多難童年 由苦變甜
不幸歲月 天災“倭”禍
我祖籍江蘇淮安(淮陰)，出生寶應，家境貧寒，時乖命蹇，來到這個世界是民國20年，辛未羊年，即苦難的“九一八”事變的1931年。
呱呱落地運河邊，時值故鄉(xiāng)洪澇年。
國難當頭“九一八”，家亡國破面臨前。
1931年，是中華民族更深一層地喪權辱國的標志年。此前，自鴉片戰(zhàn)爭始，我國淪為半封建、半殖民地國家。1931年日本侵吞我東三省后，中華大部分地區(qū)則逐步成為殖民地。
這一年，也是我家鄉(xiāng)寶應的“人死財毀”年。蘇北發(fā)大水、鬧洪荒。寶應縣尤其嚴重。河湖泛濫，堤塌圩潰，城鄉(xiāng)均成澤國，一片汪洋。在這次歷史罕見的特大水患中，縣境內(nèi)的京杭大運河從黃埔到范水段的30公里間，缺口竟多達21處，兩岸田廬淹沒，人尸漂流，餓殍處處。據(jù) 寶應縣志》記載，全境約有7000多人喪生。大災之后有大疫。果然瘟疫流行，死亡又逾千人。
我就是此年此地出生的。遍野尸橫村落廢，災年猶幸此身存。
斯時，我父范瑞濤是一個鄉(xiāng)村小學教師，在遠離縣城的寶應東鄉(xiāng)“骨頭溝”僅有的一座小學任教。父母生我時，他們都已是30歲的“大齡”了。晚婚得子，本屬幸事。如此喜報，在當時的通訊極差、交通癱瘓的條件下，是無法送達身在重災區(qū)的父親的。而他晚獲遲到的消息后，又因沿途路毀橋斷，無法趕回縣城內(nèi)的家。
大災之年，母親沒有奶水，嬰兒挨餓，長得“皮包骨”。當媽的急得直是哭。親友鄰里一方面想方設法幫找奶媽，一方面安慰說：這孩子出生在春夏之交，是一只命中“有草吃’’的“羔羊”，以后會好的。有一位好心的叫“范二姐”的友人，她終于在一座未倒塌的危堤旁、一座未被完全淹沒的村落里，找到了一位災民奶媽。這位令我母親長遠記住的范二姐，與我家同姓不沾親，既非本家，更非同室。她就是一位助人為樂的好心人。我父親月薪幾塊大洋就用在奶媽費上了。如此，我總算在大災之年活了下來。
我記得小時候，父親總是過大年、放暑假，才能乘一整天的民船，再走幾段土路，從里下河深處的水網(wǎng)地帶“骨頭溝”回城來。有時候，他也把我們母子接到東鄉(xiāng)小學，住上一段時光。那些農(nóng)村小學物質(zhì)條件極度簡陋，校舍設在年久失修的破廟里，冬不御風，夏不遮雨，同我們現(xiàn)在西北邊遠地區(qū)的辦學條件都比不上。在我記事的時候，就得知：父親在“骨頭溝”小學干了幾年后，又調(diào)到西鄉(xiāng)開創(chuàng)銀集鎮(zhèn)小學，直到“七·七”事變后又兩年。
說起銀集所在的周圍地區(qū)(今屬金湖縣轄————注)，當年人民的處境是“十年九澇即西鄉(xiāng)，缺食少衣苦備嘗”。一座初小僅兩個教室，分為一、二年級和三、四年級。我父親任校長兼“高年級”的“多面手”教師，姓楊的老師則教低班。
據(jù)悉，上世紀30年代，我父親還曾在寶應城內(nèi)敦睦小學任過教，一度當過縣教育局下屬的縣城體育場場長。
教師家的孩子識字、讀書，都比一般百姓家的孩子為早。我4歲時，父母就教會我?guī)装賯�“字塊”。5歲時，父親讓我上私塾。約一年半期間，我先后讀完、背熟《仨字經(jīng)》、《百家姓》《千字文》和初級《國文》讀本一、二、三、四冊，并且每天堅持寫毛筆大、小字各一張————打下了書法的初期基礎。
1937年盧溝橋“七·七”事變時，我年已6歲許。同年秋冬，中央軍在對日作戰(zhàn)中，繼淞滬敗北后，又丟掉了南京。在日寇開始南京大屠殺之際，蘇北地區(qū)也岌岌可危了。大批江南的難民逃到寶應等地來，處境悲慘，形勢嚴峻�？吹綔S陷區(qū)里逃出的這些難民，特別是其中擔驚受怕的兒童，我幼小的心里頓時痛苦到極點。甚至，我似乎已經(jīng)預感到這種不幸，下一步將會降臨到自己的頭上！
這時候，父親把我們接到有河、湖阻隔的寶應西鄉(xiāng)銀集鎮(zhèn)躲鬼子。在他所在的銀集小學里，我被安插在二年級讀書。這一年冬天，天氣特別寒冷，而且壞消息不斷傳來：中央軍節(jié)節(jié)敗退，城鎮(zhèn)連連失守。再加上湖蕩中常有土匪出沒。他們打家劫舍，動輒把人抓去，扣押人質(zhì)，敲詐錢財。這些傳聞令人不寒而栗！可憐的父親和他的同事楊老師就是在這種氛圍下辦學教書和安排生活的。
我還記得，學生早晨到校、傍晚散學，都要整隊，父親總要作一番愛國主義的“訓話”。他屢屢提到近代史上清季外交失敗，列強侵華，使中華喪權辱國、割地賠款。他尤其向大家講述日寇正在侵華戰(zhàn)爭中的現(xiàn)行罪行。父親講得激動時，往往聲淚俱下。學生們聆聽之余，小小的心靈上產(chǎn)生強烈的反應：在憎恨日本帝國主義的同時，我們的愿景是，大中華要富國強兵，團結(jié)奮斗，不受欺凌！
當年沒有電燈，就連油燈也往往點不起。每在太陽落山后，尤逢沒有月光時，眼前漆黑一片，真可謂“伸手不見五指”。在夜色蒼茫中，父親經(jīng)常從臥室摸到隔壁的教室里，雙腳踩上風琴，口唱愛國歌曲。這些歌曲包括《松花江上》、《大刀進行曲》、《蘇武牧羊》等。其聲調(diào)凄涼、低沉，時而悲壯、激烈。此情、此景、此感受，時過70年，我猶歷歷在目。
家邦危急避湖鄉(xiāng)，小鎮(zhèn)周邊險異常。
滿目瘡痍遭劫難，琴音回蕩夜茫茫。
1938年上半年，蘇北地區(qū)形勢有所緩和，出現(xiàn)了一段“偏安”局面。我和母親從銀集鎮(zhèn)遷回寶應縣城居住。父親則仍留在西鄉(xiāng)原處任教。同年秋，我進入寶應城北初級小學續(xù)讀二年級，時年7歲。該小學創(chuàng)辦于1908年，位于北門外大街中段的關帝廟內(nèi)。應該說，這是我正式上學。此前兩年，不管是讀私塾還是在銀集小學插班，只能算是學前教育。
人城北小學，我有一種新鮮感。這是我人生中的一個起點，印象特深。我把這所學校視為我若干母校中的最初母校。在這里，我度過了一段難忘的時光，包括有過年級中最佳學習成績，獲過全校一至四年級算術比賽的滿分第一名，贏得叢校長和其他老師的一致好評。1998年，在我入學60年、亦即城北小學建校90大慶之際，母校負責人囑我題寫幾句。P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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