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相識于“五四”
1904年2月4日，鄧穎超出生在廣西南寧，乳名“玉愛”。她的父親鄧庭忠當時在廣西省做鎮(zhèn)臺，相當于現(xiàn)在的軍分區(qū)司令員。鄧穎超的母親楊振德是湖南長沙人，經過媒妁之言與鄧庭忠結婚，隨丈夫到了廣西南寧，婚后生了鄧穎超這個唯一的女兒。鄧穎超3歲那年，她當鎮(zhèn)臺的父親因為得罪了上司，被流放新疆，她從此和母親相依為命。為謀生，1910年鄧穎超隨母親從南寧輾轉來到天津，靠母親行醫(yī)和做家庭教師維持生活。后來得知，父親在刑滿回家的路上猝死他鄉(xiāng)。
鄧穎超的母親楊振德是一位敢于反對封建習俗、性格剛強的知識女性，母親自立自強的性格對鄧穎超的一生產生了重要的影響。母親經常教導鄧穎超，女子必須獨立、自強才有出路。
1946年9月，周恩來在南京同美國記者李勃曼談起個人經歷時，專門說到鄧穎超的母親。他說，鄧穎超同志的母親是一個中醫(yī)，當她近60歲的時候，還在紅軍總司令部當醫(yī)生。國民黨“圍剿”、我軍撤退時，鄧老太太被俘，被押送到九江，國民黨法官要她勸說鄧穎超不要當共產黨員。鄧老太太說：“子女的事情我們父母管不了，即使蔣委員長也管不了自己的兒子�！笔Y經國當時正在蘇聯(lián)，法官無言以答，就把她囚禁在九江反省院。直到1937年年初才把她釋放出來。
1912年，8歲的鄧穎超隨母親又到了北京，入北京平民學校讀書，受到學校創(chuàng)辦人、校長陳翼龍革命思想的啟蒙。1916年，12歲的鄧穎超(當時名叫鄧文淑)以優(yōu)異的成績考入了天津直隸第一女子師范學校。鄧穎超在她的習作《對于蔡松坡先生逝世的感言》中寫下“振起精神，謀國家之進步”的誓言，表現(xiàn)了她的報國之心。
“五四”時期，15歲的鄧穎超投身到愛國運動的行列之中，她和郭隆真、劉清揚等人發(fā)起成立“女界愛國同志會”，她是講演隊長。后來她這樣回憶：“當時我們這些青年都是愛國的，熱情高漲，不顧一切，為反對政府在《凡爾賽條約》上簽字，為實現(xiàn)中國的改造，流血犧牲，被捕坐牢，以致付出生命也在所不惜�！�
吳建寧采訪了鄧穎超天津直隸第一女師的同學梁岫塵。她說：“有一次給我印象最深，到城東南角演講，她怕群眾聽不清，于是就問附近的老大爺要桌子。桌子這么高她怎么上？我正在她旁邊，她一撐我的胳膊，‘噌’的一下就上去了。她是大聲疾呼，聲淚俱下啊。這時候觀眾很多，都圍上了。她越講越激動，聽眾甚至都掉眼淚�！�
那時，從日本留學歸國的周恩來，一身學生裝，胸前別著一枚圓形的“天津學生聯(lián)合會”的徽章，是《天津學生聯(lián)合會報》的主編，在天津學界已很有名氣。一次，周恩來到母校天津南開學校，當時講臺上一位女學生正在講演，她就是鄧穎超。年僅15歲的鄧穎超身穿白衣黑裙，頭上梳著“S”髻，一雙烏黑明亮的眼睛看著臺下的同學，滿懷激情地報告了天津各界人士幾次派代表團到北京請愿的情況：代表團要求拒簽和約，收回山東主權；代表們在天安門前等了3天，總統(tǒng)拒不接見；代表們被軍警包圍，遭軍警毒打和逮捕。她聲淚俱下地說：“諸位同學，你們在家安眠之時，正是我們的代表在北京受難之時……”說到這里，她哭起來了。在座的不少學生也悄悄啜泣。
周恩來目睹這個場面也被感動了，他拿起筆來，在筆記本上不停地記著，并小聲詢問身旁的一位學生，演講的人是誰。學生回答說：“她是天津女界愛國同志會演講隊隊長鄧文淑，直隸第一女子師范的學生�！�
一個擅筆戰(zhàn)，一個擅演講，都是活躍人物，一開始相互就留下了印象。鄧穎超的秘書趙煒在接受吳建寧采訪時說，周恩來去世后，鄧穎超經常與她閑聊，講起與周恩來當年的那些片斷。有一次開學生大會，一個同學指著臺上的周恩來告訴鄧穎超：“那個戴鴨舌帽，穿西服、白皮鞋的就是周恩來�！编嚪f超說，喲，當時就覺得周恩來長得很英俊。她曾經看過周恩來主演的新劇。當時男女不能同臺演戲，南開又是個男校，女主角只能由男生扮演。由于周恩來生得俊秀，先后扮演了《一元錢》中的女主角孫慧娟、《華娥傳》中的華娥、《仇大娘》中的慧娘，其扮相很像，演技逼真。正是周恩來演的“華娥”一劇，使她早就記住了“周恩來”這個名字。鄧穎超后來在文章中形容“彼此都有印象，是很淡淡的”。
為了加強斗爭的力量，1919年9月，天津學界20名青年精英成立了天津學生愛國運動的核心組織————覺悟社。覺悟社為了表示男女平等，男生10名，女生10名。在結社時，他們通過抓鬮排列序號。21歲的周恩來抓到5號，化名為“伍豪”；而年僅15歲的鄧穎超抓到1號，名為“逸豪”。
在天津愛國學生運動中，周恩來與鄧穎超都是沖鋒在前的勇士，周恩來還因此被捕入獄；在覺悟社內，他們又是志趣相投的戰(zhàn)友。志趣相投的青年男女，在交往中相互愛慕，是人之常情，但那時他們卻絲毫沒有去顧及個人感情，一心一意忙著救國、忙著斗爭。
有趣的是，周恩來喜歡演話劇，而男生的學校沒有女生，所以他曾扮演女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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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6年，南京市首屆“十大文化名人”評選結果揭曉，與此同時，中共南京市委宣傳部與南京市檔案局(館)共同建設的“南京文化名人檔案庫”工作也正式啟動。國內著名的電視紀錄片編導、時任南京電視臺專題部主任的吳建寧同志榮獲首眉“十大文化名人”稱號后，他的部分檔案被首批征集進南京市檔案館。
吳建寧拍攝過十幾部國家級重大題材的電視紀錄片，其作品多次榮獲國內外大獎。吳建寧同志是一位德藝雙馨的全國優(yōu)秀電視藝術工作者。首批征集進館的檔案是吳建寧幾十年來從事電視紀錄片工作的真實記錄，這些檔案不僅見證了他在我國電視紀錄片領域里辛勤耕耘，取得驕人成績的過程，同時也反映了中國及南京歷史發(fā)展進程中一些重大事件的來龍去脈，以及許多重要人物的喜怒哀樂。
2009年，南京市檔案局(館)與吳建寧同志協(xié)商，確定利用其工作中形成的相關檔案，撰寫《鏡頭里的記憶》一書，并將此選題列入了南京市檔案局“開啟記憶之門————檔案編研重點工程”之中。
之后，我們邀請了南京市文聯(lián)簽約作家黃慧英同志擔綱此書的寫作任務。此后黃慧英同志專心此書的寫作，為此推掉了其他約稿，除了對吳建寧進行了10多次采訪外，還查閱了大量的歷史資料，為書稿的完成付出了心血。吳建寧同志工作繁忙，但他百忙中認真審閱、修改了書稿，對此書立意的確立、風格的把握、史實的考證，甚至是文字的推敲等方面都提出了重要的意見，并且提供了大量珍貴、鮮活的照片，其認真細致嚴謹?shù)墓ぷ髯黠L給編者留下了深刻的印象。
此書在編寫、出版過程中得到了備方面人士的關心和支持，南京市檔案局的領導為此書的編寫、出版工作的順利開展營造了良好的工作氛圍；南京出版社的領導和編輯們對此書的出版給予了大力支持和幫助；中國電視紀錄片學術委員會會長劉效禮將軍是我國電視紀錄片的領軍人，雖然公務繁忙，仍然拔冗為此書作序；南京市檔案局的丁楓、王曉燕、叢偉、劉峰、陳陽林、李兆梅、夏蓓、姜海參與了本書的校對工作。在此，對所有關心支持本書編寫、出版工作的單位和個人表示深深的感謝！
同時，我們希望通過本書的出版發(fā)行，能夠喚起社會各界名人的檔案意識，把自己豐富的檔案捐贈給“南京名人檔案庫”，我們將在妥善保管的基礎上，利用這些珍貴的檔案資源，打造出更多、更好的人民群眾喜聞樂見的檔案文化產品，實現(xiàn)檔案資源建設和檔案開發(fā)利用的新突破，為南京文化事業(yè)的大發(fā)展做出新貢獻。
由于時間和水平有限，該書的編寫和編輯工作肯定有掛一漏萬的遺憾之處，敬請專家學者和廣大讀者批評指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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