探討學術(shù)與思想的流變，梳理章太炎、劉師培、梁啟超的清學史著述。適用于歷史專業(yè)讀者及研究者。
本書簡介：
清季民國之時，中國學者面臨著學術(shù)嬗變的契機，非常重視對有清一代學術(shù)的總結(jié)，從而令學術(shù)史特別是清學史成為顯學。在當時研究清學史的學者中，章太炎、劉師培、梁啟超是最杰出的代表，樹立了這一領(lǐng)域的典范，他們的主張，如對清學來源與發(fā)展階段問題的看法、對考據(jù)學派分野的見解、褒皖抑吳的共同取向、強調(diào)考據(jù)學“科學”性的特質(zhì)、視戴震為“反理學思想家”的立場等，皆對后人產(chǎn)生了極大影響并規(guī)范了后人的相關(guān)研究。本書之寫作，就是基于這些因素，在將章、齊、梁的清學史著述作為整體系統(tǒng)探討的同時，輔之以個案研究。
作者簡介：
李帆，遼寧撫順人。吉林大學歷史學學士、碩士，北京大學歷史學博士，北京師范大學歷史學博士后�，F(xiàn)為北京師范大學歷史學院教授、博士生導師、兼任學院副院長、《史學史研究》副主編、國務(wù)院學位委員會第七屆學科評議組(中國史組)成員、國家社科基金學科規(guī)劃評審委員等。曾出任德國海德堡大學、埃爾蘭根-紐倫堡大學客座教授和客座研究員。主要從事中國近現(xiàn)代學術(shù)、思想史的研究與教學工作。代表性學術(shù)著作有《劉師培與中西學術(shù)》《古今中西交匯處的近代學術(shù)》《清代理學史(中卷)》等，在海內(nèi)外學術(shù)刊物上發(fā)表中、英、日文論文百余篇。研治清學史的學者大都承認，清學學派眾多，分合無定，“或析同為異，或合異為同”，僅以地域因素來剖分清學學派是遠遠不夠的，且可商榷處較多。有鑒于此，章太炎、劉師培、梁啟超在地域之外，還十分注意從學術(shù)特色、師承淵源等角度來探析以考據(jù)學為主的清學各學派。在《清儒》一文中，章太炎將考據(jù)學家分為吳、皖兩派，這是近代學者最早對考據(jù)學派別的界定。章氏之后，劉師培、梁啟超皆為文認同這種主張，并在章氏所論基礎(chǔ)上加以引伸。關(guān)于章、劉、梁對吳、皖兩派的研究，擬另設(shè)專題，詳見于“下篇”，此不贅述。吳、皖之外，浙東之學與揚州之學亦同為章太炎、劉師培、梁啟超所看重。在《清儒》中，章太炎于論述吳、皖兩派后，對浙東之學有所議論，“然自明末有浙東之學，萬斯大、斯同兄弟，皆鄞人，師事余姚黃宗羲，稱說《禮經(jīng)》，雜陳漢、宋，而斯同獨尊史法。其后余姚邵晉涵、鄞全祖望繼之，尤善言明末遺事。會稽章學誠為《文史》、《校讎》諸通義，以復歆、固之學，其卓約過《史通》。而說《禮》者羈縻不絕。定海黃式三傳浙東學，始與皖南交通。其子以周作《禮書通故》，三代度制大定。唯漸江上下諸學說，亦至是完集云。”由此可以看出，浙東學者擅長的是史學與《禮》學，尤其是史學。對浙人所長之史學，章氏解釋為“代嬗之間，知明代舊事者，自以浙人為多，然所重則在作史耳。”作史與考史有異，“史有三長，謂才、學、識。‘作史’者必兼具三事，‘考史’者只須一‘學’字耳。其難易不同。”對浙東學者以史學名世，劉師培、梁啟超皆持與章太炎相類的看法，特別是梁啟超，所論尤多，說“清代史學界偉大人物，屬于浙東產(chǎn)者最多。”對之大加贊譽。至于清代浙東之學是否可以“學派”名之，章太炎、劉師培清末之時皆未置論，倒是進入民國后，梁啟超明確提出“浙東學派”之說，指出：“梨洲（黃宗羲）為清代浙東學派之開創(chuàng)者，其派復衍為二。一為史學；二即王學。”又說：“浙東一派，領(lǐng)袖人物是全謝山（祖望）、章實齋（學誠），他們最大的貢獻在史學。”之后，章太炎在一次學術(shù)演講中提及“四明學派”，說“清代學派中，尚有四明學派，此派不起于清，實源于宋。萬斯大、萬斯同兄弟均四明派，說經(jīng)多講三禮。其后傳至黃式三，式三子以周作《禮書通故》，意欲集三禮之大成”�？梢娫谡率涎劾�，浙東學者之《禮》學是可單成一派的，故以萬氏兄弟之地望命名該派。實則浙東之學方面甚廣，且無門戶之別，以“派”概之不一定妥當，就像章學誠所言：“浙東之學，雖源流不異而所遇不同。故其見于世者，陽明得之為事功，蕺山得之為節(jié)義，梨洲得之為隱逸，萬氏兄弟得之為經(jīng)術(shù)史裁，授受雖出于一，而面目迥殊，以其各有事事故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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