新的歸納法；3.自然史和實驗史，這些是歸納法的基礎；4.歸納法所得的發(fā)現(xiàn)與發(fā)明，列表舉例；5.（非新方法的）科學調(diào)查所得的發(fā)現(xiàn)與發(fā)明，暫時列表，以待用科學方法加以檢驗；6.歸納所得的結論，加以科學的綜合。這是一個宏偉的、創(chuàng)新的計劃，六個部分的中心思想就是從自然實際出發(fā)，重實驗，運用歸納法。馬克思稱他為“整個現(xiàn)代實驗科學的真正始祖”，正是指這一點。
《偉大的復興》有的部分，如第一部分，即早先用英文撰寫的著作《學術的推進》（TheAdvancementofLearning，1605）的擴充，改用拉丁文撰寫，更名為《科學的尊嚴與增進》九卷（DeDignitateetAugmentisScientiarumLibriIX），簡稱《增進》（DeAugmentis），1623年出版。第二部分就是《新工具》（NovumOrganum），也是用拉丁文寫的，副標題指明這是《偉大的復興》的第二部分，又名《理解大自然的正確指導》（IndiciaveradeInterpretationeNaturae），完成略早于《增進》，1620年出版，講的是歸納法，是他全部哲學思想和方法論的核心。但是這部作品他并沒寫完，就匆匆忙忙去寫第三部分和其他部分，以及其他著作。除了《增進》之外，他在這期間還寫了一部《亨利七世史》（1622）［3］，發(fā)表了《論說文》最后一版（1625），并寫了《新大西島》（也未寫完）于1626年出版。因此，《偉大的復興》的第三、四、五部分都極零碎，而第六部分根本沒有遺稿。
從他完成的著作中可以看出他涉及的知識范圍之廣。即以《學術的推進》而論，全書分兩大部分，第一部分1至5節(jié)指出發(fā)展學術的種種障礙，破除對學術的錯誤觀點，6至8節(jié)指出研究基督教和古代希臘、羅馬作家對學術的益處。第二部分總結了人類迄今為止的知識，他把知識分為兩類：神所啟示的知識和人類靠自己的官能所獲得的知識。這兩類知識又可按獲得它們的不同官能分成三種：憑記憶而產(chǎn)生的歷史知識，憑想像力而產(chǎn)生的詩歌，憑理智而產(chǎn)生的哲學。神所啟示的知識指宗教史、先知的預言、寓言、教義等，這樣一來，他就巧妙地把宗教和科學分開，他有一句名言“屬于信仰的東西，歸給信仰”。但遇到宗教教義與科學發(fā)生沖突時，他又聲稱必須接受宗教教義，以免遭受宗教界的攻擊，所以培根是個不徹底的唯物主義者。但他對推動科學前進，仍作出了歷史的貢獻。
《學術的推進》第二部分的1至3節(jié)，歷史部分，包括自然史、政治史、教會史、文學史（指學術研究和教育）。第4節(jié)詩歌（指文藝），這節(jié)最短，培根沒有發(fā)揮，后人都認為是憾事。5至25節(jié)，哲學部分，包括自然哲學、醫(yī)學、心理學、邏輯、語言、修辭、倫理、治國術。
《學術的推進》確如評論家所說，是總結了前人的一切知識，重新加以分類，并指出哪些部門有哪些空白，這和中世紀的經(jīng)院哲學相比，其進步性是顯而易見的。他的分類是否科學，可以存疑，正如我國漢代劉歆總輯燔余的典籍，劃為《七略》，班固刪去一略，荀勖又分為四部，到唐朝才分為經(jīng)史子集四庫一樣，但是他總結的功勞不能磨滅。他的總結里面也有不少遺漏，例如人們指出他不知凱普勒的天文發(fā)現(xiàn)，不知對數(shù)和阿幾米德的幾何學，但仍然是瑕不掩瑜的。
奇怪的是像培根這樣一個人，一方面積極鉆營，看風使舵，一心想做大官，而且終于做了大官，一方面又熱心從事學術和科學研究，而且成為一個劃時代的哲學家；一方面是趨炎附勢的政客（所謂time-server），一方面又是真理的追求者（所謂truthseeker），豈不矛盾？
培根自己認為他的真正志趣在學術。早在1592年他31歲初入仕途時，就曾寫信給他的姨夫勃利勛爵說：“坦白地說，我在官場的志趣是有限的，而在哲理方面的志趣卻汪洋無際，我把一切知識都納入我的領域。”他寫信的目的是要求勃利資助他做學術研究。但實際上他是很熱心做官的，直到因貪污罷官才不得已而下臺。熱心仕宦和熱心科學只在時間上有矛盾，這反映在他的巨著一直停留在未完成的狀態(tài)上。但從思想上說沒有什么矛盾。
他從事政治活動，這里面當然有個人野心。他一直口口聲聲說要為女王以及后來的詹姆斯一世效勞，這里有個人野心的成分，但不可否認也有為“國”效勞的成分，或者說“愛國”的成分，就是他所說的為了“不列顛的偉大”。有了權力、地位就可以為國效勞，而且不止于為國效勞，還可以為全人類效勞，作出貢獻。這種“雄心壯志”完全符合資產(chǎn)階級上升時期的精神狀態(tài)。
權力地位象征力量，“知識就是力量”，兩者是達到同一目的的不同手段。有了權力，可以統(tǒng)治人類社會，有了科學知識可以置大自然于人的統(tǒng)治之下（Regnumhominis），利用自然，繁殖財富，而知識是一切力量的源泉。但是，“我們現(xiàn)在掌握的知識連教我們?nèi)ハＧ笫裁炊疾粔颍?rdquo;這是典型的文藝復興時期的、一心“向上”的“巨人”的精神狀態(tài)。他的論道德修養(yǎng)的論說文也好，他的政治活動也好，他的哲學著作也好，并不存在什么矛盾，而是統(tǒng)一在對力量的追求上，也統(tǒng)一在注重實際上。培根寫過一部《隨筆》或《散記》（CommentariusSolutus，1608），這是他用一周時間，把他一生中的追求和實踐，就記憶所及，信筆寫下的紀錄。例如，他記下為了某件可能發(fā)生的事，他是如何作了長期準備的；他又如何不避困難完成眼前某項任務，并表示準備做更困難的工作；他還觀察自我，糾正自己的過失或不足，如改進自己說話時的聲音和姿勢；他健康不佳，記下如何保持個人健康，觀察身上出現(xiàn)的大小癥候。他還記下他的收入、支出和債務，如何管理和處理自己的土地和珠寶，以及新建一些花園的設想等等。在這些日�，嵤碌募o錄中，突出的兩個想法卻是要改造哲學和實現(xiàn)“不列顛的偉大”。不論勤奮、堅毅、自我剖析、關心個人健康和財產(chǎn)也好，或者愛國和改造哲學也好，都貫串著一種科學的和重實際的精神。為了實際，可以不顧一般的所謂道德，不擇手段。這是典型的文藝復興時期的時代精神。這種精神在培根出生前30年就已經(jīng)由馬基維里理論化了。馬基維里說：“有些事，表面看很符合道德，實行起來卻使君主毀滅；有些事，表面看來不道德，卻能使他得到安全和繁榮。”
現(xiàn)在回到培根的哲學著作上來。他認為演繹推理的方法，形式邏輯的三段論法，不能解釋大自然的復雜和奧秘，只有通過觀察和實驗，然后用歸納和分析的方法，才能正確認識大自然，利用大自然。但是在這以前，必須先破除人們頭腦里的陳腐錯誤的觀念。他在《學術的推進》和《新工具》中都首先做了這項工作。尤其在《新工具》里，他形象地把一切錯誤觀念叫做偶像，并分為四類。
第一類，他叫做部落偶像，指人類共有的錯誤思想傾向，如先入之見、狹隘性、動搖性、感情和私欲的干擾、感官的不健全或接受外界事物印象的方式等。
第二類叫洞穴偶像，指的是由于個人身心特點或由于個人教育、習慣或偶然原因而形成的錯誤思想傾向，簡言之就是個人的偏好，例如有人喜歡求同，有人喜歡求異，有人好古，有人愛新。這些都對科學和哲學的發(fā)展不利。所以他告誡說，當你想到一件事感到最得意的時候，你最好懷疑一下，處理這類問題最好謹慎些，頭腦平衡些、清醒些。這多么像他在《論說文》里的語氣，又多么符合一個重實驗的哲學家的口吻。
第三類，他叫市場偶像。市場指人們的交際，交際要用語言，許多錯誤觀念是由語言不精確引起的，它是偶像中引起麻煩最多的一個。這種錯誤觀念有兩種，一種是無中生有的名，一種是實有其物，但名物不符。前者如幸運、宇宙原動力、行星軌道、大氣中無形的純火區(qū)等，培根認為這些都是實際中不存在的物，是古人捏造的，容易駁倒；后者卻非常復雜，有的詞界限不清，可以用在各種場合，引起混亂。培根引了umidus（濕、潤、漫）一詞，這是從許多事物中抽象出來的一個概念，但抽象錯誤，致使概念混亂，造成不同程度的歪曲和錯誤。umidus在某一意義上可以描述火焰，但在另一意義上卻又不能描述空氣，在某一意義上可以描述塵土，在另一意義上也能描述玻璃。
第四類，他叫劇場偶像，指以前的一些哲學體系，它們像舞臺劇一樣歪曲現(xiàn)實，主要指：1.理性主義哲學，具體指經(jīng)院哲學的形式邏輯，它的毛病在于根據(jù)很少客觀事物而得出一大堆結論，或客觀事物無限豐富，而它的結論很少，與客觀現(xiàn)實極不相稱。2.另一派哲學家則根據(jù)很少的實驗便建立起一些體系來，然后強使其他事實符合他們的體系。3.把宗教與傳統(tǒng)同哲學攪在一起，要想從精神界去尋求科學的源頭。培根認為這最后一類偶像是完全可以鏟除的。
有破有立，培根不僅在理論上建立了觀察、實驗、歸納、分析的方法，而且有實現(xiàn)新科學的實際設想，這就是他的《新大西島》（NewAtlantis，1626），他心目中的理想國。從柏拉圖起，西方每個時代都有一批有志之士設想過各自的理想國，而在這新舊交替的文藝復興時期，這種作品更是層出不窮。培根一心要發(fā)展自然科學，因此在他的理想國里，這方面的設想比較突出獨特。他采用當時流行的游記體裁，描寫了作者一行人漂流到一座海島，受到接待的情況和島上的歷史，島民的生活習俗，富于神奇色彩，對話生動，引人入勝。這個島國信奉基督教，實行君主制，以家庭為社會單位。主要內(nèi)容是對一所科學研究機關的描寫，這機關取名為所羅門院，建院的目的是研究萬物之因和萬物運動的奧秘，以擴大人類控制萬物的能力；研究的方法是實驗，因此有各種實驗設備，很多還很有趣。例如熱能的實驗，聲音的實驗，氣味的實驗，不一而足。試驗熱能，有各種爐來測試強熱、速熱、恒熱、溫熱，模仿太陽和其他天體的熱，測量糞便的溫度、生物的腹熱、口腔熱、血的溫度、體溫、濕草和石灰的熱度。還有一些儀器可以利用運動產(chǎn)生熱。“所羅門院”無疑是對英國大學的一種批判。培根寫完這些實驗之后，就擱筆了。
培根描寫這些科學研究是帶著理想的熱情的，但是整整一百年后，斯威夫特卻是以極度挖苦諷刺的口吻來描寫同樣的實驗：在《格列佛游記》里，在拉加多的科學院里，一個形容清癯，手面墨黑，胡須蓬亂的科學家用了八年時間試驗從黃瓜里提取太陽光；有人在試驗把冰碾成粉末，制造火藥；有人在試驗先建屋頂后建屋身的建筑工藝等等。
事隔一百年，竟然有這樣兩種截然不同的態(tài)度，原因何在？斯威夫特不是熱中于實驗科學的哲學家，這是一個原因，但不是主要原因。資產(chǎn)階級上升時期要征服自然，有一股熱情，自然規(guī)律也逐一被發(fā)現(xiàn)，發(fā)現(xiàn)之后產(chǎn)生了利用問題。培根的時代這個問題還沒有提到日程上來，經(jīng)過一百年才漸漸利用起來，在利用的過程中自然會出現(xiàn)招搖撞騙、投機取巧、買空賣空、弄虛作假的行徑。出現(xiàn)各種開發(fā)計劃，其中有真有假，斯威夫特諷刺的正是這種現(xiàn)象。
前面講的全是培根在哲學和實驗科學方面的成就，文學上如何呢？他的《論說文》論者甚多，不贅述。他的哲學著作既是哲學，又是用拉丁文寫的，嚴格說，不能算英語文學。主要用英文寫的作品是《學術的推進》和《新大西島》�！秾W術的推進》后來又加以擴充，譯成拉丁文，后人又把它譯回英文，因而此書有兩種英文文本。不過后人的英譯本（不全）與培根原來的英文，風格迥異，不能代表培根。
我們不妨選一段文字欣賞一下。在第一部分前三節(jié)交代過阻礙學術進展的種種因素之后，培根繼續(xù)論述其他障礙，在第四節(jié)里，他講學者們自己造成的障礙，他稱做錯誤（errors）與虛妄（vanities）。他寫道：
讀書人中主要存在著三種虛妄，以致玷污了讀書人的名聲。所謂虛妄，不外是謬誤或者瑣屑。謬誤就無真理可言，瑣屑就是無用。所謂虛妄之徒，不是輕信就是獵奇，獵奇可以指對內(nèi)容的好奇，也可以指對文字的好奇。因此，無論從道理上說，或在實踐中，都可以發(fā)現(xiàn)三類我稱之為治學的弊�。旱谝活愂峭Q之學，第二類詭辯之學，第三類華麗之學，即虛妄的想像，虛妄的爭辯，虛妄的夸飾。我來先談最后一類。馬丁·路德，受上天的指示（這是無疑的），但也運用理性，發(fā)現(xiàn)自己的任務是要和羅馬主教、腐朽的教會傳統(tǒng)作對，又發(fā)現(xiàn)自己很孤立，因為當時的輿論都不支持他。于是他不得不喚醒古人，求援于過去的時代，聯(lián)合起來反對當代。因此，古代作家，不論神學家抑人文學者的作品，凡長期酣睡在圖書館內(nèi)的，一律拿來展卷閱讀。結果又不得不竭盡全力去鉆研古代語言，因為這些作家都是用古代語言著書立說的，學古代語言就能更好地征用并使用他們的詞句。由此又進一步對其風格詞藻感到興味，崇拜其文字，尤其是這些作者宣揚的見解雖舊，但看來卻很新穎，與經(jīng)院派是對立的。這種敵對和對立更加推動了、促進了那種崇拜心理；這些古代作者一般說來，都站在對立面，其著作的風格與形式也迥異，他們隨意鑄造和構造新的術語，以表達其思想，避免迂回文字，而不顧詞句純潔與否、可喜與否以及（也許我可以這樣說）合法與否。此外，當時大量工作是在人民當中做的（法利賽人常說Execrabilisistaturba，quaenonnovitlegem），為了爭取和說服他們，必然要重視并追求雄辯術和語言的多樣化，才能最適應一般人的接受能力，最有力地打動他們。因此，這四個原因加在一起，即對古代作家的崇拜，對經(jīng)院派的憎惡，對語言的考究鉆研，以及追求講道的效果，就產(chǎn)生了熱中研究雄辯和豐富言語之風，并開始盛行。很快就形成泛濫之勢，人們獵取的與其說是內(nèi)容，不如說是詞藻，與其說是有分量的內(nèi)容，有價值的問題，有道理的立論，有生命力的發(fā)明或深刻的見解，不如說是精美的文辭，完整干凈的文句，委婉跌宕的章法，以修辭比喻來變幻或美飾其文章。于是，人們爭奉葡萄牙主教俄索留斯行云流水之文為圭臬。史圖姆也竭思殫慮，把心力全部用在研究演說家西塞羅和修辭家赫爾墨吉尼斯的著作上和撰寫自己的論句法和模仿的著作上了。于是劍橋大學的卡爾以及阿斯克姆在授課與其著作中，把西塞羅、德謨斯特尼斯幾乎奉為神明，將所有好學青年誘導到這種纖細雕華的學問上去了。于是伊拉斯模斯起而嘲諷，他說DecemannosconsumpsiinlegendoCicerone，最后一字正像希臘文One的回聲，One即Asine。于是經(jīng)院派學問遭到了全面的唾棄，以為野蠻不文�？傊�，彼時整個傾向與偏好是重文輕質(zhì)。
以上就是治學之道的第一弊端，只鉆研文字，不鉆研內(nèi)容，我雖只舉了晚近情況為例，但歷來以至今后永遠會secundummajusetminus。情況是這樣而要學問之道不受損失，豈是可能的呢？即以常人眼力而論，大學問家的著作在他們心目中，也只像專利證書或插圖手抄本上的第一個字母，雖然十分華麗，但終不過只是一個字母而已。我以為匹格瑪利翁的狂熱正好是這類虛妄的象征和寫照：因為文字不過是內(nèi)容的影象，文字如果沒有道理和發(fā)明，便無生命，熱中于這種文字，與熱戀一幅肖像何異？
但是，我們也不可匆忙予以譴責，即以哲學而論，本極深奧，可以披上修辭外衣，予以裝扮，使之更能為人所感知與接受。關于這點，我們有卓著的先例，如色諾芬、西塞羅、塞內(nèi)加、普魯塔克，以及在某種程度上的柏拉圖，足見它的用處是很大的。當然，它也起了一定的障礙作用，因為人們往往會在尚未讀完一般文章之前，過早地感到滿足，撲滅了向前探索的要求，不利于對真理的刻苦追求和對哲學的深入理解。但是，如果有人想在公務場合、社會交際、建議、說服、說理等情況下利用這方面的知識，那么，以這種風格著述的作者，便可隨手拾取，十分方便。但是，用得過分則是理應受到卑視的，正如赫爾庫勒斯在一座廟內(nèi)看到維納斯的寵兒阿冬尼斯，以不屑的口吻對他說Nilsacries，同樣在學術界與赫爾庫勒斯持同樣見解的人，即刻苦用功探索真理的人，無不藐視那類纖細雕華，認為那是不可能具有什么神圣品質(zhì)的。關于治學之道的第一種病癥或弊病就談這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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