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與我的世界》是曹聚仁先生晚年所寫的回憶錄，后由家人整理增補，按“傳記文學(xué)”自覺經(jīng)營，坦誠自白，縱橫上下，酣暢灑脫，是一部具有重要史料價值與文本意義的傳記。它將其生平世界“不加掩飾地揭示出來”。從金華童年的”神道黃昏”，到浙江一師的“四大金剛”；從“國學(xué)”和“文壇”，到“我與魯迅”和“文白論戰(zhàn)”，從上海春秋、報刊生涯，到抗戰(zhàn)軍興、執(zhí)筆從戎；不但閱歷豐富、見識繁多，而且他頗想勾畫出那一時代的生活輪廓及文化工作”，所以“史的意味，比較更重一些”。正因如此，才是一本既有史料價值，又具文學(xué)可讀性的大家作品。
作者簡介：
曹聚仁（1900—1972），字挺岫，筆名袁大郎、陳思、彭觀清等。民國著名記者、學(xué)者、作家。浙江蘭溪人。畢業(yè)于浙江第一師范。在校期間，曾受業(yè)于陳望道、劉大白、夏丏尊等，五四運動時并曾代表學(xué)校出席杭州學(xué)生會。
1921年到上海教書，后任上海大學(xué)、暨南大學(xué)、復(fù)旦大學(xué)等校教授，并從事寫作，以散文創(chuàng)作立足文壇。經(jīng)常為邵力子主編之《民國日報》副刊《覺悟》撰稿。是年，章炳麟（太炎）于上海職業(yè)教育社發(fā)表系列演講、聚仁筆錄講稿，匯整為《國學(xué)概論》一書出版，風(fēng)行一時，并拜章為師。1931年主編《濤聲》、《芒種》等雜志。1934年與陳望道、茅盾、葉圣陶、夏丏尊等人發(fā)起大眾語運動。同年，被推為救國會十一名委員之一，并曾與馬相伯、沈鈞儒、章乃器、陶行知、鄒韜奮、鄭振鐸、蔣維喬、錢基博等二百余人，聯(lián)名發(fā)表宣言，主以最大之決心，堅持領(lǐng)土及主權(quán)之完整。
1937年淞滬戰(zhàn)事爆發(fā)后，任戰(zhàn)地記者，先后為《立報》、《大晚報》、《星島日報》、《抗戰(zhàn)》、《東南日報》等報刊撰稿，后轉(zhuǎn)入中央通訊社，任戰(zhàn)地特派記者，往來各地，曾報道淞滬戰(zhàn)役、臺兒莊之捷。并曾任江西《正氣日報》主筆、總編輯。抗戰(zhàn)勝利后重返上海，任《前線日報》主筆。1947年，任國立社會教育學(xué)院教授。
1950年夏，應(yīng)林靄民之邀，赴香港任《星島日報》主筆。其后從事寫作，曾興辦創(chuàng)墾出版社，并與徐訏、李輝英合辦《熱風(fēng)半月刊》。1956年以后，曾六次赴大陸訪問，促曹聚仁（1900—1972），字挺岫，筆名袁大郎、陳思、彭觀清等。民國著名記者、學(xué)者、作家。浙江蘭溪人。畢業(yè)于浙江第一師范。在校期間，曾受業(yè)于陳望道、劉大白、夏丏尊等，五四運動時并曾代表學(xué)校出席杭州學(xué)生會。
1921年到上海教書，后任上海大學(xué)、暨南大學(xué)、復(fù)旦大學(xué)等校教授，并從事寫作，以散文創(chuàng)作立足文壇。經(jīng)常為邵力子主編之《民國日報》副刊《覺悟》撰稿。是年，章炳麟（太炎）于上海職業(yè)教育社發(fā)表系列演講、聚仁筆錄講稿，匯整為《國學(xué)概論》一書出版，風(fēng)行一時，并拜章為師。1931年主編《濤聲》、《芒種》等雜志。1934年與陳望道、茅盾、葉圣陶、夏丏尊等人發(fā)起大眾語運動。同年，被推為救國會十一名委員之一，并曾與馬相伯、沈鈞儒、章乃器、陶行知、鄒韜奮、鄭振鐸、蔣維喬、錢基博等二百余人，聯(lián)名發(fā)表宣言，主以最大之決心，堅持領(lǐng)土及主權(quán)之完整。
1937年淞滬戰(zhàn)事爆發(fā)后，任戰(zhàn)地記者，先后為《立報》、《大晚報》、《星島日報》、《抗戰(zhàn)》、《東南日報》等報刊撰稿，后轉(zhuǎn)入中央通訊社，任戰(zhàn)地特派記者，往來各地，曾報道淞滬戰(zhàn)役、臺兒莊之捷。并曾任江西《正氣日報》主筆、總編輯�？箲�(zhàn)勝利后重返上海，任《前線日報》主筆。1947年，任國立社會教育學(xué)院教授。
1950年夏，應(yīng)林靄民之邀，赴香港任《星島日報》主筆。其后從事寫作，曾興辦創(chuàng)墾出版社，并與徐訏、李輝英合辦《熱風(fēng)半月刊》。1956年以后，曾六次赴大陸訪問，促進祖國統(tǒng)一事業(yè)。1972年病逝澳門。
一生筆耕五十余載，著述逾四千萬言，成書約七十多種。計著有《燈》、《酒店》、《文思》、《筆端》、《魚龍集》、《李秀成》、《議論文》、《新文心》、《大江南線》、《小說新語》、《書林新語》、《人事新語》、《文筆新策》、《亂世哲學(xué)》、《國故零簡》、《元人曲論》、《北行小語》、《北行二語》、《北行三語》、《采訪本記》、《采訪外記》、《采訪二記》、《采訪三記》、《采訪新記》、《萬里行記》、《觀變手記》、《新事十記》、《蔣經(jīng)國論》、《魯迅評傳》、《魯迅年譜》、《中國剪影》、《中國剪影二集》、《火網(wǎng)塵錄》、《文壇五十年》、《文壇五十年續(xù)集》、《國學(xué)十二講》、《國故學(xué)大綱》、《一般社會學(xué)》、《蔣畈六十年》、《蔣百里評傳》、《秦淮感舊錄》（二集）、《周曹通訊集》（二輯）、《新紅學(xué)發(fā)微》、《到新文藝之路》、《平民文學(xué)概論》、《中國文學(xué)概要》、《山水思想人物》、《現(xiàn)代中國通鑒（甲編）》、《浮過了生命海》、《我與我的世界》、《中國近百年史話》、《中國史學(xué)ABC》、《萬里行記》、《聽濤室劇話》、《曹聚仁雜文選集》、《中國學(xué)術(shù)思想史隨筆》，與他人合著有《前線歸來》、《東線血戰(zhàn)記》、《轟炸下的南中國》、《中國抗戰(zhàn)畫史》，另編有《卷耳討論集》、《古史討論集》、《書信甲選》、《小品文甲選》、《散文甲選》、《小說甲選》、《魯迅手冊》、《浙潮第一聲》、《現(xiàn)代文藝手冊》、《今日北京》、《舊日京華》、《現(xiàn)代名家書信》、《懋庸小品文選》、《現(xiàn)代中國報告文學(xué)選》、《現(xiàn)代中國戲曲影藝集成》等。
目錄：
代序：談傳記文學(xué)/1
一我的自剖/1
二金華佬/6
三我的童年/11
四初試云雨情/16
五己酉辛亥之間/21
六先父夢岐先生/26
七育才學(xué)園/30
八地盤動了/35
九浙東/40
一〇失望的旅行/45
一一我的母親/50
一二她的婆婆/54
一三神道的黃昏/60
一四父子之間/65代序：談傳記文學(xué)/1
一我的自剖/1
二金華佬/6
三我的童年/11
四初試云雨情/16
五己酉辛亥之間/21
六先父夢岐先生/26
七育才學(xué)園/30
八地盤動了/35
九浙東/40
一〇失望的旅行/45
一一我的母親/50
一二她的婆婆/54
一三神道的黃昏/60
一四父子之間/65
一五時代的諷刺/70
一六永生的時代/75
一七另外一群人/80
一八環(huán)繞蔣畈的另一群人/85
一九金華一年半/90
二〇諸侄/95
二一志趣卑下行為惡劣/100
二二杭州初到/105
二三明遠樓前/110
二四我們的校長/115
二五后校長姜伯韓/120
二六五四運動來了/125
二七前四金剛/130
二八我們的教師/134
二九一代政人沈仲九/139
三〇衙前那一群朋友/143
三一從夏丏尊先生說起/147
三二白屋詩人劉大白/152
三三《霞底謳歌》/158
三四杭州/163
三五拾遺/167
三六后四金剛/172
三七“留經(jīng)運動”/177
三八一師的毒案/182
三九湖上/184
四〇在上海生根/190
四一國學(xué)與國學(xué)概論/195
四二“可殺的張鳳”/200
四三書記翩翩潘伯鷹/205
四四詩人汪靜之/208
四五補說汪詩人/213
四六《世說新語》中人物/215
四七我做了教授/220
四八孤山文瀾閣/225
四九《四庫全書》/2303
五〇史學(xué)家楊人楩/232
五一上海甲記/237
五二《情書一束》的故事/242
五三藍布衫的故事/247
五四南社—新南社/252
五五小鳳葉楚傖/257
五六插說一段話/259
五七再插一段話/264
五八暨南前頁/269
五九暨南中頁/274
六〇暨南后頁/279
校后記/283曹聚仁把魯迅、周作人視為知己，與周氏兄弟同時保持著數(shù)十年的親密關(guān)系。周作人解放后在海外發(fā)表文章、出版著作，多由曹聚仁催生，在《新晚報》、《南洋商報》（新加坡）連載，最后結(jié)集出版。此書稿的校對，也是曹聚仁承擔(dān)的。曹聚仁與周作人的往來書信多打300余封（1973年香港南天書業(yè)公司出版了《周曹通信集》（第一輯、二輯））。正如錢理群在《曹聚仁與周作人》一文中所說：“或許‘曹聚仁與周氏兄弟的關(guān)系’將給人們提供一個理解曹聚仁思想、學(xué)術(shù)以及性格的復(fù)雜性與豐富性的極好視角。”
《魯迅全集》《書信》就收了魯迅致曹聚仁的二十五封半信。
兒子回憶曹聚仁當兩岸“密使”的細節(jié)與遺憾
曹聚仁把魯迅、周作人視為知己，與周氏兄弟同時保持著數(shù)十年的親密關(guān)系。周作人解放后在海外發(fā)表文章、出版著作，多由曹聚仁催生，在《新晚報》、《南洋商報》（新加坡）連載，最后結(jié)集出版。此書稿的校對，也是曹聚仁承擔(dān)的。曹聚仁與周作人的往來書信多打300余封（1973年香港南天書業(yè)公司出版了《周曹通信集》（第一輯、二輯））。正如錢理群在《曹聚仁與周作人》一文中所說：“或許‘曹聚仁與周氏兄弟的關(guān)系’將給人們提供一個理解曹聚仁思想、學(xué)術(shù)以及性格的復(fù)雜性與豐富性的極好視角。”
《魯迅全集》《書信》就收了魯迅致曹聚仁的二十五封半信。
兒子回憶曹聚仁當兩岸“密使”的細節(jié)與遺憾
1956年7月16日，北京。下午四點左右，一輛藍色的“華沙”牌轎車載著我和父母三人直奔頤和園。中央人民政府政務(wù)院政務(wù)委員邵力子和夫人傅學(xué)文已經(jīng)在門口等著，他同我父親曹聚仁是“亦師亦友”的關(guān)系。晚上，我和媽媽回城里去了，父親和邵老留在了頤和園。
牽線“第三次國共合作”
后來從父親的文章當中才知道，那晚，周恩來總理和陳毅、邵老夫婦、張治中等，同他在昆明湖上泛舟三個小時。主賓之間談的就是臺海兩岸實現(xiàn)“第三次國共合作”的可能。父親問周恩來，早先關(guān)于和平解放臺灣的談話票面票里的實際價值究竟如何，周恩來回答說：“和平解放的實際價值和票面價值完全相符。國民黨和共產(chǎn)黨合作過兩次，第一次合作有國民革命軍北伐的成功，第二次合作有抗日戰(zhàn)爭的勝利，這都是事實。為什么不可以第三次合作呢？”
有關(guān)內(nèi)容，父親以《頤和園一席談》為題，在新加坡《南洋商報》上刊出，這應(yīng)該是北京第一次公開發(fā)出“第三次國共合作”的呼吁。而那一天，快滿九周歲的我，無意中成了這一歷史事件的間接見證人。
從1956年到1959年，父親多次往返香港與北京，1998年出版的《周恩來年譜》中有多處記載，第一條就是：“1956年7月11日：(周恩來)出席中共中央書記處擴大會議。會上商議周恩來接見原國民黨中央通訊社記者、現(xiàn)《南洋商報》特派記者曹聚仁的有關(guān)事宜……”那時，父親已經(jīng)到了北京，我和媽媽也從上海前來。
10月7日，由邵力子、張治中等人陪同，周恩來與再次赴京的曹聚仁會面。這次談話內(nèi)容，《周恩來年譜》記錄得十分詳細：周恩來回答了曹聚仁詢問如果臺灣回歸后，將如何安排蔣介石等問題，周說：“蔣介石當然不要做地方長官，將來總要在中央安排。臺灣還是他們管。”關(guān)于陳誠和蔣經(jīng)國也都有提及，周恩來表示，陳誠如愿到中央，職位不在傅作義之下。母親鄧珂云后來在筆記中記載：“這次毛澤東接見了他�！�
為毛澤東傳話
1958年8月，毛澤東再次接見我父親，讓他將中共金門炮戰(zhàn)的目的主要是對美不對臺的底細，轉(zhuǎn)告蔣氏父子。后來在報紙上以“郭宗羲”之名發(fā)表了獨家文章，透露了炮轟金門的“醉翁之意”。提及這段歷史，原中調(diào)部部長羅青長說：“毛澤東十分重視曹聚仁，當時毛澤東講(這是)政治性‘試探氣球’�！薄翱偫砗臀覀円驳戎芟壬严鬟f給臺灣。當時曹聚仁可能沒有與蔣經(jīng)國直接聯(lián)系上，或者出于別的什么原因，但他為了執(zhí)行毛澤東交給的特殊任務(wù)，在迫不得已的情況下，后來在新加坡《南洋商報》以記者‘郭宗羲’的名義發(fā)表�！�
三十年后，我在香港遇到了當年主理《南洋商報》香港辦事處的郭旭先生。他說他接到我父親從北京發(fā)來的新聞稿電報，一時不知如何處理，就決定用自己的姓，造出了郭宗羲這個名字發(fā)表。后來我又到新加坡《聯(lián)合早報》(多年前由《南洋商報》與《星洲日報》合并而成)和馬來西亞《南洋商報》，它們都把這篇獨家報道作為報史中的重要一頁。
1958年10月13日——也就是毛澤東做出炮擊金門的決定50天后，在周恩來、李濟深、張治中、程潛、章士釗的陪同下，毛澤東這樣告訴曹聚仁：“只要蔣氏父子能抵制美國，我們可以和他合作。我們贊成蔣介石保住金、馬的方針，如蔣撤退金、馬，大勢已去，人心動搖，很可能垮。只要不同美國搞在一起，臺、澎、金、馬都可由蔣管，可管多少年，但要讓通航，不要來大陸搞特務(wù)活動。臺、澎、金、馬要整個回來�！薄吨芏鱽砟曜V》記載，毛澤東當時表示，“臺灣抗美就是立功。希望臺灣的小三角(指蔣介石、陳誠與蔣經(jīng)國)團結(jié)起來，最好一個當‘總統(tǒng)’，一個當‘行政院長’，一個將來當‘副院長’”。
毛澤東對臺灣政策，后被周恩來概括為“一綱四目”。“一綱”是：“只要臺灣回歸祖國，其他一切問題悉尊重總裁(指蔣介石)與兄(指陳誠)意見妥善處理”；“四目”包括：
(1)臺灣回歸祖國后，除外交必須統(tǒng)一于中央外，所有軍政大事安排等悉由總裁與兄全權(quán)處理；
(2)所有軍政及建設(shè)費用，不足之數(shù)，悉由中央撥付；
(3)臺灣之社會改革，可以從緩，必俟條件成熟，并尊重總裁與兄意見協(xié)商決定，然后進行；
(4)雙方互約不派人進行破壞對方團結(jié)之事。
毛澤東的這個想法在1963年初通過張治中致陳誠的信轉(zhuǎn)達給臺灣當局。而根據(jù)中央文獻出版社2003年出版金沖及的《毛澤東傳》，毛澤東的想法正是在1958年會見曹聚仁的一段談話表露出來的。
兩岸“密使”的遺憾
1959年夏，父親再次到達北京，但毛澤東和周恩來卻纏身于廬山無法如期返回，中央決定先讓曹聚仁到處走走看看。結(jié)果，父親這次北行前后長達四個月，去了東北，又去武漢看了第一座長江大橋。時間遠超先前各次。
這次之后，父親沒有再到北京，但他在兩岸間的事情并沒有停下，只是方式有些變化。早幾年，上海作家葉永烈和臺灣一些朋友都告訴我們，臺灣日月潭畔的涵碧樓有記載說，曹聚仁1965年某日在那里見過蔣氏父子。只是，我至今還沒有弄清楚這一記載源自何處。
1966年文革開始后，父親在香港日子越過越艱難，有好幾年可謂“貧病交加”，但他仍然自視如波蘭作家顯克微茲筆下的“燈臺守”，等待又等待。1971年中美關(guān)系出現(xiàn)重大突破，父親在家信中也隱約透露出一種新的樂觀情緒，不幸沒多久，1972年夏他病逝于澳門。我從安徽用了三天三夜趕去，卻只能在追悼會上見到父親的遺容。我們家人把父親的骨灰?guī)Щ卮箨�，現(xiàn)葬在上海近郊的福壽園墓地。
2005年5月14日，北京《三聯(lián)生活周刊》記者李菁采訪了原中臺辦主任楊斯德。關(guān)于五六十年代的兩岸關(guān)系，楊斯德說：“我們那時主要是和‘蔣(介石)—陳(誠)—蔣(經(jīng)國)’打交道，中間的‘牽線人’包括章士釗，有關(guān)這方面的報道已經(jīng)很多了。曹聚仁也是我們的聯(lián)絡(luò)人之一�！�
父親能夠成為兩岸之間的“密使”，與他抗戰(zhàn)之初走出書齋“帶筆從戎”直接相關(guān)。他作為“中央社”戰(zhàn)地記者穿行東南戰(zhàn)線，結(jié)識國共雙方不少高層人物。尤其是蔣經(jīng)國到贛南主政，邀我父親幫他重振《正氣日報》，其間過從甚密。1950年父親移居香港，處在國共交鋒的夾縫中，但他始終相信雙方仍有機會重新攜手合作，就像夫妻那樣“床頭打架床尾和”。終于，如“癡漢等婆娘”般，他等到了為此奔走效力的機會，付出了整整十六年的心血，最后還是如陸放翁般留下“家祭毋忘告乃翁”的遺憾。
父親沒看到的，我看到了
父親去世時，臺海兩岸高度敵對，壁壘分明。而二十年后，當我作為香港《亞洲周刊》記者踏上臺灣土地時，那道海峽已不再是不可逾越的屏障了，但我見證的卻是國民黨的蛻變。李登輝的當權(quán)，造成了兩岸之間的新危機。在《亞洲周刊》(屬香港《明報》集團)上，我們率先討伐李登輝對司馬遼太郎發(fā)表“臺獨”傾向言論，詳細報道浙江“千島湖事件”的真實內(nèi)情，明確反對美國航空母艦重臨臺�！舶l(fā)出國民黨可能下臺、民進黨可能上臺的警告。記得有一天，《明報》集團主管編務(wù)的高信疆先生告訴我，臺灣方面對我的一些評論很有看法，但他又表示“事情本來就如此”，完全支持我的見解。
1998年我加入香港鳳凰衛(wèi)視后，立即開始對臺灣政局劇變作持續(xù)報道和評論，不斷往返于臺港之間。2000年3月18日，我們在臺北現(xiàn)場直播了選舉過程。國民黨當時的下臺雖在意料之中，但民進黨和陳水扁的當選仍然令人震驚。特別是兩岸關(guān)系會受到怎樣的沖擊，立即成為最大的懸疑。那些日子中，如何準確報道和分析臺灣局勢演變，壓力空前。
這年的5月20日，我們在凱達格蘭大道直播陳水扁宣誓就職。那時，誰都沒有料到八年之后民進黨潰不成軍，國民黨重新上臺。實際上，我在一次次赴臺灣采訪中，越來越感覺到多數(shù)臺灣民眾要求改善兩岸關(guān)系的強烈意愿。尤其是連戰(zhàn)、宋楚瑜相繼訪問大陸，第三次國共合作就此實現(xiàn)。宋楚瑜回到他湘潭老家那一刻，感慨中緊拉我手，抱在一起。
2008年3月22日，馬英九以壓倒優(yōu)勢勝出。這天晚上，我感到臺灣民眾已經(jīng)把“臺獨”變成死路，未來兩岸必然走向利益的融合。同父親一樣，我也見證了歷史。
(摘自新加坡《聯(lián)合早報》作者：曹景行)一我的自剖
英國哲人休謨，他寫自傳，一開頭就說：“一個人寫自己的生平時，如果說得太多了，總是免不了虛榮的，所以我的自傳，要力求簡短�！蔽夷兀膊幌攵嗾f自己的事，我永遠是土老兒，過的是農(nóng)村莊稼的生活。我們所處的時代太偉大了，過去半個世紀，真的比以往十個世紀還要復(fù)雜，宇宙越來越大，我們知道以往想象中的天河，有八百萬光年那么寬，地球便越來越小。我們的世界，就是矛盾加上矛盾的一串，因此，我要寫起來就不像想象中那么簡單了。
二十年前，我曾經(jīng)引用了當代大哲人羅曼?羅蘭勾畫米開朗琪羅的話，作為自己的考語：
他是孤獨的，他恨人，他亦被人恨；他愛人，他不被人愛，他在周圍造成了一片空虛。這還算不了什么，最壞的并非是成為孤獨，卻是對自己也孤獨了。和自己也不能生活，不能為自己的主宰而且否認自己，與自己斗爭，毀壞自己，人們時常說起他有一種反對自己的宿命，使他不能實現(xiàn)他任何偉大的計劃。他的不幸的關(guān)鍵，足以解釋他一生的悲劇，只是缺乏意志和賦性怯懦，在藝術(shù)上，政治上，在他一切行動和一切思想上，也都是優(yōu)柔寡斷的。
我雖非完全是米開朗琪羅型的人物，但我是一個徹首徹尾的虛無主義者。我是夢岐先生的兒子，卻又是他的叛徒；優(yōu)柔寡斷，賦性怯懦。
那時，我剛從上海南來，候鳥似的停留在小島上，我曾經(jīng)寫過南來篇，一位朋友提醒了我：“你是五十之年的人了！”我瞿然自驚，對鏡自照，白發(fā)半頭，真的五十之年了。吾家子桓有云：“四十之年，忽焉已至；年行已老大，但未白頭耳�！毕裎疫@樣一個半百的人，難怪滿懷都是蕭索的秋天氣象了。那位朋友，隨又分析我的心境，說是“由于精神上的衰老，所以保守持重，沒有先前那樣的鋒芒了”。這可以說是知己之言。我記得有一年夏天，那時，還只有三十六歲，和珂云旅居余姚，看見一群青年學(xué)生，在旅社客廳上高聲唱抗戰(zhàn)的歌曲。我便走了過去，想跟著他們一同唱幾句；哪知，我一走近，他們都停聲了。他們對我格外表示尊敬，我和他們的距離便格外遠了。一時凄然之感如箭刺，人到中年，便不復(fù)能混在青年群中散步了。
照說，五十歲之人，已不必存過多的希望了；那時，把報紙上的小廣告看看，只有看門打更的職務(wù)還可以做得；到了今天，連看更的事，也不會輪到我們了。假使“時代”吩咐我說：“你倒下去，你填到溝坑中去�！蔽覜Q無二言，會默默地填到溝坑中去的。我決不想做時代的絆腳石，我又記得就在余姚小住的日子，友人某兄，邀我吃午飯，飯后，忽有一年輕人叫工友來邀我去；他“教訓(xùn)”我道：“你是領(lǐng)導(dǎo)青年的，不要隨便吃別人的飯，不要和別人去應(yīng)酬！”他的好意，我是心領(lǐng)了，但我自己想想，從來不想領(lǐng)導(dǎo)青年呀！
三十以后，我時常浮著羅亭的影子（羅亭，屠格涅夫的小說中人物），當羅亭離開娜泰雅時寫給她的信中說：“大可異的，凡近于滑稽的是我的命運，我想獻出我自己，切望地，整個地，為了某種事業(yè)，而我不能獻出我自己。我將為了什么，連我自己都不能相信的傻事，或別的，把自己犧牲作為了結(jié)�？蓱z，我所能反省的，也是如此�！币晃慌笥言�(jīng)對我說：“你總是脫不了羅亭的影子！”我承認他的說法，不過我們眼前這一群人，又有誰能脫開羅亭的影子呢？那位日本社會主義大師河上肇，他坐滿了刑期，從獄中出來了。他對新聞記者們說：“力量微弱
的我，在暮年已迫的今日，早已不堪再走荊棘的路，我想我是完成了作為學(xué)者的任務(wù)的人，今后將完全過隱居的生活�，F(xiàn)在成為一退出戰(zhàn)斗場的老廢兵的我，所希望的，是如何地不妨礙人類進步的前提下，躲在社會的某一隅作極安靜之呼吸，了事�！弊鳛樗枷霊�(zhàn)士的他，對于政治斗爭的厭倦，不也正和我一樣嗎？我們這一群，又有誰不受著社會環(huán)境的窒塞，愿意躲在某一角落上，作極安靜之呼吸呢？
詩人亞諾德，曾有過一首詩，說到一只被捕了的鸛鳥，到了秋天，看見它的伙伴，從它的頭上飛過，它的心就是那么地不安，那詩句是：
正如一頭被頑童們所捕獲的鸛鳥，系在空庭中；
在秋天，看見若干群，它的同類者飛過它的頭上，
到那保有日光的溫暖的陸地和海岸上去，
他掙扎著要脫離它的被系處，和它們一同飛行，跟著它們長鳴訴怨！
生物學(xué)家解釋這種不安定的心緒，說：這是動物的本能，肉體上的桎梏，迫使那只鸛鳥那么煩亂不安定；政治的鎖鏈桎梏了我們的心靈，誰又不激起靈魂上的擾亂呢？《詩?柏舟》：“憂心悄悄，慍于群小；覯閔既多，受侮不少。靜言思之，寤辟有摽！日居月諸，胡迭而微？心之憂矣，如匪浣衣；靜言思之，不能奮飛。”心靈大受了桎梏，直率的繁感的人們，大概是憤怒著活不下去，于是便成為殉教者而被殺害了。不直率的人，就玩弄人生，自己麻醉著自己，活活地挨著過活，阮嗣宗一醉數(shù)十日，對窮途則痛哭，走這樣迂曲的路以達到茍全的目的，他實在是可憐的。
我且抄一段三十多年前，我寫給一位知心人的信：
我在這兒反省，我的靈魂為什么這樣怯弱呢？假使說人生只是一種累積的夢，我不妨先談?wù)勎易嫦鹊墓适掳桑寒斕杰姀恼銝|退去，我們那個小村莊，人和房子都燒光了殺完了，只留下了一個寡了的曾祖母，孤了的祖父，她們母子倆是在對這個乞憐對那個下跪，含忍著活下來的。這歷程把先父鍛煉成一副銅鐵般堅強的意志。他一生對惡勢力絕對反抗，永遠保持著戰(zhàn)斗的姿態(tài)。但他把那堅強意志帶回墳?zāi)怪腥ィ粼谖业能|殼里，只有怯弱影子；出了氣的燒酒似的，一點也沒有性子了！
依舊回到二十年前去，那時，南來之初，恰成為眾矢之的。一家報社的資料室中，G小姐替我剪存了八百多篇批評我的文字。那時我卻說：“我這個中年人，雖不算十分天真，卻也不是世故老人，說到寫文章，實在是爬格子，像是貧血的奶媽拼命地擠一點奶汁出來，卻也并非有什么‘不能已于言’的苦衷。許多年前，我曾以但丁自比，并非我會那么狂妄，會以但丁的天才及其偉大成就自比，而是以但丁的立身處境自況。但丁的心中，對于社會革命與國家統(tǒng)一這兩種工作的先后輕重，常是彷徨苦悶，不知應(yīng)當把哪一方面看得重要些；后來，他終于為謀國家統(tǒng)一而努力了。這是我走的路子，抗戰(zhàn)給我一個新的信念，那時，我相信中華民族有了新的希望。我還相信抗戰(zhàn)的血多流一點，或許社會革命的血就可以少流一點了。因此，當時我對中國的前途一變而頗為樂觀了�？赡卧谀酀糸L途走了一陣子，那份樂觀了的念頭，又漸漸地褪了色，到了后來，在抗戰(zhàn)勝利后那幾年中，依舊回到但丁當年徘徊歧途的心境，何去何從？簡直無法去肯定。在二十年后的今日，我是樂觀，這是毛澤東主席所推動的舵向，我也記起了魯迅于惶惑以后所說的那句話：‘失望之為虛妄，有如希望�！�
究竟余姚朋友請我吃飯，我該不該吃？我的想法并不和那位年輕人想法相同。假如年輕人在今日，他自己又該怎么說呢？我這個人有一點肯定了的態(tài)度，即是從來不想領(lǐng)導(dǎo)別人，卻也不受別人的領(lǐng)導(dǎo)；語云：“既不能令，又不受命，是絕物也�！蔽崞錇榻^物乎！
五十年來，和我同一輩的朋友，升沉窮達，變化很多，由于政治斗爭的尖銳化，各人翻各人的筋斗，拆穿來看，也就是這么一回事。一個社會革命的領(lǐng)袖，他是我同窠的小鳥，他殉難時，在遺書中說：
我們知識分子，在政治上經(jīng)歷風(fēng)波，造成這樣濃厚的虛無色彩，多么可以傷心呀！知識分子比一般人多些知識，時常要多想一點；世間百凡事業(yè)，為什么不可以合作并進？各黨各派，為什么不可以并行不悖？一投入政治的旋渦，為什么非你刀我槍，拼個死活不可？拼個死活，抹殺了理性，只憑獸性的沖動？這都是我們知識分子所不能理解的。
正如蕭伯納所寫的，肚子餓了的愷撒，也就是一個常人，一個革命戰(zhàn)士的心境，和今日我們的心境，我們的看法，又有什么不同呢？德國有一位社會民主黨的黨員，對他的外國朋友說：
我是這樣的一個人，覺得事事可以用情感講得通，人人都是可愛的，而且無時不想幫助別人。但是，事實呢，沒有一個人得到我的幫忙，如今連自己也覺得不可能了。所謂情感是看不出來的，威力反倒受崇拜。我們在爐邊縱談了一晚人類的愛，趕不上說謊的人在群眾中大聲一呼的萬分之一。我這一生是命運注定的了，但，想不到社會民主黨也淪落到我這般地步。回想她十年前是如何煊耀一時，竟像是我回想我兒時所看到的父母的努力一般。
這些話，在今日，不也同樣響在我們的心頭嗎？四初試云雨情
我是早慧的，因此，我的性知識，也是早熟的；但，究竟早到什么程度，這又是一本糊涂賬。先父很早在那兒教導(dǎo)我們：天理人欲，明天理，遏人欲，所謂圣賢，都是有這種遏欲功夫。他對我講解《近思錄》，就是這么說的。天理究竟是什么？我一點也不知道；至于人欲呢，那也是摸不著頭腦的；我只知《朱子小學(xué)》第一卷，就引用了《禮記》上的話，說是七歲男女不同席；大概古人以為男女性知識，到了七八歲，就開竅了。（性心理學(xué)家以為性的啟蒙，比古人所說的，還要早一點。）
大概七八歲以后，我就知道要娶老婆了；為什么要娶？我也不明白。不過年輕同學(xué)中，娶了童養(yǎng)媳的頗有其人；童養(yǎng)媳的年紀總比他們大了幾歲。年長的逗著我們說要娶親了，我心中明白，這回事是免不了的，圣人也說婚嫁是人生的大事。究竟誰將嫁給我呢？蔣畈這一三家村，并無幾個女孩子，所以說來說去總是育才小學(xué)的女同學(xué)。其中有兩位女生，她們的父親，都是先父的至友，而她們又和我同年。我和W相處得很好，卻冷厭那姓N的；但G的父親，卻把我看作是未來的女婿。（后來G父遺囑托孤，要先父把G看作自己的媳婦。）W的父親也心中作了準，連W也把我當作預(yù)定的丈夫。十歲那年，我和W一直同衾共枕，床的那一頭，便是我的母親；媽媽當時想不到我們這兩個小鬼已經(jīng)懂得作怪了。有一天將近黎明，媽媽先起床下廚去了，我倆偎依著談笑甚歡。她忽然對我說：“你知道嗎？我爸爸要把我嫁給你的，我倆是夫妻呀！”我問她：“夫妻又怎么樣呢？”于是，她就把她所偷看來的“行周公之禮”的事告訴了我。那是她看見了她哥哥跟鄰家少女所作所為，記在心頭，依她所了解，總是一件頂有趣的事。她忽然建議：“我倆既然是夫妻了，又何不試試看？”我那時就告訴她以書本上的知識；因為我剛偷開一位親戚的書櫥，看到了幾種描寫色情的小說（后來才知道是最有名的色情小說），把書上的動作形容給她聽。她聽得很入神，叫我依樣畫葫蘆，嘗試著做一回。哪知兩小雖有一肚子性知識，畢竟行不了周公之禮，貼身親熱了老半天，還是廢然而止。她說她下回看清了再告訴我。其后不久，放年假了，她回家鄉(xiāng)去了。其明年，我進了中學(xué)，到金華去了。又明年，她便夭亡了。我從金華回家鄉(xiāng)，繞道經(jīng)過她的家中，我特地到她墓前去憑吊，對著一堆土丘，不禁潸然淚下。我知道她是一心要做我的妻子，把靈魂肉體都獻給我的。
十三歲那年，我進了金華中學(xué)（那時，還是四年制的中學(xué)），離開了先父那條理學(xué)的索子，就可以胡天胡地，無所不為了。我從十一歲起專找色情的小說來看，除了《紅樓夢》、《金瓶梅》，幾乎都找來看過了。當時，我也不知道那也是一種色情狂，但對于好奇的我，已夠滿足了。在理學(xué)空氣中，我們是用意淫來滿足自己的。我只知道男女相偎依，自有一種說不出的快感！
夏娃和亞當，為什么要吞下禁果？食色性也，究竟應(yīng)當禁欲或是導(dǎo)欲？這都是圣人的事，跟我們小孩子是不相干的。（圣人主張導(dǎo)欲，遏欲乃是宋明理學(xué)家的事。）有一回，我和鄰家女一同在山谷間放牛，彼此偎依著，戀戀不忍舍。要不是第二天我出門讀書，她一定可以啟發(fā)我，一同吃下禁果了。我和她也是同年，她似乎比W小姐成熟得多。我們鄉(xiāng)間，流行一個謎語。謎面的字句很色情，說是：“肚皮對肚皮，肚臍對肚臍，當中流出來的白雪雪。”謎底，乃是“磨豆腐”，并不色情。這謎語對于我，富有暗示性，讓我明白男女私情，會有這樣的結(jié)局的。那時，有一位以老實著名的C表兄，他有一天偷偷告訴我以男女三部曲，正和這謎語所說的差不多。我年輕不懂事，老老實實對大家這么說了。大家都在笑我，我就老實指出是C表兄說的，他卻賴著不肯承認，倒變成了我的笑話。我過后想想，此中大有文章，男女私情，一定如此如此的。
我一進了金華中學(xué)，那些無法無天的小伙子，正當二十來歲的壯年，什么話不敢說？什么樣事不敢做？就把我這個不夠成年的“排尾”，教得什么都懂了。他們是時常半公開地實行那種“自慰”的。我也好奇心重學(xué)著樣子做。這一來，卻嚇昏了我，我勉強完成一場“自慰”，立刻暈過去了。那份痛楚的反應(yīng)，直到今天，我還記得清清楚楚；我實在太年輕了，不過，我愛慕異性的心理，就在那幾年活躍得很，有時近于燃燒，幾乎胸口都要爆炸了。年長的同鄉(xiāng)同學(xué)，他們每逢假期，總是到醋坊巷一家人家去打牌；那家只有女主人，原是張弓的外室；張弓，他是參加光復(fù)會的革命黨，辛亥革命成功，他在金華攪獨立，后來給槍斃了，和王金發(fā)一樣的收場。這位小寡婦，三十來歲，她豐韻很好，就靠幫會中人來幫閑過活。進入她的閨中去的，都跟她打得火熱。她總是滿面春風(fēng)，跟誰都是笑嘻嘻的。我看他們都對她動手動腳，向她去進襲；她只是嬌罵一聲，不以為忤。我依靠在她的胸前，也向她襲擊一下，她也只是在我頭上打了一下，罵我一聲“小鬼頭”。這聲小鬼頭，一直在我的耳邊響著；那晚，我回到宿舍去，仿佛阿Q回到了土谷祠，有些飄飄乎也。不過，也頗有些悲哀，因為在她心頭，我只是一個“小鬼頭”。先父當年曾譏刺官場中人，在茭白船吃花酒，給姑娘們打了一下，還是哈哈大笑，得意萬分。我雖不敢批評先父的說法，但給女人打一下，罵一聲，確乎有說不盡的妙處。至于那位在風(fēng)塵中慣了的少婦人，她一定想不到我這個小鬼頭，暗中在癡戀她的。我在金華中學(xué)那一年半中的不長進生活，倒把我陶化得成熟了。十四歲那年夏天，給金華中學(xué)除了名，垂頭喪氣回家中去，“天才”的地位，一落千丈，先父傷心透了，我倒?jié)M不在乎。至親好友，都在暗中笑我，說：“小時了了，大未必佳�！彼麄円灿X得我這位“神童”，到金華去翻了這一筋斗，簡直不成器了。那幾位準備做我妻子的女同學(xué)，也都不再提起了。只有那G姓的小姐，她的父親還是期望著我，要結(jié)這一門親事；可是我對G，還是冷淡得很！
那一時期，我的數(shù)學(xué)頗有進步，文章卻并不怎么開朗。腦子里，覺得世間什么都是空虛的，只有女人才是實際的。我當然不敢向先父要求娶媳婦；我已經(jīng)被中學(xué)開除，憑什么再向人家去求親。而且，我急于要找一個睡在一起的女人。退而求其次，就向一位比我小幾個月的鄰女求歡。那時，我不懂得什么是愛情；男女之間要發(fā)生關(guān)系，就是這么一回事。這一鄰女，她還是什么都不懂的少女；她的母親，也頗贊成我和她女兒結(jié)私情；但我們不能完成好事，她也是愛莫能助的。哪知這位什么都不懂的女孩子，只過了一年半，她十五歲了，就成熟過頭了。她自己來遷就我的時候，她是什么都懂得。顯得我這個男孩子太沒有熱力了。她是一團火，夠得把我整個兒融化掉。其明年，她就上市墟去了，做了酒家女，成為我們鄉(xiāng)間有名的風(fēng)塵女孩子；而我又裝成道學(xué)家模樣，敬鬼神而遠之了。
這樣飛絮亂飄的情懷，直到我十五歲那年，才有了一個偶然的著落。那年春天，我隨大嫂到城中S家去主辦一家家塾小學(xué)。S家是城中大糧戶，他家只有一個女兒，一個兒子（還有一義女是長姊，已經(jīng)出嫁了），她叫如瑤，已經(jīng)十六歲了，可是沒讀書，并不識字。為了要入學(xué)開蒙，要我做她的義務(wù)教師，她是我的唯一學(xué)生。她每天要我替她把著手來寫字，兩人就偎依在一起。有時，她故意寫錯幾個字，換過幾張紙，拉長這互相偎依的時間。她那雙腳，裹得很小，我忽然覺得小腳太美麗了，連先父從杭州帶回來的主張女人放腳的口號都拋開了。有一天下午，她正在裹腳，就讓我緊緊握著。她一臉通紅，對我只是微笑。她雖說比我長了一歲，但男女之間的事，總得男的積極一點才行。我呢，忽然想到了先父的教訓(xùn)，就只偎依了一回，便一笑而出了。我倆這樣癡迷了一個多月，晴天霹靂似的，先父要我回家準備功課，下杭州去應(yīng)試了。我就是那么喪魂失魄地過了幾個月，直到離開家鄉(xiāng)，才清醒過來。那年秋間，我在杭州投考清華大學(xué)幼年班，雖是考不取，卻在杭州住了一個月；抽點閑錢買小說看，才看到了《紅樓夢》。賈寶玉是在夢中和秦可卿初試云雨情的：“柔情繾綣，軟語溫存，與可卿難解難分�！薄皩氂衩悦曰蠡笕粲兴В炱鹕斫鈶颜�。襲人過來給他系褲帶時，剛伸手去大腿處，只覺冰冷黏濕的一片，嚇得忙退回手來，問：‘是怎么了？’寶玉紅了臉，把她的手一捻。襲人本是聰明女子，年紀又比寶玉大兩歲，近來也漸省人事；今見寶玉如此光景，心中便覺察了一半，不覺把個粉臉的飛紅。”我是和他一樣年紀，做了幾場高唐之夢，卻半點也沒有著落，想起來竟是十分可笑！
在這兒，我并非談什么風(fēng)流韻事，而是一個理學(xué)家的兒子，對于男女私情這件事，究竟該怎么說，一直沒個結(jié)論�，F(xiàn)在倫理學(xué)家說：“性，既不是道德的，也不是不道德的，乃是非道德的�！�
二六五四運動來了
一九一八年秋，我從家鄉(xiāng)到蘭溪，乘公司船下杭州，一上船，便看到施存統(tǒng)兄（施復(fù)亮）在對艙。施兄也是一師同學(xué)，比我低一年，也是單不庵師的入室弟子，篤信程朱理學(xué)的。（有人以為存統(tǒng)兄是中國社會革命的老前輩，而我呢，說是和存統(tǒng)相識，不免有點高攀云云；我也不知怎么說才是。）他家鄉(xiāng)在金華東鄉(xiāng)，施宅和我家相距只有二十五華里，還帶點遠親呢。船行三日，我們接席傾談，當然無所不談。我看見他的枕下，擺著幾本陳獨秀主編的《新青年》，隨手拿來看了幾篇，不覺有些異樣的感覺。那些文字，雖是用文言體寫的，內(nèi)容卻是嶄新的。如吳虞所主張的只手打孔家店，在舊士大夫眼前，真是大膽妄為，大逆不道。我問他：“存統(tǒng)，我們的單老師看了，他會有怎么樣的想法？”他說：“單老師，也未必會反對的！《新青年》中的寫稿人，都是北京大學(xué)的教授！陳先生，他還是北大的教務(wù)長呢！”這便是五四運動的風(fēng)信旗，《新青年》正是五四運動的紀程碑。施存統(tǒng)呢，五十年前，乃是國人皆得誅之的叛徒，一個赫赫有名的新聞人物。
一九一九年五月，那便是“五四運動”的主潮日子，為了反對北洋政府賣國喪權(quán)，北京各大學(xué)學(xué)生在天安門前游行示威，這是一場愛國運動。但，五四運動乃是新文化運動，也是新文學(xué)運動，又是新社會運動，這是民族覺醒的大運動。（于今，日本及歐美各國發(fā)生了學(xué)生運動，人皆稱之為×記五四運動。）我只記得杜威博士來華講學(xué)，上一天剛到了杭州，預(yù)定五月五日作連續(xù)性學(xué)術(shù)講演，還決定請蔣夢麟博士擔(dān)任翻譯。五四學(xué)生游行示威電訊傳來，蔣氏立即北歸，翻譯工作改請鄭曉滄先生擔(dān)任，其后一個月，罷課罷工罷市狂潮遍及全國，北京政府派往巴黎和會的代表團，也就拒絕在和約上簽字。愛國運動，仿佛告一段落了。
新文化運動，就此星星之火燃燒起來，成為反封建的主潮。這一狂潮，沖開了貢院前的大門；一師學(xué)生便投入社會運動中去，和革命主流結(jié)合起來。我回到了一師，校中一切如常，單師果然對《新青年》的急進主張并不反對。可是校外年輕人，正在響應(yīng)《新青年》的思想革命傾向，主張“廢孔”、“廢除舊家庭”，迎接“現(xiàn)代化的民主自由”，在阮家組織了浙江新潮社，發(fā)行周刊。（清末，浙江革命黨人孫翼中、蔣智由、蔣百里曾在日本東京創(chuàng)辦《浙江潮》，他們乃以“浙江新潮”命名。）阮氏兄弟而外，工專則有沈端先，一師則有黃宗范，一中則有查猛濟諸氏。他們只是一群年輕人，只是向往著光明，至于革命航向如何，如何組織群眾，喚起群眾，都沒有什么定見。大體說來，也只是《新青年》的應(yīng)聲者，唯一在積極試行的，便是拋棄文言文，改寫白話文；我們所向往的，乃是胡適之的八不主義和他的《嘗試集》一體的新詩。就在五四運動這一年，《新青年》才開始用白話文來刊載，魯迅也開始他的第一篇白話小說：《狂人日記》�！暗摹⒘�、嗎、呢”的文字，才把舊社會士大夫嚇住了！
早從《非孝》識經(jīng)公，眾議紛紛撼學(xué)宮；
論定蓋棺離亂日，寒松終不負初衷。
——郁達夫：《題經(jīng)子淵畫松圖》
往者，從朋友處看到一幅經(jīng)子淵師的《畫松》，上有郁達夫兄的題詩，其一首如上引。郁兄在詩尾自注中，說及經(jīng)校長以《非孝》為當局所撤職，語焉不詳。
《非孝》問題，乃是五四時代在杭州爆出來的一件大事。這篇文章刊在《浙江新潮》第二期，施存統(tǒng)兄所寫，跟經(jīng)校長毫不相干�？墒牵娼y(tǒng)系一師學(xué)生，浙江省當局便據(jù)此撤了經(jīng)校長的職，鬧成了留經(jīng)大運動。浙江省議會據(jù)此對一師作全面攻擊，把經(jīng)校長當作洪水猛獸看待。當時，攻擊經(jīng)校長的，列舉了四大罪狀：1.廢孔、2.非孝、3.公妻、4.共產(chǎn)。其實，一師于五四運動之后，“廢孔”則有之。廢孔者，即是廢除月初祭拜孔圣的儀式，至于把孔圣的神位從禮堂神座中搬開，送到后面校園中去，乃是我任主席時所做的，讓孔圣和狐仙同廟，正是物以類聚之意�！斗切ⅰ纺瞧恼拢皇且粋�嚇人的題目，內(nèi)容很平凡，只是說倫理要相對地推行，“父慈則子孝”，不可片面地苛求兒子來盡孝的。并不如孔融所說的，“兒子從母親腹中養(yǎng)出，仿佛一件東西從瓶子里拿出來，并無什么恩情可言。”更不可目為邪說，而且也不應(yīng)讓經(jīng)校長來負責(zé)的。
浙江省議會的議員們，居然把這四大罪狀列入彈劾經(jīng)校長的正式文件中。我們的學(xué)生自治會，也發(fā)表宣言書來辯駁，他們推我起草；其中最重要的兩點，即指明“公妻”乃是希臘哲人柏拉圖理想國中的主張；柏氏所說的“公妻”，乃是男女婚姻由國家來決定，有著淑種的作用。我揭露了省議員常識不夠，用自己的骯臟想法來誣蔑經(jīng)校長，不僅無恥，而且可憐。說到了“共產(chǎn)”，我便舉了《禮運?大同篇》為證，“天下為公……人不獨親其親，不獨子其子……貨惡其棄于地也，不必藏于己。”這是人類的理想社會境界，圣人所提出的最高標尺，我們能實現(xiàn)共產(chǎn)社會，不正是合乎孔夫子的教訓(xùn)嗎？這篇宣言，刊在滬杭各報上，倒把頑固派的嘴塞住了。（這一來，也就注定了我在學(xué)生自治會的地位。）
在這兒，我且補說當時的學(xué)生自治會的進程。一九一九年春天，開學(xué)后，我便開始組織學(xué)生自治會，由各級各班推出代表，共同議訂“學(xué)生自治會章程”，即等于我們的學(xué)生憲法，學(xué)生自治會便是我們的國會。說起來，正是對學(xué)校當局的革命；我們要撤銷夏丏尊師的一切職權(quán)，把宿舍中的管理事宜，由自治會派人主管，我們還組織了學(xué)生法庭，我還做法官。我們還從校中把膳費領(lǐng)來，膳廳的事，也由自治會主理。我們所議定的章程，刊在上海各報，也成為全國學(xué)生自治會所取法。自治會組成后，由各級各班推舉了代表，組成常務(wù)理事會。我還以“一師”代表地位，參加了杭州學(xué)生會；范堯生兄以浙江學(xué)生會代表地位，到上海參加了全國學(xué)生會，還主編全國學(xué)生會日報。
我之回憶五四運動，已在五十年后，用今日的角度，來看那座紀程碑，觀感自有不同，當時，出現(xiàn)了一個子虛烏有的人物，便是寫在易卜生筆底的《傀儡家庭》中女主角挪拉；她昂然站在社會面前，要看看究竟她錯，還是社會錯？這是易卜生主義的基本精神。當時，個人的覺醒，代表著時代的氣息，我還記得上�！渡陥�?副刊》，刊過一篇有關(guān)易卜生創(chuàng)造娜拉的故事，說真的娜拉畢竟回到家中去的。這番話，犯了眾怒，我們都怪責(zé)他侮辱了娜拉。不過，魯迅先生在女高師講演《娜拉走后怎樣》。他說：“娜拉畢竟是個女子，走向社會，只是一只鴿子，空中的老鷹在張嘴等著她，一口吃掉她，那是常事。所以，娜拉依舊回到家中，也不足為奇�！彼终f：“一個娜拉走出了家庭，會有人同情她的；要是十個百個娜拉，走出了家庭，那就沒人理會了！”這更是有分量的話。他勸女高師女生，要爭取平等地位，必得首先爭取經(jīng)濟權(quán)。可是，新中國建立后第八年，北京戲劇界，為了紀念易卜生百年生辰，在工人俱樂部上演“娜拉”。觀眾們又有一種看法，他們說：“娜拉為什么不走向社會去，社會上有著多少機會在等待她呢！”時隔四十年，對易卜生主義的評價便不相同了。
我們那些年輕人，走出了校門，都有著“天下興亡、匹夫有責(zé)”的氣概。（一般人一定不會記得清朝一代在圣廟中那座臥碑上的話，秀才是不許過問天下事的。雍正帝便說天下興亡、匹夫有責(zé)的話，那還用得著帝王卿相嗎？清末維新運動以及五四時代學(xué)生運動，這才開始了書生干政的新趨向。）不過，我們所感興趣，乃是白話文運動。新青年提出了反桐城派古文，反文選派駢文的口號；舊文人疾首痛心，說寫“的、了、嗎、呢”的，都是引車賣漿者的俚俗文字，簡直丟盡了讀書人的臉。一位用文言文翻譯英國小說家狄更斯《雙城記》、小仲馬《茶花女遺事》的林琴南，他寫信給北京大學(xué)蔡校長，公開反對白話文，認為比孟夫子所說的洪水猛獸，還要可怕！我們追隨新青年派的號召，把以往被夏丏尊所沒收的《水滸傳》、《紅樓夢》、《三國演義》搬到教室中，讓它們代替了《古文觀止》、《古文辭類纂》的地位。一部最時行的小說：劉鐵云的《老殘游記》，其中如白妮說書，黃河上看打冰、大明湖諸篇，我們念得滾瓜爛熟。我們最贊成吳虞只手打孔家店的主張，所謂《四書》《五經(jīng)》，真的一腳踢掉，讓它們到茅坑里去睡覺了。那時，我還愛寫白話詩，一種無韻的抒情詩，大體上走的是胡適《嘗試集》式的解放體詩詞。如康白情所寫的“送客黃浦，風(fēng)吹著我的衣裳”。真的家喻戶曉了。
至于社會革命思想，還是朦朧得很；大家把克魯泡特金、巴枯寧和馬克思、恩格斯混為一談；真正成為中國社會革命導(dǎo)師的大杉榮，他實在是無政府主義的主將。我們這群年輕人，辦了《錢江評論》，著重的主題，有女子剪發(fā)，男女同學(xué)。北京大學(xué)是第一個把大門開放給女生的大學(xué)，那時有一位新聞人物——李超，她的聲名跟娜拉那么大。而毛彥文女士，也以脫離家庭為世所稱。最切實的改革，乃是受了西風(fēng)吹拂的學(xué)校制度，“一師”就有施行“道爾頓”制的嘗試，因此，有人想到先前的書院舊制來了。 四一國學(xué)與國學(xué)概論
我在老陜吳家做家庭教師，教的是他的一兒一女，還有一個伴讀小女，都是幼童，十歲上下，功課是很輕的。吳氏抽大煙，煙癮很大，往往雞鳴而睡，黃昏才起床，和我這個“黎明即起”的老師，習(xí)慣恰好相反，賓主之間，難得有相見的機會。他的孩子吳福寶，因為他的母親出走了，雖說天縱驕子，少了一個庇護的人，由得我嚴格管教，他只好乖乖地聽話。他天資不錯，十歲那年，能寫頗為通順的短篇文章，吳氏大為高興，我便一直教下去。那是我自修研究進步最快的時期，幾乎讀遍了當時從歐西譯介過來的文學(xué)名著，旁及社會科學(xué)、哲學(xué)、史學(xué)專著，仿佛是一個通人了。我開始用現(xiàn)代的燭光來照明中國的古籍，我讀了無數(shù)種前人的筆記，也就是前人的雜學(xué)；正因為他們的議論，互有出入，大開了我的眼界。邵力子先生把《覺悟》園地給我一個發(fā)表的機會，雖說沒有稿費，在當時，正滿足了我的發(fā)表欲。一年之中，寫了幾十萬字，居然成為“作家”了。（有人以為我在上海寫稿，得魯迅先生之助，那是說錯了的，我寫稿之時，和魯迅不相先后；邵先生才是提攜我的人。）可是，出乎我的意外，忽然來了這么一頂紙糊帽子，乃變成了國學(xué)家，連陳仲甫先生的筆下也這么稱呼我呢！其實，仲甫先生精于語言文字之學(xué)，才是真不二價的國學(xué)家。
“國學(xué)”，這一名詞，并不是古已有之的。乃是十九世紀西學(xué)東漸以后，有些士大夫（精神上的遺老，有如今日海外所謂忠貞之士），只怕“國粹”給歐風(fēng)美雨吹掉了，乃要緊緊地保存起來，稱之為“國學(xué)”。（日本人稱之為支那學(xué)，歐美人稱之為漢學(xué)。）到了二十世紀初期，他們就在那兒提倡“國學(xué)”了。啟蒙期的士大夫，激進的如吳稚暉輩，說是要把古書丟到茅坑里去，于是國粹派更是如喪考妣了。我幼年時，雖說讀過《四書》《五經(jīng)》，先父卻是新學(xué)的前驅(qū)戰(zhàn)士，一開頭就叫我們念國文教科書。他要我們留意的，乃是《朱子小學(xué)》和《近思錄》；念了《四書》以后，只叫我念《詩》《書》二經(jīng)，《易》、《禮》、《春秋》（三傳）都不曾好好地念過。我回想起來，《孟子》和《詩經(jīng)》，我念得最熟；假使古代經(jīng)典，對我有什么好處，也只說到這兩種書了。先父是不讓我們看諸子百家之書（家中也沒有什么子書），所以，我到杭州以前，還不曾看過老莊之書。
我在杭州讀書時期，單不庵師教我的是正統(tǒng)派的考證學(xué)。我的心目中，最偉大的清代樸學(xué)大師，乃是戴東原以及他的弟子段玉裁、王念孫引之父子和后來的焦循；還有一位，便是浙東史學(xué)家章實齋。單師在�？庇�(xùn)詁上下了一番功夫，他對段氏《說文解字注》，費了一番心力。所以我到了上海，進修這一方面，也在考證學(xué)上用功夫，并不管什么國粹國渣一類的閑賬的。單師教弟子治學(xué)，并不如先父那么狹窄；我們開始讀先秦諸子之書，一開頭就愛上了《莊子》、《老子》和《韓非子》，旁及魏晉清談之學(xué)。史籍之中，我初讀《左傳》《史記》和《三國志》，便從桐城派的老師歸有光開頭，跳過了唐宋八大家和班、馬有了交往了。
在吳家教學(xué)時期，我又重新把王船山《讀通鑒論》細細研讀了一回，這是我第三回和王船山思想相接觸，我想起了啟蒙師朱芷春先生對我啟迪之功。直到十年前，我還替一位牛津大學(xué)的英國學(xué)生，完成了以《王船山哲學(xué)》為博士論文的研究。王氏認為我們在真知真見面前，不要阿附別人的論斷，《讀通鑒論》處處閃出王氏的卓見，而且古為今用；和黃黎洲一樣，有著時代的意義。
五四運動帶來的新文化氣息，那正是胡博士光芒萬丈的日子；別人的感受如何，我無從知道。我所以引為同調(diào)的，就因為他提倡了新的考證學(xué)，條列了清代樸學(xué)大師戴東原、段玉裁、二王父子及焦循的考證學(xué)方法。他說，他們的考證方法，是科學(xué)方法。他也提倡“國學(xué)”，但不是遺老式的國粹保存，而是要運用科學(xué)方法來整理“國故”。他說：“國學(xué)，在我們的心眼里，只是國故學(xué)的縮寫。中國的一切過去的文化歷史，都是我們的國故，研究過這一切過去的歷史文化的學(xué)問，就是國故學(xué)。認清了國故學(xué)的使命，是整理中國一切文化歷史，便可以把一切狹陋的門戶之見都掃空了�！彼终f：“學(xué)問的進步不單積聚材料，還須有系統(tǒng)的整理；索引式的整理，結(jié)賬式的整理，專史式的整理�！彼种赋觯骸跋騺淼膶W(xué)者，誤認‘國學(xué)’的‘國’字是國界的表示，所以承認比較的研究的功用。最淺陋的是用‘附會’來代替‘比較’。附會是我們應(yīng)該排斥的；但比較的研究，我們應(yīng)該提倡的。有許多現(xiàn)象，孤立地說來說去，總是說不通，總是說不明白；一有了比較，就不須解釋，自然明白了。我們現(xiàn)在治國學(xué)，必須要撥開關(guān)閉、孤立的態(tài)度，要存比較的虛心。第一，方法上，西方學(xué)藝研究古學(xué)的方法早已影響日本的學(xué)術(shù)界了，而我們還在冥行索途的時期。我們此時應(yīng)該虛心采用他們的科學(xué)的方法補救我們沒有條理系統(tǒng)的習(xí)慣。第二，材料上，歐美、日本學(xué)術(shù)界有無數(shù)的成績，可以供我們的參考比較，可以給我們開無數(shù)新生力，可以給我們添無數(shù)倍借鑒的鏡�！边@一來，我便覺得我們所研究，才是真的“國學(xué)”，整理國故，成為當時南北學(xué)人努力的共同目標。（北京大學(xué)刊行《國學(xué)季刊》，也正是新考證學(xué)的園地。）
胡氏把我?guī)Щ氐秸銝|學(xué)派的天地中去（先父原是浙東學(xué)派的后學(xué)），他讓我們知道章實齋的《文史通義》，有著會通之道。戴東原治學(xué)，功夫很湛深，卻不免于支離破碎；章實齋視野很廣，正足以糾正支離的缺陷。那時，我心目中的胡博士乃是戴東原加上了章實齋，正是一個時代的前驅(qū)。（梁啟超《清代學(xué)術(shù)概論》，也把胡氏定為皖學(xué)的后起之秀。）當年，我曾在杭州第一中學(xué)講演《國學(xué)研究法》，也就說明了這一點道理。后來，在《東方雜志》發(fā)表了一篇《國故學(xué)引論》，也是發(fā)揮了這一點意見。那時的我，以顧亭林自期，我夸下了大口，說是要寫一部有來歷而又有創(chuàng)見的《日知新錄》。
說來也頗有趣，這些年來，我在海外賣文為活，因為引書過多，曾被一些通人嘲笑得不亦樂乎。可是我們的老師單不庵師是要我們無一字無來歷的。章實齋也說：文人是要文必己出，史家卻要文不己出。文章千古兩司馬：司馬遷、司馬光，都是“文不己出”的文抄公�！拔牟患撼觥北取拔谋丶撼觥备〞r間費腦子，那是有點常識的人都會明白的。吳家三年的進修生涯恰好把我培養(yǎng)成為一個熟讀古今中外之書的人，我那時竟想做一個真不二價如顧亭林那樣的“文抄公”，一個“新考證”的史人；直到后來，才慢慢從這個圈子里跳出來。（從那時起，我才開始對梁啟超先生有了敬意。）
事有湊巧，上海江蘇省教育會派由沈信卿輩所主持的國學(xué)講演會，請章太炎師主講，要替保存國粹加點功夫。我替邵先生主編的《覺悟》，筆錄講稿，我們還陸續(xù)加以批注，恰好替復(fù)古運動消了毒。章氏的講演，并不和沈信卿輩的預(yù)定目標相符合；章師是一個求會通的學(xué)人，他的說法，恰好和新考證學(xué)家合上了節(jié)奏，他的《國學(xué)概論》，則變成治中國文史的入門書了。
章師講演地點，在上海西門職業(yè)教育社的大禮堂，第一天，與會聽講的有一千二百多人；可是，這盛況是維持不下去的，除了結(jié)末那一回，仍有二百多人與會。章師先后講了十二次（每逢周末下午講二小時），平時只有四五十人聽講。聽講的人所以這么少，一半由于章師的余杭話，太不容易懂；他所講的國學(xué)，對一般人實在太專門了。在場聽懂的，并沒有幾個人。沈信卿自己就不懂，省教育會所請的兩位記錄，雖是老年人，他們也不懂，所以記不下去。《申報》、《新聞報》派在會場的記者更不懂；他們所筆錄的大錯特錯，錯得太可笑了。結(jié)果，幾乎只能讓我這個對考證學(xué)有興趣的人，一直寫下去。這便是我的《國學(xué)概論》記錄本的來由。這部講演，先后刊行了三十二版，銷行得很廣，還有兩種日文譯本。章師所講的，并沒有多少新的內(nèi)容，只要看過章師的《國故論衡》、《檢論》和《菿漢微言》，就可以原原本本找出一貫的思想體系來。可是一般人能讀聽懂《國故論衡》的，又有幾人呢？我是一面研究他的《國故論衡》、《檢論》，一面去聽講的；這一來，可以說是作了一回有系統(tǒng)的學(xué)習(xí)，所以章師對于我記錄的高度正確表示驚異（見日譯本題詞）。他想不到我這個私淑弟子，只有二十一歲呢！后來他從錢玄同先生那兒，知道我是單師的弟子，才叫我去拜門的。
對我個人來說，國學(xué)研究對我也是一個牛角尖，我?guī)缀蹉@了進去，沒法鉆出來呢！這一方面，我又受胡氏另一篇文章的影響，他指出清代考證學(xué)家的時代和西洋科學(xué)家的時代正相先后，“他們的方法是相同的，不過他們所用的材料完全不同。顧氏、閻氏的材料全是文字，格利賴一班人的材料全是自然界的實物，實物的材料是無窮的�！边@樣我便從整理國故的圈中跳出來了。
四八孤山文瀾閣
在“暨南”前期、中期之間，我應(yīng)該插說我重回杭州，在西湖孤山文瀾閣工作的事；那是一九二七年秋天。我說過：同學(xué)們總以為我是單師的義子；真正的義子，乃是我的同學(xué)邵仁，并不是我。但，單師繼任浙江省立圖書館西湖分館主任時，他找我去做館員，并不找邵仁，可見他的偏愛，我和他實在情深父子，中心永銘的。
西湖分館，便是四庫全書南四館之一的文瀾閣。分館在中山公園西北角建了新館，文瀾閣便是館員們的宿舍。不過，北伐軍初定東南，某軍仍住在文瀾閣中。因此，我們回杭之初，首先住在岳王墳前的泉學(xué)園，便是“曲院風(fēng)荷”所在。那兒，荷花是我們的插架，湖魚是我們的伙伴，人在畫圖中。可是，園中住客，大多是肺癆病友，除了我們和吳茀芝夫婦（他是西湖美術(shù)院教授）。其后，我們移住廣化寺，那是南宋以來的名剎；可是，算盤打得很精的住持，把僧舍變作公寓，幾乎住滿了客人；我們和曹禮吾夫婦隔舍相鄰，跟湖邊旅店生涯，完全相同。有一天，住在文瀾閣的部隊突然撤走了，我們便趕著住了進去。閣的東北角上，有一別院，自成小天地，那是單不庵師的住宅。第四進、第三進，住了幾家同事，我只記得陸仲襄先生住在第三進的右?guī)５谌M前面，有一方池，四圍梧桐匝立，池水黝黑，仿佛很深似的。第二進，便是我們和曹禮吾夫婦分住之所，東西兩廂，各有兩大間，很寬敞舒適的。第一進是大廳，前面是假山庭院。小亭豎著石碑，上書“文瀾閣”三大字，碑陰刻乾隆御詩。這位皇帝，乃是我生平最討厭的古人之一，他的詩都是酸腐不堪。大門緊閉，我們都從側(cè)門進出。出了大門，便到了羅苑后門了。（羅苑，乃是羅迦陵的湖上別墅，她是猶太商人哈同的妻子；而今哈同花園化為塵土，羅苑仍在，一直是美術(shù)學(xué)院的校舍。）在一般朋友想象中，我們住的是帝王家院落，一定是神仙侶了；其實，并不怎么理想，只是很有趣。那時，我和禮吾都很年輕，跟著單、陸諸老，過著發(fā)霉的生活。因此，我們的精神每每老過我們的年紀；有時，也如蛀蟲似的鉆在古書堆中，要做“飽學(xué)之士”了。那梧桐庭院的假山中，也就變成雞群的巢穴；母雞在我們所尋找不到的山洞中，生下了它們的蛋，累積在那兒，直到它們孵育了一群小雞出來，才引起了我們的驚異。池中，據(jù)說在藻萍底下，伏著很大的鯽魚，我卻沒有看到過。那年夏天，禮吾就在桐蔭下藤椅上睡過了整個暑天。他曾看到兩頭蛇在池畔爬行；可惜，我就無此眼福。后院籬邊那樹綠梅，照禮吾的說法，乃是西湖上最珍貴的梅花；可是我們那位單師母，她是把“風(fēng)雅”當柴燒的，她把孩子們的衫褲襪子都曬在梅枝上趁夕陽；單師也只搖了一下頭就走開了�？傊�，在乾隆皇帝的“右文”招牌上，涂上這些泥灰，也是有趣的。文瀾閣巷角中擺著一大堆空書柜，連看柜架子，仿佛告訴我們，《四庫全書》時代已經(jīng)過去了。到了二十世紀三十年代，那兒已經(jīng)辟為西湖博物館，一進門便是那條長達四丈的大鯨魚，又是對乾隆皇帝的諷刺；文瀾閣也只留下那方石碑，后院的綠梅，也真的當柴燒掉了！
四十多年前的文瀾閣，雖說地處孤山，湖上水陸交通之會，游客很多；可是，到西湖分館來看書的讀者卻很少很少，少到那年冬天，每個月，只有一個看書的人。分館那位老管理員，管了三十年書，連中式或西式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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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xué)都不懂。一切憑他個人的記憶，有時，一本書，要找上半點鐘才找到呢。這都是文瀾閣上的“古董”。
不過，我們在館中的內(nèi)部工作是很忙的。海外報刊上，也不時看到談《文瀾閣及四庫全書》的文字，其人并沒到過文瀾閣，也沒見過《四庫全書》，因此，他們所說，都是豁了邊的。文瀾藏書，在太平軍戰(zhàn)役中一部分被毀了，戰(zhàn)后杭州丁氏兄弟也曾雇工抄補了大部分。一九二七年，單師來主館務(wù)，派人在北京依文淵閣本補鈔起來，可說全部抄齊全了。（我們還在各處找到了幾種揚州方面散失了的舊書。）我們得把補鈔的書，按著原書配搭起來，有時還得做點校對的工作。那一時期，我才系統(tǒng)地看了《四庫全書題要》。
另外一件大工作，便是整理王氏（克敏）藏書。王氏因為在北洋軍閥時期主持財政，有財神之稱。北伐軍到了杭州，他的財產(chǎn)，全部沒收充公，那一大樓上的藏書，也都搬運到西湖分館來。王家的珍本書，早已到天津租界中，在某銀行寄存著，可是，留存著一般性的書，比杭州藏書樓所有的還要豐富些。我且說一件小事來作襯托：單就《二十四史》（包括《十七史》、《二十一史》在內(nèi)）就有七部那么多，有明刻本、殿版、局刻本、大字同文本，可以說是應(yīng)有盡有。從版本說，明刻本當然算得十分貴重的了。那位替我們搬送藏書來的某軍長（安徽人），他要留下一部《二十四史》，單師聽他自己選擇，他卻留下了那部大字同文本。這在我們眼中，當然覺得十分可笑的。軍人畢竟是軍人，有眼不識貨的。
王氏藏書的編目和配搭的指揮工作，那時便落在我們肩上了；我呢，真是如入寶山，不知怎么說才是。不過，西湖分館的藏書，有幾件趣事可以說一說：辛亥革命后的杭州藏書館，乃是章太炎師的“私家企業(yè)”。他的女婿龔未生，一直主持館務(wù)。因此，木刻印板的《章氏叢書》，成為浙江圖書館的主要任務(wù)�？墒�，在政治觀點上，康有為、梁啟超乃是章師的政敵，因此偌大的圖書館，竟沒有一部康梁二氏和維新志士的書。恰好王氏藏書，正足以補救這一大缺點，我們便有系統(tǒng)地替它補充起來，補充得十分齊全。
在那兒，五四運動以后書刊，收藏得很貧乏，除非作者送了去，館中決不花一文錢去買新的書刊。我們除了把王家所藏的抽了過去，又大量收購了一批新書刊，讓這家老藏書樓有點新的氣息，我們本來建議要設(shè)立西文藏書室，苦于經(jīng)費不足，只好作罷。因此，浙江圖書館，只是個中文的藏書樓；不知后來陳館長主政時，是否把西文書也收藏起來？
王氏藏書樓，還有一部分所藏的近五十年間的滬杭報刊，我曾建議：來一回總編目索引的工作，結(jié)果，也無法動手，也就作罷，其后不久，我也就離開杭州了。
當年，我在杭州一師讀書，雖說身處湖山勝地，卻和湖山極少緣分；一則土老兒心目中，還看不起西湖十景；二則出家人的勢利眼比凡俗市儈更勢利些；三則，我們高談社會革命，把“風(fēng)雅”看得很輕。直到在上海塵囂中混了五年，重回杭州，才領(lǐng)會得湖光山色，自有佳趣。我對西湖十景并無多大好感，尤其討厭乾隆皇帝的石碑和題詩；可是，“平湖秋月”、“三潭印月”、“雷峰夕照”，都有著情景交融的美夢，不時闖入記憶中來的。
孤山文瀾閣，該是湖上最佳勝處，真是“大好湖山歸管領(lǐng)”了。傍晚時分，總是沿著湖邊向西泠印社轉(zhuǎn)向西泠橋，橋北便是蘇小小墳，有一小亭，掛著“湖山此地曾埋玉”的聯(lián)句，有人在那兒閑坐。蘇小小乃南齊時人，生在嘉興；另一傳說，她是錢塘名妓，生在江干，即鳳山門外南星橋附近。這一處的蘇小小墳，乃是杭人迎合乾隆皇帝的圣意才造起來的。不過，我很喜歡蘇小小的唯美主義的風(fēng)致，有如小仲馬筆下的茶花女。和蘇小小墳相對，橋東便是蘇曼殊墓，他是清末民初的浪漫詩人，有著拜倫的風(fēng)致，南社詩人，跟他都相熟；他又是半僧半俗、超凡逸俗的人。從他的墓前走孤山后背，慢慢踱了二三十分鐘，到了馮小青墓，便已到了林和靖墓的山腳了。走上山岡，穿過放鶴亭、鶴冢，再走下來，便是平湖秋月。湖上景物，我最愛“平湖秋月”，樓前小小場地，幾株大柳樹俯垂湖面，我們就把小艇綰系在柳蔭中，那才是人物兩忘。那時，我們閑步向西行，到了羅苑，便又回到文瀾閣了。我們散步的圈子可大可小，可遠可近，興之所至，可水可陸；有時就在西泠印社的四照閣，也可以消永日的。
不過，住在湖山勝處，并不一定很舒適的。在那兒，夏天很熱，熱得仿佛在蒸籠里；冬天很冷，冷得徹骨凍；春秋兩季，游客太多，過往的朋友，會到我們那兒來歇腳。有一回，一位朋友帶著妻兒來看我，表示他對我們的羨慕，說：“老曹，在你們這兒養(yǎng)養(yǎng)老，可真不錯�！蹦峭恚覍︾R自照，不禁嘆息：“我難道該在湖上養(yǎng)老了嗎？”說來也有趣。館中同人，曾在中山公園亭邊拍了一張照片，看起來，真如一幅三代同堂的合家歡。單師、陸老屬于父一輩的人，我和禮吾兄都是二十多歲的人，事業(yè)正在開始，決不會終老于斯。我便翩然有去意，第二年春天，又回到暨大教書去了。
杭居那半年多時日中，我開始研究文物掌故，和田汝成（明嘉靖五年進士，杭州人）碰上了頭，熟讀他的《西湖游覽志》和《志余》，《志余》對我更多助益之處。連類看了宋元文士所寫的《東京夢華錄》、《都城紀勝》、《西湖老人繁勝錄》、《夢粱錄》、《武林舊事》、《古杭雜記》等書，對于杭州鄉(xiāng)土風(fēng)物，有著很清楚的輪廓。我并不敢自居“杭州通”，可是看看陳定山先生的《西湖》，也不見得比我更見多識廣。而且，新的西湖勝景，海外人士并未見過，也只好讓我來報道了。
四九《四庫全書》
一些讀者，要我談?wù)劇端膸烊珪�，恰好，我談了文瀾閣往事，就來補上一節(jié)吧！
從孤山拐過了角，向西走三兩丈路，便到了文瀾閣了。湖上總有幾千株梅樹，孤山以梅花與林和靖為世人所稱誦。而虬蟠蒼老，一枝獨秀的，卻推文瀾閣的綠梅。文瀾閣前后凡五進，這枝綠梅就在最后的一進；小院深幽，佳人獨處，非真賞者不會去領(lǐng)會的。
文瀾閣，原是清乾隆年間，諭令建造，用以庋藏《四庫全書》之所�！端膸烊珪罚烧f是中國文化史上幾種規(guī)模最大的叢書之一。（經(jīng)、史、子、集，古稱四部，清稱四庫。）乾隆自稱“右文”，為了嘉惠士林，才編修了這部叢書。先后分繕了七部；首先完成的四部，分貯文淵（北京宮內(nèi)）、文源（圓明園內(nèi)）、文津（熱河行宮）、文溯（沈陽）。后來完成的三部，分貯江南各地，文匯（揚州）、文宗（鎮(zhèn)江）、文瀾（杭州），亦稱三閣。太平軍戰(zhàn)役，文匯、文宗毀于戰(zhàn)火，文瀾也散失了五分之三；戰(zhàn)后丁氏兄弟補鈔了五分之二。到了單師主館政，才全部補成。我和禮吾兄，都是料理過《四庫全書》的工作者，也和文瀾閣有過這么一段因緣。
《四庫全書》，這部手抄的大叢書，共三萬六千三百冊。（據(jù)文津本，經(jīng)部五千四百八十二冊，史部九千四百七十六冊，子部九千〇五十五冊，集部一萬二千三百六十二冊。共收書三千四百七十種，七萬九千〇十八卷。）每冊長清官尺七寸八分，闊五寸九分。一面八行，每行二十一字；注文雙行小字。書面用顏色絹連書腦包起，絹色，經(jīng)部用葵綠色，史部用紅色，子部用白色，集部用灰黑色。卷首飾有“古稀天子之寶”和“乾隆御覽之寶”的朱印。這部大書，依據(jù)通行本、私人進獻本、各省采進本、永樂大典本、內(nèi)府本、敕撰本抄繕，百分之九十五以上坊間均有刻本可得，并非孤本。各書雖經(jīng)當時學(xué)者名家編纂�？�，錯字還是很多。（參加鈔繕的，先后二千八百二十六人。）前四部比較精審，后三部便差了一格了。這部大書，帶著皇帝的帽子在嚇人，從前士子，視之如神明；我們眼見其書，覺得普通得很，并沒有什么了不得呢！假使把全書拍成一份影片，也不過四五萬尺膠片便夠了。
從另外一面看，《四庫全書》雖著錄了三千四百五十七種書，但編修四庫，由各方進書，經(jīng)磨勘結(jié)果，查出“抵觸清朝”、“違礙清朝”及“謬于是非”者，先后銷毀了二千三百四十三種，即是說十種之中，就被銷毀了四種。至于已注釋的書本，也有十分之一被刪掉了�，F(xiàn)代大藏書家葉德輝，在《書林清話》云：“當時編檢諸臣，急于成功，各處散見之古書，既采之未盡，而其與見行刻本有異者，全不知取以�？保跤幸娦姓叻亲惚�，大典中有定本，亦遂忽略檢過，不得補其佚文，可知古今官修之書，潦草大都相類�！薄傲什荨倍�，可作《四庫全書》定評，用不著把這部書看得了不得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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