傳人之間：鄧小平與毛澤東
齊欣 林娟 佳盈
毛澤東與鄧小平結識，最初是在1927年中共“八七”會議上。會后，毛澤東前往湖南組織秋收暴動，鄧小平隨中央機關遷往上海。四年以后，兩人重逢在中央蘇區(qū)。
1931年秋天，毛澤東與中共蘇區(qū)中央局的幾位領導人項英、朱德等轉戰(zhàn)來到瑞金，著手籌備中華蘇維埃第一次全國代表大會的有關事宜，同時檢查地方工作。當時，鄧小平是中共瑞金縣委書記，領導一個十幾萬人口大縣的工作。
鄧小平是同年8月趕到瑞金的。那時的瑞金，正慘罹肅反擴大化之禍。原縣委主要負責人為了肅清所謂的“社會民主黨”，在全縣范圍內大搞逼供信，縣蘇維埃、縣工會許多干部被害，一些群眾被錯殺。鄧小平到任后，果斷地糾正濫捕濫殺的錯誤，并重組各級政權，安撫無辜受害群眾，恢復正常的生產(chǎn)和生活秩序。這樣，民心甫定，社會又回到正常的軌道上來。
毛澤東聽了鄧小平等人的匯報，相當滿意。27歲的縣委書記，在短短的兩個月時間內，胼手胝足，勵精圖治，創(chuàng)出如此佳績，實屬難得。這在毛澤東心中留下了深刻的印象。
次年春，鄧小平調至會昌。鄧小平是個勇于進取的人，他在會昌任職直至擔任會（昌）尋（烏）安（遠）中心縣委書記期間，一直是為政察察，興利除弊，工作熱火朝天。但是，鄧小平與臨時中央在一系列問題上的原則分歧，終于導致了他革命生涯中的第一遭坎坷。
從1931年起，鄧小平即表現(xiàn)了對中共六屆四中全會后中央領導的“不信仰”。贛南會議之后，他又與曾任蘇區(qū)中央局秘書長的毛澤覃、任贛東特委書記的謝唯竣任紅一方面軍總前委秘書長的古柏等同志對臨時中央的“左”傾政策進行了公開抵制，進而在實際工作中提出或執(zhí)行了與之不同的政治、經(jīng)濟、軍事等方面的原則和方針。例如，在經(jīng)濟政策上，主張平均分配土地，“給富農(nóng)以經(jīng)濟出路”；在作戰(zhàn)方針上，主張誘敵深入，反對軍事冒險；在擴大紅軍問題上，主張由群眾武裝逐級發(fā)展為主力紅軍，等等。這些思想，可以說是受了毛澤東的影響，也是若干年來被蘇區(qū)的革命斗爭反復驗證的成功經(jīng)驗。這在1931年以后王明“左”傾路線占統(tǒng)治地位的情況下，恰如一股潛行的地火在積蓄、匯集，形成了維護毛澤東正確主張的堅強力量。
這股健康力量的主要人物都程度不同地遭受了打擊。鄧小平既有所謂“尋烏事件”所招致的“失地”之咎，也因其不肯按臨時中央領導人的要求作檢查。于是，鄧小平被作為“江西羅明路線”的代表人物而遭到“殘酷斗爭，無情打擊”。他相繼被免去了縣委書記和省委宣傳部長的職務，先去一個僻遠的地方作“巡視員”，繼而又到鄉(xiāng)村參加墾荒，近似于“勞動改造”。
1934年10月，鄧小平、謝唯俊被允許隨隊長征，毛澤覃、古柏則被留在蘇區(qū)堅持武裝斗爭。1935年，毛、謝、古先后在贛南、陜北和粵東戰(zhàn)死，鄧小平成了“江西羅明路線”代表中僅存的人物。遵義會議前后，鄧小平的境況逐漸改善，由《紅星報》主編改任中共中央秘書長。
在以后的歲月里，隨著毛澤東在黨內地位的變化，鄧小平的職務不斷擢升�？谷諔�(zhàn)爭爆發(fā)，鄧小平先任八路軍政治部副主任，半年之內，又被任命為一二九師政委，成為獨當一面的統(tǒng)兵大員。這充分表明了毛澤東對鄧小平的器重。
1943年，延安整風結束時，全黨尤其是黨的高級干部在批判“左”傾錯誤路線方面的認識已趨一致，重用一批德才俱佳、忠實執(zhí)行毛澤東正確路線的干部的良好環(huán)境已經(jīng)形成。鄧小平多年與劉伯承領兵在外，披霜蹈雪，艱苦征戰(zhàn)，加之有著與“左”傾機會主義作斗爭的歷史，不但被毛澤東倚為干城，在黨內其他高級干部中也樹立起了聲望。
鄧小平與毛澤東不同，沒有那種思情遠舉的文人氣質和高古奇譎的詩人心態(tài)。他是一個胸有丘壑、深藏不露的實干家，膽大多謀，為人嚴謹，做事干練，分析問題切中要害，善于處理各種錯綜復雜的矛盾。這恰恰是毛澤東非常欣賞的。戰(zhàn)爭年代，他把鄧小平與年長12歲的劉伯承放到一起，兩人配合默契，相得益彰，可以說毛澤東知人甚深，用人得法。從組織山地和平原游擊戰(zhàn)到開展反頑斗爭，從挺進中原到指揮淮海戰(zhàn)役，從揮師渡江直至進兵大西南，只要鄧小平負責的工作，毛澤東就非常放心。對毛澤東的許多重大決策，鄧小平都能心領神會，力爭在實際工作中圓滿地加以完成。尤其是劉鄧率軍渡河南下，任務艱巨，在中原拖住蔣軍勁旅，減輕陜北和山東戰(zhàn)場我方的壓力，更顯出了棟梁之材的本色。所以，當淮海戰(zhàn)役打完以后，毛澤東將鄧小平由中原局第一書記調任華東局第一書記，而原擔任華東局書記的饒漱石則任第二書記。這除了有統(tǒng)一事權，便于開展南下工作的考慮之外，也表明毛澤東的信任。
鄧小平善于辯證地思考問題，他的一些真知灼見也引起了毛澤東的重視。1938年，鄧小平在太行山工作時講過一句話：“一切都是辯證的，一切都是發(fā)展變化的。要按辯證法辦事�！边@句話傳到毛澤東那里，他以哲學家的深邃和政治家的敏感察覺到鄧小平思想中的精微。他認為這句話很深刻，抓住了馬克思主義的實質，富有哲理。一連四五年，毛澤東常常提到這句話。發(fā)源于早期的耳濡目染，并結合中國革命的斗爭實踐悉心研求，鄧小平深得毛澤東思想的精髓。毛澤東歷來重視調查研究，將之作為得到真實情況、作出正確決策的關鍵。因此他也欣賞能同他一樣掌握這個法寶的人。而鄧小平在這一點上深深契合了毛澤東。作為中原局書記鄧小平反映給毛澤東的情況、所提的建議都能做到言之有物，參考價值極高。毛澤東非常愛看鄧小平的報告，多次肯定和贊揚，并加上批注，轉發(fā)各地參考。如鄧小平1944年8月起草的對毛澤東所詢減租減息等十個問題的答復、1948年6月《貫徹執(zhí)行中共中央關于土改與整黨工作的指示》等等，為中共中央作出正確決策提供了第一手材料，為各地區(qū)貫徹中央指示提供了寶貴的經(jīng)驗。毛澤東對此視之為寶。他的許多思想和著作的形成，鄧小平有著獨特的貢獻。遇有疑難，毛澤東亦咨以函電。
此外，毛澤東對鄧小平的作風也十分滿意。鄧小平生性恬淡，不喜交際，這與毛澤東的以詩文會友、周恩來的廣結各路名士有很大的不同。戰(zhàn)爭年代，鄧小平軍務繁重，鞍馬勞頓，新中國成立后更是忙于黨政庶務，即使偶有閑暇，也習慣于一個人獨處靜思，對于如何與人交游似乎無所用心。他對同事相待以誠，相忍為公；對下屬也是約束極嚴，向來不肯假以辭色；對拉山頭、搞宗派深以為戒。其組織紀律性和修養(yǎng)功夫如此之強，令毛澤東十分放心。這些特點在鄧小平1952年調到中央工作以后，尤其是“高饒事件”發(fā)生后為毛澤東體察得十分清楚，也更以為難得。
因此，從1956年黨的“八大”到1959年廬山會議以前，毛澤東對鄧小平的贊譽之詞和倚重之舉次第而出。
1956年9月，在黨的七屆七中全會上，毛澤東在提及中共中央核心領導層的人事安排時，提議鄧小平任中央委員會總書記。
鄧小平當場表示：“我還是比較安于擔任秘書長這個職務。”
毛澤東向鄧小平（也是向全場）解釋：“秘書長改為總書記，那只是中國話變成外國話……外國的總書記就相當于中國的秘書長�！�
接下去，毛澤東不厭其煩，反復表示要為鄧小平“宣傳宣傳”。他說：我看鄧小平這個人比較公道，他跟我一樣，不是沒有缺點，但是比較公道，是個厚道人。他比較有才干，比較能辦事。他跟我一樣，有許多事情辦錯了，也有的話說錯了，但比較起來，他會辦事，他比較周到。毛澤東還說：大體說來，這個人比較顧全大局，比較厚道，處理問題比較公正，他犯了錯誤對自己很嚴格。幾番“比較”，褒獎之情溢于言表。
1959年4月，在中共八屆七中全會上，毛澤東發(fā)言，詼諧恣肆之中則另有一番深意：我這個人叫毛澤東，我掛正帥，就是大元帥，鄧小平為副總司令、副元帥，我們兩個人，一正一副。他還對鄧小平說：你是總書記嘛，鄧小平，你掛帥了，一朝權在手，就把令來行，你敢不敢呀？你是書記處的總書記，你也是常委的總書記，你也是政治局的總書記，你也是中央委員會的總書記，你也是我的總書記。對鄧小平的贊賞，毛澤東對一些外國領導人也曾流露過。
1959年，廬山會議后期，彭德懷從國防部長的位置上被罷官。
當時，鄧小平因腿骨骨折留在北京，沒有親與會議。但憑著多年政治斗爭的經(jīng)驗，他敏銳地感受到黨內愈來愈濃重的不正常氣氛。
自此以后，毛澤東的個人專斷作風日益明顯，開始疏遠黨中央的一些領導同志。雖然他也一度強調民主，強調實事求是，但“左”的提法和錯誤決策時有發(fā)生。而鄧小平更講求實際，思想和理論上能擺脫某種原則限制而進行靈活的多方面思考，因此他對一些問題的看法與毛澤東越來越不一致。
1956年以后，毛澤東多次提出，不再擔任國家主席，要退居二線，不過問日常事務，以專心研究理論、政策。經(jīng)過黨內充分醞釀，這個提議在1959年4月召開的二屆人大一次會議上得到通過。從此，中央工作分為一線、二線。鄧小平任總書記，處理中央經(jīng)常性工作，站在一線。于是，一向雷厲風行的鄧小平在行使自己的職責時，當然是無所顧忌的。
然而，不過幾年的時間，毛澤東對鄧小平的態(tài)度發(fā)生了變化。1966年10月，在中共中央工作會議上，毛澤東不滿地說：鄧小平什么事都不找我，幾年不找我。毛澤東還說：他這個人耳朵聾，聽不見，開會坐得離我很遠，對我是敬鬼神而遠之。
毛澤東的敘述很生動，盡管是發(fā)生于“文化大革命”初期，至少可以看出毛鄧二人在工作關系上的疏遠。更為關鍵的是，毛鄧之間的思想隔膜表現(xiàn)在對一些重大問題的主張和見解上。如在經(jīng)濟政策上，在文化方針上，兩人之間都存在分歧。
這種矛盾有一個積蓄的過程。
1960年底，毛澤東為人民公社、“大躍進”的災難性后果所震動，重新提倡調查研究，著手解決農(nóng)業(yè)問題。1961年他主持制定了“農(nóng)村工作六十條”。但是，他堅決反對“包產(chǎn)到戶”，認為“三級所有，隊為基幢這個原則不能動遙1962年，全國農(nóng)村許多地方出現(xiàn)包產(chǎn)到戶，中央常委里的同志有的支持，有的也不予反對。鄧小平的話說得更明白。他在1962年7月一再提出要進一步調整農(nóng)村生產(chǎn)關系。在7月2日的一次內部講話中，他表達了這樣的意思。時隔五天，他又對共青團一次中央全會的全體代表說道：“生產(chǎn)關系究竟以什么形式為最好，恐怕要采取這樣一種態(tài)度，就是哪種形式在哪個地方能夠比較容易比較快地恢復和發(fā)展生產(chǎn)，就采取哪種形式，群眾愿意采取哪種形式，就應該采取哪種形式，不合法的使它合法起來。”把自己的觀點公之于眾。
不久，毛澤東批評了包產(chǎn)到戶。鄧小平的講話記錄稿下發(fā)后被追回。
在職權范圍內，鄧小平對文化、科學工作中存在的問題也頗有自己的看法。1961年11月，他在一次中央書記處會議上指出：這幾年，我們對技術干部關心不夠，對他們的使用有問題。要大膽提拔工程師，有多少提多少。提拔的條件主要是根據(jù)專業(yè)技術水平。政治條件是不反對共產(chǎn)黨，忠于祖國。是共產(chǎn)黨員但專業(yè)技術不合格的也不能提。同時，對意識形態(tài)領域里盛極一時的“左”的錯誤，鄧小平也毫不客氣地進行了批評。1965年3月，他指出：現(xiàn)在有人不敢寫文章了，新華社每天只收到兩篇稿子，戲臺上只演兵，只演打仗的，電影哪有那么完善？這個不讓演，那個不讓演。他還提出可以演帝王將相，寫歷史劇可以表現(xiàn)帝王將相的智慧。這就與毛澤東對文藝工作的有關批示和主張明顯不同了。
不僅僅是思想傾向上的分歧，鄧小平的工作方式和工作作風也越來越讓毛澤東感到不習慣、不滿意了。1965年1月，毛澤東在各大區(qū)書記會議上批評北京有兩個“獨立王國”，一個是指鄧小平領導下的中央書記處，一具是指李富春領導下的國家計委。這時的毛澤東已經(jīng)認定鄧小平與自己離心離德了。
“文化大革命”初期，鄧小平被認定是“劉鄧司令部”的主要成員，被“打倒”是“必然”的。但即使如此，毛澤東對鄧小平仍能區(qū)別對待。
他對鄧小平始終有一個基本估計：沒有歷史問題，有著被錯誤路線打擊的經(jīng)歷；抗戰(zhàn)以后執(zhí)行正確的戰(zhàn)略和策略，作戰(zhàn)有功；在中蘇論戰(zhàn)中持強硬態(tài)度，反對蘇聯(lián)的大國沙文主義。
所以林彪事件一發(fā)生，毛澤東的心靈遭到了巨大的創(chuàng)傷，出于種種考慮，他讓鄧小平復出。
他盛贊鄧小平“人才難得”，“政治思想強”�？梢哉f，一直到1975年夏秋季節(jié)，他對鄧小平還是信任的。
但是，這種信任又遇到波折。
鄧小平在復出以后尤其是1975年將近一年的工作，其實質就是從具體問題入手，一步步地糾正“文化大革命”的錯誤。在毛澤東看來，這就是“算文化大革命的帳”，是“倒退”，是“資本主義復辟”的危險信號。
盡管毛澤東對是否再次打倒鄧小平曾一度心存猶疑，還曾設想讓鄧小平“專管外事”，但是，作為老年人受到周圍親近人的蒙蔽，一經(jīng)認定他與鄧小平的分歧已經(jīng)無法彌合，鄧小平已經(jīng)成了他繼續(xù)推行其思想、路線的障礙，他就繼“批鄧、反擊右傾翻案風”之后，錯誤地判斷了“四五”天安門事件的性質，提議撤銷鄧小平的黨內外一切職務，把鄧小平從中央領導核心“趕出去”。
鄧小平?jīng)]有因為毛澤東對他的批判和剝奪他的權力而產(chǎn)生對毛澤東的不滿或怨恨。他既沒有像林彪那樣當面吹捧毛澤東，也沒有像赫魯曉夫對待逝世后的斯大林那樣全面否定毛澤東。鄧小平以無產(chǎn)階級政治家的寬闊胸懷和歷史唯物主義的科學態(tài)度，客觀、公正地評價了毛澤東的歷史功過。
鄧小平認為，毛澤東在長期革命斗爭中立下的偉大功績是永遠不可磨滅的，就毛澤東的一生來看，他的歷史功績遠遠大于他的過失，他犯錯誤畢竟是一個偉大革命家所犯的錯誤，是一個偉大的馬克思主義者犯錯誤。毛澤東的功績是第一位的，他的錯誤是第二位的。
（摘自齊欣 林娟 佳盈編著《鄧小平與六十人》一書，上海人民出版社2000年6月出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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