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書所選的21篇文章，為作者從業(yè)以來所發(fā)表的重要文章，內(nèi)容涉及作家研究、流派研究，以及俄羅斯思想研究，既有具體的案例分析，又有宏觀的把握，從中可看出作者深厚的學術功底。從這本書中可以看出作者的研究在不斷地擴展，視野也在不斷地拓寬，后輩學者可從中學到一些研究的學術路徑。
作者簡介：
劉文飛，當代著名翻譯家，中國俄羅斯文學研究會會長，中國社科院外文所研究員，首都師范大學特聘教授，美國耶魯大學富布賴特學者，俄羅斯利哈喬夫獎獲得者。主要譯著有《俄羅斯文化史》《俄國文學史》《普希金詩集》《哲學書簡》《文明的孩子》《三詩人書簡》《“百事”一代》《俄羅斯美女》《曼德施塔姆夫人回憶錄》等二十余部。著作有《詩歌漂流瓶》《明亮的憂傷：重溫俄羅斯》《紅場漫步》，《閱讀普希金》《布羅茨基傳》《別樣的風景》《耶魯筆記》等十余部，發(fā)表論文百余篇。
目錄：
曼德施塔姆：生平與創(chuàng)作……………………………………………1
文明的孩子
——布羅茨基的生平和創(chuàng)作…………………………………15
20世紀俄羅斯文學的有機構(gòu)成…………………………………41
脫離“土壤”的“群魔”
——陀思妥耶夫斯基《群魔》中的斯拉夫派立場…………62
別林斯基與果戈理的書信論戰(zhàn)……………………………………88
“俄羅斯問題”：索爾仁尼琴“政論三部曲”中的新斯拉夫
主義……………………………………………………………109
利哈喬夫關于俄國的“思考”……………………………………132
俄國文學在中國的接受和傳播……………………………………151
20世紀的俄羅斯文藝學…………………………………………162
伊凡四世與庫爾勃斯基的通信論爭………………………………192
伊阿諾斯，或雙頭鷹
——俄國文學和文化中斯拉夫派和西方派的思想對峙……206曼德施塔姆：生平與創(chuàng)作……………………………………………1
文明的孩子
——布羅茨基的生平和創(chuàng)作…………………………………15
20世紀俄羅斯文學的有機構(gòu)成…………………………………41
脫離“土壤”的“群魔”
——陀思妥耶夫斯基《群魔》中的斯拉夫派立場…………62
別林斯基與果戈理的書信論戰(zhàn)……………………………………88
“俄羅斯問題”：索爾仁尼琴“政論三部曲”中的新斯拉夫
主義……………………………………………………………109
利哈喬夫關于俄國的“思考”……………………………………132
俄國文學在中國的接受和傳播……………………………………151
20世紀的俄羅斯文藝學…………………………………………162
伊凡四世與庫爾勃斯基的通信論爭………………………………192
伊阿諾斯，或雙頭鷹
——俄國文學和文化中斯拉夫派和西方派的思想對峙……206
2
俄國文學的有機構(gòu)成
國外斯拉夫?qū)W………………………………………………………227
普里什文的思想史意義……………………………………………241
“許多個父親”：普里什文與俄國文學傳統(tǒng)………………………259
《往年紀事》的思想文化史意義…………………………………278
米爾斯基和他的《俄國文學史》…………………………………286
赫爾岑《往事與沉思》的思想史意義……………………………323
小說、文學與民族的文化崛起
——以托爾斯泰的《戰(zhàn)爭與和平》和《安娜卡列尼娜》為例…339
俄國文學中的“女性記憶”和“遺孀文學”
——以《曼德施塔姆夫人回憶錄》為例……………………352
詩散文：布羅茨基的《悲傷與理智》……………………………387
俄國書刊審查制與俄國文學中的“伊索式語言”………………413
后記
斯拉夫派和西方派之間的這種復雜關系能給我們以這樣兩點啟示：第一，斯拉夫派和西方派之間實際上是有同有異的，但長期以來，人們更關注的是他們之間的異而非同，這是一個自然而然的選擇，因為在爭論的當時，當事的雙方關于“同”的表述是沒有意義的，只有通過對“異”的強調(diào)才能凸現(xiàn)自己之觀點的價值和意義，而在爭論已成為歷史的后世，較之于“同”，“異”則更能引起注意，也更能激起談論、研究的興致。但是，在關注“異”的同時也應該多少關注“同”，否則就有可能誤讀歷史，在這里，就是有可能在感覺和印象中放大兩派之間的鴻溝。第二，當我們在觀察作為一個整體的斯拉夫派和西方派時，我們可以清晰地感覺到一個總的思想傾向，一個相對一致的理論框架，而當我們面對某一個作家或理論家的時候，卻往往難以把他完整地納入某一派別的理論框架之中。身為西方派的卡維林曾說道：“一個真心把祖國利益掛在心頭的人，就一定會覺得自己的一半是斯拉夫派，另一半是西方派�！币粋�作家，尤其是一個大作家，其創(chuàng)作往往是超越某一流派的，其中也往往呈現(xiàn)出亦此亦彼的思想取向，具有某種不穩(wěn)定性和模糊性，這就提醒我們，將某一大家納入某一流派有可能是危險的，而僅僅從某一流派的立場出發(fā)來解讀一位作家，就有可能更加危險。流派可能是相對一致的，而流派中每一個個體卻常常是無限豐富的。
第三，那場發(fā)生在一百五十多年前的爭論是一場真正的君子之爭，爭論的雙方所體現(xiàn)出的率真和坦誠，捍衛(wèi)真理的勇氣，以及旨在造福民族和后代的責任感和使命感，都是令我們肅然起敬的。斯拉夫派薩馬林在回憶當年的爭論時寫道：“兩個小組在一切問題上幾乎均無共識；與此同時，他們卻又每天見面，和睦相處，似乎構(gòu)成了同一個社團，他們相互依存，都具有那種建立在一致的智慧興趣和深刻的彼此尊重基礎上的相互同情。” 斯拉夫派和西方派之間的關系時好時壞，充滿變故，比如：1844年4月22日，在阿克薩科夫家中曾舉辦了一次隆重的午餐會，正式宣布兩派和解，兩個陣營的人士相互擁抱，不少人都淚流滿面，但是到了這年年底，雅濟科夫的《致不是我們的人》一詩又讓兩派拉開了你死我活的戰(zhàn)斗姿態(tài)，格拉諾夫斯基和基列耶夫斯基甚至要為此而決斗；1845年1月，康阿克薩科夫曾“含著熱淚”與赫爾岑和格拉諾夫斯基絕交，但沒過多久又重歸于好……“和睦相處”中充滿著爭吵乃至決斗，絕交和諒解此起彼伏，所有這一切都說明，斯拉夫派和西方派的爭論是一場純粹的學者之爭，是一場智者的角力，一場由思想者們上演的精彩戲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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