黃宗羲在《明儒學案》中講到王陽明晚年的學問境界，用了王龍溪的兩句話：“所操益熟，所得益化�！蔽矣X得這兩句話正可以用來表達馮友蘭先生晚年的學問修養(yǎng)。
自1980年以后，馮先生的主要工作是撰寫他的《中國哲學史新編》(以下簡稱《新編》)，《新編》體現(xiàn)了馮先生近年的思想�！缎戮帯肥菍εf著而言，故要了解《新編》，不能不涉及到他的舊著《中國哲學史》。眾所周知，馮先生有幾種享譽學界的關于中國哲學史的著作：三十年代初寫成的兩卷本《中國哲學史》，他自己習稱為“大哲學史”；此外，有商務印書館出版的《中國哲學小史》，和原在美國用英文出版、近由北京大學出版社出版的中譯本《中國哲學簡史》。到目前為止，有關中國哲學史的著作，海內外學術界影響最“大”的，仍是馮先生這一部“大哲學史”。晚近有學者批評馮先生此書不過是大量引經據(jù)典和被動式的注釋，與西方學者哲學思辨的功夫相差太遠，這種評論顯然是不公允的。因為馮先生此書，正如書名所表示的，乃是一部哲學史著作，而不是哲學論著，讀過“貞元六書”的人是不應該以“過重引述經典”來評判馮先生的哲學著作的。而且，與寫西洋哲學史不同，有著作經驗的人都會了解，用中文著寫中國哲學史，必須引述經典的古漢語原文，爾后再加說明闡釋，這已是一條不成文之通例，不足以成為此類著述之病。
《中國哲學史》出版時，陳寅恪先生曾作審查報告，有言：“此書作者取西洋哲學觀念，以闡明紫陽之學，宜其成系統(tǒng)而多新解�！苯鼛资辏瑢W界每批評馮先生用新實在論講程朱理學，其實，馮先生當初在美國學的若不是新實在論，而是實用主義或別的什么西方近代哲學，他是否能寫出這樣一部影響深遠的《中國哲學史》來，是值得懷疑的。新實在論注重的共相殊相、一般特殊的問題，確實是古今中西哲學共有的基本問題，不管新實在論的解答正確或者不正確，馮先生由此人手，深造自得，才能使他“統(tǒng)之有宗”、“會之有元”，在哲學上實有所見而自成一家。而程朱理學，在哲學上也確有與新實在論相通之處，所以，馮先生從新實在論的立場所闡發(fā)的程朱理學的哲學見解，還是相當深刻的。
關于《中國哲學史》一書的“特識”，馮先生后來在《三松堂自序》中這樣說：“就我的《中國哲學史》這部書的內容來說，有兩點我可以引以自豪，第一點是，向來的人都認為先秦的名家就是名學，其主要的辯論就是‘合同異、離堅白’，認為這無非都是一些強詞奪理的詭辯。戰(zhàn)國時論及辯者之學，皆總稱其學為‘堅白同異’之辯，此乃籠統(tǒng)言之，我認為其實辯者之中分二派，一派主張合同異，一派主張離堅白，前者以惠施為首領，后者以公孫龍為首領。第二點是，程顥和程頤兩兄弟，后來的研究者都以為，他們的哲學思想是完全一致的，統(tǒng)稱為‘程門’，朱熹引用他們的話，往往都統(tǒng)稱‘程子日’，不分別哪個程子。我認為他們的思想是不同的，故本書謂明道乃以后心學之先驅，而伊川乃以后理學之先驅也。這兩點我以為都是發(fā)先人之所未發(fā)，而后來也不能改變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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