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少年傳奇
胡漢民，廣東番禺今廣州人。原名衍鸛，后改名衍鴻，字展堂，別號不匱室主，“漢民”為其主編《民報》時筆名。因當時其文極負盛名，這個排滿興漢的筆名亦不脛而走，原名反倒因此而成隱名。后來，胡氏便以筆名“漢民”行世。
胡氏祖籍江西廬陵縣延福鄉(xiāng)青山村，因其祖父胡燮三宦游而客籍廣東。乃父胡文照，“治刑名，就幕州郡”，是在官署中主辦刑事判牘的幕友即刑名師爺，也叫“刑席”。但其父“性廉介，其客州郡，稍不合，即拂衣去”。乃母文氏，出身江西萍鄉(xiāng)望族，受過良好教育，不僅能詩，而且通音樂和圍棋。她隨丈夫四處奔波，甘守清貧，撫育兒女，是一位典型的賢妻良母。
胡氏生于光緒五年十月二十六，即1879年12月9日。他所出生的家庭是番禺縣具有家學淵源的幕僚人家，他從小就跟隨父母，游住于博羅、高州、茂名、德慶等縣。
胡氏父母生有五子二女。他排行第四，上有兩兄一姊，下有兩弟一妹。雖說是書香門第，幕僚人家，但卻因“食齒繁”而“家常貧”。惟父母兄弟姊妹之間的情愛非常深厚，家庭生活也因而幸福美滿。后來他還說：“我想積極做教育的革命，正是從友愛的家庭中心的人生觀出發(fā)的。”
胡氏幼時聰慧，深得父母喜愛，他從父母那里秉承亦多。他后來的剛正不阿和寡欲養(yǎng)廉，尤其受乃父的影響；而他擅詩好棋則實為乃母遺風。他自稱幼年事無足掛齒，但有兩件事他卻記憶猶新，與其成人行世頗有關系。
一件事是胡氏六歲時，跟隨父母去高州途中，挑夫們的工錢明明被工頭獨吞了，挑夫們也在那里罵罵咧咧，但當工頭從煙館“逍遙”出來后，他們卻都不再吭聲了，誰也不敢把工頭怎么樣。幼年的胡氏對此事看在眼里，想在心里，“甚怪挑夫之懦”。此時的他，盡管還不可能懂得這是中國人逆來順受慣了的民族懦弱性，而不只是這幾個挑夫的懦弱，但他卻已萌發(fā)了同情心和正義感。
另一件事是胡氏少時在高州府衙，看到審訊處刑杖犯人。犯人被打的像豬叫，他趕快走開了，從此幾個月不敢再出來。幼小的他，自然還不會明白這是中國歷來刑審逼供的傳統(tǒng)，而其惻隱之心已見一斑。
胡氏后來說：“此二事印象頗深，故稍長亦未嘗有叱責婢仆之事�！�
胡氏十二歲就已讀遍包括《尚書》、《詩經(jīng)》、《易經(jīng)》、《論語》、《大學》、《中庸》、《孟子》在內(nèi)的“十三經(jīng)”以及《史記》等其他一些古籍�！笆�(jīng)”是中國古代最重要的思想文化經(jīng)典，而《易經(jīng)》又被稱為“三玄”之最，即在《老子》、《莊子》、《易經(jīng)》三本最難讀的書中，《易經(jīng)》更是難讀。難能可貴的是，少年的胡氏不僅已讀遍這些中國文化經(jīng)典，而且能寫出“斐然可觀”的古文。
胡氏十二歲還開始作詩，其《不匱室詩抄》第一首詩就是他這一歲上所作的《種竹》：“種竹北窗前，瀟瀟清香發(fā)。本以招涼風，反教蔽明月�！边@對于一個小孩，自然還只是寫實，委實難說有什么寄托或抒情，但畢竟反映了胡氏能詩之天賦，而且還作的不錯。
可是，正在胡氏十二歲這年，1891年秋，乃父胡文照病逝。胡文照生平家教極嚴，胡氏對父親亦極孝。乃父患病數(shù)月，誤信庸醫(yī)，胡氏長兄清瑞進勸，反遭叱責。乃父死后，胡氏哀傷不已，一下從廚房拿來菜刀，想斫殺那個庸醫(yī)。全家還以為他欲自殺殉父，乃叔見狀奪刀，乃母哭的更加悲傷，胡氏伏地大哭，庸醫(yī)奪路而逃，十年不復再見。胡氏這悲憤的舉動，正可謂國亂出忠臣，家貧出孝子。
乃父死后，胡氏無力從師，只好在家自學。過了兩年，1893年，乃母繼而辭世，因家計困難，兩個月以后才能舉殯。父母相繼辭世，家庭生計極難，胡氏十五歲即開始與長兄清瑞各自開辦私塾課徒，糊口養(yǎng)家。其時，他的學生有的比他年齡還大，已是十七八歲的青年。少年的胡氏一邊教書，一邊自學，還要撫育弟妹。
少長，胡氏考入菊坡書院和學海堂，治經(jīng)史詞章性理之學。學海堂是由兩廣總督阮元于1824年創(chuàng)辦的，學校人才薈萃，招生也很嚴格，算得上是廣東的最高學府。特別是，學海堂辦學與當時盛行的學風有很大不同，而是注重引導從事“經(jīng)世致用”之學的研究。而對于青年學子胡氏，這里更是個豐富多彩的新天地。他不僅在學業(yè)上大有長進，還結交了史古愚、史堅如、左斗山等一批朋友。
由于夜以繼日，窮年苦攻，又因其一兄一姊兩弟相繼殂逝而憂傷憔悴，胡氏的身體也越來越瘦弱單薄，這也導致他成年以后的體弱多病。他后來說：“幸而知識欲頗盛，又能為詩，憂愁有所發(fā)舒，故不至于發(fā)生厭世思想�！币簿褪钦f，這種生計窘迫而憂患的青少年經(jīng)歷，既使他憂傷憔悴，身體瘦弱；又使他早熟，能在求知作詩中排解憂愁，磨練意志。
期間，胡氏讀了明清之際早期啟蒙思想家顧炎武、王船山等人的著作，這使他認識到清朝統(tǒng)治的“無理”和無能，漸漸生出了“革命排滿”之心。他還聽說孫中山在廣州發(fā)動革命。當時全國在滿洲專制政府黑暗統(tǒng)治之下，同時又受外國帝國主義無限度的壓迫和侵略，人民不僅談不到一點民權，而且生計也窘迫萬分。胡氏“聽見許多人傳說孫某造翻，便覺得有些憤憤不平，以為滿洲統(tǒng)治已到萬惡的地步，去推翻它，正是撥亂反正，豈得謂之造翻！”十六歲的胡氏竟然對孫中山廣州舉義作《紀事乙未》：何人被發(fā)祭伊川，胡運偏能過百年。日月無光空莫照，太平有道澤誰延。早知康樂非山賊，漫信孫登是永仙。縣令破門前日事，酣歌恒舞卻依然。這里，十六歲的胡氏運用三國兩晉及有宋一代歷史人物說事，把清朝統(tǒng)治視為“胡運”和“日月無光”，為孫中山辯誣(非山賊)，盡管這次舉義失敗了，也是以敢于以天下為己任、議論褒貶、無所顧忌的宋朝著名理學家程伊川得祭和“太平有道”得延�！� P1-4
著論胡漢民先生為人，兄弟知之最深，……其學問道德，均所深信，不獨求手廣東難得其人，即他省亦所罕見也……嗣兄弟蒙參議院舉為臨時總統(tǒng)，一切布施，深資臂助。跡其平生之大力量，大才干，不獨可勝都督之任，即位以總統(tǒng)，亦綽綽有余。
————孫中山
當我再一次改完本書稿本后，我終于可以歇一口氣了！因為它既經(jīng)歷了太長的時日，又經(jīng)歷了難忘的故事！
二十多年前的1982年暑假，受先師李其駒先生派遣，我和已故熊楚善先生從武昌南下搜集中國馬克思主義哲學史傳播資料，第一站長沙就極富收獲，因而有了本書的緣起。那是在湖南省博物館，我們從浩如煙海的文史資料中，發(fā)現(xiàn)了當年胡漢民主編的國民黨理論刊物《建設》雜志。這是湖南省政府參事屈子健先生1952年贈送給人民政府的，每期封面都留有屈先生的手跡：這是毛主席三十年前讀過的。我們在毛澤東當年讀過的這套雜志上，看到胡漢民傳播唯物史觀的好幾篇長篇大論。這既大出我們所料，也使我們十分驚奇！自然，我們二話不說，先照數(shù)復印。接著，我們又去衡陽市訪問了耄耋之年的屈老，聽他述說了他早年與毛澤東等一班青年學子交往的故事。
1983年春，在華中工學院舉行肖前、李秀林、汪永祥主編的《辯證唯物主義原理》教材研討會期間，一天晚上，我去院學術交流中心客房，將在長沙復印的胡氏論文中的一篇《唯物史觀批評之批評》長文送給后來留下“寧要長壽，不要教授”名言而英年早逝的李秀林先生。第二天，我去問“怎么樣”，李先生伸出大拇指說：“了不起！不簡單！”因為他是李其駒先生在人民大學讀研究生班的同學，通過李先生的引薦，我與這位也是師輩的李先生已經(jīng)很熟了，所以說話也就很隨便。我說：“那你們?yōu)槭裁床恢v真話？”他說：“不了解。”我說：“未必吧！那些名人寫的中國近現(xiàn)代思想史、中國新民主義革命史什么的，并不是不了解，而是說胡漢民五四傳播馬克思主義是投機，那時馬克思主義是過激主義，是洪水猛獸，有什么機可投！”他笑了。我說：“既然你們不講真話，那我可要講真話了！”他說：“好，我贊成！”
可是，說真話并非易事！
1983年馬克思逝世一百周年，我和李其駒先生合撰含有胡漢民傳播唯物史觀內(nèi)容的《唯物史觀在中國的啟蒙傳播》一文，提交湖北省哲學學會年會，本來已入選年會紀念馬克思逝世一百周年論文集，并印刷了清樣，但終究還是被“槍斃”了。不久，我們又合撰《胡漢民與唯物史觀在中國的最初傳播》一文，考慮胡氏是廣東人，于是便寄給那里的《學術研究》。《學術研究》自然也不敢公開發(fā)表，但終于在其1985年的“內(nèi)部文稿”予以刊載。也是那個時期，我寫了《運用唯物史觀研究中國哲學史的嘗試————胡漢民(中國哲學史之唯物的研究)讀后》一文，寄給以思想解放著稱、前些時剛謝世的包尊信先生。但是他也回信說：“大作不擬發(fā)表。不擬發(fā)表，不是因為大作本身，而是你也知道的眾所周知的原因�！�
然而，在那個時候也有令人鼓舞的事情。
1983年，我和李其駒先生合寫的被湖北省哲學學會“槍斃”的那篇《唯物史觀在中國的最初傳播》同時在《華中工學院學報》和山東《東岳論叢》發(fā)表了。
1986年，我含有胡氏內(nèi)容的《略論馬克思主義哲學在中國傳播的歷史分期與主要人物————兼評一個“模式”》一文被評為全國中青年哲學工作者最新成果交流會優(yōu)秀論文，并在《懷化師專學報》發(fā)表；我同樣含有胡氏內(nèi)容的《馬克思主義哲學在中國的傳播》在《中國社會科學》(未定稿)發(fā)表；包先生“不擬發(fā)表”的那篇《運用唯物史觀研究中國哲學史的嘗試————胡漢民(中國哲學史之唯物的研究)讀后》也在福建《社會科學動態(tài)》發(fā)表；陜西《社會科學評論》還發(fā)表了在《學術研究》“內(nèi)部文稿”的那篇我們師生合撰的文章。
1987年，陜西《社會科學評論》發(fā)表了我的《(中國哲學史之唯物的研究)簡評》的文章，中國人民大學報刊復印資料《中國哲學史》還轉(zhuǎn)載了我這篇文章。
八十年代中期，莊福齡先生主編國家教委哲學專業(yè)教材《中國馬克思主義哲學傳播史》。莊先生也是李其駒先生在人大研究生班的同學，我的師輩。通過李先生的引薦，莊先生囑我?guī)兔�。在廈門大學的一次會議期間，我向他報告胡漢民傳播唯物史觀的情況，他完全同意我將胡氏作為專節(jié)介紹。正是由于莊先生的開明和求實，胡氏傳播唯物史觀的貢獻終于寫進了《中國馬克思主義哲學傳播史》。以后，在我與李其駒先生等主編的《馬克思主義哲學在中國(從清末民初到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和參著的《西方哲學東漸史》，我都將胡氏傳播唯物史觀列為專節(jié)。
由研究胡漢民傳播唯物史觀到全面、綜合地研究胡氏其人，是上一世紀八十年代黃克劍、許蘇民等好些朋友的建議。但是，由于胡氏是一位有爭議的人物，在研究上所遇到的困難實在太多，尤其是資料問題。而這個主要問題的解決，則主要歸功于先師李其駒先生。
李先生八十年代中期赴美國探親，就一直住在那里。他對于我這位學生，總是有求必應，還常常是傾其所有。當我寫信向他報告我的胡漢民研究意向、請他在大洋彼岸為我搜集胡氏資料后，他便去跑那里的大學圖書館，查閱并復印胡氏資料兩干多頁，然后打包分兩次托人帶回交我。本書所用的基本資料就是他為我提供的。要是他的在天之靈知道我終于完成了他也傾注了心力和精力的這本書，我想他也一定會感到欣慰。
我將胡漢民研究也向我所讀大學、原中共武漢大學黨委第一書記朱劭天先生報告過，耄耋之年的他見到《羊城晚報》刊載胡氏故居的照片，知道我可能有用，趕忙剪下寄我，還附信鼓勵，足見他對我這位老學生的關心和支持！
給予我研究支持的還有河南洛陽李雙成君。因為已故中國國民黨革命委員會領導人李濟深早年是胡氏在廣西梧州的高足，出于對其組織民革的熱愛和對胡氏研究的興趣，李君甚至要求參加研究的實際工作。
特別是，從八十年代起直到我退休，華中科技大學始終支持和關心我的胡漢民研究。楊叔子前校長因為其父楊賡笙、義父李烈鈞與孫中山和同盟會的歷史關系，對我的胡漢民研究還甚感興趣。我現(xiàn)工作單位懷化學院也同樣關心和支持我的這項研究。
還有，我曾就《胡漢民評傳》書稿初稿申請國家哲學社會科學規(guī)劃辦公室的“后期資助”項目，雖然未獲批準，但卻轉(zhuǎn)來五位匿名專家的審查意見。五位專家以高度的責任心和專業(yè)的眼光，不僅在總體上給予中肯的意見，而且對書稿多有細致的批劃，提出了許多具體意見。限于筆者的學力和條件，雖然并未完全采納五位匿名專家的意見，但是畢竟盡心盡力地采納了他們的主要意見。
長生賀方眾先生是我逾半個世紀的同學和朋友，他興趣廣泛，知識淵博，記憶超強，不僅一直關心我的研究，與我討論相關問題，而且跑書店為我買書，亦有玉成本書之功。
李耀南博士為我提供了解讀相關胡詩的詩學知識。
給予本書關心和支持的還有我的朋友向繼東先生，他為推薦與聯(lián)系本書的出版，費心盡力，所作貢獻，實已超出我本人之所想之所能。
還有出版社的領導和責任編輯，是他們的眼光和勞動成就了本書的出版。
需要說明的是，本書所用大量圖片主要是從“百度”和“Google”網(wǎng)站下載的。
這里謹向所有關心和支持本書的單位、領導、朋友表示衷心感謝！謹向我所引用和下載的論著作者、出版單位和網(wǎng)站表示衷心感謝！
作者
2008年春于懷化學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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