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從鄉(xiāng)村社會到城市社會、從革命中心到財富中心的轉(zhuǎn)變過程中，知識人的處境發(fā)生了巨大變化。政治關懷和壓力已不是唯一的至少不是主要直面的問題與處境，經(jīng)濟方面的約束和追求成為新的重大關切。當文化更多是娛樂和休閑時，所謂的文化理想又被稀釋與解構(gòu)，以學術文化為業(yè)的知識人到哪里去尋找可以安身立命的“文化”成為一個緊迫的問題。本書所述及的這些知識人的故事與思想，對我們正在進行的選擇無疑深具啟發(fā)。
本書簡介：
本書為作者近年撰寫的系列有關中外知識人的文化隨筆精選集。不同的時代格局，不同的國事天下事，不同的知識人因立場、境遇不同，自然面臨著不同的問題與抉擇�？涤袨�、章太炎、梁啟超、王國維、賀麟、潘光旦、富特文格勒、海涅、君特·格拉斯這些中外文化名宿在大變局中的社會，既背負時代的重荷，亦無法掙脫復雜人性的纏繞，面臨抉擇，作為知識人的他們給出各自思考的同時，也做出了不同的人生選擇，呈現(xiàn)了迥異的精神世界與生命姿態(tài)，為世人搭建了多彩而獨特的文化景觀。
作者簡介：
單世聯(lián)，上海交通大學特聘教授、博士生導師，長期從事美學—文化理論、文化產(chǎn)業(yè)與中國現(xiàn)代思想史研究，出版著、譯作20余種。近期的作品包括《中國現(xiàn)代性與德意志文化》《黑暗時刻：希特勒、大屠殺與納粹文化》《文化大轉(zhuǎn)型：解釋與批判——西方文化產(chǎn)業(yè)理論發(fā)展研究》《革命人》《論文化觀念與文化生產(chǎn)》《文化不是任性——價值觀、多樣性與中國經(jīng)驗》《一個人的戰(zhàn)斗》等。
目錄：
上輯 1、康有為論物質(zhì)救國2、章太炎論文化多元3、梁啟超反思進化論4、王國維的智性糾結(jié)5、賀麟的『愛國主義』6、潘光旦的『優(yōu)生學』
下輯7、『二二得幾』的引申8、海涅的煩與怕9、另搞一套的悲劇10、指揮貝多芬的政治11、特萊津藝術的歧義12、納粹大屠殺與西方文明的除魅13、在故事中掌握時代 前言永遠的關懷與壓力永遠的關懷與壓力
上世紀七十年代末上大學時，我最喜歡的是中國古典文學和西方文論，至今仍然記得上剛買到朱東潤主編的《中國古代文學作品選》和伍蠡甫、蔣孔陽主編的《西方文論選》時的興奮。在古典文學方面，我最喜歡的又是嵇康的詩文與姜夔的詞，曾發(fā)愿要下一番功夫。我當時讀的版本是人民文學出版社1962年出版的戴明揚先生的《嵇康集校注》和中華書局1958年出版的夏承燾先生的《姜白石詞編年箋�！�。后書于1981年由上海古籍出版社重印，但前書卻一直未見重印或再版。這使我很感困惑。“文革”結(jié)束后，各出版社紛紛出版各種古典文學作品，當時比較權威也甚為流行的是：人民文學出版社編輯出版的“中國古典文學讀本叢書”。中華書局編輯出版的“中國古典文學基本叢書”。上海古籍出版社編輯出版的“中國古典文學叢書”。在此后的30多年中，三套叢書大量推出，或為舊版重印，或為新近整理，于學習古典文學作品極有便利。我理所當然地期待《嵇康集校注》的重印或再版，但一直失望。直到2014年，它才由中華書局作為“中國古典文學基本叢書”再版，今年又作為“中華國學文庫”重印。為什么拖這么久？我百思不得其解：要說質(zhì)量，戴明揚先生的校注肯定是可以信任的。2014年的“出版說明”也如此說明：“《嵇康集校注》詳校諸本，厘定文字，擇錄舊注，征引典故，廣輯嵇康事跡及其人其作之評論，用力甚勤。”新版對舊版也只是補苴罅漏：覆校底本，核對征引文獻，施以全式標點。要說“市場”，嵇康的詩文不但在文學史、思想史上地位極高，且也為當代學者所喜愛。我就買過1986年黃山書社出版的《嵇康集注》，2009年云南教育出版社“大家精要”中《嵇康》。地方出版社都在出版今人整理的嵇康集，人民文學出版社何以不趁勢重印或新版？從經(jīng)濟上考慮，在1980年代的閱讀環(huán)境中，像《嵇康集》這樣的名著，印數(shù)一定不會少，至少會是人民文學出版社出版的“中國古典文學讀本叢書”中印數(shù)較多的一種。要說有傾向方面的考慮，嵇康當然是魏晉之際的“異端人物”，但經(jīng)過1970年代末的思想解放運動，他不應當是有爭議的古代人物，何況魯迅對他有過很高的評價并耗費大量時日考�！讹导�。事實上，黃山書社和云南教育出版社出版的嵇康集并沒有引起政治上的議論。而與嵇康齊名的阮籍，不但上海古籍出版社1978年就整理出版了《阮籍集》作為“中國古典文學叢書”之一；1987年中華書局又出版了陳伯君的《阮籍集校注》作為“中國古典文學基本叢書”。這不應當是人民文學出版社的疏忽。謎底何在，希望有人說明。也是在1980年代的大學期間，因為老師的引用，我注意到了葉嘉瑩女士的作品，先后讀過、買過《迦陵論詞叢稿》（上海古籍出版社1980年版）、《中國古典詩歌評論集》（廣東人民出版社1981年版》、《王國維及其文學批評》（廣東人民出版社1982年版）、《迦陵論詩叢稿》（中華書局1984年版）四書。此后，我雖已不再有古典文學的夢想，但每逢遇到葉著，至少也會翻看一下。1997年，河北教育出版社出版的《漢魏六朝詩講錄》，是1980年代葉嘉瑩在加拿大溫哥華不列顛哥倫比亞大學講授中古詩歌時的講稿。我在其中讀到一段話：
有一本書我還要提一下，就是戴明揚在1962年寫的由北京人民文學出版社出的《嵇康集校注》，這本書收集的資料很全，而且對其中所收集的資料還附有自己的考證。我要說的有些人著書立說，在某一特定的歷史環(huán)境和歷史背景下是具有特殊的寓意的。阮籍在魏晉之交將自己內(nèi)心隱藏的萬端感慨借詩歌加以表達，而有的人不用詩，而是用編書來表達。魏晉之交正直的知識分子嵇康被無端地殺死了，而到了20世紀六十年代“反右”之后，“文革”之前將這本表達清白正直知識分子內(nèi)心感慨的詩文集整理得這么好，這實在是一件很微妙的事情，當然我不能說其中一定有什么意思，但我深信有許多學術著作之中是有著編著者的理想和志意的。
這就引出一個問題：戴明揚在校注嵇康時有無政治上的關懷？戴是名學者黃侃的弟子，1929年畢業(yè)于北京大學中文系，先后在多所高校從事古典文學教學和研究。1953年，時任四川大學教授的戴明揚先生去世，當然不存在對“反右”與“文革”期間的氣氛有所反應的問題。據(jù)安慶師范學院葉當前先生研究，從大學期間直到1953年去世，戴一直在校注嵇康，而其接觸嵇康的機緣，或許是因為《廣陵散》與古琴曲，根據(jù)是戴明揚在《廣陵散考》一文所說的一段話：“予少好雅琴，因頗留心其故實，昔年謁楊時百先生，見案上稿有說嵇叔夜《廣陵散》者，叩以此曲之情致，先生曰：‘此殺伐之聲也。’時已入夜，遂未竟談，即聽《漁歌》一曲而別，其后先生忽歸道山，不能請益矣。迨先生書出，始獲觀其全文，與予意略有不合，乃更詳考之，作為此篇，區(qū)以十目。”葉文認為，這是戴講自己寫《廣陵散考》的動機與始末，也正是戴氏研究嵇康的開始。葉文還認為，戴校注嵇康集主要基于專業(yè)學術的考慮，故“不必追究戴明揚校注《嵇康集》是不是有特殊的政治關懷”。葉文客觀平實，所論合理。所以，葉嘉瑩女士地講嵇康時的“聯(lián)想”并非事實。但葉的“聯(lián)想”也不是毫無道理。戴明揚早已去世，但《嵇康集校注》卻是1962年出版的。此時正是“經(jīng)濟困難”、“政策調(diào)整”時期，文化領域相對寬松，此前此后一些不能出版的作品，都可能在此期間出版。這個時期的寬松氣氛，我們從上面對哲學家馮友蘭的評價中看出。1958年6月5日，意識形態(tài)領導人之一康生在中宣部召開的政治理論教育工作座談會上說：馮友蘭的哲學，說什么抽象的意義，實際上他的哲學并不是什么哲學，說得好一點是語言學，只是玩語言上的詭辯。但到了1961年4月23日、5月6日，康生在談到毛澤東說的“中國的知識分子一方面要改造，一方面要看成國家財富”的觀點時，又說：我們現(xiàn)在是否真的看成財產(chǎn)，如馮友蘭是病毒還是財產(chǎn)，我看病毒是有一點，但基本上還是財產(chǎn)。他責問北京市委領導：高級黨校請過朱光潛、馮友蘭去講課，你們市委黨校說還沒有？意識形態(tài)的領導人如此與時俱變，下面的事也就不難理解。據(jù)李新回憶：1962年，他主編的《中國新民主主義革命時間通史》四卷出齊，不久就“收到學部副主任潘梓年一封信，說我們不應在書里公開批評馮友蘭和賀麟的學術觀點，并說馮、賀都是政協(xié)委員、學術界的知名人士，我們這樣作在妨礙統(tǒng)一戰(zhàn)線�？戳诉@封信我感到很奇怪，前些時候你們不是隨便就批判人，任意給人家戴上‘右派’、‘右傾’帽子嗎？怎么現(xiàn)在（七千人大會之后）竟連學術批評（而且是歷史上的）也不能進行了呢？要就是一團和氣，要就是把人打倒整死，這算什么樣的統(tǒng)一戰(zhàn)線。” 事實上，不但《嵇康集校注》在此期間出版，嵇康其人也以另一種方式進入我們的文化生活。老作家陳翔鶴繼《陶淵明寫〈挽歌〉》（發(fā)表于1961年第11期《人民文學》）后，又發(fā)表了以嵇康生平為素材的《廣陵散》（發(fā)表于《人民文學》1962年第10期），講述嵇康因不慕權貴、恣情任性，為鐘會構(gòu)陷，與呂安一起被司馬集團殺害的故事。《廣陵散》寫出了知識分子在政治斗爭的漩渦中無地自由的處境和嵇康欲“獨善其身”而不能的形象，容易喚起五、六十年代知識分子的聯(lián)想。似乎考慮到這一點，陳翔鶴特意在《附記》中提出要區(qū)分不同時代，提醒讀者不要產(chǎn)生聯(lián)想:“這篇故事是想通過嵇康、呂安的無辜被殺，來反映一下在魏晉易代之際，由于封建統(tǒng)治階級爭奪王位和政權，一些具有反抗性、正義感的藝術家們，曾經(jīng)遇見過怎樣的一種慘痛不幸遭遇。像嵇康、呂安這樣的人，如果生在今世，我們不難想象，是要在作家協(xié)會或音樂家協(xié)會的負責同志中才能找到他們，然而他們就是那樣在最高封建統(tǒng)治階級曹氏和司馬氏兩家內(nèi)部斗爭中白白作了犧牲。”然而，陳翔鶴的小心沒有帶來安全。“困難”和“調(diào)整”期結(jié)束后的1964年秋，康生在北京展覽館劇場作了一個報告，號召文化界進行大批判。根據(jù)這個報告，文學界開始批判陳翔鶴的小說。輕者如古典文學專家余冠英所說小說的內(nèi)容“充滿了陰暗消極的思想情緒，宣揚了灰色的人生觀”，從中“只能聽到?jīng)]落階級的哀鳴和夢囈”。重者則將小說與1959年“廬山會議”掛鉤，說它們“惡毒的攻擊黨的廬山會議”，“險惡地為右傾機會主義分子鳴冤，煽動他們起來和黨抗爭到底”。1969年4月，陳翔鶴含冤去世，《廣陵散》悲劇重演。那么，陳翔鶴寫作《廣陵散》等小說是否什么特別的“政治關懷”呢？應當不是。陳是老作家，1954年后又編輯《文學遺產(chǎn)》，寫歷史人物小說是很自然的事。而且陳是1939年入黨的老黨員，49年后也是文教界高官，對黨的忠誠是無可懷疑的，所以不可能有什么“影射”。問題只是在于，對于嵇康等魏晉士人這種漠視權貴、任真率性、清高獨立的人格，陳在很大程度上是認同的，在環(huán)境松動時借機抒發(fā)一下心中的塊壘也是可能的，而這又在一定程度上得到了多年噤若寒蟬的知識分子的共鳴，所以到了史無前例的“文革”期間，這篇小說受到嚴厲批判、陳本人受到迫害就不是不可解釋的。1978年11月，中共文學研究所總支委員會為陳翔鶴平反，次年4月13日，《光明日報》發(fā)表陳翔鶴追悼會的新聞。陳翔鶴“沒有問題”，嵇康當然更沒有問題�！讹导Ｗⅰ吩�“文革”后也長期未能重印，原因只能另外尋找。葉嘉瑩女士的聯(lián)想不是偶然的。政治至上是前所未有的20世紀現(xiàn)象，中外都有許多經(jīng)驗教訓，知識人的關懷很大程度上來自外部的壓力。本來，知識人的關懷主要應當在文化、藝術和學術方面，政治原不是他的專業(yè)。但在高壓的氣氛下，文化無由自主，文人無法獨立，知識人的關懷也就被迫集中于政治，“關心政治”成為中外知識人的積習，類似嵇康這樣的人物及其詩文自然也很能得到知識人共鳴。文化政治化一方面造成了無數(shù)文化悲劇，另一方面也發(fā)生了無數(shù)可驚可嘆的文化故事。時過境遷，他們的所思所為幾乎不可理解——現(xiàn)代讀者怎么能完全讀懂哲學家馮友蘭當年無數(shù)的檢討和交代？本書所述的文化人，大多與此有關。但要說明的是，寫這些文章的本意不只在于回顧歷史，也希望借此向一個更現(xiàn)實的問題引申：在政治依然強大但時代的主題畢竟已經(jīng)轉(zhuǎn)向經(jīng)濟之后，知識人是否就不存在壓力呢？再說一件與葉嘉瑩女士有關的事。1987年，葉與著名學者繆鉞合作撰寫的《靈谿詞說》由上海古籍出版社出版，第一版印數(shù)4500冊（平裝3000，精裝1500）。因為有閱讀葉、繆兩先生著作的經(jīng)驗，當我在書店看到此書時，毫不猶豫地買了一本精裝本（定價8.9，比平裝多了1.4元）但當該書續(xù)編于1993年時，卻是由湖南的岳麓書社出版的，書名亦改變《詞學古今談》。一本名著的正續(xù)編不是由一家出版社出版，且出之以不同的書名，很是令人疑惑。雖然當時的岳麓書社聲譽頗好，但依世俗之見，古籍出版還是以上海古籍出版社為優(yōu)。那為什么要改出版社、改書名呢？葉的說明是：《靈谿詞說》出書之際，“據(jù)上海古籍友人相告云各地新華書店對此書征訂之冊數(shù)甚少，此或由于此書之題名及撰寫之體例皆不免過于古雅之故。”這就是說，4500冊很可能也沒有全部賣出。1992年此續(xù)編完成時，葉希望此書能在繆先生90華誕之際出版，曾函詢上少古籍是否愿意出版，“俟接復函之雖極愿出版此書，但因出版任務過重，積壓稿件甚多，無法趕在繆先生壽期出版。”但我以小人之心猜測，上海古籍之所以不愿出版續(xù)編，可能是出于經(jīng)濟方面的考慮�！鹅`谿詞說》印了4500冊，從經(jīng)濟效益上說，不太合算。事實上，《詞學古今談》只印了1.5千冊，岳麓書社肯定是賠錢的。因此上海古籍所謂“出版任務過重”云云很可能是托詞，這樣權威的出版社什么時候任務不重？這樣權威的出版社當然也不宜以經(jīng)濟原因拒絕繆、葉兩位知名學者。1990年代初，正是中國學術著作出版最困難的時期，一方面市場經(jīng)濟初潮涌動，幾乎全民都奔錢而去；另一方面官方的發(fā)行系統(tǒng)效能極差，民營的“二渠道”剛剛起步，所營銷的主要是通俗書籍。如果像葉、繆這樣名滿天下的作者出書都有困難，遑論其他學者？我在揚州讀書時的老師李人鑒先生，1936年即開始研究《史記》，1985年完成百萬字巨著《太史公書校讀記》后，出版無望。好像是1986年，我在廣州文德路79號的蝸居里，讀到《光明日報》的一篇為此事鳴不平的報道，以為會有出版社響應，但一直要到1994年，此書才由甘肅人民出版社出版。而與此書相關的《史記十表考證》（50多萬字）、《史記語法概要》（20多萬字）、《史記索隱單行本校讀記》（10多萬字）、《司馬子長年譜》（20萬字左右）等四部書稿，卻至今也未見出版。在過去的20多年中，中國經(jīng)濟和經(jīng)濟對文化出版的投入都發(fā)生了很大變化，像《靈谿詞說》這樣的著作一般來說已不存在出版困難的問題，葉嘉瑩的論著一版再版，繆先生的全集也已由河北教育出版社出版。2014年，《靈谿詞說》正續(xù)編終于由北京大學出版社首次完整呈現(xiàn)，出版者稱之為“深受讀者稱賞的詞學經(jīng)典”——想到此書當年的出版困難，真令人的人事全非之慨。所以，盡管依然有優(yōu)秀著作出版困難，但現(xiàn)在知識人的焦慮主要不在學術論著出版方面，而是在全民日見富裕之時如何擺脫相對貧困，是如何把知識化為財富獲得經(jīng)濟上的成功。在經(jīng)過了一百多年來無數(shù)沖突、奮進和犧牲和奮進之后，21世紀的中國已經(jīng)開始了從鄉(xiāng)村社會到城市社會、從革命中心到財富中心的轉(zhuǎn)變，知識人的處境也發(fā)生了巨大變化。當政治關懷和壓力已不是唯一的甚至已不是主要的今天，知識人又增加了經(jīng)濟方面的關懷和壓力，本來就沒有在現(xiàn)代知識界真正生根的文化關懷又遭遇新的挑戰(zhàn)。而且，知識人面臨的壓力不只是來自政治和經(jīng)濟，也來自文化領域的變遷，因為今天的文化已更多的是娛樂和休閑。以學術文化為業(yè)的知識人到哪里去尋找可以安身立命的“文化”？這個問題沒有答案，希望本書所述的這些知識人的故事，能夠?qū)ξ覀冋谶M行的選擇有所啟發(fā)。無論如何，只是因為我們有關懷，所以我們才有壓力。關懷和壓力，過去是，將來也依然是知識人身份的表征。最后要說明的是，這本文集是在梁由之先生的提議下編選的。幾年前，梁先生就為我編過幾本書，均未能出版。本書的出版并不能彌補此前的遺憾，但梁先生的勞動畢竟因此而稍有收獲，我為此高興。在悶熱的上海，我向遠方的梁由之先生和本書責任編輯叢曉眉女士表達我的感激之情。
單世聯(lián)，2015年7月19日
你要用光明來定義黑暗，用黑暗來定義光明。—弗利德康有為論物質(zhì)救國
康有為（1858—1927）是現(xiàn)代中國第一個境界高遠的改革家，也是第一個比較充分地使用德意志政治文化經(jīng)驗的思想家。19世紀20世紀之交，康有為出亡16年，遍游四大洲，經(jīng)31國，行60萬里，出入德境凡11次。其《德國游記》、《補德國游記》、《日耳曼沿革考》及若干詩作都親切而具體地敘述了德意志的歷史文化和現(xiàn)實狀貌，并向德國奉獻了最美好的贊辭：“吾游遍萬國矣。英國雖為歐土先驅(qū)，而以今論之，則一切以德為冠。德政治第一，武備第一，文學第一，警察第一，工商第一，道路、都邑、宮室第一，乃至相好第一，音樂第一，乃至全國山水之秀綠亦第一。”另外還有醫(yī)術第一，電學第一，工藝第一，商務第一，宮室第一，道路第一，乃至音樂第一等等。理解、消化普魯士—德國崛起的經(jīng)驗并以之為中國現(xiàn)代化的借鏡，是康有為在戊戌變法失敗之后的重要工作之一�，F(xiàn)代德國后來居上，迅速擁有稱霸西方世界的國家能力，這一點，已為康有為以前的一些中國人所認知。歐游途中，康有為注意到：德國既強，即有俯視歐洲各國之勢。“吾向以為中國微弱，動為歐人所凌侮……今乃知歐土諸強亦為至強之德所侮，其受凌忍氣如我國。此皆就英、法、奧大國言之，若比、瑞、丹諸小國，益順受其侮，不足道也。蓋強凌弱者，天道自然，人事自然。雖有圣者，只有自強發(fā)憤而已，無公理之可言也。19世紀末的“新世界”有強權，無公理。文明的歐洲也存在弱肉強食的現(xiàn)象，還到哪里去找“公理”？中國要學西方，就是學德國的“自強發(fā)憤”。這就是康有為德國論述的主題。
1.“物質(zhì)救國論”的含義歐游結(jié)束后，康有為專寫一詩描述“物質(zhì)救國”的典范德國：閱彼德兵，肅肅其武。止如山立，動如潮怒。旋視他國，囂散如舞。德人之工，日出瑰詭。既深理化，自多新制。器美值廉，壓倒大地。德人之商，勤懇精密。皆學皆兵，歷試乃成。奄有歐東，遂勝強英。德士之資，重毅忮懻。天性好學，深思獨至。其起雖后，其成殊異。
追溯德國所以致強之由，反思中國所以失敗之因，康有為繼變法維新之后又提出了一個救舊中國開新中國的方案：“……較量于歐亞之得失，推求于中西之異同，本原于新世之所由，反覆于大變之所至。其本原浩大，因緣繁夥，誠不可以一說盡之。歐洲百年來最著之效，則有國民學、物質(zhì)學二者。中國數(shù)年來，亦知發(fā)明國民之義矣。但以一國之強弱論焉，以中國之地位，為救急之方藥，則中國之病弱非有他也，在不知講物質(zhì)之學而已。”什么是“物質(zhì)”呢？“物質(zhì)之方體無窮，以吾考之，則吾所取為救國之急藥，惟有工藝、汽電、炮艦與兵而已，惟有工藝、汽、電、炮、艦與兵而已！”以物質(zhì)發(fā)展而不是制度變革為救國戰(zhàn)略，康有為此論實際上是清末洋務運動的理論發(fā)揮。 19世紀最后幾年，也就是康有為出亡后的幾年，中國的危機日甚一日：1898年，德國強租膠州灣99年、俄羅斯強租旅順大連25年、日本以福建為其勢力范圍、英國租借威海衛(wèi)25年；1899年，法國租借廣州灣90年；1900年，八國聯(lián)軍攻占北京……中國已入“人為刀俎，我為魚肉”的悲慘狀態(tài)。 1901年，康有為在注釋古典時也無法自抑地流露出傷痛之情：“念我邦族，哀我種人，何為不可活若是乎？”在康有為看來，這一切的主要原因是中國軍備衰弱：“如今萬國爭于自存，德、俄且窮國力為之，舉國為兵，刻日可備。而我聞警，乃募老弱乞丐充之，豈能幸勝？” 漫游在已經(jīng)崛起的德國，康有為想到了呂宋、墨西哥的悲慘命運：“吾聞美之破呂宋也，美國人告我曰，呂宋之自立軍阿坤雅度，強悍不畏死甚矣，終以無炮而敗亡。墨西哥昔極文明，制作多有過于歐人者，西班牙以炮十三攻之，墨人僅挾刀矛弓矢，無以為御，遂以三萬精兵為班五百炮隊所敗而亡。班人盡戮其文學之士，悉焚其書，而墨數(shù)千年之文明遂盡。今墨人至舉國為班之文字，無復識其文明之舊者。劫灰已盡，念之哀痛，豈料子孫無炮之慘禍及數(shù)千年文明之國人如此耶！”呂宋有壯烈抵抗，墨西哥有古老文明，都因沒有大炮而亡國，得勝的西班牙還徹底毀滅了墨西哥文明。甲午一戰(zhàn)，中國敗于蕞爾小國日本，呂宋、墨西哥是不是就是中國的未來？康有為有理由擔心：“我昔之敗于日本也，其由雖多，而日槍速而及遠，我槍常不逮數(shù)里，故望風奔避。一槍炮廠而國威所系，亦大矣哉！”有“物質(zhì)”者生、無“物質(zhì)”者死，這就是當代史的教訓。“物質(zhì)”的基本含義就是工商經(jīng)濟。康有為周游世界的時代，正是德國前所未有的發(fā)展迅速、國力大增的時代。從1871年到1900年，德國的鋼鐵、化學、煤礦和軍事工業(yè)實現(xiàn)了跨越式發(fā)展，遠超英、法而僅次于美國，成為世界強國。1895年后，康有為不斷發(fā)表文章，分析說明輪船、鐵路、電報、汽球、電燈及各類農(nóng)業(yè)機械對增進國力和民財?shù)谋匾�，德國的�?jīng)驗更強化了這一認識：“德國以貧困著，雖破法后，各種汽機未興，制造不振，物價騰踴，用品缺乏，生產(chǎn)甚微，豈知一旦興物質(zhì)工學后，二十年間，遂軼強英而冠萬國乎？”德國由貧困而富強，根源即在工藝大開、工商繁榮：“德之盛在工商”；“德國近古研精工藝，電尤致精，實冠全歐，英人猶就學焉……吾觀德國真無物無事不居各國上�？晌吩�！德國也。海王英，陸霸法，皆遜一籌矣”。值得注意的是，康有為并未停留在洋務運動的認識層次上。第二次鴉片戰(zhàn)爭失敗后，一些眼界遠大的漢族官僚走出了學習兩方的第一步，以“自強”為名開創(chuàng)了“洋務運動”。首先是一些封疆大吏在自己的勢力范圍內(nèi)興辦近代企業(yè)，這些官辦企業(yè)很快就出現(xiàn)了冗員充斥、機構(gòu)臃腫、貪污腐敗、管理混亂、效率低下等弊端，朝廷不得不于19世紀80年代實行“官督商辦”，即由商人出資認股、政府委派官員經(jīng)營管理。但“官督商辦”又面臨著“產(chǎn)權不明”的問題，特別是隨著企業(yè)盈利的豐厚，督“官”們加強了對企業(yè)的“管理”或曰干預，將這些企業(yè)視同“官產(chǎn)”，甚至視為己產(chǎn)，予取予奪，無償征索，導致企業(yè)普遍衰敗。1898年，清廷頒布《振興工藝給獎章程》，承認私營企業(yè)的合法性。從“官辦”、“官督商辦”，到“商辦”，中國私營企業(yè)在夾縫中艱難生長�？涤袨橐缘聡撹F大王克虜伯為例，說明私有制的重要性，他明確主張中國須發(fā)展私營經(jīng)濟：“且同、光數(shù)十年來所開之新器局，所皆官辦也。夫一切待于官辦，無論財力不足，不能多開也。即使財力能多開，其能有競爭至美之心，以與歐洲列強敵乎？又能有無窮之大廠乎？必不能也。”“物質(zhì)”的另一個含義是“物質(zhì)學”即科學技術。甲午戰(zhàn)敗后中國盛行興學校以啟民智的主張，戊戌后又風行革命、自由之思潮，其典范則是現(xiàn)代西方。19世紀中葉以來中國的軍事失敗迫使中國人承認文化失敗，并從傳統(tǒng)“教導的文明”（teachingcivilization）轉(zhuǎn)向“學習的文明”（learningcivilization），對西方的熱情持續(xù)一個多世紀依然不衰，盡管其中也有不服、怨恨乃至反抗，但“學習”確是近代以來中國文化的基本態(tài)度。無論是學技術、學政制，還是學文化，尊西學西卻一以貫之。 20世紀初，這一學習過程已經(jīng)進入模仿西方實行民主革命的階段。但康有為認為，當時所倡之學皆為“虛學”而非“實學”。“虛學”就是空喊民主口號、熱衷政治革命，“實學”就是科學技術。康有為欣賞德國人注重科學方法和實際效果的做法，孜孜以求國家實力的提高。他在德國參觀最多的，一是文物遺跡，二是工廠企業(yè)。他一再浩嘆：“普之重藝若此，宜其今日工藝之盛而統(tǒng)日耳曼而為霸哉！蓋歐美今日之盛，不在道德而在工藝。若吾國空談名理，妙解文學，多在形而上者，而不屑形而下者，國弱民貧皆在于此。人之體殼皆血肉之軀，本一物質(zhì)，不能高言玄妙。工藝乃物質(zhì)之實用利物，前民最切者，得之宜強也。”“吾之嘆美德國，又不在其虛理學，而在其實業(yè)學也。”康有為所謂的“物質(zhì)學”、“實業(yè)學”，一是指基礎科學，如化、光、電、重、天文、地理、算數(shù)、動植生物；二是指“實用科學”，即技術基礎科學；三是指“專門業(yè)學”，即工程技術科學，如“工藝兵炮者”。康認為，正是這些“物質(zhì)學”而不是政律、學論，是歐人橫絕大地的根本，也是慣于凌空蹈虛的中國人必須掌握的。因此，康有為在《物質(zhì)救國論》中具體分析了歐美各國科學技術之所長，對如何在國內(nèi)興學、如何派遣留學生、如何聘請外國專家等都提出了若干具體建議，如學機器宜到蘇格蘭，學電學、汽機宜到美國，學實用科學宜到德國，學工藝宜到意大利，等等，這是一份中國科技現(xiàn)代化的初步綱要。“物質(zhì)”的第三個含義是軍備國防�？涤袨檎f“物質(zhì)”，總是“工藝、汽、電、炮、艦”或“工藝、兵、炮”連用，因為“救國”的“物質(zhì)”必須落實在直接體現(xiàn)國家實力競爭的戰(zhàn)場上。康有為發(fā)現(xiàn)，普魯士—德國崛起的兩個關鍵階段都與“尚武”有關。普魯士的興起始于18世紀有“士兵王”之稱的普魯士弗里德利希一世（FriedrichWilhelmI，1713—1740在位）。這位歐洲第一個穿軍服的君主，登基后即以強力打造普魯士。他“專以治兵為事，好巨人，選長軀干者為衛(wèi)軍，凡物聚于所好，遂得精兵八萬，掠取瑞典南方地。雖專制殘暴，殺戮大臣，輕待文士，略似明太祖，然普之以兵力稱強北歐，卒能以小侯與奧爭霸”。所謂“尚武”，不只是指普魯士——德國發(fā)憤治兵、驍勇善戰(zhàn)以及習慣于用槍桿子解決政治問題，也指其在長期爭戰(zhàn)中所形成的軍事性格和作風，以至于有人說普魯士不是一個擁有一支軍隊的國家，而是一支擁有一個國家的軍隊�？涤袨檎J為，無論是德國人以“整齊嚴肅”著稱的行為風格，還是普魯士—德國的迅速崛起，都與“軍容”有關。“竊深考德人所以致強之由，全在于舉國民為兵之一事也。夫舉國民皆嘗為兵，其兵之多也，人皆習于戰(zhàn)事，而后備兵無窮也。……吾深觀德國之工商大盛，人民多才敏，奉法皆嚴謹，行事有紀律，身健能耐苦。所游之地，所奉之職，皆能有條理，雖在遠方，合群任事，秩然不紊，肅然不嘩，迥異各國。其少年學校之教，亦與各國同耳。而德人鼎鼎肅肅、獨出冠時者，則以德人皆嘗為兵。”游德期間，康有為對其軍備、軍械、古戰(zhàn)場等多有詳細記載，其《游武庫》和《游克虜伯炮廠》兩篇，對德國的軍備技術、武器產(chǎn)品有詳細介紹，以喚起國人注意。寫完《德國游記》三年后，康有為又寫《補德國游記》，其中最重要的內(nèi)容是1907年1月14日對萊茵河兩岸戰(zhàn)壘（城堡）的記述與想象。在相當于中國百八十二里內(nèi)，連山夾河，壘凡百數(shù)。“壘也者，故侯之宮，而爭戰(zhàn)之場，歐人之白骨所筑，赤血所染而成之者也。……歐土之侯，日夕披數(shù)十斤之金甲，童子亦然。引尺許之玻杯以飲葡萄酒，醉則臥地，劫搶民女，醒則出獵，入民家而奪所有，或攻鄰國而掠其商民。大舉則大劍長槍，以攻其壘。非深宵入內(nèi)寢見其妻，無敢解甲者。頭目戴密孔之鐵胄，足股踏纏裹之鐵滕，甲厚如錢，楯長過丈，茍非刺喉，無自殺之。若其壘制奇詭，憑山顛而俯絕壁，峻聳入云，處處斷而續(xù)以橋，面面壁而隔以城，高下方圓，可通可絕，可降可升。不知幾經(jīng)戰(zhàn)爭，乃得此式也。故皆有一夫當關萬夫莫開之勢。”慘淡風云、無限碧血造就了德意志文明，以至于旅游中的康有為深感驚恐：“臨眺山河，但覺有壘處增添異景，而五十年前蛇豕縱橫，鋒鏑鳴突，流血漬地，來因河波，為之變赤。附壘之村人，即當日依侯之隸民也。日日慘殺，月蒙劫掠，何辜于天，如是千年。”值得注意的是，康有為還特別稱贊德國海軍建設的成績和效果：“夫德國之強，而前數(shù)年海軍未備，猶為人侮。” 1897年，威廉二世下詔加強海軍建設，花費巨資建造軍艦。當俄軍誤擊英船時，“吾時在倫敦，諸大臣約見，而皆以事俄未暇，舉國嘩然備戰(zhàn)，吾問英人，謂英海軍制勝于俄，何所慮？英人謂俄聯(lián)法不足畏，獨慮德助之耳，德人海軍近者新強也云云。即此一端，德兵艦之聲威已見，他日之掠取土地，更屬無限。”康有為沒有也不可能意識到，正是德國海軍的迅速發(fā)展，觸發(fā)了第一次世界大戰(zhàn)。他之所以提出海軍問題，是因為中國是濱海之國，本來應該像英國那樣“以波濤為國”的，但實際上只限于“保守門戶”，結(jié)果則是以“萬寶儲藏”之國而在“海盜環(huán)伺”之境“坐待賊至”。沒有強大的海軍，萬里波濤不過是打開的國門。事實上，近代中國所遭遇的敵人，首先就是西來的新式“海盜”。所謂“物質(zhì)救國論”，說到底就是在列強環(huán)伺的險惡環(huán)境中，中國如何才能有力量保家衛(wèi)國的問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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