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章
巴金兄，您應該知道，雅克·邵可侶的家位于巴黎郊外，是一棟毗鄰林蔭街道的老房子。雖說只有兩層樓，卻是四個家庭同住，而且是木制的，就像今天距離東京市中心很遠的簡陋房子那樣。雅克一家住在二層右側的四個房間。
在他家門前的街道上，復古風格的電車來來往往，和20世紀30年代東京的電車相似。雖然從他家到巴黎的奧爾良門坐電車需要四五十分鐘，而且下車后還要走十多分鐘，但路邊的法國梧桐實在很美麗，走著走著，就感到開心。碩大的梧桐，樹枝在高處搖擺，它的影子讓整個街道充滿復古的味道。
雅克的家被梧桐的樹梢擋著，無論是外壁的顏色還是咯吱咯吱響的木制樓梯的樣式，都和門前的街道一樣古老，那應該是大革命之前的建筑。我發(fā)現(xiàn)了一個證據(jù)，他家的廁所只有1.4平方米，內部陰暗，有一個直徑十二三厘米的圓洞，大小便都要在那里完成。如此原始……對了，雅克家還在使用煤油燈。
畢竟在街道上行駛的是電車，那個地方應該是可以用電的，而不需要煤。實際上，樓下的家庭都用電來生活。雅克家之所以執(zhí)著于煤油燈，不是為了滿足新銳和保守雙重風格的審美趣味，而恐怕是經(jīng)濟上的原因。當時，在我眼里，雅克一家是貧窮的。
雅克的祖父————愛麗絲·邵可侶是國際著名的地理學者，其著作《地球與人間》是人類發(fā)展史上的一部經(jīng)典作品。雅克的父親————保羅·邵可侶也是地理學者，曾擔任比利時布魯塞爾大學、法國波爾多大學的教授，但那時候，他已經(jīng)退休并回到法國南部的圓頂宅邸。愛麗絲和保羅與其說是作為地理學者，不如說作為圣西門派的社會主義者、卓越的無政府主義者一族在全歐洲聞名，據(jù)說曾向列寧、克魯泡特金等世界各國的政治流亡者伸出援手，加以庇護。日本無政府主義者石川三四郎在秋水事件發(fā)生后從日本逃亡，也是向雅克一族尋求庇護的。
臨赴歐時，我與妻子的媒人————日本《萬朝報》社長曾把剛從法國歸國的石川三四郎介紹給我。石川在流亡之前是《萬朝報》的記者，因為在流亡之際也受到該社長的援助，所以很懇切地將我引薦給雅克和他的父親。
可是，石川沒有告訴我邵可侶一家是著名的無政府主義者家族，只是說他們都是有名的學者，到了法國以后可以隨時聯(lián)系。我是在對邵可侶一家一無所知的情況下奔赴法國的。
1925年初夏，抵達巴黎后不久，我第一次拜訪雅克家。首先使我驚訝的是這個家庭的貧窮。其次讓我吃驚的是，一位名為克魯那李桑的中年婦人也和雅克一起歡迎了我。她像是雅克的夫人，但他們二人之間的真正關系卻令人難以捉摸。他們談到，一個叫費雷德的二十三四歲的年輕人從索邦神學院地質學系畢業(yè)后從事與國際聯(lián)盟有關的工作。我猜想他是夫人的兒子。
雅克的臉，從鼻子下面到下巴，一半被栗色的胡子籠罩著，看起來有些顯老。不過，往上看，從漂亮的鼻子到眉眼，則顯出年輕。他穿著樸素，比費雷德大不到十歲�？唆斈抢钌７蛉藙t是金色的頭發(fā)和碧色的眼睛，體格魁偉，典型的北歐美人。她的金發(fā)已經(jīng)有些掉色，畢竟是有一個二十多歲兒子的母親。我在想，雅克與夫人是不是夫妻關系呢？在我面前，四歲的幼女比埃拉叫夫人媽媽，稱雅克為爸爸。真是奇怪的一家。
不久，我了解到，比埃拉原來是俄國革命家克魯泡特金公爵的孫女，她的父親在倫敦與一個女演員一起生活。雅克和克魯那李桑夫人把她認作養(yǎng)女。邵可侶一家若是與歐洲社會主義者或社會革命家之間是“同志關系”，那么，他們養(yǎng)育比埃拉也很正常。知道這件事后，我對雅克一家加深了興趣。（P3-5）
倘若體現(xiàn)良知的作家真的存在，在我眼里，芹澤光治良先生就是這樣一個人。他的寫作不僅勾勒出有良知的人的內心和活法，還強烈關注遠遠超出良知本身的東西。在有良知的人與人格病態(tài)的人之間尋求危險的平衡，是芹澤光治良先生這本書的風格所在。他深刻地理解民間信仰，又絕對不會喪失理性。我們從后來的日本作家當中還能找到這種類型的人嗎？我想，恐怕不可能了。在我看來，芹澤光治良先生是一位一以貫之的人道主義者，其一生的探究造就了一種經(jīng)典的文學范式。
————大江健三郎
這部作品在跨越時空的前提下實現(xiàn)了人情味和人性化，充滿著對戰(zhàn)爭的反思，探究了人間的命運。對日本軍國主義持有根深蒂固的警惕和厭惡的作者冒著生命危險，探訪二戰(zhàn)中的法國，游走在抗戰(zhàn)時期的中國，躲藏在戰(zhàn)爭狀態(tài)下的日本……對于在此過程所遇到的人物和場景，不管是在巴黎、南京還是東京，作者始終持有慈悲心以及作為知識分子的獨立思考和批判精神。他是一位具有國際視野的愛國主義者。
————加藤嘉一
今年是芹澤光治良先生逝世25周年，在此，我祈禱先生在天國永遠安眠。
2014年晚秋，我在華盛頓游學期間，通過一位居住在美國東海岸的長輩認識了岡玲子女士。她是芹澤光治良先生的四女兒，像父親一樣有留法經(jīng)驗，是一位鋼琴家。初冬，我趁回國之際乘坐東京的JR綜武線到東中野站下車，拿著地圖，在有幾條坡路的住宅區(qū)迷路了一會兒之后，終于走到位于新宿旁邊東中野的一棟樓，就是作者1993年逝世時居住的私宅。
走進房子，岡女士把我?guī)У饺龑拥拇罂蛷d，那是此后我們每次見面交流的地方。岡女士給我的第一印象是優(yōu)雅、浪漫、開朗，是有著國際精神和視野的“大和女子”，雖然已是高齡（估計那年至少70歲），但其心態(tài)很年輕，很有魅力。
她直截了當?shù)貙ξ艺f：“我希望把父親留下的這本書介紹給中國讀者，請中國讀者閱讀。加藤先生，您能不能幫我這個忙？這本書是父親在巴金先生的鼓勵和忠告下完成的，巴金先生也來過我家，就坐在這里跟父親交流過�！�
作為芹澤光治良先生的女兒，這些年來她一直在東中野的家宅努力傳承父親留下來的精神遺產(chǎn)，在家宅定期舉辦文學沙龍是其中之一，我也有幸參加并講演過一次。出生于日本靜岡縣沼津市我入道（位于伊豆半島西北部）的芹澤光治良先生于1980年被授予沼津市名譽市民稱號，岡女士則一直跟位于我入道的芹澤光治良紀念館保持聯(lián)系，盡力將父親生前的勞動成果傳承后世。我被岡女士的所思所想和所作所為深深感動，并欣然接受她的提議，無論如何把她父親的作品介紹給中國（對我來說意味著第二個故鄉(xiāng)）的讀者。
平心而論，我作為譯者能夠參與家鄉(xiāng)————伊豆半島的長輩的中國事務，是一件特別榮耀的事情。我把這個任務視為自己對家鄉(xiāng)的報恩和對長輩的敬重。讓我感到欣慰的是，雖然我出生的靜岡縣田方郡函南町（我父親的家鄉(xiāng)），位于伊豆半島的中北部（其以東為我母親的家鄉(xiāng)熱海），但由于父親工作的關系，我小學一年級至四年級都在沼津市生活，我的小學————開北小學離芹澤光治良先生的老家————我入道僅有不到五公里的距離。
在翻譯過程中，我有時會想起沼津的街道和海風，并胡思亂想：芹澤先生和他的“鐵哥們兒”川端康成先生在伊豆半島的某個角落里都聊些什么呢？兩個人相處的狀態(tài)是什么樣的？中國讀者對川端康成的名字應該不陌生，他是日本第一位諾貝爾文學獎獲獎者，代表作有《伊豆的舞女》。1957年9月，世界筆會在東京召開，芹澤先生作為日本筆會的副會長協(xié)助第四屆會長川端先生，二人一起奮斗，攜手促進日本與國際社會的文學交流。后來，芹澤先生接替川端先生，擔任了第五屆會長（1965-1974），在此期間，他接待了訪問日本的巴金先生、老舍先生等中國同行。這些來自中國的貴賓均造訪過東中野的那棟房子，我坐在那里，聞到過中國大地的味道。毋庸置疑，芹澤先生是為日本與中國的相互理解做出過貢獻的人。
有一次，我和岡女士在東中野的房子里聊天，聊到芹澤先生和川端先生的關系和友誼。忽然，她有點兒激動地告訴我：“大家都說川端康成是自殺死亡的，這也是公眾的普遍認識。然而，父親曾多次在我面前堅決否認過這一點，說‘我所認識的川端康成不是以自殺結束生命的，反正我不信’。”
我想替芹澤光治良先生和岡玲子女士向中國讀者交代一下。如作者在引子中提及的，這本書是大河小說《人間的命運》（共十六冊）的附冊，原著的副標題為“愛、知、悲傷”，后來考慮到這部作品是在中國作家巴金先生的鼓舞和忠告下寫作的，而且包含著一番講述給巴金先生的深層次意味，所以，我跟岡女士以及出版社商量，決定把中文版的副標題改為“致巴金”。我不知在天國安眠的芹澤先生對此書的中文副標題滿不滿意，若不滿，就怪我這個晚輩好了，是我想得不周到，沒有讀懂作者的本意和深意。
中國讀者讀完本書后會有何感受和思考呢？
作為譯者，我覺得，這部作品在跨越時空的前提下實現(xiàn)了人情味和人性化，充滿著對戰(zhàn)爭的反思，探究了人間的命運。對日本“軍國主義”持有根深蒂固的警惕與厭惡的作者冒著生命危險探訪法國等歐洲國家，潛伏在抗戰(zhàn)時期的中國，躲在戰(zhàn)爭狀態(tài)的日本……對于在此過程中所遇到的人物和場景，不管是在巴黎、南京，還是東京，作者始終持有慈悲心和同情心，以及作為知識分子的獨立思考和批判精神。他是一位具有國際視野的愛國主義者。我與他女兒的交流也加深了這樣的認識。
我希望中國的讀者通過這部作品能夠品味作者的厲史觀，從中思考中日關系的歷史，探究兩國人民如何促進相互理解和信任，攜手面向未來。今年恰好是《中日和平友好條約》締結四十周年，祝愿中日兩國能夠以史為鑒，共創(chuàng)未來。
最后，我想說一些感謝的話。
首先，感謝岡玲子女士能夠給我一個報恩家鄉(xiāng)的機會，對此，我深感榮幸。我離開伊豆半島至今已有20年，但始終而且日益抱有“我是伊豆人”的自我認同。如上次在東中野的約定，我期待今年與她一起，帶著這本書，回家鄉(xiāng)拜祭她的父親。
其次，感謝大江健三郎先生為本書做序。聽岡女士說，大江先生一向把芹澤先生稱為“先生”（日文指“老師”），這次我們要把大江先生老師的作品翻譯成中文，在中國大陸出版，對于我的請求，他欣然接受。對此，我感激不盡。但愿他的身體早日康復。
最后，感謝東方出版社的同人們，特別是本書的編輯陳卓先生。沒有出版社方面的理解和支持，芹澤先生的這本書就無法面向中國的讀者。記得我在開北小學上語文課，第一次接觸中國古代思想的時候學過一句話：“諸子百家，百家爭鳴。”如今，有著悠久歷史的中國進入了“新時代”，作為一個日本人，一個從中國學習和吸收過眾多思想營養(yǎng)的日本人，我由衷期望中華民族在實現(xiàn)“偉大復興”的目標上能夠充分尊重“百家爭鳴”的優(yōu)良傳統(tǒng)。在此過程中，包括東方出版社在內的中國出版界無疑任重而道遠。我也期望未來日本和中國的出版界在共享“百家爭鳴”的前提下進行更多有意義有價值的交流，以保證兩國人民之間的友誼長青，且世世代代友好下去。
加藤嘉一
2018年3月27日寫于美國華盛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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