陸定一緣何被稱為“閻王”
陳清泉 宋廣渭
山雨欲來
1962年上半年，中共中央連續(xù)召開了“七千人大會”等幾個會議，采取了比較實事求是的調整方針。到下半年，由于形勢開始好轉，也由于從年初以來在恢復農業(yè)生產和整個國民經濟調整中存在意見分歧，國際形勢又出現(xiàn)了一些變故、爭端，于是毛澤東又提出了階級和階級斗爭問題。
這年7月，中共中央在北戴河召開了八屆十中全會。這次會議包括為全會準備文件的中央工作會議、預備會議，從7月25日到9月27日，共開了兩個多月。在毛澤東關于階級斗爭思想的指導下，這次會議大部分時間是討論階級斗爭和批“三風”，即鄧子恢的“單干風”，彭德懷的“翻案風”，以及一些同志把形勢看成一片黑暗的“黑暗風”。只用很少的時間研究和討論工作問題。
在預備會議批判彭德懷所謂“翻案風”的過程中，又發(fā)生了批判小說《劉志丹》的事件。
陸定一沒有看過小說《劉志丹》，但他對習仲勛、賈拓夫都是很了解的。50年代初，有一年多的時間習仲勛擔任中宣部部長，和陸定一的關系處得很好。而陸定一和賈拓夫在長征中就建立了深厚的友誼，他們共同創(chuàng)作過歌頌長征的歌詞。陸定一不相信習仲勛、賈拓夫會反黨。他認為閻紅彥告發(fā)這件事情，可能是過去的恩恩怨怨造成的。由于康生在興風作浪，又得到毛澤東的支持，陸定一也無可奈何。
會議最后發(fā)表公報，“告誡”人們，“千萬不要忘記階級斗爭”，不要忘記黨內產生修正主義的危險。這段話后來成為“十年動亂”中概括出來的“無產階級專政下繼續(xù)革命的理論”和“路線”的主要依據(jù)。從此階級斗爭的弦越繃越緊，意識形態(tài)領域的斗爭不斷，而且首先是從文藝界開始的。
文藝界的多事之秋
最早在文藝界興風作浪的是江青。解放初期，江青在中宣部當過半年文藝處長。以后就生病了，長期沒有做事。毛澤東曾對胡喬木說過，江青不會做什么工作，你們也不要用她。后來毛澤東改變看法了，對周揚說，江青看問題很尖銳。1963年，江青開始插手文藝工作，她到中宣部，就發(fā)號施令。她召開會議，部長、副部長都要到會。她提出要干什么，陸定一也很少頂她。只有一次，她提出電影的問題很多，中宣部應當對每部影片都進行審查。陸定一說，每部電影都由中宣部審查，中宣部的干部都去審查電影也審不過來。這一下就得罪江青了。
1963年以來，各地都在抓現(xiàn)代戲。幾個大區(qū)進行了調演。中宣部、文化部都很重視。江青搞極端，說什么只準演現(xiàn)代戲，不準演古代戲。
這個時候，毛澤東到各地視察工作，在了解各地貫徹八屆十中全會精神時，又提出文化領域的問題，并首先對戲劇提出批評。
1963年12月9日，中宣部編印的《文藝情況匯報》116號刊載了《柯慶施同志抓曲藝工作》一文，介紹了上海抓評彈的長編新書目建設和培養(yǎng)農村故事員的做法。中宣部文藝處把這份材料給了江青，江青交給了毛澤東。毛澤東看后，于12月12日將此件批給北京市委的彭真和劉仁，并寫了這樣一段批語：此件可一看，各種藝術形式——戲劇、曲藝、音樂、美術、舞蹈、電影、詩和文學等等，問題不少，人數(shù)很多，社會主義改造在許多部門中，至今收效甚微。許多部門至今還是“死人”統(tǒng)治著。不能低估電影、新詩、民歌、美術、小說的成績，但其中的問題也不少。至于戲劇等部門，問題就更大了。社會經濟基礎已經改變了，為這個基礎服務的上層建筑之一的藝術部門，至今還是大問題。這需要從調查研究著手，認真地抓起來。
毛澤東還在《柯慶施同志抓曲藝工作》一文下面，做了如下的批注：許多共產黨人熱心提倡封建主義和資本主義的藝術，卻不熱心提倡社會主義的藝術，豈非咄咄怪事。
毛澤東的批示不是批給中宣部，而是批給彭真、劉仁，說明他對文藝工作特別是北京文藝工作的不滿意。彭真看到批示后很緊張，打電話給周揚和林默涵，要他們到他那里看批示。彭真說，這個問題要認真處理，要向政治局寫報告，請少奇同志來抓。1964年元旦，劉少奇召開文藝座談會，貫徹這個批示。
毛澤東的批示下達后，文化部黨組立即檢查近幾年的工作，并于1964年3月下旬決定在全國文聯(lián)和各協(xié)會全體干部中進行整風，檢查工作，整風告一段落時，寫了一個《關于全國文聯(lián)和各協(xié)會整風情況的報告》交給林默涵，林看了修改了一下，送周揚看。周揚不滿意，認為報告寫得不深刻，沒有提出改進工作的具體措施，因而把報告壓下來了。后來江青問林默涵：主席批示以后為什么沒有行動?林默涵說，已經進行了學習和檢查，并寫了一份總結?草稿?。江青要看，林默涵只好從周揚那里取來稿子給了江青。這個報告并未定稿，江青搶先把它送給毛澤東。
6月27日，正當全國京劇現(xiàn)代戲在北京舉行觀摩演出的時候，毛澤東在這個報告的草稿上寫下了第二個批示：這些協(xié)會和他們所掌握的刊物的大多數(shù)?據(jù)說有少數(shù)幾個好的?，十五年來，基本上?不是一切人?不執(zhí)行黨的政策，做官當老爺，不去接近工農兵，不去反映社會主義的革命和建設。最近幾年，竟然跌到了修正主義的邊緣。如不認真改造，勢必在將來的某一天，要變成像匈牙利裴多菲俱樂部那樣的團體。
批示下達以后，文化部和各協(xié)會人員沒有思想準備，有如被打了一悶棍，震動很大。
這兩個批示在文藝界掀起了一股大批判的浪潮，一大批電影、小說、戲劇、美術、音樂作品被否定，一大批文藝界的代表人物和領導干部如夏衍、田漢、陽翰笙、邵荃麟、齊燕銘都受到批判。
文藝界的大批判，很快擴大到其他領域。從1964年起，哲學界批判了楊獻珍的“合二而一”論、馮定的《平凡的真理》和《共產主義人生觀》；經濟學界批判了孫冶方的生產價格論和企業(yè)利潤觀；史學界批判了翦伯贊的“歷史主義”和“讓步政策”論，等等。一時間，大批判的浪潮遍及整個文學藝術和哲學社會科學領域。
文藝界以至整個哲學社會科學領域出現(xiàn)這種現(xiàn)象，作為黨中央文教小組組長、中央書記處主管思想政治宣傳工作的書記以及中央宣傳部部長的陸定一心里總是不平靜的，甚至有一些困惑：現(xiàn)在大張旗鼓進行批判的許多問題，都是學術問題，為什么不能采取百家爭鳴的方針來解決呢?他感到問題這么嚴重，自己也是要負領導責任的。
當時，毛澤東對陸定一是保護的。他曾表示，對于文藝界的問題，中央有責任，他也有責任，所以提出不應責備陸定一同志。
1964年年底，即將召開三屆全國人大，換屆后的國務院，沈雁冰?茅盾?不再當文化部長了。周恩來和陸定一商量，由陸定一兼任文化部部長。陸定一說，我沒有時間再去管文化部了。商量的結果是請蕭望東同志來當副部長、黨組書記，主持日常工作。
從《海瑞罷官》到《二月提綱》
如果說，1964年到1965年11月以前的大批判，雖然已帶有濃厚的政治色彩，但基本上還限于文學藝術和哲學社會科學領域，那么，1965年11月10日，姚文元在《文匯報》上發(fā)表的《評新編歷史劇〈海瑞罷官〉》，性質則完全不同了。
姚文元在這篇把矛頭對準北京市副市長、明史專家吳晗的文章里，說《海瑞罷官》塑造了一個“假海瑞”，“用地主資產階級的國家觀代替了馬克思列寧主義的國家觀”�！坝秒A級調和論代替階級斗爭論”。并無中生有地把“退田”、“平冤獄”與1961、1962年的“單干風”、“翻案風”聯(lián)系起來。這分明是姚文元對吳晗的政治陷害。
其實，姚文元的這篇文章，是江青在極不正常的情況下精心策劃的。
八屆十中全會結束沒多久，江青就利用自己的特殊地位要求約見中宣部、文化部的四位正副部長。
在四位高級干部的注視下，江青得意地敲打著手里的鉛筆，不陰不陽地說：“深刻理解了主席前一階段的講話后，我認為目前在舞臺上、銀幕上表現(xiàn)出來的東西，大量的是資產階級、封建主義的東西……”看了一眼態(tài)度不置可否的陸定一，她又進一步暗示說：“你們認為《海瑞罷官》怎么樣?我認為很有問題，應當好好批判?”一直懷著最大耐心聽江青高談闊論的陸定一再也聽不下去了，他態(tài)度堅決地說：“對海瑞進行研究，這是毛主席提出來的。吳晗同志作為一名歷史學家，寫了幾篇評海瑞的文章后，又勇敢地跨行業(yè)寫京劇劇本《海瑞罷官》，這是一個很好的嘗試嘛?現(xiàn)在說批就批，這會影響很多人的積極性。此事不要草率地從事為好?”陸定一說完，幾位主事的副部長也大都表示不能立刻批《海瑞罷官》。
江青此刻雖然懊惱異常，但還是掩飾地擺擺手說：“既然你們都不同意，我們以后再談吧?”此后不久，毛澤東指示將用來批判資產階級權威的39個《文學藝術資料》發(fā)到黨內縣一級單位，其中就包括吳晗的《海瑞罷官》和北京市委書記處書記鄧拓等人編寫的《燕山夜話》等材料。
然而這件事仍沒有引起中央宣傳部、文化部各級領導的高度重視。在京的幾位文藝評論家也拒絕為江青批《海瑞罷官》執(zhí)筆寫作。氣急敗壞的江青就把這筆賬全記在了陸定一頭上，她曾幾次在工作人員面前表示采勸措施”。
后來，江青秘密到上海找到上海市委候補書記、市委宣傳部部長張春橋合作，借上海攻北京。1965年初，江青在上海市市長柯慶施的支持下，與張春橋拍板成交，決定由上�！督夥拧冯s志編委姚文元執(zhí)筆寫作，還決定，此事要對黨中央，包括周恩來總理保密。
“保密了七八個月”后，1965年11月10日，這篇經毛澤東親自審閱過的文章終于在《文匯報》上刊登了。接著，毛澤東要求各地報刊轉載。
明確拒絕過江青無理要求的陸定一這時已對文章的背景有所了解，但是他和新華社的負責人看過文章后都認為，姚文元在文章的最后一部分把《海瑞罷官》中的學術問題硬聯(lián)系“單干風”、“翻案風”，不僅很勉強，而且有故意夸大事實，挑起事端之嫌。所以，陸定一支持當時的北京市市長彭真的做法，拒絕轉載姚文元的文章。
11月29日以后，《人民日報》、《解放軍報》及北京各大報刊在毛澤東的壓力和周恩來總理的斡旋下被迫轉載了姚文元批《海瑞罷官》的文章。1966年2月以彭真為組長、陸定一為副組長，康生、周揚、吳冷西為組員的“文化革命五人小組”召開擴大會議，在搜集整理解放以來許多次學術批判材料的基礎上，大部分與會者贊同彭真所說的“吳晗的問題是學術問題，與彭德懷沒有關系，不要提廬山會議”的看法。同時表示，對于學術討論，要強調“學術批判不要過頭，要慎重”。陸定一還特別述說了斯大林時代的歷史教訓，指出，“學術批判不能過火。一過火就有反復”……只有康生“力排眾議”，堅持說吳晗的問題是政治問題，要同廬山會議政治背景聯(lián)系。
根據(jù)彭真在五人小組擴大會議上講話的精神，《關于當前學術討論的匯報提綱》亦即后來所說的《二月提綱》于2月4日擬成了。提綱提出了在學術討論中堅持實事求是，在真理面前人人平等的原則，要以理服人，不要像學閥一樣武斷和以勢壓人。在一定程度上糾正了長期存在于黨內的極“左”偏差。
此后，《匯報提綱》經政治局常委會議討論通過后向毛澤東匯報。彭真、陸定一和康生還親自去武漢向毛澤東當面匯報。
然而，他們并沒有真正理解領袖挑起這場爭論，進而掀起反修防修大革命、大運動的最終目的。因此，他們越是想限制這場爭論的性質和范圍，越是容易引起毛澤東的反感。
在3月中旬召開的政治局常委擴大會議上，毛澤東專門就學術批評問題作了講話。他說，我們解放以后，對知識分子實行包下來的政策有利也有弊，現(xiàn)在學術界和教育界是知識分子掌握實權。社會主義革命越深入，他們就越抵抗，就越暴露他們的反黨反社會主義面目。吳晗和翦伯贊等人是共產黨員，也反共，實際上是國民黨，現(xiàn)在許多地方對這個問題的認識還很差，學術批判還沒有開展起來。各地都要注意學校、報紙刊物、出版社掌握在什么人手里，要對資產階級的學術權威進行切實的批判。事后，毛澤東還對陸定一領導的中共中央宣傳部提出嚴肅批評：中宣部包庇壞人，壓制左派，是個閻王殿，要打倒閻王、解放小鬼。于是，身為兩部部長的陸定一就理所當然地成為了閻王，屬于“打倒閻王”的首要選擇對象。
?摘自陳清泉 宋廣渭著《陸定一傳》，中共黨史出版社2000年1月出版，顧保孜編著《中南海人物春秋》，中國青年出版社2000年1月出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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