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我的朋友唐德剛”，胡老師收山的小門生，單獨上過“胡適學”大課，縱論胡適、張學良、顧維鈞等歷史及人物——胡適時代，卷土重來；張學良將軍，敢作敢為，拿得起放得下而永不失其赤子之心；顧維鈞，世界上的**流外交干才、舉世聞名的國際政治家，搞的卻是個弱國外交；《傳記文學》的責任，**的阿Ｑ，*兇的閻王，“以一人而敵一國”！筆者唐德剛漸入老境之時，數(shù)十年國仇家難的煎熬和千百卷中西典籍的浸潤，以及半輩子教讀異邦、心懷故國的感慨，發(fā)而為文。2.唐德剛“民國通史計劃”精裝出版，幾乎封塵的遺稿，暢銷數(shù)十年的經(jīng)典——從“晚清導論篇”開始，緊接著“北京政府篇”《袁氏當國》，晚年唐德剛潛心撰寫“民國通史計劃”，因病中斷。幸有中國近代口述史學會整理遺稿、書信等資料，終使“民國史軍閥篇”《段祺瑞政權(quán)》等劫后重生。今中文簡體精裝版“唐德剛作品集”，收入早期著作、晚期作品，囊括《李宗仁回憶錄》、《胡適口述自傳》、《胡適雜憶》等經(jīng)典史著，每冊均以胡適手跡集字書名，以歷史照片還原現(xiàn)場。
本書簡介：
胡適時代，卷土重來；張學良將軍，動機純正，心際光明，敢作敢為，拿得起放得下而永不失其赤子之心；顧維鈞，世界上的第一流外交干才、舉世聞名的國際政治家，搞的卻是個弱國外交；《傳記文學》的責任，最大的阿Ｑ，最兇的閻王，“以一人而敵一國”！本書以“書緣與人緣”為名，是史家唐德剛（“我的朋友唐德剛”，胡老師胡適的收山小門生）多年讀書與日常見聞文章的集合，共三十二篇，其中談到了胡適、顧維鈞、張學良、劉廷芳、吳開先、劉紹堂、楊振寧等人，又論及《傳記文學》、《魯拜集》、《唐詩淺探》等書，于普通的細節(jié)中展現(xiàn)出歷史的風貌。作者寫人、評書，都把自己放在其中，穿插不少逸聞趣事，信筆所至，灑脫不羈，其中可見50年代到80年代美國華人學者生活的艱辛以及他們對傳統(tǒng)文化深沉的熱愛和極佳的人文素養(yǎng)。它們都是筆者平時意到筆隨的札記性的零星作品之匯積，沒有顯明的系統(tǒng)，也談不到深度。不過筆者漸入老境之時，數(shù)十年國仇家難的煎熬和千百卷中西典籍的浸潤，以及半輩子教讀異邦、心懷故國的感慨，發(fā)而為文，也不能說沒有發(fā)憤之作。只是我祖國文明深厚，當前世界學問無邊。老驥伏櫪，志在千里。終日恓恓惶惶，追隨群賢，日夜進修之不暇，何敢以愚者點滴之得，故步自封？
作者簡介：
唐德剛（1920—2009），安徽合肥人。國立中央大學（重慶）歷史系學士，美國哥倫比亞大學（紐約）碩士、博士。曾先后任職于安徽省立安徽學院、哥倫比亞大學、紐約市立大學，長期從事歷史研究與教學工作，并對口述歷史的發(fā)展貢獻良多。著有《袁氏當國》、《段祺瑞政權(quán)》、《李宗仁回憶錄》、《胡適口述自傳》、《胡適雜憶》、《史學與紅學》、《書緣與人緣》、《五十年代的塵�！�、《戰(zhàn)爭與愛情》等，包括歷史、政論、文藝小說多種，及詩歌、雜文數(shù)百篇。唐德剛教授了不起的地方，是他能超越辛酸，在七十歲退休之后，烈士暮年，壯心不已，做一個倔強的單干戶，單打獨斗地寫晚清、民國史，在八十歲中風生病之前，完成了《袁氏當國》、《李宗仁回憶錄》、《胡適口述自傳》等著作。這些書出版后大受歡迎，居然還有盜版！唐教授當年辛辛苦苦搭了架子要建立的“第三勢力”雖然未能拔地而起，最后無疾而終，但他所寫的史書在普通讀者“民國史閱讀書單”上，卻恐怕是排在“第一”。歷史學家必須公正，必須敢言，否則歷史學家就不能得人敬重了。唐德剛教授是一位讓人敬重的歷史學家，即以公正和敢言見稱。
目錄：
，弄到“萬事俱備”的程度，真令我惶愧不盡。我的這些不成系統(tǒng)的舊作，泰半都是在《傳記文學》上發(fā)表的，《傳記文學》享有版權(quán)；劉紹唐兄乃請該社執(zhí)事先生再事搜羅，由紹唐親自主持，分編為兩卷：有關(guān)史學與紅學者，編入《史學與紅學》；有關(guān)傳記、書評諸類，則編入《書緣與人緣》。這兩卷書名也是紹唐代取的。傳記文學社諸執(zhí)事都是當今最有效率的出版工作者，他們不但把拙著雜文編排妥當，并打出清樣，三�？⑹拢浅鲱A告，如撳動電鈕，則旦夕之間便已書在坊間矣。然社長先生客氣，純?yōu)槎Y貌問題，他要我這位作者于出版前看一下大樣。孰知他卻高看了我這個馬虎文人。我把這萬事俱備的出版樣品帶回了美國，一旦走入課堂，教起書來，便把我自己的書稿擱下了，一誤經(jīng)年。紹唐知我拖拉的個性，倒未迫催，而宏正則是個注重效率的現(xiàn)代企業(yè)家，他向我催書則函電交馳。有些對我過譽的讀者，看見預告之后，也寫了些熱情洋溢的催書信函，讀之令我臉紅。本年10月，我又攜眷返臺，自知實在不能再拖，乃把沉重的樣稿背到北京、背到沈陽和避暑山莊，最后背回臺北，原封未動地還了劉紹唐。紹唐沒有責我。然而我自己卻每好事后自悔自責。承兩位老友及讀者如此高看，而我個人則“不識抬舉”一至于此。因此寫這篇小序算是向老友磕頭賠罪。并向愛護我的讀者們報告這兩本拙著遲遲出版的來龍去脈，敬祈海涵，并請嚴厲指教。至于胡菊人先生替我在香港出版的那本小書《中國之惑》，那就更說來話長了。我認識菊人三十多年了。在50年代末期，他還是個青年，那時他和他那位美麗而甜蜜多才的女友，原是我們海外論壇社在香港編輯發(fā)行的總代理。我和他二人真是魚雁常通、情同手足。菊人“妻宮”極好，后來他和另一位甜蜜美麗而多才的劉美美嫂結(jié)婚，他以前的女友也嫁了我的一位極好的朋友，我們?nèi)胰员３种抑茫敝两裉��！逗Ｍ庹搲分�，當菊人接編《明報月刊》時，不久我們又有了職業(yè)上的聯(lián)系。原來我在50年代末期曾寫了一部《李宗仁回憶錄》的中文底稿（是專給李宗仁看的）。這一底稿后來由于李宗仁自美“潛逃”而被哥倫比亞大學所“查封”，一封十余年。至70年代中期，哥大當局恩高德厚，竟將原稿發(fā)還予我，并允許我“覓商出版”。這一下我同菊人才又搭線了。菊人這時正主編《明報月刊》而譽滿海外。他得到有關(guān)李稿的消息，乃爭取該稿的首印權(quán)和連載權(quán)。我們雙方都安排好了，可是哥大當局則因此稿部頭太大、復印困難而遲遲未能交出。在我二人都有點兒失望的情況下，我們也時時提起了《海外論壇》的往事。菊人說，暫時拿不到李稿，你也可單獨替《明報月刊》寫寫稿子嘛。這是1976年的春末。也是無巧不成書，我這時剛有位搞圖書館的朋友送我一本大陸上（“文革”時期）官方出版、“內(nèi)部發(fā)行”、每本書都編有特別號碼的“秘籍”，叫《毛澤東思想萬歲》，分上下兩卷，都百余萬言。這本大書太精彩了。它所記載的才是貨真價實的“毛澤東思想”。愛不忍釋之余，這年暑假我攜妻女去加拿大度假，乃攜此書為唯一“度假書”。搞歷史的人，抓到一本奇書或秘籍、禁書，是放不下去的。我把這百萬言巨著細細地咀嚼了。從紐約咀嚼到渥太華，再從渥太華咀嚼到紐約。習慣支配我寫點札記，一動筆，不得了，一下便寫了六萬五千字。寫了這大堆垃圾干嗎呢？靈機一動，小胡不是要我寫稿子嗎？這不是稿子嗎？——這是一包大垃圾，但其中或許有點兒可用的材料——有“新聞價值”嘛。足下可選用則選用之，不可用則拿去抹抹桌子，丟掉它。函去不久，我就收到菊人的回信。菊人說，他把這包稿子和他的老板一道看了，他二人決定全部采用。菊人的來信使我感到驚奇，也感到尷尬。驚奇的是，編者和作者臭味相投到如此程度；尷尬的則是，哪有這樣長的“書評”呢？縱使是評“毛主席的書”。再者，我評了些啥子，我自己也糊涂得記不清了。我這篇書評，在《明報月刊》竟然連載了半年才由《李宗仁回憶錄》出來接班。還有，當我撰此稿時，毛澤東還健在，“四人幫”風頭正�。坏健睹鲌笤驴房d時，毛澤東已過世，“四人幫”也已鋃鐺入獄。因此在行文口氣上，就要煩編者酌量修正了。在編排次序上，菊人也做了新安排，以配合每期的文氣而避免“連載”的枯燥。至于作者姓名，我們也同意保密。因為我的八十老母還健在故鄉(xiāng)，在海外亂評“毛主席的書”不是鬧著玩的。一轉(zhuǎn)眼十來年過去了，國事滄桑幾變，而菊人亦自《明報》轉(zhuǎn)《中報》，后來自辦《百姓半月刊》。在1988年，菊人兄忽然提議要把我當年那篇“書評”配上若干近作來出個單行本。說做就做，他編排、打字、校樣，一切也都弄到“萬事俱備”的程度。也是為著循例送作者一觀把校樣寄給了我，而我事忙人懶，竟至一拖兩年，最后還是原封未動還給了菊人。其后由陸鏗兄寫了篇序，并代取書名“中國之惑”，兩個禮拜就出版了。但是這部校樣在我的辦公室卻躺了兩年，為此我自己也無法原諒自己，真也要向菊人伉儷磕頭才對。書此以志吾過，并感激老朋友們的好意。以上便是這三本小書《史學與紅學》《書緣與人緣》及《中國之惑》從撰稿、發(fā)表到編印成書的大略。它們都是筆者平時意到筆隨的札記性的零星作品之匯積，沒有顯明的系統(tǒng)，也談不到深度。不過筆者漸入老境之時，數(shù)十年國仇家難的煎熬和千百卷中西典籍的浸潤，以及半輩子教讀異邦、心懷故國的感慨，發(fā)而為文，也不能說沒有發(fā)憤之作。只是我祖國文明深厚，當前世界學問無邊。老驥伏櫪，志在千里。終日恓恓惶惶，追隨群賢，日夜進修之不暇，何敢以愚者點滴之得，故步自封？賢達讀者批覽我書，如不遺在遠，隨時惠函辱教，則企拜不盡矣。是為序。1991年10月13日于臺北南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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