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在梁莊，梁莊在河南；河南是“外省”，中國是“他者”。
《中國在梁莊》作者梁鴻早期力作，以河南文學為切入點，觀照家鄉(xiāng)、鄉(xiāng)土和傳統(tǒng)中國。
河南文學為什么是“外省”的？“外省文化”的特征是什么？
河南的文化品格、性格特點與20世紀中國的現(xiàn)代性追求之間究竟是怎樣的關系？
身在其中的作家又如何感受這種文化的斷裂、重合與生成，從而呈現(xiàn)出怎樣的文學精神？
與現(xiàn)代性思想糾纏在一起的中原文化體現(xiàn)了民族自我與現(xiàn)代追求之間怎樣的重合與沖突？
“河南人”問題究竟是如何出現(xiàn)的？它背后隱藏著河南文化的何種處境？
本書簡介：
河南是中國**的農業(yè)省份和中國*不發(fā)達的內陸省份之一，以化石式的凝固狀態(tài)呈現(xiàn)出中國文化的古老模式，這為河南作家的創(chuàng)作提供了極具文化價值的描寫對象，也成為鄉(xiāng)土中國面臨現(xiàn)代性時命運的縮影。
河南作為中國古代文明的核心地區(qū)，卻在歷史長河中漸漸失去了中心地位，在中國現(xiàn)代化的過程中淪為了長期的“外省”和“他者”，并陷于一直試圖接近中心卻又不被接納的錯位與尷尬之中。
《外省筆記》從“外省”的獨特的角度對20世紀河南文學進行了解讀，并對中原的文化特質進行了探索。
《外省筆記》抓住了20世紀河南文學發(fā)展中的三個不同時期的三種文化、文學現(xiàn)象：新文化運動初期的“彗星”現(xiàn)象，50年代—70年代河南文壇的幾個亮點，以及世紀末的“中原突破”，并對其背后的思想、文化、文學的底蘊進行了較為深入的討論。
《外省筆記》對20世紀河南文學的發(fā)展做了全面梳理，并對師陀、劉震云、周大新、閻連科、李洱等河南作家及其作品進行了分別論述。書后附作者與閻連科關于河南文學的精彩對談。
作者簡介：
梁鴻，1973年出生。文學博士，中國青年政治學院中文系教授。致力于中國現(xiàn)當代文學研究、鄉(xiāng)土文學與鄉(xiāng)土中國關系研究。非虛構文學作品有：《出梁莊記》《中國在梁莊》；學術著作有《黃花苔與皂角樹——中原五作家論》《新啟蒙話語建構：〈受活〉與1990年代的文學與社會》《外省筆記：20世紀河南文學》《靈光的消逝：當代文學敘事美學的嬗變》；學術對話有《巫婆的紅筷子——作家與文學博士對話錄》。曾在《文藝理論與批評》《當代作家評論》《文藝爭鳴》《南方文壇》《上海文學》《中國圖書商報》等學術期刊、報刊發(fā)表論文和專欄文章多篇。
2013年獲評第十一屆華語文學傳媒大獎“年度散文家”、《南方人物周刊》“中國嬌子青年領袖”。
作品《中國在梁莊》獲“2010年度人民文學獎”“新浪2010年度十大好書”“新京報2010年度文學類好書”“第七屆文津圖書獎”等。
目錄：
上篇：史論
序?河南文化與河南文學
緒?論?“外省”視角下的地域文學研究
**章斷裂與背離：河南新文學的發(fā)生
一、彗星劃過天空
二、文化的斷層
三、背離與掙扎
四、中庸與激進
第二章從“外省”到“中心的邊緣”：20世紀50年代—70年代的河南文學
一、歷史的轉折與河南文學的“亮點”
二、從“外省”到“中心的邊緣”
三、文學的“虛構”與生活的“真實”
第三章新時期的“中原突破”
一、新時期“外省文化界”的文化位置
二、“文學豫軍”的“中原突破”上篇：史論
序?河南文化與河南文學
緒?論?“外省”視角下的地域文學研究
**章斷裂與背離：河南新文學的發(fā)生
一、彗星劃過天空
二、文化的斷層
三、背離與掙扎
四、中庸與激進
第二章從“外省”到“中心的邊緣”：20世紀50年代—70年代的河南文學
一、歷史的轉折與河南文學的“亮點”
二、從“外省”到“中心的邊緣”
三、文學的“虛構”與生活的“真實”
第三章新時期的“中原突破”
一、新時期“外省文化界”的文化位置
二、“文學豫軍”的“中原突破”
三、“中原突破”的意義
四、“中原突破”的缺陷
第四章全球化語境下的外省文化空間與河南文學
一、全球化與文學的民族性
二、“河南人”現(xiàn)象與中國當代文化精神的深層危機
第五章“外省”的必然與無奈
下篇：作家論
第六章師陀：“果園城”文化的“變”與“不變”
一、異鄉(xiāng)和故鄉(xiāng)
二、荒原之中的詩意
三、故鄉(xiāng)情感和故鄉(xiāng)意象
第七章劉震云：“平民”立場的兩難與民間生存世界
一、“故鄉(xiāng)”的兩極意義
二、“吵架”美學與“平民立場”的兩難
三、民間的生存特性
四、鬧劇沖動與語言的暴動
五、姥娘去了
第八章周大新：沖出“圓形盆地”
一、“圓”與“不圓”
二、“圍獵”與“被圍”
三、“窺視者”的身份質疑與小保安之死
四、善惡辯證法
第九章閻連科：“耙耬山脈”的隱喻與象征
一、《日光流年》：“鄉(xiāng)土中國”象征詩學的轉換與超越
二、妥協(xié)的方言與沉默的世界
三、慶典、神話、暴力及其他
第十章李洱：新的小說詩學的建構
一、百科全書式敘事
二、“共時性”存在結構
三、日常生活詩學空間
附錄?對話：“中原突破”的陷阱
河南作家：集體的困境
李準：一位缺少余音的歌唱家
張一弓：與時俱進的“時代的記錄員”
喬典運：農民哲學家的局限性
張宇：聰明給智慧挖下陷阱
李佩甫：在泥和水中掙扎
田中禾：才華與熱情的浪費
劉震云：求變的狂呼與兩難
劉慶邦：單腿踏步的舞蹈
河南年輕作家
參考文獻
再版后記前言緒?論
“外省”視角下的地域文學研究
地域文化研究——“外省文化界”的理論視點——20世紀河南文化空間的嬗變軌跡——河南與中原文化——20世紀河南作家創(chuàng)作情況
從地域文化角度入手進行文學和文化分析自新時期以來就成為中國現(xiàn)當代文學研究重要的理論視角之一，1995年嚴家炎先生主編的“二十世紀中國文學與區(qū)域文化叢書”是這類緒?論
“外省”視角下的地域文學研究
地域文化研究——“外省文化界”的理論視點——20世紀河南文化空間的嬗變軌跡——河南與中原文化——20世紀河南作家創(chuàng)作情況
從地域文化角度入手進行文學和文化分析自新時期以來就成為中國現(xiàn)當代文學研究重要的理論視角之一，1995年嚴家炎先生主編的“二十世紀中國文學與區(qū)域文化叢書”是這類研究的集大成者，此后，又有許多相關學術專著和論文產(chǎn)生，地域文化研究頗有蔚然成風之觀。毫無疑問，地域文化研究為中國現(xiàn)當代文學開拓了一個新的空間，從一個特定角度豐富了對中國現(xiàn)當代文學特征的認識，也在一定程度上促進了中國現(xiàn)當代文學研究的繁榮和發(fā)展。但到目前為止，這類研究著作還有一個普遍的弱點，即論者在論述過程中，大多把區(qū)域文化作為一個靜態(tài)的、固化的因素（比如地域特征、地方文化、人文性格等），并由此進入對文學的分析，而忽略了20世紀本身是一個極具戲劇性的時代，它在政治和文化上的急劇變化不斷孕育著新的文化因子，它本身就是一個生成的過程。它的生成對于置身其中的作家和文學的形成都有著不可忽視的重要影響。換句話說，就20世紀的地域文學而言，作品中所呈現(xiàn)出的文化特征、文化性格并不僅僅是那些已經(jīng)成為本區(qū)域具有象征或原型意義的顏色、聲音、氣味或氣質，它還必然滲透著20世紀本身所塑造出的文化特征或精神傾向。后者雖然還沒有成為固態(tài)的、定型的區(qū)域文化特征，卻以它的時代力量穿透文本，直接進入文學形態(tài)內部，并參與各個元素的形成。
從這個意義上講，當我們考察地域文學的發(fā)生時，不僅要分析作家作品所蘊含的固有的地域文化特征，更重要的是，要把目光拉回到20世紀本身，考察一個世紀以來中國文化空間的嬗變過程，以及這一嬗變對地域文化的形成和地域文學發(fā)展的影響。（也許，這種考察只有在處于巨大轉折時期、各地區(qū)文化落差極大的20世紀中國才有意義。）區(qū)域文學在怎樣的文化背景和政治背景下生成，它在發(fā)生著巨大變化的中國處于什么樣的文化場域和文化位置，經(jīng)受著怎樣的沖擊，在這一沖擊中，它又呈現(xiàn)出什么樣的態(tài)勢，以及這一態(tài)勢對于作家和文學的影響。這就意味著，我們思考的前提是探討在20世紀文化空間變動中地域文學的文化生成，它與時間、空間都有關系，是一個動態(tài)的過程。這一生成過程不僅與本區(qū)域的自然地理環(huán)境、文化背景有關（一個固定的文化場），更重要的是，它與20世紀中國文化、政治環(huán)境的不斷變化（一個動態(tài)的文化場）有密切關系。后者沖擊著前者，前者又以強大的力量消化著后者，兩者結合并相互選擇產(chǎn)生出新的文化形態(tài)和美學形態(tài)，這一新的文化形態(tài)才是影響作家創(chuàng)作的基本條件。
“外省文化界”的理論視點�？疾煳幕臻g的嬗變與文學生成的關系，必然要涉及中國文化空間的分布、變化以及對文學的影響，在這里，筆者引入“外省”這一概念作為基本的理論起點�！巴馐 币辉~在文學史上并不陌生。它曾在巴爾扎克的《人間喜劇》中被反復使用并且具有很深的隱喻意味�！巴馐 迸c“巴黎”的區(qū)別不僅意味著地理空間的本質不同，更是身份、政治地位和階層差異的直接外現(xiàn)，“外省”意味著邊緣、貧窮、卑下、粗俗（即使你有錢，也必須通過一定的掩飾和手段才能進入巴黎的社交圈），而“巴黎”則意味著權力、身份、尊嚴和話語權的擁有。“外省”對“巴黎”總有著膜拜心理，這是一種基本的文化趨向。拉斯蒂涅竭盡全力想進入巴黎社交圈，除了想獲得財富之外，還想獲得一種身份認同，這是他的政治要求和文化要求。在20世紀的中國文學史上，“外省”一詞雖然沒有被明確提出，但是，與拉斯蒂涅相似的“外省青年”形象卻并不少見，如現(xiàn)代作家?guī)熗印督Y婚》中的胡去惡、當代陜西作家路遙《人生》中的高加林、李佩甫《無邊無際的早晨》中的李興國等，在某種程度上，正是“外省”的文化位置以及想進入“中心”的文化要求塑造了他們的悲劇人生。因此，“外省”不僅是一個空間概念，同時還是一個文化概念�！巴馐 笔强瞻字�，“中心”具有天然的空間優(yōu)越，生存空間、發(fā)展空間和實現(xiàn)自我價值的空間優(yōu)越性，這一公共空間的存在是“中心”的**優(yōu)勢。“外省”和“中心”有著某種類似于意識形態(tài)的差別，是一種政治和文化上的區(qū)分，代表著氣質、性格、類型和話語權擁有程度的不同，并且，在這一對概念中，蘊含著明顯的價值判斷和政治傾向性。薩義德在論述“東方學”的概念時這樣認為，“它（東方學）是地域政治意識向美學、經(jīng)濟學、社會學、歷史學和哲學文本的一種分配；它不僅是對基本的地域劃分（世界由東方和西方兩大不平等的部分組成），而且是對整個‘利益’體系的一種精心謀劃——它通過學術發(fā)現(xiàn)、語言重構、心理分析、自然描述或社會描述將這些利益體系創(chuàng)造出來，并且使其得以維持下去……”就大的意義而言，“外省”與薩義德所言的“東方”具有譜系性的類似。
王富仁在論及20世紀初期中國新文化空間的形成與分布時這樣認為：“在整個20世紀上半葉，中國的新文化主要是跨國文化界和京海文化界的文化，外省知識分子大多是到了北京、上海和國外才成為文化名人，才成為知識分子的。外省也有知識分子，但其聯(lián)系是松散的，很難稱得起有一個文化界�！馐∥幕缡窃诳鐕幕�、京海文化界得到更充分發(fā)展的基礎上產(chǎn)生的，是由跨國文化界、京海文化界排擠或隔離在外省的知識分子構成的，它受到跨國文化界和京海文化界的嚴重影響，呈現(xiàn)著十分龐雜的狀態(tài)幾乎是必然的。時至今日，他們使用的理論語言仍然主要是從跨國文化界和京海文化界的知識分子那里接收過來的，因而也還沒有真正屬于自己的理論語言�！边@一段話至少包含了下面兩層理論含義：**，在中國新文化生成過程中，“外省文化界”是第二性的甚至是第三性的，是在跨國文化界和京海文化界的影響下才產(chǎn)生的，這就決定了“外省文化界”整個思想體系和理論體系都來源于前者，具有模仿和不穩(wěn)定的特點�！巴馐∥幕纭碧匦缘男纬墒且粋�動態(tài)的過程，直接受“中心文化界”思想傾向的影響，并且由于本省文化資源和文化空間的貧乏，“外省知識分子”普遍具有出走意識，他們的出走和回歸常常在很大程度上影響著本省文化界的文化氣氛。第二，“外省知識分子”通常缺少“京海文化界”或者說“中心文化圈”知識分子的文化承擔意識，缺乏對中國政治、思想發(fā)展的整體意識。他們的寫作起點常常來源于內部，來源于直接的生活體驗和生命感受，作品充滿個性化、經(jīng)驗化的特點，給我們展示的是*原生態(tài)的民族生活和民族生存特性，這在無形中又為小說意義的升華奠定了物質基礎，20世紀80年代尋根文學的興起正是以“外省文化”為特征的地域文化興起的某種外現(xiàn)。
西方的思想體系在經(jīng)過“跨國文化界”和“京海文化界”的一層過濾之后，已經(jīng)失去了部分生命力（五四知識分子對西方思想的輸入是有選擇性和實利性的），再經(jīng)由各種渠道傳入“外省”時，其思想的本質更變得概念化和抽象化。傳統(tǒng)文化在閉塞的“外省”，尤其是北方，力量*為強大，很容易把這些外來思想消化掉或者使其變形，使新文化思想僅僅成為飄浮于情感行為之外的空泛理論，這是造成新文化時期外省文化空間和外省文學不發(fā)達的重要原因之一。其實，無論是“跨國文化界”，還是“京海文化界”的知識分子，都是從外省走出來的，他們在接受了西方現(xiàn)代思想之后，長期在京海兩地活動，逐漸在京海形成了具有影響力的文化勢力，他們身上，都不同程度地打著各自區(qū)域文化的烙印，這是在分析作家具體文本時應該注意到的。在20世紀的中國，政治力量和文化導向在不斷變化，“外省文化界”與“京海文化界”（“中心文化界”）之間相互消長的關系，往往隨著政治意識形態(tài)和文化導向的不同而發(fā)生著變化和某種位移。這也意味著“外省文化界”只是一個相對而言的概念。如在20世紀四五十年代，像山西、陜西這樣在新文化運動初期**屬于“外省文化界”的中原省份慢慢承擔起“中心文化界”的功能，雖然新中國成立后很快又以北京為“中心文化圈”，但文化的導向卻沒有變，仍以北方文化的特質為文學的中心。
在“外省”這一概念的使用上，還應該注意到，王富仁所謂的“外省文化界”主要是指“京海文化界”之外的各個文化區(qū)域，這就是說，上海和北京一起被劃入“中心文化圈”之內。在20世紀的中國，上海的文化位置和文化意義幾乎和北京相等，它們以不同的文學走向形成，代表著中國文學的基本潮流。就文化空間而言，上海因為空間的特殊優(yōu)勢，以其物質的強大繁榮和對現(xiàn)代文明的超前、深度接納而成為百年來中國*活躍、*富于闡釋意味的地方，從中我們可以發(fā)現(xiàn)**現(xiàn)代性意味的藝術、生活和文學；北京則以精神的復雜度、傳統(tǒng)思想和現(xiàn)代思想的交鋒、知識信息的豐富以及對知識分子的吸引力而當之無愧地成為“中心文化界”，兩者在文化上的含納量是相同的。另外，上海、北京既是新文化活動的策源地，也是跨國知識分子活動的中心和新文化雜志的根據(jù)地（當時的重要文人都在兩地頻繁活動），其他文化區(qū)域在前兩者的思想指導下才開始接受新的思想和新的理論，這自然就形成了“中心”和“外省”的差別。還有一點也應該作為“外省”視角的自覺理論意識，在以“外省”為考察20世紀河南文學生成的起點時，河南只是中國諸多“外省”中的一個，河南文學也只是中國“外省文學”中的一個支流，并不能代表其他省份的文化、文學形態(tài)。不同“外省”之間的文化形態(tài)和文學狀況并不相同。王富仁先生的“外省文化界”包含了除北京、上海之外的中國諸省和重要城市，這就意味著，它的空間范圍非常大。但是，由于文化背景、地域特征和政府政策導向的不同，“外省”之間會有很大的區(qū)別，尤其是在北方諸省和南方諸省之間。比如，同屬于“外省”，河南和廣東在同一歷史階段，在中國文化空間中的位置差異極大，文學也呈現(xiàn)出不同的形態(tài)。據(jù)此，可以探討出非常深層的問題。這從另一個側面給我們提供了更多的研究空間與有意義的論題，也體現(xiàn)了“外省”這一理論視角極大的可操作性。
20世紀河南文化空間的嬗變軌跡�？梢哉f，“外省”這一理論視點既包含一個區(qū)域固有的文化品格，如它的文化背景、性格特點、人文地理特征，又可以透視它與中心文化圈之間的動態(tài)關系，在這兩者之間的沖突與較量之中，本土文學*終呈現(xiàn)出屬于自己的特質與命運。這意味著，“20世紀河南文學”研究不僅僅局限于地域性文學研究或地方特色研究，而與中國一個世紀以來的現(xiàn)代性追求過程聯(lián)系了起來，縱的傳統(tǒng)文明考察與橫的現(xiàn)代精神考察結合在一起，形成一個坐標，“河南文學”正是在這一坐標中顯示出它在中國20世紀文化空間中的生成、意義與特征的，也顯示出中國在現(xiàn)代性轉化過程中的曲折軌跡。
20世紀中國的新文化運動一開始就以反傳統(tǒng)文化為基本口號，提倡“民主、科學和自由”等啟蒙思想。在跨國知識分子的理論倡導、文化實踐和革命活動中，北京、上海兩地很快形成了一個具有極大影響力的知識分子群體和公共言論空間，它們吸引著崇尚新文化的外省青年學生紛紛前往。在新文化運動初期激進的反傳統(tǒng)文化口號下，以儒家思想為基本精神的中原文化與新文化運動思想背道而馳，很自然地被邊緣化，并成為被批判的對象。在此意義上，中原文化的主要根據(jù)地——河南，不但地理位置處于“外省”的位置，文化上也處于極其典型的“背離”狀態(tài)。從晚清時期河南先進知識分子創(chuàng)辦具有資產(chǎn)階級革命思想的《河南》雜志，到辛亥革命在河南境內的全面失敗，清末民初影響全中國的民主思想的傳播在河南基本上斷裂。河南政治局勢的保守、復古，河南文化精神中牢固的“村落意識”和中原文化特征，河南作家作品中微妙的激進、退守和中庸氣質，都與這一文化上的背離有密切關系。新文化思想和知識分子改革之路以失敗而告終，古老的鄉(xiāng)村、城鎮(zhèn)仍按照古老的軌跡波瀾不興地運行。這一現(xiàn)象，在師陀的《里門拾記》和《果園城記》中有很好的體現(xiàn)。夏志清曾經(jīng)這樣評價師陀小說中的“知識分子形象”：“特別令人覺得難忘的是幾位熱心改革者的凄涼寫照：他們當年鼓吹近代思想，結果現(xiàn)在走上貧窮、被謗與死亡之路。這些角色無疑在其他的現(xiàn)代中國小說出現(xiàn)過，可是師陀卻故意選擇這些典型來做例子，無非要說明一點：表面上時代雖在轉變之中，但仍有許多地方、許多人是滯留不變的。書中真正的主角是城鎮(zhèn)本身。改革者、共產(chǎn)黨人及國民黨官員來的來了，去的去了，可是城鎮(zhèn)本身卻我行我素，繼續(xù)著它懶惰、懦弱和殘酷的行徑�！薄皝淼膩砹�，去的去了，城鎮(zhèn)卻我行我素”，如果說這是五四和新文化運動之中的“外省鏡像”也不為過。
就作家而言，在面對傾向性極強的新文化思想時，會不自覺地出現(xiàn)“游移”或“融合”，形成具有“中原”特質的思想與精神傾向�！瓣U舊邦以輔新命，極高明而道中庸”，掛在馮友蘭客廳里的這副對聯(lián)*能體現(xiàn)這一“游移”與“融合”的企圖。但是，在狂飆突進的新文化思想熱潮中，這種“中庸”立場卻并不受歡迎。由于馮友蘭的哲學體系在當時影響并不大，它和新文化思想的沖突和緊張并沒有顯現(xiàn)出來，反倒是他的妹妹馮沅君，在20世紀20年代中期不多的創(chuàng)作中充分體現(xiàn)了這種“徘徊于家門內外”的微妙沖突和緊張。她在作品中對“母愛”的肯定和溫柔敦厚之情使她的作品表現(xiàn)出五四時期與“傳統(tǒng)”之間罕見的“纏綿悱惻之情”。
但是，在風云變幻的20世紀中國，“外省”和“外省文化界”的位置并不是一成不變的。在政治、文化轉變時期，在某些特殊時刻，它又時常和歷史的洪流匯合，形成巨大的共鳴，從而也使自己的地位發(fā)生質的改變。延安文藝思想就以獨特的方式使“外省”顯示出自己的歷史作用，這是一個非常富于戲劇性，卻有深刻歷史意義的轉折。從20世紀三四十年代起，陜西、山西包括河南在內的中原文化區(qū)域逐漸成為中國共產(chǎn)黨的革命根據(jù)地（以后被稱為解放區(qū)），《在延安文藝座談會上的講話》雖然是為知識分子制定的文藝政策，但目的卻是為群眾、為革命斗爭服務，因此，要求作家作品充分考慮到群眾的接受能力。在這里，需要探討的是講話中的“群眾”到底指的是誰？毫無疑問，對于當時身處陜西的毛澤東來說，這一“群眾”就是戰(zhàn)爭時期共產(chǎn)黨領導下的北方底層群眾（隨著中國共產(chǎn)黨的執(zhí)政，這一“群眾”的范圍逐漸擴大），它并沒有涵蓋到南方普通群眾，也不指向城市一般市民。延安文人不得不把目光從熟悉的知識分子那里轉移到農民身上，并且因為作品必須有實際的溝通能力，所以不能不采用北方農民所喜聞樂見的傳統(tǒng)民間文藝形式，如說唱體、民歌體、戲劇、快板書等；在語言上，更是竭力追求通俗易懂、清晰明白，具有直接的說服力和強烈的感染力。毛澤東所謂的“中國作風、中國氣派”，是指以中原文化形式為基礎的，更具體一點，就是當時在陜北、山西等地流行的農民所喜愛的民歌、民間文體、民間語言方式等，幾乎不包括南方文化的種種特征。這就意味著，《在延安文藝座談會上的講話》使中原民間文化樣式、民間文化思想進入知識分子和文學史視野，并成為文學的經(jīng)典敘事，這種對中原民間文化的提升對中原作家的影響非常大，我們從解放區(qū)和新中國成立后的作家地域分布及創(chuàng)作趨向上都可以明顯地感受到這一點。這樣一來，陜西、山西這些在新文學初期典型的“外省文化界”一躍而成為“中心文化界”，河南也進而成為“中心的邊緣”，比現(xiàn)代文學前期的地位略有回升。在這一文化空間下，河南文學所呈現(xiàn)的特征、氣質明顯不同于新文學時期，而中原文化內核也以不同的姿態(tài)進入作家的小說結構之中。這一時期河南作家文學觀念與意識形態(tài)的高度重合、民間敘事與政治話語的同構性都顯示出中原文化與延安文藝思想的獨特關系。
當20世紀90年代后期所謂的“文學豫軍、中原突破”在文壇上成為約定俗成的稱謂時，對河南及其中原文化來說，“外省”已經(jīng)不是第二性的，它是具有獨特的思想價值和文學價值的原型性存在，與知識分子對民族性、現(xiàn)代性的重新追尋相一致。文學開始以文化的目光（而不是社會問題的目光）來審視鄉(xiāng)土中國，審視這一鄉(xiāng)村背后的文化本質，處于“外省”位置的沉寂的村莊**次有了獨立的審美意義，**次被發(fā)現(xiàn)它在中國文化空間中重要的意義構成。這樣一來，“外省”的自足意義與本體性開始呈現(xiàn)出來，而“中心”的吸引力與文化的強勢則相應地弱化。作為中原文化的發(fā)源地和承載體，作為中國**的農業(yè)省份和中國*不發(fā)達的內陸省份之一，河南還保持著農業(yè)文明以來中國*原生態(tài)、*純粹的村莊形式，它以化石式的凝固狀態(tài)呈現(xiàn)出中國文化的古老模式，這為河南作家的創(chuàng)作提供了極具文化價值的描寫對象。作家從“村莊”、從*普遍的鄉(xiāng)村日常生活圖景入手，對中國歷史文化的運行機制、觀念體系的形成以及民族性格的特點進行再闡釋。在吸收、學習西方現(xiàn)代意識的基礎上，作家重新回到文化內部，以一種更富于情感的方式回到生存的內部去思考自己的生活、社會和其中所蘊含的意義，并轉化成一種更富審美價值的文學形式。喬典運的《問天》、李佩甫的《羊的門》、劉震云的《故鄉(xiāng)天下黃花》等小說中都有這樣一個明顯的文化原型。
但是，我們討論的畢竟是文學，文學有它自己的產(chǎn)生特點和內部豐富細微的不同。從文化空間的角度來探討文學的生成，很容易陷入一個誤區(qū)，即不自覺地把文學與文化的興衰同構，這是必須避免的。文學的生成與文化、經(jīng)濟并不同步，正如周作人在《中國新文學的源流》中所言：“文學方面的興衰，總是和政治情形的好壞相反背的。”因此，我們在分析像河南文學這樣的“外省文學”時，要充分考慮到地域文化空間特點在作家靈魂和作品中的變形、位移和隱秘的存在，要注意到區(qū)域文學和文化特點的不同步，也要注意到區(qū)域外部和內部環(huán)境對作家、文學界所產(chǎn)生的影響以及*終所導致的某種現(xiàn)象。另外，作家作品的氣質不僅與文化空間的生成、時代精神的導向有關系，也與作家的成長背景、接受方式有很大關系，這意味著文化空間對作家的影響只是一方面，并不是全部。人類的每一種文化必然經(jīng)過個人心靈的過濾和吸收才展現(xiàn)出如萬花筒般絢爛而又讓人迷惑的光芒，個人的成長經(jīng)驗、生命歷程以及對文學、世界的獨特看法會形成不同的作品，這也是同一地域作家作品“同與異”存在的根本原因。
當以“外省”為理論視角切入有關地域文學的具體研究時，當把20世紀每一區(qū)域文化作為一個動態(tài)的發(fā)生形成過程考察時，就會發(fā)現(xiàn)，它避免了靜態(tài)的地域文化研究的性格論和類型性，避免了啟蒙視角的“隔”與抽象，而能夠從一個大的文化空間的形成與轉換來考察小環(huán)境——河南——的空間狀態(tài)的嬗變，從而進一步考察20世紀中國文化和中國文學各種力量之間的消長、分合和轉化。時代雖然有一個總體的精神變化和大的發(fā)展趨勢，但是，當它以波紋的方式次遞到達或者以輸入的方式直接到達一個地方時，由于文化背景和具體情境的不同，這一區(qū)域必然有自己的獨特反應，并且為以后的發(fā)展形成新的文化情境和歷史條件，這就造成了“外省”彼此之間的差異。這意味著，河南文學的發(fā)展并不和中國現(xiàn)代文學的發(fā)展相一致，也并不和其他區(qū)域文學的發(fā)展相一致。譬如，同是“外省”，江浙地區(qū)的文化空間與文學發(fā)展就和河南完全不一樣。清末民初，江浙地區(qū)就有數(shù)倍于河南的文化名人，這些人后多成為“京海文化界”的中心人物，而河南則處于**的荒蕪狀態(tài)；新文化運動的**個十年，就作家數(shù)量而言，河南也是非常少的，在《中國新文學大系（1917—1927）》的“史料·索引”卷中，著者統(tǒng)計的將近兩百位作家中，浙江作家有29人，湖南作家15位，之后依次是四川、江蘇、福建等，而河南作家只有4位。當南方作家已經(jīng)從思想上、創(chuàng)作上接受西方現(xiàn)代思想時，河南的先進知識分子和青年大部分還因為從事革命活動或莫名理由而被殺害。袁世凱奪取政權之后，對他的故鄉(xiāng)——河南，更是倍加“關注”，河南的復辟傾向與保守傾向比其他省份要嚴重得多。在20世紀40年代后期，當陜西、山西等地成為知識分子心中的“圣地”時，北方作家逐漸成為“中心作家”時，河南作家還只處于“中心的邊緣”位置，這也使河南文學呈現(xiàn)出獨特的態(tài)勢�？疾爝@些不同步的原因會使我們有機會了解許多被“大話語”遺忘的然而卻很有意味的“小話語”，也會使我們可以看到區(qū)域文學內部那仍被忽略的廣闊的研究空間。
依此，我們還可以進入更深層的研究，在文化大環(huán)境和小環(huán)境的夾層中，是什么原因使河南文學界在現(xiàn)代文學和當代文學時期呈現(xiàn)出截然不同的群體狀態(tài)？時代、文化與文學之間到底是怎樣復雜地糾結在一起，*終呈現(xiàn)出什么樣的力量分布、關系狀態(tài)？通過分析河南文學在中國文化中的動態(tài)位置，我們可以透視一個世紀以來，鄉(xiāng)土中國與西方現(xiàn)代思想、與中國知識分子之間的關系，具體一點說，透視一個大的“中國村莊”一個世紀以來與外面的世界以及和它的敘述者之間的關系。這里面不僅涉及中原傳統(tǒng)文化和現(xiàn)代性思想之間各種形態(tài)的沖突與較量，村落文化的滯后性和復雜的歷史沉積給它的敘述者帶來的某種特殊的思維起點和寫作沖動，如對人與土地、政治、權力之間關系的深切關注，也涉及敘述者的文學理想、價值立場的形成原因以及不同時期對村落文化的不同闡釋。譬如，河南當代作家在文學敘事中有一個普遍傾向，即熱衷于“關系”敘事。權力關系、人際關系、婚姻關系、血緣關系、宗族關系，一切都以“關系”為起點，并且*終回到“關系”的網(wǎng)絡世界中，作家一進入“關系”的海洋中，便不由自主地興奮，激情四溢，很難將自己拔出來。這些“關系”雖然為我們揭示了民族文明內部的精神方式和心理狀態(tài)，但因為作者的過分投入、過分興趣而缺乏真正的批判精神和獨立的價值立場，沒有*終達成從“此岸”到“彼岸”的升華。這從另一層面展示了作家主體隱秘的內心欲望，即對現(xiàn)實權力的一種渴望和情結，只有在這一點上，他們所有的靈感、思維和對生活的觀察才都被充分調動起來，甚至可以說，在某種程度上，作家是在通過文學手段達到自我的宣泄和權欲的實現(xiàn)。毫無疑問，這種對權力的“沉迷”與中原文化中的政治情結和作家生存背景有莫大關系。
河南與中原文化。探討河南文學在中國文化空間中的存在，首先必須弄清楚一些基本的地域文化概念，如河南與中國、中原文化和河南文化之間的關系，只有弄清楚這些，弄清楚河南基本的文化屬性，我們才有可能把河南文學放在一個文化的大環(huán)境中考察、分析。
在某種意義上，河南是北方，是山東、山西、陜西等具有北方農村灰色大地和原野的一個代表，它們是一個共同體，同在黃河的支流上，同受著中原文化的影響，灰色的平原上散落著同樣灰色的村莊，數(shù)千年來幾乎沒有發(fā)生什么根本的變化。幾乎是一種約定俗成，中國文化中的北方更多的是指中國政權的發(fā)源地和儒家文化發(fā)源地的廣大中原地區(qū)�！包S河中下游地區(qū)，古稱‘中原’�！性鳛榈乩砀拍�，它有狹義和廣義之分：狹義的中原，指古中州，即今河南一帶；廣義的中原，即包括整個黃河中下游地區(qū)，即今陜西、山西、河南、河北、山東諸省的全部或部分，甚至擴及安徽東部和湖北北部。……廣義的中原地區(qū)，原始文化有較多的共性，而且在古代，尤其是在北宋以前，是國家統(tǒng)治和經(jīng)濟、文化、軍事的核心地區(qū)，文化內涵有許多共性，可構成地域性的文化體系……”中原文化其實就是傳統(tǒng)意義上北方文化的簡稱，山東的齊魯文化、河北的燕趙文化以及秦晉文化只是表現(xiàn)形式之一，其文化內核基本相同。但是，河南雖屬這一體系，卻不像山東、陜西有著相應的文化稱呼，又不能說它就是中原文化（只是中原文化的一部分），也不能說它是二程文化，后者是中國文化制度的代表，不只是河南所依循的文化形式。這樣，河南在文化中的所屬位置變得頗有點曖昧難明，河南在北方所處的位置和文化性格更像傳說中的“四不像”，在古代，它地處九州之中，因此，稱之為“中州”，它融合了北方各省的特點，而成了一個大雜燴，它既開放又保守，既傳統(tǒng)又現(xiàn)代，既是傳統(tǒng)鄉(xiāng)村中國的*有力的代表，卻也在時時以自己的方式接受并消化著八方來風，它似乎沒有自己清晰的面目。但有一點可以肯定，在河南文化里，有著中國傳統(tǒng)文化——中原文化*濃的縮影。以農業(yè)文明為主的北方中原，曾經(jīng)是歷代大國的定都之地。從三皇五帝一直到北宋時期，中國的國都大部分都建立在北方。正因為如此，中國歷史上的重大政治變故、戰(zhàn)爭都起始于中原，因此才有“得中原者得天下”“逐鹿中原”之說；中國文化的起點，儒、道、釋都從中原始，并且由此成為整個中國文化的濫觴。但是南宋遷都之后，北方的地氣、人氣越來越弱，文化、經(jīng)濟、政治也逐漸衰落，政治的衰退引起北方經(jīng)濟、文化無可挽回的衰退，北方開始萎縮，日漸成為中國的劣勢文化，散落在黃土地上的一個個古老村莊成為永恒的印記存留在中國人心中。封閉的內陸環(huán)境、匱乏的自然資源使本來就貧窮的北方更成為一個個古老、沒有生機的村莊，從另一方面講，以血緣、土地為主要紐帶的家族文化在北方村落卻更具實用性，而地處沿海、沿江的南方，在地理位置、經(jīng)濟方面本來就比北方有優(yōu)勢，再加入政治上的優(yōu)勢，一個開放、富足、文化相對發(fā)達的南方和南方文化逐漸形成。
整個20世紀，在南方沿海已經(jīng)接受西方文明的影響、到處都是聲光電化的時候，北方（北京除外，政治中心的位置使它具有許多優(yōu)勢而超越了北方的某些特點，但不是完全超越）卻始終處在封閉、保守的農耕文化之中，現(xiàn)代文學“京派”和“海派”之爭恰恰反映了這種文化上的落差和作家對此的感受。在這一世紀的后半葉，政府政策的逐漸傾斜和地理環(huán)境的天然劣勢，南方和北方之間的差別不是縮小了，而是在擴大。南方不僅擁有強大的經(jīng)濟優(yōu)勢，更重要的是，這種優(yōu)勢進而演化為一種地域優(yōu)勢和文化優(yōu)勢。有一點不能否認，在當代中國的權力話語中，北方文化處于越來越明顯的劣勢，如2000年左右被媒體炒得沸沸揚揚的“河南人”現(xiàn)象在根本上是北方所處的文化劣勢所造成的。在20世紀“外省”文化空間的生成和嬗變過程中，“外省”，尤其是北方各省有著相似的文化傾向和表現(xiàn)出幾乎相類似的文化選擇，考察河南文學和文化空間嬗變之間的關系對其他北方省份有著一定的啟示性。
直到現(xiàn)在，黃河中下游地區(qū)仍然可以說是完整的一體。從整個中國文化的角度看，北方諸省始終處于同一文化場域中。在古代中國，西安、開封、洛陽等許多城市都長時間做過帝國的都城，隨著北宋政權的南遷，中原大家族、士族的南遷，北方的政治經(jīng)濟地位一落千丈，再加上自然地理環(huán)境的惡劣，它們逐漸成了內陸貧窮、落后和愚昧的代表，文化上更是蕭條、保守。但這并不是說河南文化和其他北方省份的文化、河南文學和其他北方文學之間可以完全等同。中國幅員遼闊，各省之間的地理形勢、氣候條件都有或大或小的差異，即使在一省之中，也有許多差別。以農耕文明為主要形式的北方諸省之間，地形、地貌有很大差異，也導致風俗習慣、民眾性格乃至文化表現(xiàn)形式的差異。陜西、山西的自然環(huán)境更酷烈一些，黃土高原上的漫漫風沙培養(yǎng)了關中漢子和高亢的信天游；而河南整體氣候和自然環(huán)境則相對溫和一些，人也更圓滑一些，血性少些而世俗多些，因此，也多了許多小打小鬧的聰明；河南豫劇充滿悲切真實的哭腔，而秦腔則粗放、直率，如裂帛般直沖荒涼的黃土高原，尖銳痛苦；陜西人吃羊肉泡饃而河南人吃羊肉燴面，古城西安以陰柔見長，而洛陽則具有像大佛一樣的秀美；等等。作家們對自己的生長環(huán)境自然也有迥異的感受，這也正是文學作品產(chǎn)生“地方色彩”的基本原因之一。河南人似乎更關注權力，走在村莊小道上，坐在公共汽車上，到處都可以聽到對時事的高談闊論，一個農民心中對村支書職位的追求并不輕于宏偉的時代大目標。同樣是寫村落文化中的權力性格，陜西陳忠實的《白鹿原》更注重史的勾勒和權力的儒、道之辯，而河南李佩甫的《羊的門》則更多了一些抒情和土地味，權力直接內化為人物的行動；同樣是寫農民的生存哲學，《老旦是一棵樹》（楊爭光）寫得執(zhí)著、滯重，透著農民不肯認命的倔強，而《活鬼》則寫得聰明、輕松，透著一個農民的智慧和圓滑。河南作家寫不出賈平凹的《土門》和《高老莊》，卻有劉震云的《故鄉(xiāng)天下黃花》和《故鄉(xiāng)相處流傳》等。另外，即使一省之間也有差別，如河南，豫北和豫南就有不同。豫北是中原文化的發(fā)源地，而豫南則地處中原文化與楚文化的交界處，因此也兼具南方文化的某些氣質。文化的差異更為明顯。正如我在上面所說，山東有齊魯文化，河北有燕趙文化等，歷史文化積淀不同會使各省文化之間產(chǎn)生細微的差別。同樣處于偏僻的內陸位置，同樣在中原文化的背景下，但是由于地理行政區(qū)域的不同，教育政策、政策實施的不同，甚至可能由于政府官員的差異，對新文化運動、五四學生運動必然會有自己的獨特反應，這都會影響到文化發(fā)展的趨向和新的文化空間的形成，進而影響到作家的生成、發(fā)展，形成不同的文化和文學。辛亥革命以來的河南局勢更為突出地表現(xiàn)了這一點。
但是，這并不是我在本書中考察的重點，我之所以這樣提到河南和北方諸省、河南和其他“外省”的關系，是為了避免在行文過程中產(chǎn)生一些不必要的問題，如“同樣是寫鄉(xiāng)村，河南作家到底和山東作家與陜西作家有什么區(qū)別”，“同樣屬于‘外省’，河南和廣東文學有什么區(qū)別”？我不想糾纏于類似的問題之中，這不是本書所討論的范圍。我將會在文化空間形態(tài)分析時涉及一些，如在第四章第二節(jié)“‘河南人’現(xiàn)象與中國當代文化精神的深層危機”中會涉及北方文化和南方文化在當代中國的不同命運，作為對本書的實例考察，是現(xiàn)實層面的關注，但不作為重點。在本書中，我還是把焦點集中于河南整體文化空間在中國20世紀文化空間中的發(fā)展變化，以及它和河南文學的生成之間的關系上。
20世紀河南作家創(chuàng)作整體狀況。作為一個獨立的行政區(qū)域和具有獨特文化背景的省份，河南文學在20世紀中國文化和文學中的滯后、超前或某種悲劇、喜劇性的存在，具有說不盡的意味與價值。河南作家在現(xiàn)代文壇上寥若晨星，像徐玉諾、馮沅君、趙清閣、于庚賡、師陀、姚雪垠等，他們有的如流星劃過轉瞬逝去，有的轉行，少數(shù)存留在文壇上的文學成就也非常有限。到20世紀30年代后期，除了師陀、姚雪垠這樣一些漂泊在外的河南作家還在創(chuàng)作，河南本土文學處于相當蕭條的狀態(tài)；20世紀50年代末，李準、魏巍、姚雪垠等人的創(chuàng)作使河南文學以一種意義曖昧的亮點方式在中國文壇上出現(xiàn)，這些作家及作品在文學史上所遭遇到的前后完全相悖的評價，他們與政治之間的某種血肉聯(lián)系，無疑都體現(xiàn)出中原文化在時代發(fā)展中的不斷錯位與尷尬；從20世紀80年代開始，河南開始涌現(xiàn)出大批作家，如張宇、田中禾、鄭彥英、周大新、孫方友、楊東明、齊岸青、二月河等；90年代河南文學處于高潮期，翻閱大型文學刊物，河南作家如李佩甫、劉震云、閻連科、何慶邦、周同賓、李洱、張生，以及許多更年輕的河南作家作品，經(jīng)常出現(xiàn)在里面，這些作品所蘊含的深刻的文化內涵、獨特的審美價值和民族的“根”性特征，都不能不讓人有所思考。幾乎每有一部河南作家的長篇小說，都會引起文學界和思想界的強烈關注，如劉震云的《一地雞毛》《故鄉(xiāng)天下黃花》《故鄉(xiāng)面和花朵》，李佩甫的《羊的門》，閻連科的《日光流年》《受活》等都在當時產(chǎn)生過巨大影響并引起爭論，不僅僅是他們作品的內容值得關注，更重要的是，他們有可能開拓中國文學的發(fā)展方向。評論者們從各個角度連篇累牘地評論這些作家的作品，在一些綜合評述文章中，更是少不了河南作家。同是一個地方，為什么在不同的時代，文學現(xiàn)象竟有如此大的不同？河南的文化品格、性格特點與20世紀中國的現(xiàn)代性追求之間究竟是怎樣的關系？它們結合產(chǎn)生出怎樣的文化空間？而身在其中的作家又如何感受這種文化的斷裂、重合與生成，從而呈現(xiàn)出怎樣的文學精神？當延安文藝思想使河南成為文化“中心的邊緣”時，在李準的民間敘事中，是否也微妙地展現(xiàn)出他對本土文化被認同的政治自豪感，而正是這一自豪感促使他“遺忘”了他所熱愛的農民的內心痛苦？當河南作家被稱為“中原突破”時，這一稱謂究竟是在什么意義上的稱呼？所謂的繁榮背后掩蓋了河南作家及其文化精神中哪些更為嚴峻的問題？中原文化又以何種方式與現(xiàn)代性思想糾纏在一起？它體現(xiàn)了民族自我與現(xiàn)代追求之間怎樣的重合與沖突？等等。這些都是能夠闡發(fā)出中國現(xiàn)當代文學復雜生成的問題。這也正是從“外省”進入地域文學研究的獨特理論意義。二、“河南人”現(xiàn)象與中國當代文化精神的深層危機
“河南人”的類型存在——中原文化的尷尬——民間文化性格——河南政治性格——媒體制造與文化導向——當代精神的深層矛盾
正在河南作家以集團軍似的力量在文壇上展示自己的存在和新的面貌，就在民間文化團體、文學團體以獨立、現(xiàn)代的姿態(tài)活躍在河南文化界時，“河南人”現(xiàn)象卻成為一個無法回避的文化現(xiàn)象存在于當代中國的話語空間中，并且，和河南作家在文壇上的正面形象相反，“河南人”是以負面形象登上新世紀的中國舞臺的。在這一節(jié)中，我想著重分析“河南人”現(xiàn)象與中國當代文化精神之間的關系，從而考察“河南”這一外省文化空間在當代中國文化中的位置以及它所帶來的啟示意義。這從另一個角度對我們的論題——外省文化空間的生成——也提供了很好的個案分析：當外省文化遭遇現(xiàn)代文明的種種類型時，它被怎樣敘說、建構，反過來，它又以自己怎樣的固有形象滲透進去，從而形成新的文化空間形態(tài)。另外，從中還可以看到同屬于“外省”，南方和北方外省之間在當代文化含義和文化地位的不同。
從2000年或者更早時候開始，“河南人”這一幾乎怪異的稱呼在中國的報刊、媒介開始頻繁出現(xiàn)，關于“河南人”的段子成百上千，在飯桌、網(wǎng)站、電視上以病毒繁殖的速度增生、傳播著；對“河南人”歧視的現(xiàn)象越來越多，有一些大型企業(yè)在招聘人才時干脆打上廣告“河南人除外”；河南的惡性事件幾乎層出不窮，詐騙案、洛陽大火、鄭百文事件、艾滋病村、原陽毒米等；緊接著，《解讀中原》《河南人惹誰了》再一次把“河南人”問題推向高潮；河南省政府提出“重塑河南形象”，走過家鄉(xiāng)的道路，到處都可以看到類似的標語、口號；河南作家們被不斷地采訪，如周大新、劉震云，不得不在媒體上發(fā)表自己的看法；等等。時至今日，一切似乎已經(jīng)塵埃落定，但是，當你回到生活中時，卻會發(fā)現(xiàn)，“河南人”已經(jīng)內化于中國的日常生活之中，成為一個具有某種戲謔，卻充滿侮辱性的稱呼和比喻。
以地域名稱來總結一方人的性格并不奇怪，像“上海人”“北京人”“天津人”等稱呼古已有之，這些名詞背后都有自己特定的文化含義，也已經(jīng)不是一個簡單的中性名詞，而代表著一種性格類型、生存方式和某種評判，這應該是很正常的事情。但是，當“河南人”突然成為一個完全負性的詞語出現(xiàn)在20世紀末的文化空間，并且被無限放大的時候，許多問題和意義就被顯現(xiàn)了出來。作為一個文化研究者，你不得不思考這樣的問題：“河南人”究竟是一個什么意義上的稱謂（它已經(jīng)具有一套完整的文化含義）？它是如何被敘說、建構、制造出來的？它所具有的民間文化性格和政治性格與時代文化精神有哪些沖突？它反映了傳統(tǒng)文化在中國現(xiàn)代性追求過程中怎樣的遭遇與處境？這一遭遇與處境背后蘊含著怎樣深刻的含義？它形成了什么樣的新的文化空間形態(tài)，這一新的文化空間對外省作家又有著什么樣的影響？筆者并不準備就“河南人”現(xiàn)象做一般意義的探究，如公眾的盲從、中國民工潮的涌動、以少數(shù)河南人的惡劣行為來代替全部河南人的形象、城鄉(xiāng)之間日漸增大的差距與對立，等等。本文想要做的是，拋開這些外在的因素，從河南在當代的文化位置以及和時代精神之間的關系來分析“河南人”現(xiàn)象所產(chǎn)生的原因、文化背景，以及背后所蘊含的深層文化危機。
中原文化在當代文化中的尷尬位置
河南作家張宇曾經(jīng)寫過一篇名為《守望中原》的散文，他在文中這樣談及河南的文化地位問題：
……多年前在北京一次聚會，外地作家就問過我們河南作家這個問題，你們說說你們河南人和別處人有什么不同？我和老作家喬典運在場，我們兩個四目相對，竟久久答不上話來。我一下子才發(fā)現(xiàn)，自己身為河南人，竟然從來沒有想過河南人的特點和性格是什么？
人家追著問，你們就說說啥叫河南人？
這時候喬典運開口了，他說話有一點結巴，但是并不妨礙他出語驚人。他說這、這么說吧，一句話，河南人就是中國人的媽。
人們轟一下笑了。
馬上就靜下來。
人們在這種話語的停頓之中默認了。
“河南人就是中國人的媽”，這句話并不能顯示河南人的優(yōu)越，在今天提起的時候甚至隱含著某種虛空和無力的自夸，但它卻形象地指出了河南在中國文化中的位置及其文化性格所具有的原型特點。
漫長的幾千年封建統(tǒng)治是中原文明的輝煌時期，以農業(yè)文明、家國同構、儒家文化為主要特征的北方中原文化適宜于封建王朝的專制統(tǒng)治，因此，整個封建時代，無論是在南方還是北方，無論它們之間的經(jīng)濟形態(tài)、文化形態(tài)的差別有多大，北方始終保持著政治文化的優(yōu)勢。但是，從20世紀中國政治制度轉型開始，中國傳統(tǒng)文化處于被審視和受質疑的地位，河南，這一中國傳統(tǒng)文化的發(fā)源地，更表現(xiàn)出保守和復古的趨向。在北京、上海和南方諸省已經(jīng)接受各種西方文明，到處都是聲光電化的時候，北方卻仍然處在封閉、保守的農耕文化之中。在這一世紀的后半葉，由于政府政策的大力傾斜，兩者的沖突更加明顯，南方和北方之間的差別不是縮小了，而是在不斷擴大，南方不僅擁有強大的經(jīng)濟優(yōu)勢，更重要的是，這種優(yōu)勢進而演化為一種地域優(yōu)勢、政治優(yōu)勢和文化優(yōu)勢。20世紀90年代深圳特區(qū)狂飆式的發(fā)展使中國人對“南方”有了更為真切的認識，“南方”成為神話，意味著金錢、自由、開放、機會、文明等，北方以一種低姿態(tài)奔向南方，在南方明麗的天空下，在新的思維、新的制度面前，北方顯得落后、畏縮、貧窮，北方的傳統(tǒng)是那么腐朽、可笑甚至可惡，錯位和沖突時時出現(xiàn)。
當在和一位學者談到“河南人”現(xiàn)象這一問題時，他說：“這是把一個真問題說成了假問題。根本就不存在‘河南人’問題�！边@并不是一位學者的看法。“河南人”問題并不僅僅是“河南人怎么了”或“河南人身上有什么劣根性”的問題，其實它更是鄉(xiāng)土中國和城市中國、南方沿海和北方內陸在經(jīng)濟轉型時期、在發(fā)展過程中必然的沖突結果，是傳統(tǒng)文明在遭遇現(xiàn)代文明時尷尬處境的外現(xiàn)，是優(yōu)勢文化對劣勢文化的一種態(tài)度的外現(xiàn)，是十幾年官方政治、經(jīng)濟政策不斷傾斜的后果，是我們民族千百年來在村落文化中形成的習慣行為和合作方式與現(xiàn)代管理要求之間的沖突。這是一個大的社會問題，里面所蘊含的意義要遠遠超出這一名詞本身的指涉。
由于中原文化在中國文化中的原型性特點，河南的許多性格可以說是中國農業(yè)文明下民族性格的縮影。曹錦清在《黃河邊的中國》中談到河南鄉(xiāng)村的“合股、合伙制”時，講了一個實例：河南內黃某村的一個小伙子，在外地打工，后被村支書叫回來。小伙子說，如果是獨資的，他就回去；如果是合資的，他寧可在廣州打工。這家村辦企業(yè)正是合資的。但經(jīng)不住支書（也就是廠長）反復催促和許諾，回來做推銷員。小伙子告訴曹錦清，他回來不到一年，可是據(jù)他的推測，這個村辦企業(yè)頂多再能維持一年，*后肯定因內訌而垮臺。作者在書中這樣寫道：
“合是快、散得也快”卻成為這類企業(yè)的普遍特征。原因何在？！是這類企業(yè)制度本身固有的缺陷嗎？是中國小農習慣行為方式中固有的弱點嗎？平等協(xié)商、自覺服從共同制定的章程，這是任何一個股份合作企業(yè)得以正常有效運作的前提條件。一方面，股份合作制有其客觀的經(jīng)濟需要；另一方面，在小農經(jīng)濟基礎上養(yǎng)成的習慣交往方式無法生長出這一前提條件，相反他們將小農習慣交往方式帶進股份合作企業(yè)內部，從而導致此類合作組織難以持久。
這并不只是在河南鄉(xiāng)村才發(fā)生的事情，類似的事件還有曾經(jīng)轟動全國的鄭州商戰(zhàn)。亞細亞商場，曾經(jīng)是河南走向現(xiàn)代、走向科學管理體制的標志，它所引起的滾滾商戰(zhàn)，在中國經(jīng)濟界曾引起巨大的震動。在很短的時間內，亞細亞商場遍布全國重要城市，成為中原和先進觀念、先進文明接軌的重要象征。但是，神話很快就破滅了，*終仍然敗在缺乏科學的管理和正確的估價上，幾十家連鎖大商場陸續(xù)倒閉。而其后不久，“紅高粱”燴面又重蹈覆轍，讓人無法理解。但仔細思考，這并不僅僅是一個是否汲取經(jīng)驗教訓的問題，而是一個文化觀念的問題。深陷其中的經(jīng)營者，往往被一個虛幻的輝煌假象所誘惑，面對具體的經(jīng)營問題，卻缺乏現(xiàn)代知識的支撐，急功近利，貪大求洋。
其實，這正是河南人，或者說中原文化、中國傳統(tǒng)文明在面對日益科學化、秩序化的現(xiàn)代世界時所遭遇的**困惑，這不僅是道德觀念上的沖突，更是法律意識、現(xiàn)代意識的一種缺失。如果說20世紀80年代傳統(tǒng)文明和現(xiàn)代文明只是淺層觀念層面的沖突，因為農村或者說*廣大的中國還沒有真正改變，到90年代之后，這種觀念層面的沖突已經(jīng)涉及行為層面，傳統(tǒng)觀念在現(xiàn)實實踐中不斷被證實它的落后性。如合伙經(jīng)營，每個人都認為各自遵循自己的本分便行，沒有合同，沒有明確的分工，把一個科學的管理任務讓道德約束來承擔。然而，一旦遇到利益沖突或者其中一人不履行這種“道德性的暗示義務”，一切便都垮了。這種中國鄉(xiāng)村日常生活中*常見的現(xiàn)象恰恰暴露了中國傳統(tǒng)道德體制的根本缺陷：道德約束無法解決利益紛爭問題，它需要法律觀念和對人性的理性認識�！爸袊松钪�*令人傷感的一個現(xiàn)象是，自然的溫情和友好的關系會在某種情勢下突然地、自發(fā)地、無情地消解�！敝袊幕膬炔繖C制似乎沒有給他們提供解決的辦法，在利益沖突面前，“禮讓德賢”常常是行不通的。實際上，這種沖突和碰撞絕不只是出現(xiàn)在河南，合伙人反目或者由于彼此的利益紛爭而導致生意*終失敗的現(xiàn)象在中國大地上經(jīng)常出現(xiàn)。
中原文化在現(xiàn)代中國的尷尬位置在河南這里表現(xiàn)得尤為突出。河南之所以遲遲不能進步，與傳統(tǒng)文化思維在河南根深蒂固的存在有很大關系，官場文化的盛行、權力思維的全面滲透、民族性格的頑固等都影響著河南的發(fā)展。在追求發(fā)展的過程中，河南總是有某些錯位的地方，對現(xiàn)代文明的強烈渴望和難以去除的傳統(tǒng)思維方式形成兩個方向，拉扯著河南，一不留神，漏洞、沖突和扭曲就出現(xiàn)了。正像曹錦清所舉的事例一樣，鄉(xiāng)村已經(jīng)本能地感覺到應該用一種較為現(xiàn)代化的方式管理企業(yè)，可是在具體運作的過程中卻又被“面子”和“利益”所左右，無法按照原定的計劃進行。而那個河南小伙子，他既看到了這一思維方式的弊病，又深感自己無能為力，只能逃避。民族的集體無意識就好比一個旋渦，很難擺脫出來。雖然“河南是中國人的媽”，曾經(jīng)哺育了中華民族*輝煌的文化，但在現(xiàn)代文明的沖擊下，“母親”卻滿目瘡痍、思維落后，無法再給發(fā)展中的中國以啟示。從它的身上，我們發(fā)現(xiàn)得更多的是缺點、丑陋和陳舊。在都市文化的映襯下，河南人，實際上也是中國人身上的傳統(tǒng)文化性格被夸張、變形、扭曲，暴露出它的保守、落后、狹隘和小農經(jīng)濟的弊病。這是兩種文明、兩種思維沖突的必然遭遇。
還有一個事實應該注意到，中原傳統(tǒng)文明和現(xiàn)代文明之間的沖突之所以越來越嚴重，南方和北方之所以形成如此明顯的優(yōu)勢文化和劣勢文化的分野，在很大程度上，還因為北方農民工大量進入城市，對“河南人”*初的惡劣形象恐怕也是由河南農民工引起的。他們的所作所為在無形中被看作各自文化區(qū)域的代表，因為這些“所作所為”常常是負面新聞，是與城市之間直接的惡性沖突。實際上，作為城市*邊緣的存在，農民工身上所被賦予的惡劣名聲是被給予的，而不是自然的。這與他們的生存處境和他們在當代中國社會中所處的位置有很大關系。這是另外一個非常復雜的問題。筆者在這里并不詳細討論他們在城市所缺乏的社會保障、醫(yī)療保險、工資待遇和體面的生活等，而探討這一對待、這一身份所造成的新的民族性格。農民工進城后干什么？除了少數(shù)素質較高、運氣較好的外，大部分人從事的是底層的工作。我們以進入城市的河南人為例。河南農村有占三分之一的年輕人、中年人到城市打工，他們的生存方式大多是賣菜、餐館打工者、泥瓦匠、工廠低級工、拾垃圾者、清潔工、保安等，骯臟、粗魯，跟城市格格不入，在進入城市之前，他們沒有足夠的知識從事更好的職業(yè)，進入城市后，城市也根本不給予其合理的生存空間，更不可能給予其發(fā)展的空間。有許多人就鋌而走險，有倒票的、搶劫的，或靠吹吹騙騙過日子的。因此，在本地也許非常老實、不起眼的人，到了城市可能弄出負面新聞來，并且他們的形象被看作河南的整體形象。媒體很自然地把它作為一種現(xiàn)象來描述，卻很少去分析這一現(xiàn)象背后的社會原因，假如說我們的社會體制以盡可能完善、科學的方式給他們以生存的空間，假如說鄉(xiāng)村給予他們充分發(fā)展智慧的空間，假如說城市沒有以高高在上的面目“驅逐”他們，他們完全可能是另外一種形象。在城市現(xiàn)行的制度下，只能使劣勢更加處于劣勢，而優(yōu)勢則更加突出，也逐漸培養(yǎng)出更加明顯的差別：城市人與農村人、南方人與北方人、河南人與其他中國人等。
河南民間文化性格
各時代的文人對因自然地理環(huán)境和政治環(huán)境不同而導致的文化不同、性格不同的現(xiàn)象早已注意到，關于這方面的論述數(shù)不勝數(shù)。中國歷來有北人、南人之分a，自古以來對各地民風民俗民性的文化典籍汗牛充棟。20世紀的文人對南人北人、各個文化區(qū)域的特點也多有精辟之說b，魯迅先生就曾對南人、北人有過頗為精妙的描述：“北人的優(yōu)點是厚重，南人的優(yōu)點是機靈。但厚重之弊也愚，機靈之弊也狡，所以某先生曾經(jīng)指出缺點道：北方人是‘飽食終日，無所用心’；南方人是‘群居終日，言不及義’。就有閑階級而言，我以為大體是的確的�！眂
但是，如我前面所述，在目前的話語含義中，“河南人”更多的是一種貶義的稱呼。河南人的忠厚樸實、善良聰明等傳統(tǒng)美德被忽略，而河南人身上的另外一些負面民間性格則被強化出來。起初這一稱呼傾向于對河南打工者行為和品格的否定，因為他們身上所攜帶的民間負性因子更加突出，與現(xiàn)代文明的沖突也更激烈，它并不指向一般的河南人。但是，隨著這一話語的廣泛使用，它就成為一個群體的特點，成為一種現(xiàn)實的觀念和存在。媒體對“河南人”的描述總在夸張化和漫畫化，它不利于我們對“河南人”現(xiàn)象做文化探源式的考察；相反，我們從河南作家作品中倒是可以發(fā)現(xiàn)一些*鮮活的河南民間文化性格。
魯思·本尼迪克特在描述日本人的性格時這樣寫道：“刀與菊，兩者都是一幅繪畫的組成部分。日本人生性極其好斗而又非常溫和，黷武而又愛美，倨傲自尊而又彬彬有禮，頑梗不化而又柔弱善變；馴服而又不愿受人擺布，忠貞而又易于叛變，勇敢而又懦怯，保守而又十分歡迎新的生活方式。”a別爾嘉耶夫在《俄羅斯思想》中也說道：“在俄羅斯人身上可以發(fā)現(xiàn)矛盾的特征：專制主義、國家至上和無政府主義、自由放縱，殘忍、傾向暴力和善良、人道、柔順，信守宗教儀式和追求真理，個人主義、強烈的個人意識和無個性的集體主義……”b本尼迪克特和別爾嘉耶夫并沒有給我們描述出一個民族清晰的整體形象，這樣相互抵消、相互矛盾的說法，其實顯示了歸結“民族性格”或某一群體特性的難度。也許每個民族、每個地域群體都有這樣非常矛盾的地方。刀與菊、殘暴和優(yōu)美、溫和與暴躁，同時并存于一個民族性格甚至存在于一個人的性格之中，這并不奇怪。在“河南人”的民間性格中，也往往表現(xiàn)出這樣驚人的正反兩面。
憂郁、內向與民間粗鄙的狂歡。中原農民沒有郁達夫式的“士”的憂郁，也沒有魯迅作為一個思想家的“憂憤深廣”，在中原大地特有的地域特征和人文環(huán)境下，多是農民式的沉思默想。中原大地的單調、遼闊、荒涼、陰郁和四季的無常變化如血液般浸入每一個生活在其中的人，姚雪垠的《牛全德與胡蘿卜》、李準的《不能走那條路》、閻連科的《年月日》、張宇的《鄉(xiāng)村情感》等作品都體現(xiàn)出這種憂郁和內向，既是作家的，也是作品人物的內在情感。“土地”和人之間不僅構成經(jīng)濟上的切實關聯(lián)，也是**的朋友�！巴恋亍背３：椭魅斯珜υ�，尤其是靈魂需要思考、做決定時，大自然是**可靠的交流對象，這時候，他們非常溫柔羞澀、憂郁甚至充滿著某種詩意。但是，同樣是他們，在許多時候，卻又是殘忍、愚昧、麻木的，在鄉(xiāng)村，我們常�？梢钥匆娺@樣的吵架場景，婦女披散著頭發(fā)，相互辱罵，男人拿著锨或鎬互相廝打，非常野蠻、粗暴，而鄉(xiāng)村的紅白喜事也是展現(xiàn)鄉(xiāng)村性格的**場所，流言、嫉妒、幸災樂禍到處亂飛，*后以“吃個光光”來吞噬掉這文化的丑陋，師陀的《百順街》《毒咒》等作品充分表現(xiàn)了中國鄉(xiāng)村的這一性格特點。
“三花臉”與智性生存�！叭槨痹诤幽蠎蚯锿ǔＶ高^場人物，通過插科打諢、自輕自賤、自嘲自罵、裝瘋賣傻，來獲得一陣笑聲。但是，在生活中，它卻意味著通過出賣尊嚴和人格來獲得某些利益、達成某種諒解或者獲得基本的生存權。這是中國底層人，或者說每個中國人在不同的場合不同程度上都扮演著的角色，是中國文化中“弱者”的一種生存方式。他們是猥瑣的農民或底層的市民、工作人員，沒有自尊，以自我貶低來獲得一點生存位置。在《故鄉(xiāng)面和花朵》中，劉震云描述了這樣一個場景：“幾個男女突然將我的麻六嫂給捺到了地上，接著就將她的褲子給扒了下來……整個過程他（麻六哥）都看到了，但是整個過程他一言不發(fā)，甚至還對那些做出這惡作劇的成年人露出一絲討好的微笑�！粓鰫鹤鲃∵^去，麻六嫂提上褲子，也沒有對眾人露出懊惱，一邊在那里系著自己的褲帶，一邊像麻老六一樣對眾人露出了討好的笑容�！盿鄉(xiāng)村世界的這種扭曲性格不僅僅是貧窮的生活所致，它是弱者的一種自我保護，是對隨時而至的災難的一種應付，久而久之，就成了一種文化性格。與“三花臉”的自戕自賤相映襯的，是弱者的另外一種生存方式，那就是依靠自己的智慧尋找一種平衡。李準《黃河東流去》中的徐秋齋，是鄉(xiāng)村智者的典型，他運用自己的聰明智慧和權勢做斗爭，既贏得了勝利，同時也維護了尊嚴，這是在苦難之中所能采取的**的自我保護方式。這是典型的鄉(xiāng)土智慧，是弱者的智慧，自有其精神和智慧的滿足。
好面子與自卑自大。賈平凹在談到寫作《廢都》時說：“西安的這種古都——故都——廢都文化心態(tài)是極典型的。……從某種意義上講，西安人世間心態(tài)也恰是中國的心態(tài)�！眀其實，這是北方的一個共同處境，穿行在開封、洛陽的小巷里，看到一個個古建筑和古遺址的殘垣斷壁，總有一種說不出的沒落和悲涼，也許這就是廢都意識產(chǎn)生的原因。對北方來說，宋代帝都南遷后造成的文化、政治上的斷裂是致命的。中原地氣、人氣越來越弱，文化上產(chǎn)生巨大的失落感，民眾的性格走向了另一面。一方面，他們仍然努力保持對政治的關注和對文化精神的向往（在河南民間，上學讀書是基本的認識，學風甚盛）；另一方面，民眾精神有一種被抽空了的疲憊，好面子（幾乎到了極致），要求人的尊嚴和硬性血性，但常常又不得不充當小丑來獲得生存的基本條件。純樸與狡詐、善良與冷酷并存，有時候極其忠于誠信，但是，一旦受到傷害或有利可圖，則馬上背信棄義。文化根源很深但是現(xiàn)實中底氣卻不足，這也是形成獨特的中原人性格的原因之一。在自嘲和自卑的另一面，常常是過分的自尊和敏感，這是弱勢群體*為常見的性格，也是沖突經(jīng)常形成的原因。
可以看出，河南民間文化性格，幾乎是在弱勢地位的情況下形成的，它是弱者在中國傳統(tǒng)文明下的生存方式，它可能是可悲、可憐、可惡的，卻是絕望之中的反抗。同時，這里面也體現(xiàn)出一個由“中心”轉向“外省”的地方區(qū)域，在地位衰退之后所產(chǎn)生的性格變異。在當代文化語境中，這些性格的負面因素卻被賦予了雙重意義，一方面，它逐漸暴露出不合時宜的地方，或者說，它與日漸個性化、現(xiàn)代化的生存方式之間產(chǎn)生了明顯的沖突，正是這些性格，使得河南始終無法擺脫傳統(tǒng)思維的因襲，使得河南民間對權力的追逐總是更為激烈，也在無形中與時代文化精神的發(fā)展趨向產(chǎn)生了深刻的沖突；另一方面，我們卻看到，在中國當前的語境下，這種文化性格仍有它生存的基礎，中國政治環(huán)境和人文環(huán)境并沒有脫離傳統(tǒng)文化的內核，每一級別的人相對高一級別的人來說，都是弱者，仍然需要各種扭曲的行為來獲得自己的生存權和發(fā)展權，換句話說，中原文化的內在運行機制仍然廣泛地存在于中國文化的內部，存在于中國生活的每一角落。
河南政治性格
在20世紀的中國，河南始終都是一個制造“政治神話”的地方，并且總是與負面有關。在辛亥革命時期，河南是極少數(shù)沒有自治的省份之一，河南曾經(jīng)是**個人民公社的誕生地，“大躍進”產(chǎn)量**的地方，“文革”武斗*厲害的省份之一。這樣一個地方，從來不會放過任何一個能在政治舞臺上表演的機會，并且不惜付出任何代價。熱衷于塑造“典型”，幾乎成了一種病癥（這并不是河南病，而是中國�。瑸榱诉@一“典型”的發(fā)展不惜掩蓋許多致命的問題，喜歡“面子”大于做實際的事情，不務實。新時期“允許少部分人先富起來”的政策不但制造了個人致富的機會，也制造了一批集體致富的神話。在河南，就有“四朵金花”：臨潁的南街村（帶頭人王洪彬）、新鄉(xiāng)縣七里營鄉(xiāng)的劉莊（史來賀）、鞏義的竹林村、小冀鎮(zhèn)東街第五村民組（劉志華），是河南省“集體共同致富”的典型。使這“四朵金花”在中國擁有特殊聲譽的不僅僅是他們以一個村莊為單位獲得了巨大財富，還因為他們特殊的管理方法。這種管理方法曾經(jīng)給每一個中國人心中留下很深很深的烙印，噩夢才剛剛結束。
作家張宇**次探訪南街村時，發(fā)現(xiàn)“社會上對南街村的傳說也不算謠言，南街人確實還在唱《大海航行靠舵手》和《東方紅》，還有《社會主義好》《在北京的金山上》《社員都是向陽花》《學習雷鋒好榜樣》《高樓萬丈平地起》等許多革命歌曲。不僅他們自己唱，更多的是在高音喇叭里播放，早上起來就放《東方紅》，一整天歌聲不斷”。作者“突襲”了一次“領導班子內部斗私會”：
挨批的是一個領導班子成員，他拿著一個本子，低著頭紅著臉，一看就知道是批評對象。……這就是南街村銷售公司的總經(jīng)理。其他人圍坐在那里，發(fā)言很積極，爭著一條一條擺事實講道理。副村長郭全忠嗓門**，和斗爭壞人一樣嚴厲。會場雖然不大，人也不是太多，但非常嚴肅，那種氣氛讓人感到緊張和壓抑。在另外一次群眾大會上，郭全忠卻突然成了批評對象，郭全忠只好站出來，當眾給人們檢討。事發(fā)突然，他有點慌亂，又是事實，就臉紅脖子粗。臺下群眾先叫著批評他，接著就由他自己來認錯。開始時臉上冒汗，后來就眼里流淚。他自己說確實看著事情太小沒往心上放，實在是錯了。群眾看他承認了錯誤，態(tài)度又誠懇，就喊叫著“過關了過關了”，這才算結束。
這樣集體致富的村莊或村組常常有一個領頭人，并且領頭人大都宣稱自己是依靠“德”來帶領的，他們的成功使人們忽略了村落文化中的親情關系滲入現(xiàn)代企業(yè)制度與地方行政過程中所產(chǎn)生的負面影響。曹錦清在訪問小冀鎮(zhèn)的典型劉志華時，遇到其他村民組的人，意外地發(fā)現(xiàn)他們并不羨慕第五村民組的人（劉志華那一組），他們說：“俺們學不來，也不想學。他們組里的人還羨慕我們的自由呢！你們到這里來有什么好參觀的，他們還不是靠貸款、搞賓館、搞度假村嗎？”（著重號為原作者所加。）除去農民對其他人發(fā)財致富的一般性嫉妒之外，這段話卻也傳達出這些先進村的農民心理境況和先進村的發(fā)家歷程。這反映了一個事實：即使獲得了比周圍村民優(yōu)越、舒適得多的生活條件，村民對這種管理方式也沒有真正接受，因為他們對自己的“不自由”并不滿意。這一“不自由”恐怕不僅僅是指不能隨便說話穿衣，而是對所謂“斗私會”之類的本質害怕。不考慮個人的要求，不能謀私利謀個人的快樂，這種管理理念已經(jīng)被證明是不可行的。
很值得懷疑的是，如果不朝著現(xiàn)代管理轉型的話，這“四朵金花”能支撐多久？隨著中國市場經(jīng)濟走上科學化和秩序化，隨著中國政府職能的逐漸演變，像這類把村落文化中的道德力量滲入現(xiàn)代企業(yè)與地方發(fā)展、強調帶頭人**權力的模式究竟還有多大市場和生存的空間？或者說，還有多少可借鑒的實質價值？我們當然不能否認道德力量對經(jīng)濟發(fā)展能起一定的作用，尤其在中國目前這種不規(guī)范的管理體制下，道德約束力對個人、企業(yè)都具有不可替代的意義。問題是，過分地追求整齊劃一，過分地抹殺個人存在的獨特個性，過分地把個人的道德行為和公共行為一致化，*終會產(chǎn)生一個什么樣的結果？我們看到，雖然有各個省份成百上千的參觀團和學習團去學習經(jīng)驗，但是，典型依然只是典型，沒有像政府希望的那樣無限推廣開來�？峙缕渲袃蓚�重要原因是：其一，政府不可能支付得起這樣龐大的貸款；其二，民眾雖然希望致富，但是當約束發(fā)展到一定程度時，會自然地反抗，從而導致村莊強制管理的土崩瓦解。
其實，南街村的意義不在于它是否真的贏利了，也不在于它展現(xiàn)了“河南人”怎樣的政治性格，而在于它所存在的方式本身是一個“混合體”，是傳統(tǒng)政治思維模式在當代中國所結下的一個怪異品種，前者在時代精神中還有存在的土壤、空氣和精神基礎。河南作家李佩甫《羊的門》用*形象的方式傳達出這一現(xiàn)象背后的中國思維，那是一張張權力、人情、利益交換的網(wǎng)織成的，如果沒有這些，只依靠領導道德的約束，“南街村”恐怕也不會存在這么久、這么紅火。它是中原文化下的典型產(chǎn)物，卻不僅僅是中原的，它是中國文化的一個抽象和原型。
一些學者認為“南街村”現(xiàn)象從另一層面提前給我們描繪出實現(xiàn)了的“共產(chǎn)主義”的光輝圖景，*起碼它提供了“純潔”的可能性并且實現(xiàn)了民眾共同富裕的夢想�？墒牵l能知道潛流是什么樣子？我們不能簡單地以民眾滿意（許多文學作品、電視畫面用小腳老太太的訴說來強化這一“滿意”效果）來衡量制度本身的科學性和合理性，更不能以此來衡量它是否符合了以人為本的現(xiàn)代性思維。因為這一“滿意”背后涉及民眾本身的素質、意識和它的歷史淵源。中國民眾素來以實用主義、以*眼前的利益來衡量一切，當貧困壓倒一切時，能夠生存、能得到溫飽就是他們**的意愿，而對所謂幸福、自由、個性的追求則退居次要位置。這種實用主義思維不只是民眾的固有思維，也是意識形態(tài)的評價標準，這個“實用”不是以是否符合“人的本性”為標準，而是以“不管黑貓、白貓，抓住老鼠都是好貓”為標準。這樣的話語用在解除思想束縛上、解除計劃經(jīng)濟體制上非常恰切，但是，如果成為一切制度的標準，尤其是用在對待人性、對待在體制中生存的個體身上，又是非�？膳碌摹！澳辖执濉爆F(xiàn)象以獨特的方式顯現(xiàn)出時代精神的深層危機，顯現(xiàn)了當代文化精神對“人”的漠視和對人道主義精神的漠視，它也顯示了中國當代政治思維與傳統(tǒng)思維之間的某些暗合，這些漠視和暗合形成巨大的潛流，影響著當代精神的發(fā)展。
在分析“河南人”現(xiàn)象形成的時候，我們不能忽略的還有重要的一點：當代文化中媒體的制造能力。通過“河南人”的話語塑造，充分展現(xiàn)了大眾文化傳播的暴力特點和對時代文化精神的影響力�！昂幽先恕本烤故鞘裁礃幼�？這幾乎是一個偽問題，是想象出來的產(chǎn)物，根本就不存在“河南人”這樣一個整體形象。但是，在當代媒介的話語空間里，“河南人”是騙子、大話精、造假大王、歹徒，是骯臟、落后、愚昧的化身，不守規(guī)矩、不講信譽、坑蒙拐騙，凡是壞事，都與“河南人”沾邊�，F(xiàn)代媒介用它無邊的想象能力、極強的修辭能力和迅即的傳播能力為我們勾畫出一個丑陋的“河南人”形象。網(wǎng)絡、報紙和電視用年復一年、日復一日的“重復”為公眾想象出了一個“真實”的“河南人”形象，現(xiàn)代媒介用這種幾乎儀式化的方式提升了公眾對“河南人”形象的文化認同，一旦如此，“河南人”就真的存在了。在很大程度上，媒體制造、想象了“河南人”的存在。電視、報刊、網(wǎng)絡的充分發(fā)展，是現(xiàn)代信息社會、消費社會的一個大勝利。在信息社會，大眾傳媒是個體獲得信息的重要來源。而人們的態(tài)度常常以所獲得的信息為根據(jù)對目標對象做出判斷。在反復傳遞的過程中，人的意識被強化。而媒體之于河南，好比當年的兵家，是必爭之地。正是媒體使“某些特定的河南人和河南問題”變成“河南人”這樣一個具有整體地域特征的稱呼，使“河南人”變成一個真實的存在。它不由分說地把所有河南籍的人都卷入了這場戰(zhàn)爭，并且把它上升到一種榮譽感和生存危機意識。媒體制造了“河南人”，同時也制造了一個幾乎具有“意識形態(tài)”意義的神話。湯林森在《文化帝國主義》中談到“民族國家”話語的產(chǎn)生時說道：“民族國家認同是一種特殊的‘想象出來的社群’之風格，它的出現(xiàn)，是因為社會現(xiàn)代性的過程所催化，而從另外一個意義來看，這也是現(xiàn)代化‘必有’的產(chǎn)物：世俗的理性精神、一種根據(jù)日歷而來的時間觀、資本主義動力所催生的科技發(fā)展、大量的識字人口、大眾傳播、政治民主化與現(xiàn)代的民族國家。所有的這些特征總合起來也就以繁復的方式提升了對于民族國家的認同感，使其成為文化認同的*主要形式�！逼鋵�，“河南人”的產(chǎn)生也大致依循了同樣的過程。
“河南人”現(xiàn)象充分顯示了媒體在我們時代的支配位置，它影響著我們的生活，制造著我們的生活，并且制造著真實。從“河南人”這一產(chǎn)生過程的特點，我們可以發(fā)現(xiàn)中國的媒體、民眾包括中國的所謂現(xiàn)代化管理制度和中國文化離現(xiàn)代性到底有多遠，我們還可以看到大眾傳播媒介對當代文化精神的巨大塑造力和固化作用，媒介的導向和媒介本身所具有的反復暗示性都會影響著民眾的判斷力。
河南所遭遇到的兩種文明、兩類文化的沖擊并不只是河南的問題，而是中國現(xiàn)代化發(fā)展過程中所面臨的一個重要問題：“外省”如何在被政治話語和民間話語“外省化”�！昂幽先恕毙愿褚膊皇侵粚儆诤幽系模侵袊愿竦某橄蠡�，是一個臉譜化的存在，是以“生存”為基本起點的中國民間性格遭遇現(xiàn)代文明時必然產(chǎn)生的沖突。當一個文學研究者也理直氣壯地在公開場合說，“我對河南人沒好感”時，我們首要思考的，不應該是“河南人”怎么了，而是中國傳統(tǒng)文化在當前出現(xiàn)了什么問題，當代文化精神深層和傳統(tǒng)文化之間有著怎樣千絲萬縷的聯(lián)系？一方面，中國傳統(tǒng)道德的正當性在當代社會遭到*嚴重的質疑，它使我們不得不注意到，在逐漸全球化的語境之中，民族性格正以一種突兀和充滿偏見的形象和想象出現(xiàn)（這一現(xiàn)象并不能簡單以一句“民族性格本身有缺陷”來歸結），它反映了一個普遍的社會思潮：民眾對本土文化有明顯的認同危機，這一危機不僅指涉文化向心力的衰退問題，還意味著中國傳統(tǒng)文化面臨著被逐漸“同質化”的危機。另一方面，傳統(tǒng)道德觀念卻又以極其隱性的方式存在并在現(xiàn)代人的工作和生活中發(fā)揮著巨大的作用，它帶給我們的將是怎樣的教訓和怎樣的啟示，還沒有被當代社會充分意識到。從這個角度講，20世紀末發(fā)生在中國大地上的“河南人”現(xiàn)象只是一個充滿象征意義的前兆。但是，有一點已經(jīng)越來越明顯，在發(fā)展過程中，我們不但面臨著制度改革問題，也面臨著人的存在問題。后者產(chǎn)生的問題所應引起的注意應該超過前者，這對一個政府、一個中國人來說，才有可能真正步入現(xiàn)代性思維之中，因為它涉及的是“人”的問題，是*本質的問題。
在新的時代語境下，新的文化現(xiàn)象正在生成、成熟，它必然以新的特質影響、塑造著新的人格類型和文化空間的生成，它也必然會影響作家的思考方向和情感維度，如李佩甫的《羊的門》，就是從民間權力在當代文化中的生存入手，既描述了傳統(tǒng)文化在當代中國的隱性存在和當代文化精神的傳統(tǒng)性，也展示了它們與時代精神、與人性的沖突等，是對時代精神的深度闡釋。劉震云的《單位》、閻連科的《日光流年》等都是在對此一時代現(xiàn)象和文化精神思考的基礎上寫成的。正如雅斯貝斯在《時代的精神狀況》中所說：“任何想要闡明當代狀況的人都必須從考察下述問題開始：當代狀況迄今為止是被如何看待的？它是怎樣產(chǎn)生的？一種狀況一般說來是怎樣的？它表現(xiàn)出哪些方面？對于人的本性問題，今天的答案是什么？人類正走向怎樣的未來？”a這也是這一節(jié)和這部書稿的*根本起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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