從人物、事件、社會背景等多方面深刻剖析中國歷代王朝從昌盛走向衰落的原因。史料翔實、內(nèi)容豐富，分析透徹。作者多為史學界名家，如：馬立誠雷頤劉剛李冬君等。
作者簡介：
本書由《同舟共進》雜志社策劃，主編：王家聲、應春山、孫宏光、郭芙秀。
《同舟共進》雜志1988年創(chuàng)刊，是面向全國發(fā)行的時政文化月刊，由政協(xié)廣東省委員會主管、主辦。近年來，《同舟共進》團結(jié)和匯聚一批高端作者，在海內(nèi)外讀者中享有很高的聲譽。2009年10月，《同舟共進》獲"首屆中國新銳大獎"之"年度媒體獎"。大獎組委會的頒獎詞中說：《同舟共進》"在中國知識分子心中樹立起了不可動搖的言論旗幟�！锻酃策M》堅持理想，特立獨行，對中國轉(zhuǎn)型期的諸多重大問題，進行了持續(xù)的論說，特點最為鮮明，立場最為清晰。
目錄：
特權(quán)階層是怎樣搞垮漢朝的
清朝：被利益集團拖垮的王朝
十八世紀誰是“世界首富”
朱元璋的知識分子政策
朱元璋為什么刪《孟子》
朱元璋如何“發(fā)動群眾？反貪
功臣是用來殺的
看盡西風要槿花——劉伯溫的生命際遇
嘉靖與楊慎
……
中國近代之敗，實為意識之敗
從三位商人看兩千年民間社會
知縣權(quán)與責：皇權(quán)時代的政治難題 被拖垮的王朝
特權(quán)階層是怎樣搞垮漢朝的鄭連根
諸葛亮有言：“親賢臣，遠小人，此前漢所以興隆也；親小人，遠賢臣，此后漢所以傾頹也�！庇矛F(xiàn)代眼光看，諸葛亮所說的“小人”，其實就是特權(quán)階層，具體說就是外戚、宦官和腐敗官僚。漢朝的最后垮掉，就是因為這些特權(quán)階層一步步霸占了社會資源，并最終綁架了政權(quán)。
清朝：被利益集團拖垮的王朝陶短房
清朝到底由何而亡，一些遜清遺老曾將亡清之責推給袁世凱，認為清軍未到山窮水盡的地步，倘非袁逼宮在先，攘奪在后，清朝何至于作孤兒寡母之嘆；也有人認為，革命是推翻清朝的主要推手；還有“外因說”、“財政說”等。
但俗話說得好，堅固的堡壘往往是從內(nèi)部攻破的，清朝也不例外。拖垮清朝的，是晚清時相互糾結(jié)的各個利益集團。
十八世紀誰是“世界首富”劉剛李冬君
18世紀誰是世界首富？是和珅那廝？那廝不過是馬前卒，他家的銀子被抄后搬哪兒，是國庫嗎？不是，都搬到內(nèi)務府去，你說誰是世界首富。皇帝老兒壽終正寢，這出戲也該結(jié)束，不是“翠花上酸菜”，而是兒子抄家去！
朱元璋的知識分子政策張宏杰
朱元璋的知識分子工作，做得確實太到位了。他的謙虛、熱情、耐心、豪爽、推心置腹傾倒了大批文化人。知識分子紛紛說，“吾輩今有主矣”，死心塌地為他賣命。朱元璋的投入獲得了百倍回報，最終獨步天下。
然洪武一朝著名文臣，善終者寥寥無幾。以熱情延請開始，以摧殘屠戮告終，這種專制君王與知識分子之間的游戲，在中國歷史上不止上演過一次。
朱元璋為什么刪《孟子》張宏杰
他刪掉有恒產(chǎn)者有恒心的理論——有恒產(chǎn)當然有恒心，但無恒產(chǎn)也必須有恒心。也就是說，在朱元璋的統(tǒng)治之下，你縱然淪為赤貧，走投無路，也不得起造翻之心。
他刪掉帝王必須仁慈——對帝王不得有任何要求，什么樣的帝王百姓都應該服從。
他不許批評商紂王——并不是朱元璋喜歡商紂王，要像郭沫若先生那樣為商紂王翻案，而是因為他主張，即使皇帝如同商紂王一樣荒淫無道，臣下也不應該批評，更不應該推翻。
朱元璋如何“發(fā)動群眾”反貪張宏杰
朱元璋清楚地知道自己殺的人里有許多無辜者，然而他的原則是寧可錯殺一千，不可放過一個。歸根結(jié)底：他要的是一個純而又純的與貪污絕緣的官僚隊伍，要的是不惜任何代價實現(xiàn)一個在別的皇朝沒能實現(xiàn)的人間奇跡，而不是什么公平正義。
功臣是用來殺的譚伯牛
殺功臣是否必然之事，容有疑惑。愚慮有得，試為進一解，其詞曰：在君主制下，特別是在開國之君出身平民，全無體制慣性思維亦不借舊體制絲毫助力，一心只要推倒舊君，自我作古，不恤其他的情況下，兔死狗烹是必然之理。此不取決于殺人者之品性，而是環(huán)境逼使他非如此不可。這是人的天性。
看盡西風木槿花——劉伯溫的生命際遇熊召政
劉伯溫的可貴之處，在于他看出朱元璋的魄力及才能超邁群雄，是值得輔佐之人。他的遺憾之處，在于對“伴君如伴虎”認識不足。他不是不懂，他知道多疑與僥幸之人不可共謀國事，但他已將全部理想都寄托在朱元璋身上。五十而知天命，他在天命之年追隨朱元璋效命王政。在這條路上，他走了15年。這條路既輝煌燦爛，又殘酷凄冷；既轟轟烈烈，又戰(zhàn)戰(zhàn)兢兢。
嘉靖與楊慎熊召政
嘉靖與楊慎，一個是皇帝，一個是狀元；一個是學生，一個是老師；一個代表政統(tǒng)，一個代表道統(tǒng)。兩人都拒絕和解，拒絕屈服，都在與時間拔河，看誰能堅持到最后。
恩怨盡時封疆危日——張居正二三事方舟子
張居正的才干無人可否認，輿論也就只能在其道德品質(zhì)上打轉(zhuǎn)。既然在忠與孝、國與身中選擇了前者，最后也就只有在佛家教義中找到精神解脫了：“如人火聚，得清涼門�！痹谛苄芰一鹬邢胂蟪觥獋�清涼世界。
在張居正當國十年所留下的家底被神宗、熹宗糟蹋得干干凈凈，國破家亡之際，崇禎才明白了張居正的好處，知道“得庸相百不若得救時相一也”，給張居正徹底平了反。
明英宗?于謙?小南城凌力
英字，用以狀物，則有英風、英物、英華、英靈之稱，用以寫入，則有英雄、英俊、英偉、英睿、英明之謂，但哪一個能加到朱祁鎮(zhèn)頭上呢？他的后人不知是怎么想的，拿這么美的字形容一貫昏庸的前輩，直是形同嘲諷，授人以笑柄了。
崇禎的“撲滿”人格孫玉祥
明末那個亡國之君崇禎皇帝，你要在他亡國之前送他老人家一個撲滿，他準以為你是在恭維他勤儉治國，善于理財。在這方面，他的確是個善于積攢只進不出的撲滿。史書就記載此君“日理平臺，勤于政事”，還說他“減膳撤樂，厲行節(jié)約”，也就是說，他一門心思都用在如何斂財，怎樣把天下的錢財就裝在國庫——其實就是他私人的錢罐子里。
崇禎的經(jīng)濟改革王國華
越是走投無路的時候，政府就越要與民爭利；越是與民爭利，政治就越走向腐敗。飲鴆止渴，本為延緩生命，而實際上卻加速了死亡的進程。
內(nèi)廷混亂至此，社會困頓至此，崇禎的經(jīng)濟改革最終沒能成功，恐怕是命里注定的。
從福王之死看“明朝亡于萬歷”聶作平
當萬歷在做一個最優(yōu)秀最仁慈的父親時，他對他們朱家江山的傷害卻深及骨髓。后世論者以為明朝之亡實亡于萬歷，可謂一語中的。
最應該知道這個故事的首推富二代。建議有關(guān)部門把朱常洵的遭遇寫進課本，必讀對象為富二代。
宋王朝的極端政治何仁勇
宋神宗死的時候只有38歲。這個胸懷大志的理想主義者平生只做對了一件事情：發(fā)動變法。他也只做錯了一件事情：停止變法。
隨著蘇軾、范純?nèi)实让嫉南群筠o世，這個時候的宋朝廷已經(jīng)完全淪為爾虞我詐的骯臟之地。君子遠離，小人云集。他們沒有是非之分，只有黨派利益；沒有羞恥之心，只有貪欲之念。這如何不讓人懷念宋神宗時代，王安石、司馬光、蘇軾等人的“和而不同”、坐而論道？而如今這個亂哄哄的大醬缸里正孵育著一只又一只肥碩的蛆蟲。
北宋的一副鴆藥劉誠龍
王公的改革打的是為皇家百姓理財?shù)钠焯枺壕煜轮�，使天下無貧。撇開“政治體制”障礙，從“經(jīng)濟體制”著手，其實矛頭所指仍是范公之目標：剝奪既得利益集團的既得利益。王公改革雖有最大的當權(quán)派神宗支持，但在祖宗之法與儒家正統(tǒng)面前，皇上本人也扛不住了。
北宋強烈的“官”念。這副鴆藥，不僅令北宋中毒至深，就是后世也深受其害，像范公王公那樣的一代改革家尚不能找到有效的解藥。解藥在哪里？這可能是千年以降的“天問”。
北宋晚期的一次“大折騰”秦海
北宋滅亡當然不全由這一場“窩里斗”所造成，但肯定同長達10年對“奸黨”的整肅有密切的關(guān)系。唐人杜牧在《阿房宮賦》中說，“滅六國者，六國也，非秦也；族秦者，秦也，非天下也”。其實，滅北宋者，亦非金人也——實乃北宋自己，乃長達10年的內(nèi)斗“大折騰”。
嚴嵩的末日方舟子
抄家之后嚴嵩的去向，各家說法不一，或說他寄食故舊，或說他寄食野寺，或說他和孫子住在關(guān)公廟，到處打游擊找人討口飯吃。他是哪一年死的，說法也不同。死后沒錢買棺材下葬，也沒人吊唁，直到萬歷初年，徐階的門生張居正當國，才吩咐分宜縣縣令收拾嚴嵩尸骨備棺埋葬。
至于徐階的結(jié)局，也并不怎么美妙，三個兒子被逮充軍，田產(chǎn)充公，若不是張居正極力維護，說不定也落得個跟嚴嵩一樣的下場。
在此起彼伏、你死我活的內(nèi)閣紛爭中，只有皇帝才是最后的贏家。
外戚史話李國文
用大量柏木圍繞棺槨，整齊排列的“黃腸題湊”，是一種極高規(guī)格的漢代葬禮，從挖掘的漢墓可知，必須是地位很高的人方能享受。梁商一門三皇后，一位是和帝的生母，死后追封恭懷皇后：一位是順帝的皇后：還有一位就是皇后之妹，后來成為桓帝的皇后。所以，怎么超規(guī)格埋葬，都不算過分。但梁商的要求葬事從儉的遺言，也表明他雖位高權(quán)重，但還有外戚的自知之明。
康熙講崇禎的笑話李國文
康熙晚年國庫虛空。等到雍正接班上臺，康熙留給他的固定資產(chǎn)，是一個幅員廣闊的龐大帝國，但只有區(qū)區(qū)七百萬兩銀子的流動資金。雍正在位十三年，就是想法搞錢，苦熬苦掙，精打細算，才有了五千萬兩存銀的積累。
最具有諷刺意義的是，康熙最看不上的那個崇禎，當他在景山上吊的時候，他國庫里的存銀，是康熙死時的十倍，為七千萬兩．比雍正的五千萬兩還多出許多�？磥�，姓朱的亡國之君，要比姓愛新覺羅的這兩父子，號稱盛世帝王的康熙、雍正，捆在一起，腰還更粗一些呢！
說別人的笑話，最好別讓別人再講自己的笑話。
宋代冗官成災的史鑒耿法
官吏的冗濫，為各級官吏貪贓枉法、賣官買官大開方便之門，官官相護、結(jié)黨營私、“文官總愛錢，武官多怕死”成了官場不可遏制的風氣和規(guī)則。官商勾結(jié)并與民爭利，成為社會公害，如賑貸、鹽政、漕運、專買、稅關(guān)、營建、水利工程等，都成為官員大肆斂財?shù)姆什睢Ｓ兴我淮吖俚默F(xiàn)象一直未能克服，吏治敗壞，社會缺乏活力，國家積貧積弱的情況始終沒有得到改變，連對遼國和西夏也只得連年納貢求和，最后北宋終于被金國滅亡。
曾國藩：為政在養(yǎng)活細民李吉奎
為政經(jīng)緯萬端，輕重緩急，又豈止在養(yǎng)活細民。然而，任官治官，自有常典；養(yǎng)民撫民，須知民瘼。東西不能易位，本末不可倒置。細民是社會的基本面，民為邦本，本固邦寧，此千古不磨之真理。草芥細民，殷鑒不遠�！梆B(yǎng)活細民”之義大矣哉，臨淵履薄，為政者不可須臾忘也。
假如光緒帝能多活一天譚伯牛
嘉慶給載湉的教訓：對慈禧皇太后，一句壞話都不要講。斯人已矣，鞭其尸，銼其骨，揚其灰，毫無價值，毫無意義，反而讓人小瞧了自個兒，留下氣量狹小的口實。正確的做法，應該樹立慈禧的高大形象，國勢越危，越要樹立。不如此，怎么有理由清除前朝遺留下來的“亂臣賊子”？皇太后那么英明偉大，國家卻是這個球樣，不教所謂先朝老臣負責，難道罪在朕躬不成？于是，自然而然，名正言順，載湉著手開展第二項工作：打擊保守勢力，推行政治改革——嚴格說，應是繼續(xù)推行由慈禧定調(diào)并已施行數(shù)年的“晚清新政”。略為比較百日維新與晚清新政的項目，即知后者改革的廣度深度強度都遠超前者。當然，推行新政本意為加強統(tǒng)治，孰料加速了滅亡，這是歷史的惡作劇，屬于非可抗力，除了苦笑，別無解決方案。
從思想者到陰謀家——洪秀全的演變劉剛李冬君
當洪秀全從歷史的深處發(fā)現(xiàn)上帝，并以上帝的名義創(chuàng)造歷史，用思想的三板斧，劈出天國的半壁江山時，真可謂江山如畫，一時多少豪杰。然而當他放下板斧，開始用王權(quán)的刀子雕刻歷史和人性時，留下的卻是千瘡百孔的敗筆。
運動需要思想，需要生生不息的思想。洪秀全將思想的吊桶，深入到三代的古井里，汲取“神化”之源泉，而源泉漸已枯竭，他對于運動提不出新的綱領(lǐng)。喪失了思想的運動，只能依靠陰謀。從此，運動不再有思想，卻不斷繁殖著陰謀。洪秀全，終于從思想者墮落為陰謀家，而以加速度自取滅亡。
公祭劉光第：哀榮背后的玄機聶作平
今天的人可能會錯誤地以為，當時的維新派一定深得民心。其實，每個時代能看清時局的人總是極少數(shù)，而蕓蕓眾生往往屬于盲視的大多數(shù)。一個令人喟嘆的情節(jié)是，當“六君子”被押往菜市口刑場時，周圍那些踮起腳尖的看客，竟然有人向他們?nèi)影撞藥妥印饕酉蛄俗T嗣同，其次是康廣仁，至于劉光第，則幾乎沒有人把他當作目標。顯然，在這些草民眼里，譚和康不是變法維新的改革派，而是理當千刀萬剮的亂黨；至于劉光第和楊銳，就像民間所謂“痛腳連著好腳”一樣，是受了牽連而冤死的——京師吏民尚如此認識，何況劉光第故鄉(xiāng)的父老鄉(xiāng)親呢？
清末立憲運動的警示鄭連根
政治體制改革的精髓是“分權(quán)”。清末新政中的政改非但沒有“分權(quán)”，反而借改革之名行集權(quán)之實。這樣的“改革”怎能不遭唾棄？“皇族內(nèi)閣”成立不久，武昌起義爆發(fā)。隨著大清帝國的轟然坍塌，所謂的“立憲”計劃自然隨之失敗。
在變化了的時局面前，不改革不行，改革太慢也不行，打著改革的旗號騙人更不行，這便是清末“立憲”運動重要的警示。
民初外交部的“可兒”青溪子
睽隔百年，世局滄桑，如今的現(xiàn)實生活里，顯然還有當初“余廚子”這等腳色的身影，并且，彼們搬演“可兒”的心機與手段早已“與時俱進”，現(xiàn)代化了——人們可曾戒惕？
“門子”的手段青溪子
老虎屁股摸不得的門子是晚清肌體最末端的細胞，但它所揭示的信息，卻不乏沉重的警示：一個國家、一個社會，欲肌體鮮活、強壯，生機不竭，誠有賴于全身細胞的不斷新陳代謝，抗御疾病，保持健康。如若它有一部分組織或器官的細胞感染了病毒，未能及時、有效地根治，天長日久，這部分組織或器官腐壞，又播傳毒素，侵噬周遭，腐化其他，終將使得整個肌體全受感染，腐敗而亡。一旦到了這個地步，家國大廈轟然垮塌之日，也就不遠了。
清朝之走到覆亡，不就是循著這樣的軌跡么？
出類拔萃三縣令凌力
中國歷史上生活著的蕓蕓眾生，所求無多，不過安居樂業(yè)四字而已，故而特別善良，特別能忍耐，也就特別好欺負，慣出了一代又一代、一批又一批騎在他們頭上作威作福的縣太爺以及各色各樣的老爺少爺小爺大爺。于是，蕭結(jié)、何易于、楊德干等人便出類拔萃了；于是，連稍有慚愧不安和無奈之心的上司們，也顯得鳳毛麟角般可貴了。
“戲子帝王”李國文
未完全成為敗將之前的李存勖，至少成功地扮演了好幾個角色：一是兌現(xiàn)三矢遺愿的繼承者，二是智勇雙全的統(tǒng)軍者，三是李唐王朝得以不滅的興復者。然而，沖昏頭腦的勝利惡性膨脹了其惰性，舊唐王朝劫后殘余的宮廷嬖幸腐化了他的道德底線，于是，李存勖徹底蛻化成了一個不可救藥的“戲子皇帝”。此為他的第一敗。伶人左右國政，朝堂遂不成體統(tǒng)。此為他的第二敗。中原連年大旱，士兵的妻子兒女都成餓殍，李存勖的妻子劉玉娘握有大把金銀，卻吝于救贖，于是，軍心渙散，士卒嘩變。此為他的第三敗。
選賢任能乃千古難題——科舉利弊的再思考洪振快
有人說，科舉制被取消的百年來，中國官員的整體素質(zhì)可能是自有科舉以來的千余年最低的。結(jié)論是否準確可以再議，但科舉包含的不看出身、注重程序、公平競爭等優(yōu)點，隨著科舉制的取消似乎也消失了，而它包含的束縛思想、禁錮人心的弊端，反而有加強的趨勢，即好的沒有繼承，壞的卻發(fā)揚光大了。
從上游、中游到下游——中國人的性格歷史張宏杰
宋以前的中國人和宋以后的中國人，確實已經(jīng)成了兩個物種，其差別就好比一個好罐頭與一個變質(zhì)的罐頭，或者說是鉆石與石墨——雖然同是由碳原子構(gòu)成，性狀卻已完全不同。中國人的性格歷史，如同我們的黃河，先秦是上游，清澈見底；漢唐是中游，雖泥沙俱下，畢竟有波濤洶涌之雄大氣象；明清是下游，已經(jīng)常斷流、奄奄一息了。
為什么說古人只是勉強活著王學泰
權(quán)利和權(quán)力的內(nèi)涵與外延迥然不同，一個軟，一個硬；一個虛，一個實；一個為多數(shù)人擁有，一個為少數(shù)人掌握……權(quán)利實在起來、堅挺起來是現(xiàn)代文明社會的標志，也是實現(xiàn)和諧社會的保障。
中國歷史上的改革為何大多失敗馬立誠雷頤
搞改革必須有兩點：一是要有足夠的權(quán)威，我搞改革侵害了你的利益，你也沒有辦法反抗我；二是如果權(quán)威不夠，就得有足夠的補償，我剝奪了你的一部分利益，給你補償。當這兩點都沒有的時候，就麻煩了。光緒皇帝和康有為這兩點都沒有。由此看來，經(jīng)濟條件比較好的時候，有錢的時候，應該是改革的好時機。
中國近代之敗，實為意識之敗李揚帆
明末日本暗中迫使琉球稱臣朝貢，中國不知；清初日本武士道精神勃發(fā)，伴隨著對大陸的侵略野心宣傳，中國不知；明治維新后至甲午戰(zhàn)爭前，日本做好了侵略中國的政治、軍事和文化心理準備，中國于此仍知之甚少。藉此，我們可以得出結(jié)論：中國對日本的長期漠視，對日本的自尊進而演變?yōu)閷Υ箨懙囊靶牟⑽从凶銐虻恼J識，及至李鴻章時代才開始從扭轉(zhuǎn)朝貢體系的意識、建立與日本的平等民族國家關(guān)系出發(fā)，從軍事上準備和日本決戰(zhàn)，惜乎為時已晚，可謂千古遺憾。這遺憾留下的唯一啟示是一句大俗話：請別漠視你的對手。
從三位商人看兩千年民間社會十年砍柴
歷史告訴我們，人民的權(quán)利要得到保障，必須通過具體的法律制度保護每個公民的合法權(quán)利。改革開放以來，可以看到兩條相輔相成的脈絡(luò)：一條是私營經(jīng)?濟不斷壯大，一條是保障公民權(quán)利的法律體系逐步建立。正是這兩股力量，不斷促進著民間社會的良性發(fā)展，使中國人看到了公民社會的雛形。
知縣權(quán)與責：皇權(quán)時代的政治難題十年砍柴
由于不可能根本改變各級地方官向上負責而非向下負責的制度，也即沒有進化到真正主權(quán)在民的憲政國家，這樣僅僅在控制技術(shù)層面的修補，無法突破“其興也勃焉，其亡也忽焉”的改朝換代循環(huán)。民眾對一個個新王朝從寄予希望到失望，再到推翻它，兩千年來都在重演，無非每場戲有時間長短的差別而已。而知州、知縣這類基層的、直接管理百姓的朝廷命官，其殘民害民也成為帝制時代不可能解決的政治難題。
特權(quán)階層是怎樣搞垮漢朝的
鄭連根
漢朝在中國歷史上有著非常重要的地位，在帶給后世足夠的榮耀之外，還在一定程度上塑造了中國人的文化人格和政治路徑。與此同時，漢朝衰落的歷史原因也足以警示后人。
諸葛亮有言：“親賢臣，遠小人，此前漢所以興隆也；親小人，遠賢臣，此后漢所以傾頹也�！庇矛F(xiàn)代眼光看，諸葛亮所說的“小人”，其實就是特權(quán)階層，具體說就是外戚、宦官和腐敗官僚。漢朝的最后垮掉，就是因為這些特權(quán)階層一步步霸占了社會資源，并最終綁架了政權(quán)。
先說外戚。漢高祖劉邦得天下之后，大封同姓王和功臣，“非劉姓不得王，非有功不得侯”，目的就是為了防止外姓篡奪劉家的天下�？上В瑲v史還是跟劉邦開了一個大大的玩笑。他去世之后，呂后控制了朝政，揭開了外戚擅權(quán)的序幕，此后，外戚就一直是漢朝的“權(quán)力偏房”。外戚控制朝政的最大弊端就是任人唯親和飛揚跋扈，著名的呂后自不用說——她一面誅殺功臣和劉氏宗親，一面安排娘家人掌權(quán)，“秉政前后二十年”的霍光也毫不遜色，他的兒子、侄子、女婿及其他親屬位居高官，權(quán)傾朝野。漢宣帝在與霍光同乘一輛車時都感到“若有芒刺在背”，因為他知道，連自己的皇位都是霍光給的，若得罪了霍光，就可能被廢掉。外戚王氏家族掌權(quán)之時，家族里面共出過十個侯，五位大司馬，朝廷其他要員的任免均須得到王太后和大司馬的認可。王氏家族長期專權(quán)的結(jié)果是徹底綁架了國家，操縱了國家機器，最終導致王莽篡權(quán)，西漢終結(jié)。
到了東漢，外戚變得更有勢力。與西漢相比，東漢時的皇后多出身豪門，光武朝郭皇后的母舅就“擁眾十萬”。這些家族原本就有勢力，成為外戚之后，權(quán)勢自然更大。據(jù)史料記載，順帝梁皇后的哥哥梁冀“一門前后七侯、三皇后、六貴人、二大將軍、夫人女食邑稱君者七人，尚公主者三人，其余卿、將、尹、校五十七人”。梁冀飛揚跋扈，強掠良人為奴、侵奪他人土地、藏匿朝廷逃犯等。百官對其只敢逢迎，不敢違逆。他們上下其手，黑白通吃，把整個國家的政治生活搞得烏煙瘴氣。
再說宦官。西漢時期，宦官專權(quán)還不是很嚴重。到了東漢，光武帝進行“行政改革”，所有的宮廷職務都由宦官充任，宦官勢力從此逐步坐大。外戚梁冀過于囂張，漢桓帝忍無可忍，最后與五個太監(jiān)合謀發(fā)動政變，鏟除了梁氏。這本是件好事，可這五個太監(jiān)因功封侯，取梁氏而代之。太監(jiān)擅權(quán)雖招致外戚和官僚集團的聯(lián)合反對，但太監(jiān)是皇帝、太后的“身邊人”，這種親近關(guān)系使他們能方便地影響皇帝和太后。更關(guān)鍵的是，太監(jiān)專權(quán)后能輕易把持朝廷的奏章，使得外戚和朝廷官員失去申辯的機會。所以，在此后的桓、靈二帝時期，東漢的大權(quán)就一直由宦官掌握，直到最后引發(fā)了董卓之亂。
宦官雖無子女，但他們絕不是“一個人在戰(zhàn)斗”，背后多有豪族支持，而且他們可以收養(yǎng)兒子，爵位可以傳承下去。在順帝、桓帝和靈帝時期，許多宦官的養(yǎng)子、兄弟、叔伯、侄子都當上了高官。這些人魚肉地方、橫行霸道，少數(shù)有良知的官員出面彈劾、懲罰他們，通常都會招致誣陷、罷免甚至殺戮。正氣不張，邪氣太旺，這樣的政權(quán)如何能夠長久？
再看官僚體系。若大多數(shù)官員貪污腐化，營私舞弊，那么官僚體系本身就會嚴重妨礙社會的正常運轉(zhuǎn)。漢朝官員的俸祿是很高的，因級別不同，實際年薪從祿米4200石到192石不等。這是個什么概念呢？按戰(zhàn)國時李悝的算法：“一夫挾五口，治田百畝，歲收畝一石半，為粟百五十石”，也就是說，五口之家的農(nóng)戶一年的全部收入約為150石�？梢�，漢朝最高級別官員的年薪幾乎是普通農(nóng)民家庭全年總收入的30倍，最低級別官員的年薪也比普通農(nóng)民一家的年收入要高。按說，這樣的高薪足以“養(yǎng)廉”了，可事實上，官員們還是想盡辦法增加自己的家產(chǎn)。楊敞做過大司農(nóng)和丞相，他死后留給兒子楊惲的財產(chǎn)是五百萬，留給自己第二任妻子的財產(chǎn)還有“數(shù)百萬”。丞相張禹的家產(chǎn)更達到八億，“多買田至四百頃，皆涇、渭膏腴上賈”；御史大夫杜周“家資累巨萬”；灌夫曾為淮陽太守，橫行潁川，“家累千金”。
除了瘋狂斂財之外，官員們還把持著官場“準入證”。漢朝選拔官員實行察舉制，這理應是向所有人開放的制度，實際上卻成了官員間拉幫結(jié)派、謀求私利的工具。他們互相推薦子弟、親信當官，一步步將政治資源私人化、板結(jié)化，不僅極大地堵塞了下層民眾的上升渠道，而且造成了官官相護的壞風氣。
總之，作為特權(quán)階層的官僚體系在漢朝的大多數(shù)時間里都是一筆“負資產(chǎn)”，是啃噬人民的寄生蟲。普通百姓有苦無處訴，有冤無處申，最后只好尋求“非法救濟”——求游俠出面主持公道。游俠確實有“俠”的一面，但更多時候是一種破壞力量。在行俠仗義的同時，他們也殺人越貨、強取豪奪，更重要的是，一個可以號令徒眾的游俠經(jīng)常會成為武裝組織的頭領(lǐng)，公然挑戰(zhàn)政府和法律的權(quán)威。不少游俠后來就成了東漢末年軍閥勢力的重要組成部分。比如李通，他“以俠聞于江、汝之間”，最后率領(lǐng)兩千余家部眾投奔了曹操，拜振威中郎將。東吳名將甘寧，原本也是游俠，曾“招合輕薄少年，為之渠帥”，“人與相逢，及屬城長吏，接待隆厚者乃與交歡；不爾，即放所將奪其資貨”。這樣的游俠其實跟今人所說的黑社會毫無二致。
一個王朝，上層有外戚和宦官兩個“權(quán)力偏房”忙于爭風吃醋；下層的官僚體系忙于逢迎巴結(jié)、非法斂財，他們合力埋葬了一個曾經(jīng)強盛的王朝——漢朝。
特權(quán)階層最大的害處不僅僅在于他們的奢靡和跋扈，還在于他們擋了好人（比如諸葛亮所說的“賢臣”）的路，他們的壞是雙重的——屏蔽了社會良性發(fā)展的可能，使國家喪失了寶貴的機會。特權(quán)階層謀求保住特權(quán)或擴張?zhí)貦?quán)之日，往往就是公平和正義遭受戕害之時。
清朝：被既得利益集團拖垮的王朝
陶短房
清朝是秦朝統(tǒng)一中國之后，延續(xù)時間最長的王朝（西漢和東漢、北宋和南宋分別按兩個朝代計算），它的覆滅，標志著中國皇權(quán)時代的結(jié)束。
清朝到底由何而亡，直到今天還在爭議。一些遜清遺老曾將亡清之責推給袁世凱，認為清軍未到山窮水盡的地步，倘非袁逼宮在先，攘奪在后，清朝何至于作孤兒寡母之嘆；也有人認為，革命是推翻清朝的主要推手；還有“外因說”、“財政說”等。
這些說法都有一定道理，但俗話說得好，堅固的堡壘往往是從內(nèi)部攻破的，清朝也不例外。拖垮清朝的，是晚清時相互糾結(jié)的各個利益集團。
政治：從大一統(tǒng)到“十八個小國”
1900年庚子之變，清朝慘敗在八國聯(lián)軍之手，喪失了大量主權(quán)，也讓原本尚對朝廷抱有希望的大多數(shù)國民因絕望轉(zhuǎn)而同情革命。康有為曾尖銳地指出，清朝內(nèi)部四分五裂，各省仿佛“十八小國”，是造成主場作戰(zhàn)、軍力占優(yōu)的清軍一敗涂地的關(guān)鍵。
清朝是中國最后一個封建王朝，也是封建統(tǒng)治最牢固、中央集權(quán)最完整的朝代。但到了清代，被稱為“中樞”的軍機處實際上已成為代皇帝票擬意見、向皇帝提供顧問的大秘書班子；地方上，總督、巡撫、布政司權(quán)力重疊，相互牽制，又被皇帝通過“密折”、“糾舉”等諜報網(wǎng)嚴密監(jiān)視。不僅如此，原本多少可以制約一下皇權(quán)的監(jiān)察體系——御史臺，以及意見部門——臺諫官員，在皇權(quán)的壓迫下，也形同虛設(shè)。
太平天國運動的14年，徹底改變了這一切。在太平天國血泊中興起的、以湘淮軍為代表的漢族新興權(quán)貴集團奪取了多個省份的政治實權(quán)。等太平天國運動結(jié)束，清廷試圖重建舊的中央集權(quán)體制，卻遭到頑強抵抗。這種較量的結(jié)果，使得“同治中興”僅表面上恢復了舊制，而實際上權(quán)力結(jié)構(gòu)已悄然生變。同治朝之后，并非湘淮集團核心人物的廣東人駱秉章依靠湘淮軍的支持，就可以“易置提鎮(zhèn)，庭見兩司”，其他地方實力派人物就可想而知了。
地方實力派對中央集權(quán)的抵制，導致清朝后期事權(quán)不一，中央政府實力孱弱，無法在內(nèi)政、外交等層面保持統(tǒng)一協(xié)調(diào)。為了與漢族既得利益集團對抗，清廷千方百計扶持皇族、八旗貴族，同治時代最重要的“外事部門”——總理衙門，始終掌握在皇族手中；百日維新失敗后，慈禧太后信用端王、援立“大阿哥”（端王的兒子），試圖廢黜光緒；庚子國變后，慈禧不得不在1906年宣布改制，實行內(nèi)閣制。后來成立的內(nèi)閣，12名閣員中皇族、貴族占了3/4，就是明顯的例子。
這些被提拔、信用的滿族貴族，又形成了滿族、皇族利益集團，他們同樣出于一己私利，與地方實權(quán)派勾心斗角，甚至不顧全局，拆對方的臺。甲午戰(zhàn)后，端王集團為確保自身獲得執(zhí)政權(quán)，更為“大阿哥”能夠早日當上皇帝，一面百般排斥漢族權(quán)貴集團，一面不惜利用義和團，掀起排外情緒，甚至制造中外摩擦，釀成八國聯(lián)軍之役。為了奪權(quán)，他們不顧國際法，調(diào)動軍隊圍攻使館區(qū)；不僅殺死反對派大臣許景澄等，還將義和團引入皇宮，試圖趁亂殺死光緒。他們的胡作非為讓原本理直氣壯的反侵略運動變味，最終引狼入室，讓清朝喪失了最后一點元氣。
戰(zhàn)后，這些滿清權(quán)貴并未汲取教訓，1906年的改制，他們照樣要搶“大頭”，不論辦洋務、辦新軍還是出國考察，領(lǐng)銜的幾乎都是八旗貴胄。慈禧和光緒相繼去世后，清廷建立了以攝政王載灃為核心的統(tǒng)治體系，這個體系同樣把漢族權(quán)貴排斥在邊緣甚至圈外。
耐人尋味的是，滿清權(quán)貴集團在漢族權(quán)貴中卻擁有一個同盟軍：清流派。
清流派大多是科舉出身、長期擔任京官，尤其是做了“言官”的一大批漢族知識分子。清朝政治結(jié)構(gòu)的變化讓這些人惶恐，也讓他們從既得利益者變成“既失利益者”；他們對八股取士、儒家治國等也念念不忘，擔心這些“國本”動搖，令他們的地位、榮譽和未來都變成問號。正因如此，清流派中的不少人，如徐桐、趙舒翹、倭仁等，成為與滿清貴族集團結(jié)盟、與地方漢族實力派針鋒相對的勢力。
地方漢族實力派自然不甘失去既得利益，面對滿清貴族—清流派的聯(lián)盟，它們的對策是強化地方權(quán)力，積極影響中樞。在這種思路的左右下，地方割據(jù)的局面非但沒有削弱，反倒逐步增強，最終到了庚子時代，出現(xiàn)了不聽命于中央而單獨與列強和平共處的“東南互�！�，甚至差點弄出個“獨立國”來。
公平地說，三股勢力都是既得利益者，只是利益各不相同，它們彼此爭斗，內(nèi)部也經(jīng)�；ハ嗖鹋_（如皇族中端王和醇王、恭王之爭，地方實力派中湘淮之爭、李鴻章和左宗棠之爭等），最終讓清廷形不成內(nèi)政、外交的合力，在一次次內(nèi)憂外患的打擊下被逐漸掏空。
軍事：從“皇軍”到私兵
清代的軍制，原本是地道的“皇軍”制度，由八旗軍（滿蒙族和關(guān)外漢族組成，主力駐扎京城）和綠營（由漢族組成，人數(shù)眾多而分散，控扼全國各地）組成。
然而，由于八旗、綠營兵腐朽不堪，在與太平天國的戰(zhàn)爭中被大量殲滅、瓦解，取而代之的，是由湘淮實力派組建的勇營——湘軍、淮軍、左系湘軍等。打仗是最花錢的，太平天國之戰(zhàn)剛開始的1851年，僅廣西軍事，咸豐皇帝就不得不額外撥出內(nèi)庫銀100萬兩，而太平軍占領(lǐng)南京的1853年，咸豐為籌措軍費，不得不采取了三項飲鴆止渴的措施：賣官鬻爵、發(fā)行大錢及推廣厘金制度。
賣官鬻爵破壞的是吏治，發(fā)行大錢會導致通貨膨脹，而厘金制度的推廣，卻成為致使地方既得利益集團利益固化的關(guān)鍵。
所謂厘金，指地方軍政首長有權(quán)設(shè)立關(guān)卡，從各項交易中征收額外稅款，以補充軍事需要。厘金制度的推廣造成中國大地上關(guān)卡林立，層層盤剝導致商業(yè)停滯，經(jīng)濟發(fā)展受到嚴重影響。更嚴重的是，因為有了厘金這個法寶，地方實力派可以完全不依賴中央財政，自己養(yǎng)兵。自1863年起，湘淮軍相繼建立起近代軍事工業(yè)，掀起洋務運動高潮，并一度建立起世界第六、亞洲第一的海軍和可觀的軍事工業(yè)。但這些國防項目卻因為厘金制的普及和財政的地方化，幾乎都被地方實力派等既得利益者把持。洋務運動搞了30年，清廷竟沒有一個直屬中央的軍工廠。各地自行其是的結(jié)果，不但造成中國軍隊“勇怯不一，槍械異式”，無法發(fā)揮合力，在對外戰(zhàn)爭中屢屢失利，也讓戰(zhàn)后軍力的恢復變得十分緩慢、困難。
據(jù)統(tǒng)計，1874年，厘金用作軍費者占73.7%，1885年占77.6%，其中90%以上被各省用于“私兵”，即本省軍費開支。這種省內(nèi)軍事開支主要起到對內(nèi)鎮(zhèn)壓、控制作用，對國防意義很小。全盛時占全國財政收入總額14%的厘金收入，卻被用于和國防無關(guān)的軍事用度，清末軍費捉襟見肘，國防廢弛，又何足為奇。
對于地方軍事勢力的坐大，清廷始終是抵制的。太平天國戰(zhàn)爭還未完全結(jié)束，朝廷就壓迫湘軍裁撤解散，壓縮淮軍編制，在天津設(shè)立皇族管轄的軍工廠和洋槍隊，并一再下詔，要求各地恢復舊的八旗、綠營體制。但地方勢力已成，中央財權(quán)已失，各地陽奉陰違，加上八旗、綠營腐朽至極，根本無法恢復成經(jīng)制之師，此事不了了之。退而求其次的清廷轉(zhuǎn)而企圖按照湘淮軍模式改造八旗為神機營，綠營為練軍，但腐朽的八旗、綠營根本不堪寄任，清廷等于是花了額外的錢財，卻多養(yǎng)了一支毫無用處的紙面軍隊，不但無助于抑制中央和地方的既得利益集團，反而加重了財政負擔。
既得利益集團對晚清軍事的控制，以及滿漢既得利益集團的對抗，讓清朝白白養(yǎng)了龐大的軍隊和軍事機器，卻始終難以建成強大的國防體系。不但滿漢既得利益集團互相對抗、拆臺，清廷既得利益集團內(nèi)部也不能免俗。清朝一度建立過4個水師，卻分屬4個地方大臣指揮，不是互不相救，就是協(xié)調(diào)不力。中法戰(zhàn)爭激戰(zhàn)方酣時，李鴻章唯恐新建成的北洋艦只被用于作戰(zhàn)，造成損失，授意正從英國、德國趕回的軍艦放慢行程；甲午海戰(zhàn)時，南洋、廣東水師態(tài)度消極，廣東水師3艘軍艦雖然最終參戰(zhàn)，卻一方面系李鴻章強壓，另一方面拜3艦艦長程璧光等人積極請戰(zhàn)所賜。
國防戰(zhàn)略思想也同樣受到既得利益集團內(nèi)爭的牽制。同治、光緒之交，左宗棠和李鴻章著名的“塞防”、“海防”之爭，就是這種牽制白熱化的結(jié)果。盡管這一爭議最終以“海塞并重”的妥協(xié)方式解決，但長期的爭議不下和清朝中央財政的虛弱，最終埋下了“海塞都不重”的隱患，其消極影響甚至直到今天仍有余波。
既得利益對新政的扭曲
應該承認，晚清上自皇室，下至督撫，危機意識還是比較重的，幾度推行新政，目的正是為了“救亡圖存”，但在既得利益集團的糾葛下，大多被扭曲。
晚清最早開展的救亡圖存是洋務運動，但在實施過程中，滿清權(quán)貴和清流派為爭奪控制權(quán)，對漢族實力派百般掣肘，漢族實力派內(nèi)部也為了勢力劃分相互爭權(quán)奪利。最終在中國形成了一系列自成體系的“建設(shè)項目”，看上去轟轟烈烈，實際上卻如當年外國報章所評，不過是“一堆精致而昂貴的玩具”而已。
八股取士的舊科舉制度已不合時宜，這點除了少數(shù)頑固的清流派，滿漢上層大多已逐漸形成共識。但改變科舉制度，就意味著幾百萬“功名之士”和幾千萬讀書人“功名路斷”，導致這些人及其背后的既得利益者不惜一切，百般阻撓。早在同治年間就已熱烈討論的廢八股，居然直到1905年才落實，此時離辛亥革命只剩6年了。
庚子國變后，清廷痛定思痛，認為缺乏現(xiàn)代軍事人才是關(guān)鍵，并派出大量留學生赴歐美深造。但軍隊中的既得利益者唯恐“洋學生”留學歸來，奪取他們的晉升機會，在制定規(guī)則時故意壓低留學生待遇，規(guī)定留學歸來、學滿預定年份的軍事留學生，只能被任命為守備以下的低級軍官，而各地督撫和新軍負責人為擴大實力，又不顧這些規(guī)定，以高官厚祿吸引留學生加盟。這種混亂做法，顯然只能增大留學生對清廷的離心力，辛亥革命中，新軍成了革命軍的中堅，并非偶然。
除此之外，修鐵路、興學校、辦實業(yè)……種種新政，無不在大大小小的既得利益集團博弈下，被扭曲得面目全非。曾國藩家族在湖南湘鄉(xiāng)興辦新式教育，原本借用了清廷“興辦新學”的編制和號召，實施過程中卻加以干涉，定下“非湘鄉(xiāng)人不錄取”的陋規(guī)，離湘鄉(xiāng)不遠的湘潭人毛澤東也望門而不得入，最終不得不假造籍貫入學。被稱為“亡清導火索”的四川保路運動背后，是路權(quán)之爭，而這同樣在很大程度上受到不同利益集團博弈的影響。
清朝皇帝雍正、乾隆都曾撰文批評漢朝、唐朝和明朝末年既得利益集團間的內(nèi)耗，甚至說“漢明亡于黨爭”。為防止重蹈覆轍，他們對黨爭百般打擊、高度警惕，雍正甚至親自撰寫《朋黨論》，對主張“君子無朋黨（意思是君子即使聚集在一起，也不是朋黨），是道義之合”的北宋名臣歐陽修口誅筆伐。更具諷刺意味的是，到了清朝末年，既得利益集團間的傾軋、內(nèi)耗，比東漢、晚唐、明末的黨爭有過之而無不及。從這個意義上說，清朝可謂被既得利益集團拖垮的“老大帝國”
十八世紀誰是“世界首富”
劉剛李冬君
白銀都流哪兒去了？全世界都在問，不光中國。
英國人說，都流到中國去了——通過貿(mào)易逆差。為此，1792年，他們派了馬嘎爾尼來中國，想改變一下狀況。
馬氏來華帶了兩樣東西：一是市場經(jīng)濟原則，要求東西方以此原則擴大通商；還有一樣，便是軍火。他本想演示一下大英帝國的船堅炮利，順便推銷軍火，這反映了資本主義國家“軍事—商業(yè)復合體”的本質(zhì)。
可天朝對此不感興趣。天朝不是虛的，天朝無所不包，也包括了市場經(jīng)濟樣式。以此樣式加于世界并證明其合理的是歐人，而向世界提供此樣式的卻是中國。早在宋代，中國就有市場經(jīng)濟樣式的海外貿(mào)易。如果馬嘎爾尼那時來中國就會看到，有20多處貿(mào)易港口，分布在東南沿�！八穆贰薄〇|路、兩浙路、福建路、廣南路。不像清朝只開了廣州一處，所設(shè)的粵海關(guān)，還被當作“天子南庫”。
市場經(jīng)濟曾經(jīng)發(fā)達，但市場原則卻未確立，為什么？正如俗話所說，中國的市場經(jīng)濟“起了個大早，趕了個晚集”，原因就在于市場經(jīng)濟難以突破大一統(tǒng)的王權(quán)，市場原則無法改變指令性權(quán)力支配經(jīng)濟的局面。
市場原則能在歐洲確立起來是因為各國獨立，形成“小國寡民”，因而資源匱乏，依賴市場，這就令市場大于國家，市民多于國民，使得以“軍事—商業(yè)復合體”為原型的城市和市民社會13世紀就萌芽了。約15世紀，它已有了自己的政治體制，近代國家圍繞它而興起。
反觀中國，因大一統(tǒng)而自足，不依賴市場，反而成為最大的市場；而權(quán)力支配經(jīng)濟，以反市場原則來運作市場，反而能在市場上占上風。戴逸《中國經(jīng)濟的千年態(tài)勢與復興之路》一文指出，乾隆時，中國的GDP最高，占世界32％，英、法、德、俄、意五國僅占17％。還說，唐宋以后，直到18世紀，中國經(jīng)濟實力都居世界榜首。他依據(jù)的是英國經(jīng)濟學家麥迪森的《中國經(jīng)濟的長期表現(xiàn)》一書。以此為據(jù)，我們可以認為，中國以大一統(tǒng)的政治體制，曾建立了世界最大的經(jīng)濟體，且以凌駕于市場之上的天朝朝貢體系左右了世界市場的格局。然而地理大發(fā)現(xiàn)后，西方出現(xiàn)了全球化的帝國主義，足以動搖天朝體系，可天朝還被蒙在鼓里。馬嘎爾尼來中國時，正是英國全面戰(zhàn)勝荷蘭，作為全球化的帝國主義崛起之時，而晚清絲毫不知。
如此巨大的經(jīng)濟體，竟然只開粵海關(guān)一口與海外貿(mào)易。即便如此，它撐著天朝的架子，看上去還是綽綽有余。馬嘎爾尼也好，乾隆也罷，他們都沒有對這個巨大的經(jīng)濟體產(chǎn)生懷疑，一個極力想把本國的貿(mào)易捆綁在這個經(jīng)濟體上，一個以天朝口吻拒絕自由貿(mào)易。
為什么不增加通商口岸，擴大對外貿(mào)易？最堂皇的理由便是國家安全。不過，那時對安全構(gòu)成威脅的還不是海外之夷，起碼還沒意識到是夷，而是如晚明故事——中國民間海權(quán)重新崛起。民間海權(quán)，那是反清復明的發(fā)動機，而英夷當年就與代表民間海權(quán)的鄭氏締約，所以要限制對英夷貿(mào)易。
還有更深層的理由：王權(quán)之下，家國不分。例如粵海關(guān)，康熙帝設(shè)立，設(shè)立時還招募了十三家牙行經(jīng)紀人，專營外貿(mào)和征收關(guān)稅。我們知道，宋朝市舶司收入還要上交國家財政，而清朝粵海關(guān)收入則交到內(nèi)務府，專供皇室之需。如果皇室要完全壟斷海外貿(mào)易，最好是“利出一孔”，只開一口�？滴醭踉O(shè)海關(guān)時，設(shè)了四處，且由所在巡撫兼管；雍正時設(shè)專職海關(guān)監(jiān)督，直屬內(nèi)務府，與巡撫無關(guān)；到了乾隆帝只留了粵海關(guān)一口。
對王權(quán)來說，家與國兩手抓，兩手都要硬，替乾隆兩手抓的人便是和珅。他不僅管著戶部，還管內(nèi)務府，最擅長的是做搬運工，將戶部職能搬到內(nèi)務府去，將國家財政收入搬到皇室去。這方面，他善解“天意”，能揣摩皇帝隱私，做起來乖巧而又得體。
粵海關(guān)除了收稅，還收“規(guī)禮”，“規(guī)禮”數(shù)額比正稅還多。一艘洋船入關(guān)，先要交丈量費、通事費、管事費、庫房費、稿房費……在一份《乾隆二十四年粵海關(guān)征收洋船進出口各項歸公規(guī)禮清單》中，列舉的收費名目竟達100多項！這100多項加起來，統(tǒng)稱為“規(guī)禮”，油水多半從“規(guī)禮”上榨取。
乾隆時規(guī)定，一艘洋船“正課”為1950兩，另有“洋船規(guī)禮銀”，進關(guān)要交，出關(guān)還要交。在英國人洪仁輝告狀提供的費用單上，一進一出，“規(guī)禮”計有68項。進關(guān)規(guī)禮30項，收銀1125.96兩，出關(guān)規(guī)禮38項，收銀533.8兩，“規(guī)禮”銀共計1600多兩，“正課”與“規(guī)禮”加起來3600余兩。這68項只是針對船的，還有針對貨的，貨有“分頭”，即外商買貨所付貨款按銀兩算，每兩都要由粵海關(guān)抽頭。起初一兩貨款抽0.054兩，后來抽到0.06兩。通常，海關(guān)上繳“正課”，“規(guī)禮”和“分頭”之類則由監(jiān)督和他的家人以及其他聘用人員分享，這是一種制度性分贓。
這樣管理海關(guān)，就像搞承包�；实蹖⒒浐ｊP(guān)承包給他的親信，親信承包先要“投資”，以取得“承包權(quán)”，此后“凡應行事宜”，就“不必聽督撫節(jié)制”了。監(jiān)督上任，可帶家人60名，乾隆朝李永標超標，帶了家人73人，包干了海關(guān)所有事務，使粵海關(guān)成為了他的“家天下”。不過，“家天下”只能為期三年，三年以后，就要換人包干。
“規(guī)禮”之類的分肥，按規(guī)定，粵海關(guān)監(jiān)督本人要占到三分之二左右，其他海關(guān)辦事人員——書吏、貼寫、頭役等，多為他家人，也有聘用之人，還包括各炮臺官兵，大約占了剩下的三分之一。洪仁輝告狀時把這些都捅了出來，他不知道這些都是“常規(guī)”，屬于“亞財政”，雖無明文規(guī)定，卻是歷來如此，成了習慣的，所以叫做“禮”。
這塊有定數(shù)的“規(guī)禮”收入，即使是監(jiān)督本人分得的那部分也要拿出來“報效”，而報效皇上則要通過和珅。“報效”銀每年不下100萬兩，“規(guī)禮”所得，大部分用來進京報效，一小部分還要用來跟當?shù)囟綋岣愫藐P(guān)系，“打點”各色人等。如此分贓，無法可依，但合禮。
粵海關(guān)收入，“正課”雖非正式國家財政收入，但王權(quán)之下，家國一體化，但凡王權(quán)所得，無不合法，誰敢問其合法性來源？“規(guī)禮”是合禮收入，屬于“禮尚往來”的范圍，監(jiān)督本人貪與非貪，主要看他對“規(guī)禮”收入如何處理。他一人所得便占了“規(guī)禮”收入的三分之二，要拿出來報效的主要就是這一塊，剩下的三分之一，是其他人的職務收入，原則上，他不能拿出來報效，但他的手下要報效他，這樣的人情收入，他會笑納。由于決定他貪與不貪的不是別人，正是和珅，所以他要報效和珅，有可能連他本人都是和珅的代理人。
然而，監(jiān)督油水何在？在于“陋規(guī)”。“陋規(guī)”非禮，沒有定數(shù)，也查不出來�！奥�(guī)”之行，主要是索賄。如船鈔一項，據(jù)船只大小收費，究竟收多少需要丈量，這就為索賄提供了運作空間。丈量者手里拿著尺子，行賄了，大船可以量小一點，不行賄，小船也可以量成大船。類似項目有100多項，每項都要搞點名堂，所以很忙。還有貨物，因質(zhì)量和價格起爭議，也是常有的事，但只要爭議一起，海關(guān)就能調(diào)整稅額，這里面名堂很多�；浐ｊP(guān)究竟有多肥？比肥得流油的崇文門稅關(guān)還肥。崇彝寫《道咸以來朝野雜記》，寫他做崇關(guān)幫辦委員時每年約可得四五千兩銀子，就自以為很肥了�？神T桂芬在《校邠廬抗議?罷關(guān)征議》中提到粵海關(guān)，說海關(guān)看門人月薪都有800兩銀子，其他人就可想而知了。
2001年，美國《華爾街日報》統(tǒng)計出千年世界首富50名，其中有6名中國人，清朝有兩人，即和珅、伍秉鑒，一官一商，差別很大。差別有多大？和珅的財產(chǎn)數(shù)以億計，折合成銀子少說有2億多，多說有11億，這些數(shù)字是根據(jù)抄家清單估算出來的。而伍秉鑒的身家僅有2000多萬兩白銀，相比之下，可謂區(qū)區(qū)。此二人者，或為官斂財，或經(jīng)商致富，各自登峰造極，一個做官做到了“二皇帝”，一個經(jīng)商成為“十三行”首席。
然而，同為世界首富，他們的差別為何如此之大呢？和珅個人收入居然超過了國家財政收入，他是如何創(chuàng)收的？貪官創(chuàng)收，人們最容易想到的就是貪污。他管過兵部，難免克扣軍餉；他主持吏部，能不賣官？但這些，還不足以使他成為世界首富。那么崇文門稅關(guān)呢？那可是天下第一稅關(guān)，像大褲衩一樣矗立著，而和珅就是這個大褲衩的總監(jiān)，監(jiān)督著每一位來往商販、趕考士子和進京官員，無論你多大的官，都得從它胯下過去，當然是以“納稅”的名義�！凹{稅”納到什么程度？只有人頭不納稅！本來，清朝稅務規(guī)定，往來者隨身攜帶物可以免稅，可稅關(guān)照收，連京畿商民入城，為了省事，都在帽檐邊插上兩文制錢，由稅吏自取，否則就要扣下所攜之物，極盡刁難之能事。有一位山東布政使進京，稅吏要他納稅，他沒錢，一氣之下干脆將行李都放在稅關(guān)外，說：我赤條條一人，還要納稅嗎？
這些稅收沒有收到戶部，而是收到內(nèi)務府。如果說粵海關(guān)是“天子南庫”，那么崇文門稅關(guān)就是“天子北庫”，一南一北，兩條財路，都握在和珅手里.。
皇帝雖然“貴為天子，富有天下”，可皇帝有皇帝的難處�；始议_銷大，皇帝難免有捉襟見肘時，又不好動用國家財政，往往有苦難言。而乾隆排山倒海似的花錢，不動國庫還總有錢花，這就可見和珅的功夫了。自從和珅將戶部尚書和內(nèi)務府大臣兩個職位一肩挑，皇上從此不差錢。萬歲壽誕，和珅發(fā)起“奉獻銀”，從中央到地方的各級官員都要“奉獻”，一場壽誕辦下來，創(chuàng)收不少。還有經(jīng)常項目，如“折罪銀”一項，也源源不斷流入內(nèi)務府。用銀兩可以折罪，還是經(jīng)常項目，能不大開罪源、廣立罪人？以罪源為財源，天下安得不亂？！
內(nèi)務府還有田莊和錢莊，這些也都由和珅經(jīng)營和管理。表面上，皇帝只管花錢，錢從哪兒來往哪兒去從來不問，花剩的錢任由和珅折騰。和珅以內(nèi)務府的名義折騰來折騰去，折騰出一片金天銀地，都搬到自家去，老皇帝看在眼里，卻睜只眼閉只眼。和珅是財迷，哪有老皇帝遠慮？皇帝有皇帝的算計：讓你和珅去算計天下人的銀子，我只算計你一人的銀子。要貪任你，你貪了一輩子還不夠我抄家一次。數(shù)以億計的銀子讓我自己去弄來，天下人還不將我罵死？讓你去弄，弄得你身敗名裂時，我再來收拾你。我下不了手，還有兒子，讓我兒子抄了你，為我兒新朝奠基。那時，沒有人會罵我，只會罵你，你不死也得死，你一死，就成了大快人心事。
做皇帝不能養(yǎng)廉，要養(yǎng)貪，養(yǎng)廉養(yǎng)得大家都窮了，做官還有什么意思？連自己都沒銀子花了，做皇帝還有什么意思？所以要養(yǎng)貪，一貪就有原罪，把柄都在皇帝老兒手里。搞得民怨沸騰了，再來個反貪倡廉，人民更加擁護，像敲木魚一樣，從貪官頭上敲出一筆又一筆，人民夸著好皇帝，連堯、舜、禹也不過如此……
順便說句，18世紀誰是世界首富？是和珅那廝？那廝不過是馬前卒，他家的銀子被抄后搬哪兒，是國庫嗎？不是，都搬到內(nèi)務府去，你說誰是世界首富。皇帝老兒壽終正寢，這出戲也該結(jié)束，不是“翠花上酸菜”，而是兒子抄家去
朱元璋的知識分子政策
張宏杰
禮遇
正如阿Q之不敢與趙秀才說話一樣，投奔起義軍以前，朱元璋沒“資格”也沒機會和讀書人打交道。對那些滿腹詩書的“老爺”，身處社會最底層的他滿懷敬慕，卻高攀不上。
起義使一切顛倒了。自領(lǐng)軍以來，知識分子居然主動前來投奔。朱元璋當然受寵若驚，畢恭畢敬。他們隨隨便便出幾個主意，就令朱茅塞頓開，見識大長。馮國用一見朱，就建議他取建康以為根本，再四出征伐，平定天下。李善長一見面，就說他像劉邦，勸他“法其所為，不嗜殺人，天下不足定也”。這些建議讓在黑暗中摸索的他如遇明燈，通往皇位的道路一下子清晰起來。朱元璋深刻地認識到——“知識就是力量”。
嘗到了甜頭的朱元璋全力爭取知識分子。他專門派出手下，攜帶大量金銀財寶，四處打聽哪兒有讀書人。他知道，請讀書人出山其實成本不高：只要你客客氣氣，給足他們面子，再給個虛職，他們就會感激涕零，為你賣命�！百M得不多，賺頭極大，真是劃算的買賣”。
聽說朱升很有學問，朱元璋就學劉備三顧茅廬，“微服從連嶺出石門，親臨其室”。
聽說鎮(zhèn)江的秦從龍學問很大，朱元璋特地派侄兒朱文正和外甥朱文忠前去邀請，并特意遠出南京城門迎接，安排他和自己住在一起，“事無大小，悉與咨謀”，“稱先生而不名”。每年秦從龍生日，朱元璋“皆有贈遺，或親至其家，與之燕飲，禮遇甚厚”。秦從龍感激得見人就流淚訴說朱的知遇之恩。
知識分子瞧不起他這個出身寒微的山大王，他也不以為忤，而是愈加低聲下氣。劉基“自以仕元，恥為他人用”，說什么也不肯出山。朱元璋叫處州總制孫炎派人力請，又叫劉的朋友陶安和宋濂分別贈詩勸說。軟磨硬泡，終于把劉基請了出來。朱大喜過望，專門建了禮賢館給劉基等人居住，跟劉基說話，從來都稱“老先生”，在給劉基的信中這樣開頭：“元璋頓首奉書伯溫老先生閣下”（《慰劉基書》、《諭劉基書》，《全明文》卷34），語氣恭敬虔誠得無以復加。
朱元璋的知識分子工作，做得確實太到位了。他的謙虛、熱情、耐心、豪爽、推心置腹傾倒了大批文化人。知識分子紛紛說，“吾輩今有主矣”，死心塌地為他賣命。朱元璋的投入獲得了百倍回報，最終獨步天下。論者多以為，朱元璋的知識分子政策是他最終從群雄中脫穎而出的根本。方孝孺就說：“地大兵強，據(jù)名號以雄視中國者十余人，皆莫能得士；太祖高皇帝定都金陵，獨能聘至太史金華公（宋濂）而賓禮之�！�
硬逼
建國之后，隨著形勢的發(fā)展，朱元璋的知識分子政策也發(fā)生了變化。
開國之初，百廢待興，各條戰(zhàn)線急需人才。為充實官僚隊伍，朱元璋掀起了一次訪求知識分子高潮。他繼續(xù)以前的老辦法，命人攜帶大量金錢分赴各地尋訪人才。對知識分子還是堅持“給足面子”，囑咐使臣們：“求賢之道，非禮不行……有司盡心詢訪，必求真材，以禮敦遣�！�
不過，朱元璋這時的知識分子政策已由一手變成了兩手。天下未定之際，讀書人不出山他不硬逼。因為逼急了，這些人有可能跑到他的對手那里去。他只能擺出寬懷大度的樣子，置之不問。如今天下已經(jīng)姓朱，讀書人無處可逃，所以對那些太不給面子的知識分子，朱元璋不再介意偶爾顯露一下自己的獠牙。
江西貴溪的夏伯啟叔侄不愿在新朝當官，干脆把自己左手的大拇指砍掉，以示決心。朱元璋聞訊大怒，把夏伯啟叔侄抓到南京，親自審訊，梟首示眾，全家籍沒。蘇州人姚潤、王謨，同樣因為“被征不仕”，“皆誅而籍其家”。
《明朝小史》更記載：“帝既得天下，惡勝國頑民，竄入淄流，乃聚數(shù)十人，掘一泥坑，特露其頂，而用大斧削之。一削去頭數(shù)顆，名曰‘鏟頭會’。”就是說，他痛恨那些托身寺廟的遺民，將他們埋入地中，止露其頭，用大斧削去，稱為“鏟頭會”。
在朱元璋以前，雖然君權(quán)嚴重，士大夫階層還是享有一定程度的人格獨立�！吧搅蛛[逸”不但被寬容，甚至被尊崇。這是傳統(tǒng)社會留給人們最后一塊自由呼吸的空間，朱元璋卻毫不猶豫地封殺了。他認為，這些拒絕與他合作的人必定是看不起他這個前乞丐。他發(fā)布命令：“率土之濱，莫非王臣。寰中士大夫不為君用，是自外其教者，誅其身而沒其家，不為之過�！边@就是所謂的“寰中士大夫不為君用”罪。天下是他朱元璋的天下，所有讀書人都是仰他朱家的陽光雨露而活，不為他朱家服務，就是滔天大罪。
胡蘿卜加大棒政策效果十分明顯。天下知識分子再也不敢東躲西藏，都老老實實出來為新政權(quán)服務。大明王朝的官僚體系迅速建立，國家機器按計劃有效運轉(zhuǎn)起來了。
輕視
朱元璋原本大字不識幾筐，成為起義軍首領(lǐng)后，才開始學習讀書寫作。隨著讀書的增多，他對知識分子的崇拜之心也漸漸淡去：原來知識并不那么高不可攀，只要下功夫，他朱元璋一樣可以博古通今，甚至寫出像模像樣的文章。朱元璋漸漸發(fā)現(xiàn)，知識分子既有突出的長處，也有明顯的短處。長處是知識廣博，足智多謀，弱點是多謀寡斷，缺乏行動力。朱元璋明白了為什么古人說“秀才造翻，三年不成”。他們做事畏首畏尾，條條框框太多，缺乏膽氣魄力，只會做君子，不敢當小人，所以他們難以獨立成大事，只能追隨自己尋找功名富貴。真正的英雄，還得數(shù)他和劉邦這樣的大老粗。明白了這一點，朱元璋漸啟對文人的輕視之心。
建國之后，他在給宋濂的一封誥命中，不經(jīng)意間顯示了他對文臣學士們的態(tài)度變化：“爾濂雖博通今古，惜乎臨事無為，每事牽制弗決。若使爾檢閱則有余，用之于施行則甚有不足。”（《明太祖集》卷三?翰林承旨宋濂誥）
這樣的話，朱元璋在建國前是絕對不會說的。對開國文臣之首宋濂尚如此評價，別的文臣在朱元璋心目中的地位就可想而知了。事業(yè)的順利，使朱元璋不可避免地自我膨脹起來。
隨著政權(quán)越來越穩(wěn)定，朱元璋不用像以前那樣費心費力地去尋訪、邀請，多如牛毛的知識分子主動投懷送抱依附到朱家政權(quán)這張皮上。朱元璋廣泛興建的教育系統(tǒng)也已開始培養(yǎng)車載斗量的文化人，一時間知識分子極大豐富，似乎取之不盡用之不竭。然而他們在朱元璋眼中的價值也越來越低，朱對他們的整體態(tài)度也越來越輕慢。
洪武七年，朱元璋的一位貴妃去世。貴妃相對于皇后，是小老婆。按古禮，庶母死，子孫不需服喪。朱元璋十分喜歡這位妃子，要求兒孫給她服喪。文臣們紛紛上書，反對他更改古禮，朱元璋因此寫了篇《孝慈錄?序》，大罵這些知識分子為“迂儒”，說他們只知道死讀書，讀死書，以古非今，而不知道審時度勢，現(xiàn)實靈活地處理問題：“今之迂儒，止知其一，不知其二，是古非今，昭然矣�！庇终f，這些人其實不過是一群廢物，做不出什么好事來，警告后世君主不要過于聽信他們：“朕觀宮生之君，好內(nèi)山林之士，任為股肱爪牙，暴貴其身，致君牽制文義，優(yōu)游不斷，國之危亡，非迂儒者誰?其喪禮之論，時文之變態(tài)，儒乃不能審勢而制宜，是古非今，灼見其情，甚不難矣�！�
在另一篇文章《辟阿奉文》中，他更諷刺當朝的文臣們不如唐代的女人。唐代的宮女在皇帝面前敢說真話，今天的文人們卻個個唯唯諾諾，毫無骨氣：“唐婦人，猶過今之儒者。”只是朱元璋沒有想過，唐代宮女之所以敢說真話，是因為她們面對的不是他朱元璋。
不但對知識分子的政治能力不屑一顧，對于文人學士們的文字本行，朱元璋也越來越敢于評頭品足，揮斥方遒。朱元璋雖然中年之后才開始學習寫文章，但因天分不錯，常有出色之作。他的一些文字雖粗頭亂服，卻風格獨特豪邁，氣勢吞吐千古，在古今帝王中獨樹一幟，他也頗以此自矜。洪武七年，朱元璋舉行詩文大會，命文臣們作《閱江樓記》。讀完之后無一當意者，于是親自動手寫了兩篇，給文臣們做示范。大臣們當然贊頌佩服不已，朱元璋照單全收，洋洋自得地登上了大明第一文學家的寶座。不久之后，對當世文壇第一人的地位也不滿意了，寫了《駁韓愈頌伯夷文》、《辨韓愈訟風伯文》等文章，開始對中國文學史的顯赫人物韓愈、柳宗元大加批駁，說韓愈對于“格物致知，尚未審其情”，說這些文人只會講究詞藻，不通人情物理。朱元璋儼然以帝王之尊，指導天下文人如何寫作，文章強詞奪理，滿紙咄咄逼人的霸氣。高己卑人、予智予雄達到了極點。
殺戮
到了晚年，朱元璋對知識分子大開殺戒。于是洪武朝的知識分子，遭遇了人類史上罕見的浩劫，上流精英幾乎被一掃而光。
雖然朱元璋越來越看不起知識分子，但他對知識分子的防范戒備心理卻絲毫沒有放松。起因是“士誠小人”這個典故。
洪武初年，因不滿朱元璋的重文輕武，一位武臣對朱元璋大講知識分子的壞處。他說，這些人心胸狹窄，嘴巴又刻薄，經(jīng)常變著法地罵人：“讀書人用心歹毒，特擅譏訕，如不警覺，即受其愚弄�！边�說張九四（張士誠）原為優(yōu)禮文人，請他們給自己改名，哪成想他們竟給他取名“士誠”。
朱元璋說，這名字很好啊，有什么毛��？
武臣說：毛病大了去了。我的幕僚跟我講，《孟子》上說了，士，誠小人也。這是罵張士誠小人��！朱元璋聽后，立即找《孟子》來查，發(fā)現(xiàn)果然有這句話。他不禁竦然而驚：張士誠也算半個君王，給人叫了半輩子小人，到死都不知道，真是可憐。無非是讀書人欺負他鹽販子出身，瞧不起他，才敢這樣捉弄他。而他朱元璋出身和尚乞丐，肯定更被他們瞧不起。從此朱元璋就開始對文臣們大起疑心，閱讀奏章也多了個心眼兒。
朱元璋口口聲聲稱自己是“淮右布衣”、“江左布衣”、“起自田畝”、“出身寒微”，顯得十分豪爽坦率。但這些話只能他自己說，別人可千萬不能說。實際上，做過乞丐與和尚一直是朱內(nèi)心深處最大的一塊傷疤，萬萬觸碰不得。大明臣民其實誰也沒有膽子也沒有興趣當著朱元璋提這壺水，但朱元璋卻成天疑神疑鬼，防范過度，自己暗暗制定了一系列奏章“敏感詞”。但凡“光”、“禿”、“僧”等與和尚沾邊的字眼兒，都會犯他禁忌。因為是起義起家，所以也討厭人提“賊”和“寇”。大臣們慢慢知道了他的忌諱，就不再用這些字，朱元璋卻更不放心，總懷疑別人會更加拐彎抹角地罵他，遂將防區(qū)無限擴大，到了極為可笑的程度。比如“生”字，因為音近乎“僧”，在他看來就不懷好意；“則”字也很危險，因為“則”在淮西方言中發(fā)音與“賊”同。
因為這些秘密的敏感詞兒，無數(shù)人人頭落地。慘烈浩大的洪武文字獄，一方面反映了朱元璋的殘酷，另一方面也反映了他在知識分子面前無法消除的深刻的自卑心理。
人到老年，人格常會發(fā)生劇變。朱元璋晚年身體很不好，多年超強度的腦力勞動又使他出現(xiàn)精神變態(tài)，嗜殺心理越來越難以控制。再加上經(jīng)過十多年的經(jīng)營，天下已如磐石之安，知識分子已入其彀，無所逃乎天地之間，他遂開始隨心所欲，通過無節(jié)制的屠戮來發(fā)泄自己的不良情緒。洪武晚年，稍有名氣的文化人幾乎都難逃一死。死法主要有兩種：一種是文字獄，一種是牽連進各種大獄之中。
先來看看高啟。高啟乃明初“吳中四杰”之首，也是中國文學史上一位重要人物。洪武三年,朱元璋想任用他為戶部侍郎,高啟卻不愿意干。朱元璋當時不但沒有強迫高啟,反而賜予大量金帛放其歸田里，一時傳為佳話。
其實朱元璋是不得已而為之。當時剛建國不久,他需要擺出一副豁達大度的英主姿態(tài),以吸引更多的人才。但心中已對高啟暗藏不滿,時時盤算著報復。到了洪武七年，局勢已經(jīng)徹底安定。這一年高啟創(chuàng)作《上梁文》,以“龍蹯虎踞”一詞形容魏觀的府治。朱元璋以為此語只可用以形容帝王之居,非他人能用,故將高啟腰斬。
除了高啟，“吳中四杰”中另外三位，楊基、張羽、徐賁也都沒有一個得到好下場：楊基入明曾官山西按察使，后被讒削職，罰作勞役，死于工所；張羽入明曾官太常丞，后獲罪貶謫嶺南，沒到半道，又被召回，“自知不免，投龍江以死”；徐賁入明曾為給事中，后又任河南左布政使，出征邊疆的明軍路過河南，他“坐犒勞不時”，也就是沒有及時提供給養(yǎng)，下獄而死。
除了“吳中四杰”外，明初另外一批最著名的文人學者，都被召集參與《元史》的修撰。然而修完《元史》，他們大都也沒有好下場：詩人王彝被朱元璋借故殺死；高遜志“以事謫朐山”；傅恕“后坐累死”；張孟兼為吳印所訐而被殺；張宣“坐事謫徙豪梁，道卒”。
此外，還有很多著名文化人因種種莫名其妙的原因死于非命�！把拓灲�(jīng)史百家言”的文人王行，因為給藍玉當過家庭教師，藍玉案發(fā)，“父子亦坐死”；大詩人孫蕢，因為曾給藍玉題畫，“遂論死”；“工畫山水、兼善人物”的畫家王蒙，僅僅因為曾到胡惟庸家里看過畫，胡案發(fā)后，“坐事被逮，瘐死獄中”；宮廷畫家趙原奉命畫歷史上的圣賢像，“應對失旨，坐法”；畫家盛著奉命畫天界寺影壁，結(jié)果畫出了毛病，他竟然在龍背上畫了一只水母，惹得朱元璋大怒：“以水母乘龍背，不稱旨，棄市�！�
類似事例不勝枚舉，一時才能之士“幸存者百無一二”。洪武十九年，方孝孺在致好友的信中曾這樣寫道：“近時海內(nèi)知名之士，非貧困即死，不死即病。”
不但這些文人小臣沒幾個有好下場，就是那些一直追隨朱元璋、功成名遂的大知識分子，也鮮有善終者。朱元璋起兵后，第一批追隨他的知識分子中最有名的是李善長、陶凱、陶安三人。除陶安因死得早得了個善終外，李善長被滿門抄斬，陶凱因致仕后起了個號叫“耐久道人”，朱元璋“聞而惡之”，找了個借口抓來殺掉了。第二批追隨朱元璋功勞最大的文士是劉基、宋濂，劉基因不被朱信任，罷官回鄉(xiāng)，后被胡惟庸（一說朱元璋自己）毒死。宋濂則因其孫宋慎的事，被誅連胡惟庸案中流放外地，途中自縊于夔州。洪武一朝著名文臣，善終者寥寥無幾。以熱情延請開始，以摧殘屠戮告終，這種專制君王與知識分子之間的游戲，在中國歷史上不止上演過一次。
朱元璋為什么刪《孟子》
張宏杰
“罷孟”
洪武五年的一天，朱元璋坐在便殿讀《孟子》。
和所有皇帝一樣，朱元璋也提倡孔孟之道，但是說實話，由于軍政繁雜，對于《論語》、《孟子》這些經(jīng)典，他并沒有系統(tǒng)研讀。如今天下已定，他也有興致來閱讀一下原典。不讀不知道，一讀嚇一跳。讀著讀著，朱元璋眉頭越皺越緊。終于，把書一摔，大聲說：“使此老在今日，寧得免焉？”那意思是說，這老頭要是活到今天，還活得了嗎？
原來朱元璋讀到了：“民為貴，社稷次之，君為輕�！币簿褪钦f，與老百姓和國家相比，國君最不重要�！熬暢既缡肿�，則臣視君如腹心；君之視臣如犬馬，則臣視君如國人；君之視臣如土芥，則臣視君如寇讎�！本褪钦f，國君對大臣禮貌，大臣也對國君尊敬。若國君視大臣如糞土，則大臣也視國君如無物。
朱元璋大發(fā)雷霆，立刻召見文臣，宣布即日起“罷免孟子配享孔廟”，將孟子的牌位撤出孔廟，取消他在孔廟里和孔子一起吃冷豬肉的資格�？酌现朗侵腥A立邦之本，此命一下，舉朝嘩然。這一舉動就如同基督教國家里要把耶穌驅(qū)逐出教堂一樣驚世駭俗。大臣們紛紛上奏反對。朱元璋宣布朕意已決，誰也不許再說，否則以“大不敬”罪處死。
大家立馬靜下來了，誰都知道朱元璋的厲害�？煽酌显谥袊怀绨萸�，畢竟會有幾根鐵桿粉絲屹立不倒。刑部尚書錢唐就堅持要進宮為孟子求情。
朱元璋一聽錢唐為這事而來，命令金吾侍衛(wèi)將他在殿前活活射死。錢唐肩臂之上各中兩箭，鮮血直流，不過仍英勇不屈，楞往里闖。朱元璋敬佩他是條漢子，叫他進來說話。錢唐跪在皇帝面前，痛陳孟子之不可廢，說孟子已被天下尊奉千年，一旦廢絕，不但中國震動，四夷也會驚愕，會懷疑中國還是那個尊奉圣人之道的天朝上國嗎？
朱元璋想想也是這么回事。錢唐舍命闖關(guān)，也讓他見識了孟子在讀書人心目中的分量。于是命人把錢唐送到太醫(yī)院好好治療，不久又恢復了孟子配享孔廟的資格。
“刪孟”
配享是恢復了，可朱元璋還是覺得不能聽任《孟子》里的大量毒素流傳下去。
想來想去，想出一個好辦法，那就是命令臣下“刪孟”，將自己看著不順眼的“反動文字”盡皆刪去。共砍掉孟子原文85條，只剩下100多條，編了一本《孟子節(jié)文》，又專門規(guī)定，科舉考試不得以被刪的條文命題。
那么，刪節(jié)的85條里都有些什么內(nèi)容，讓朱元璋這樣深惡痛絕呢？
第一類當然是那些主張“民貴君輕”，“大臣可以不尊重皇帝”的字句。這種刪節(jié)雖有些可笑，但從專制帝王的心理出發(fā)，倒也可以理解。
可也有一些刪節(jié)，就不太好理解了。比如“有恒產(chǎn)者有恒心，無恒產(chǎn)者無恒心”這一揭示統(tǒng)治規(guī)律的名言，朱元璋也無法容忍，連同“五畝之宅”之類的話一起刪掉了。
另外許多主張皇帝必須施行“仁政”的條文，居然也被刪去了。比如這句話：“是以惟仁者宜在高位。不仁而在高位，是播其惡于眾也�！�
還有一類更奇怪的，就是孟子批評商紂王的話，也都被刪除了。比如：
桀紂之失天下也，失其民也；失其民者，失其心也。得天下有道：得其民，斯得天下矣；得其民有道：得其心，斯得民矣；得其心有道：所欲與之聚之，所惡勿施，爾也。民之歸仁也，猶水之就下、獸之走壙也。
古之人與民偕樂，故能樂也。湯誓曰:“時日害(曷)喪，予及女(汝)偕亡。”民欲與之偕亡，雖有臺池鳥獸，豈能獨樂哉？
這是為什么呢？
頌元
其實在刪孟前，朱元璋還做過一些臣下不太好理解的事。
比如在推翻元朝之際，中原漢人皆歡欣鼓舞，揚眉吐氣，強烈要求朱元璋徹底清算元朝統(tǒng)治者的罪惡�？芍煸皡s并沒有這樣做。元順帝倉皇北逃后，明軍俘獲了皇子買的里八剌。大臣們要求在南京舉行“獻俘”典禮，以慶祝勝利。朱元璋卻拒不同意，理由是這是對前皇子的侮辱。他說：“雖古有獻俘之禮，不忍加之�！痹谶M軍大都之時，他要求軍隊不得危害元朝皇親貴族：“元之宗戚，咸俾保全�！睂Ψ@的元朝貴族也一概予以尊禮，封很高的爵位，讓漢族人繼續(xù)對他們行禮如儀。甚至在推翻元朝之后，大臣們紛紛獻上“捷奏”之章，批判元代皇帝無道，頌揚洪武皇的雄武，也讓朱元璋很不滿意，因為奏章里面有貶低元朝君主的詞匯。朱元璋對宰相說：“元主中國百年，朕與卿等父母皆賴其生養(yǎng)，奈何為此浮薄之言？亟改之�！�
對中原漢人來說，推翻了蒙古人的統(tǒng)治，是撥開云霧，重見青天，大多數(shù)漢人都不承認蒙古人統(tǒng)治的正統(tǒng)地位。但朱元璋卻承認蒙古人的統(tǒng)治是“正統(tǒng)”，并從各個角度，竭盡全力為元朝的正統(tǒng)性辯護。在即位告天文中，他這樣說：“惟我中國人民之君，自宋運告終。帝命真人于沙漠，入中國為天下主，其君父子及孫百有余年，今運亦終�！币簿褪钦f，元朝的統(tǒng)治是受命于天，光明正大，理所當然。值得注意的是，他不但將元滅南宋后的幾十年視為正統(tǒng)，且將元、宋并存的十幾年亦視為元的正統(tǒng)。
不止于從天理的角度承認元朝的合法性，朱元璋還從個人感情角度，表達對元朝統(tǒng)治的感恩戴德之情：“元雖夷狄，入主中國，百年之內(nèi)生齒浩繁，家給人足，朕之祖父亦預享其太平�！边@似乎就更不好理解了。在大元帝國的統(tǒng)治下，他父親朱五四到處遷徙，終于落得饑餓而死，朱元璋也沒過一天好日子。按理，他應該對大元懷有刻骨仇恨才對，怎么居然歌功頌德感激涕零起來？
天命
批判孟子和歌頌蒙古人，這兩件事貫穿著同一個意圖：讓大明政權(quán)千秋萬代永世不倒。
朱元璋初登皇位，內(nèi)心有點沒底：中國人向來重視門第，講究出身，自古以來，豈有乞丐而為天子？他認為許多人雖然畏服于他的刀劍，對于他這個人卻相當瞧不起。
所以，朱元璋要大力提倡“天命論”，就是“天命無常，有德者居之”。老天爺?shù)男乃己茈y猜，證明它的唯一證據(jù)，就是誰最終得了天下。朱元璋的“天命觀”其實很簡單，那就是成王敗寇。只要一個人打得了天下，那就證明他擁有天命，別管什么出身、什么手段。天下那么多富貴人、讀書人、有根腳人，誰也沒當上皇帝，偏偏他一個乞丐當上了，這不正說明他有“天命”之助嗎？這樣，朱元璋就不得不承認蒙古人統(tǒng)治的合乎天命。因為他們曾經(jīng)擁有過天下。
他在《諭齊魯河洛燕薊秦晉民人檄》中說：“自古帝王臨御天下，中國居內(nèi)以制夷狄，夷狄居外以奉中國，未聞以夷狄居中國治天下者也。自宋祚傾移，元以北狄入主中國，四海內(nèi)外罔不臣服。此豈人力，實乃天授�！�
朱元璋必須視元朝為正統(tǒng)，因為這是上天的意志。所以他承認元朝直接受命于天，接續(xù)了三皇五帝的正統(tǒng)，“正名定統(tǒng)，肇自三皇，繼以五帝，曰三皇曰兩漢曰唐宋曰元，受命代興，或禪或繼，功相比，德相侔”。
起義
與“天命觀”相配合的是“恩德論”。
快要登上帝位之際，朱元璋遇到了一個理論難題：怎么看待農(nóng)民起義？
肯定農(nóng)民起義嗎？似乎當然應該肯定，因為他和他的追隨者都是起義者。
但是，且慢。如果肯定起義無罪，那么再有后來者效仿他起兵反對他怎么辦？事實上，在新王朝還沒正式建立之時，他就已經(jīng)開始忙著四處鎮(zhèn)壓自己根據(jù)地內(nèi)的農(nóng)民起義了。
推翻舊王朝時，他當然可以大喊造翻有理，起義無罪。但是，成了新王朝的統(tǒng)治者，他就必須讓老百姓認識到，不許造翻，更不能起義。這個彎可不太好轉(zhuǎn)。所以，他要大力打造“朱氏恩德論”。
在朱元璋以前，中國人認為“有德者有天命”，而無德者就失去了“天命”。天下無道，人民就可以起來推翻它。而朱元璋要打造的“朱氏恩德論”是：因為你身處的王朝對你有恩，所以不管它有道無道，你都不應該帶頭起來背叛這個王朝。
朱元璋說，一個人有了天命，也就從上天那獲得了天下的所有權(quán)，其他所有人，都是“寄居者”。
所以，開國皇帝對天下百姓來說有兩大恩德：一是開創(chuàng)了太平，使天下人不再相互殘殺，可以保全性命；二是既然天下土地都是皇帝家的，那么所有的糧食就都是在皇帝家族的土地上長出來的。從這個意義上說，天下人都是皇帝一個人養(yǎng)活的，每個人都應該對皇帝感恩戴德。
不要以為這是玩笑，此乃中國歷代統(tǒng)治者的真實想法，只不過朱元璋表達得最透徹。
從這個理論出發(fā)，朱元璋認為，元朝皇帝雖然統(tǒng)治低能，但畢竟也建立了一套法律，安設(shè)了幾名官員，比天下大亂還是要好。所以朱元璋說：“元祖宗功德在人�！痹诮o元世祖的祭文中，他更這樣頌揚元朝的統(tǒng)治：“惟神昔自朔土來主中國，治安之盛，生養(yǎng)之繁功，被人民者矣。”他朱元璋雖然生不逢時，沒趕上元朝統(tǒng)治秩序良好的時候，幾十年吃不飽穿不暖，但畢竟也算是吃了人家蒙古皇帝的，喝了人家大元天子的，怎么能忘恩負義不予承認？更何況，他的祖父和父親，在元朝，畢竟是吃過飽飯的：“如予父母生于元初定天下之時，彼時法度嚴明，使愚頑畏威懷德，強不凌弱，眾不暴寡，在民則父父子子夫夫婦婦，各安其生，惠莫大焉！”“朕本農(nóng)家，樂生于有元之世！”
所以洪武四年，朱元璋命人在北平給元世祖蓋了廟。洪武六年，又在南京建歷代帝王廟，把元世祖和漢高祖、唐高祖、宋太祖都供在一起，還把元朝開國功臣木華黎等四人牌位也供在邊上，他自己恭恭敬敬前去行跪拜大禮。
在內(nèi)心深處，朱元璋對元朝當然充滿憤怒，但對于他這樣級別的政治家來說，考慮問題不能從個人恩怨，而要從天下大局出發(fā)。進一步說，不能從正義與否而要從“實用”與否的角度考慮。他如此禮敬元朝，目的只有一個，那就是給天下百姓作個示范，讓他們也禮敬新朝，告訴他們吃人家的嘴短，拿人家的手短。
既然承認皇帝是天下所有人的大恩人，那么即使一時統(tǒng)治得不好，偶有雷霆雨露，那也都是天恩，大家永遠不能起叛逆之心。這就是朱元璋建立天命恩德論的最終落腳點。
“殃歸首亂”
理論構(gòu)建到這兒，朱元璋發(fā)現(xiàn)遇到了一點難題：他本人就是大元王朝的推翻者。他食元朝之毛，踐元朝之土，世受元朝雨露之恩，卻起兵打倒了大元，這怎么解釋？
雖然誰握住了刀把子誰就有了話語權(quán)，但要把這個道理講圓滿，也實在太考驗人的智商了。
朱元璋開始是這樣解釋的：他當初參加起義，只是為了吃飯活命，并不是為了推翻元朝。他不斷強調(diào)自己加入起義軍實在是迫不得已，是人生的一大污點。他說自己加入起義軍是“昔者朕被妖人（紅巾軍）逼起山野�！保ā杜c元臣禿魯書》）他又說：“朕本淮右布衣，暴兵（紅巾軍）忽至，誤入其中�！保ā逗槲鋵嶄洝肪�37）在《皇陵碑》中又說：“元綱不振乎彼世祖之法，豪杰（起義領(lǐng)袖）何有乎仁良（也沒什么好東西）�！彼麑幙衔廴枳约�，也不能給臣民作壞的榜樣。
后來他又進一步解釋：“盜賊奸起，群雄角逐，竊據(jù)州郡。朕不得已起兵，……當是時，天下已非元氏有矣�！奕√煜掠谌盒壑郑辉谠现��！�
也就是說，元朝的滅亡跟他沒什么關(guān)系。他參加起義，不是為了推翻舊王朝，也不是為了當皇帝，而是因為實在不忍心看人民遭受痛苦，要救萬民于水火。天下取自群雄，而非元朝之手。
這兩種解釋似乎還不圓滿。編寫《大誥》時，朱元璋又發(fā)明了“殿興有福”理論。他天才地將起義者分為“首亂”者和“殿興”者兩部分。首亂者，就是帶頭造翻的那一批人，而殿興者，就是他這樣半路參加起義的人。《御制大誥三編?造言好亂第十三》中，朱元璋說：“元政不綱，天將更其運祚，而愚民好作亂者興焉�！本褪钦f，因為天下無道，所以愚民作亂。朱元璋認為，帶頭做亂者都是忘恩負義、膽大妄為之徒，注定沒有好下場。因為這些人引起了戰(zhàn)亂，造成了流血，老天爺討厭這樣的人。
這就是所謂的“殃歸首亂。”
朱元璋還舉大量例子論證他的觀點：歷代大型農(nóng)民起義中，最早揭竿而起的那批人，確實多數(shù)都做了后人的鋪路石：“秦之陳勝、吳廣，漢之黃巾，隋之楊玄感，僧向海明，唐之王仙芝，宋之王則等輩，皆系造言倡亂首者，比天福民，斯等之輩，若煙消火滅矣。何故？蓋天之道好還，凡為首倡亂者，致干戈橫作，物命損傷者既多，比其成事也，天不與首亂者，殃歸首亂，福在殿興�！敝劣谀切┖髞聿艆⒓悠鹆x的人，就沒什么責任了。因為動亂的大火已經(jīng)燒起來了，他們再加把火，是為了使火災早點結(jié)束，早點還大家以太平。所以“福在殿興”。
這一說法充滿矛盾。既然天下無道，“天將更其運祚”，被推翻是必然的，總得有第一個起來反對它的。站在“首亂”者的尸體上取得成功后，卻又這樣大言不慚地辱罵他們，實在是匪夷所思。絞盡腦汁，朱元璋的理論其實是要落腳于天下無道，為了生存，反抗也是可以理解的，但萬萬不要第一個揭竿而起。
說他狡猾也可以，說他愚蠢也可以，說他陰險也可以，說他坦率也可以，反正理論構(gòu)建至此，朱元璋圖窮匕見：不論怎么說，你們可千萬不要造我大明的反。
為了說服愚民，他費盡口舌，推導出了寧可餓死，也強于造翻之說。他說，元朝承平時，富無旁憂，貧有貧樂�？v迢天災，“饑謹并臻，間有缺食而死者，終非兵刃之死。設(shè)使被兵所逼，倉惶投崖，趨火赴淵而歿，觀其窘于衣食而死者，豈不優(yōu)游自盡者乎？”也就是說餓死強于戰(zhàn)死。所以寧可餓死，也不能反抗他的統(tǒng)治。他又從多方面論證這個主張，說造翻其實沒什么好處：從亂者并非俱能為人上人，除了那些“亂雄”和文武官吏外，“其泛常，非軍即民，須聽命而役之。嗚呼，當此之際，其為軍也，其為民也，何異于居承平時，名色亦然，差役愈甚�！�
他在《大誥三編?造言好亂》一節(jié)中說：
且昔朕親見豪民若干，中民若干，窘民若干，當是時，恬于從亂。一從兵后，棄撇田園宅舍，失玩桑棗榆槐，挈家就軍，老幼盡行，隨軍營于野外……與官軍拒，朝出則父子兄弟同行，暮歸則四喪其三二者有之……飲食不節(jié)，老幼悲啼，思歸故里，不可得而歸。不半年，不周歲，男子俱亡者有之，幼兒父母亦喪者有之，如此身家滅者甚多矣。
也就是說，從概率論上分析，參加起義和叛亂，獲得功名富貴的可能性是極低的。相反，給人家當炮灰的可能性卻幾乎是百分之百。通過這種“寧為太平犬，不為亂世人”的理論，朱元璋鄭重警告百姓：寧可餓死，也不要起來造翻。
說到這，我們就理解他為什么討厭孟子了。
他刪掉有恒產(chǎn)者有恒心的理論——有恒產(chǎn)當然有恒心，但無恒產(chǎn)也必須有恒心。也就是說，在朱元璋的統(tǒng)治之下，你縱然淪為赤貧，走投無路，也不得起造翻之心。
他刪掉帝王必須仁慈——對帝王不得有任何要求，什么樣的帝王百姓都應該服從。
他不許批評商紂王——并不是朱元璋喜歡商紂王，要像郭沫若先生那樣為商紂王翻案，而是因為他主張，即使皇帝如同商紂王一樣荒淫無道，臣下也不應該批評，更不應該推翻。
歷代皇帝可能也有人和朱元璋一樣，讀了孟子感覺不舒服，不過還從來沒有人想到可以閹割孟子。因為孟子是儒學體系的核心，正如黃仁宇所言：“從個人說辯的能力和長久的功效兩方面看，孟子在傳統(tǒng)政治上的地位要超過孔子�！�
朱元璋不一樣。對于他這樣赤手空拳開天辟地的人來說，沒有什么是至高無上，神圣不可侵犯的。真正至高無上的是他自己，世間一切，包括所謂真理，都要為他服務。朱元璋相信孔孟之道，是因為他以為孔孟之道可以鞏固他的統(tǒng)治。如果不利于他的統(tǒng)治，當然要改造它。對別人來講駭人聽聞的大逆不道，對他來說卻完全符合邏輯。
朱元璋如何“發(fā)動群眾”反貪
張宏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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