謝振華四進山西 一進山西,反蔣抗戰(zhàn)。 謝振華將軍第一次進山西是在1936年初春,那次是為了反蔣,目的也是為了抗日。 1936年2 月20日,中國工農紅軍第一方面軍根據中共中央政治局瓦窯堡會議確定的東渡黃河,進入山西作戰(zhàn),爾后相機向北發(fā)展的戰(zhàn)略計劃,發(fā)起了東征戰(zhàn)役。紅一方面軍以“中國人民紅軍抗日先鋒軍”的名義,在毛澤東、彭德懷指揮下,從陜北清澗以東的溝口、河口等地渡過黃河天險,突破國民黨晉綏軍防線,占領黃河以東數百里地區(qū),完成了東征戰(zhàn)略的第一步任務。時任紅一方面軍政治保衛(wèi)局第二科科長的謝振華一同隨主力渡過黃河進人山西境內。 山西軍閥閻錫山企圖集中兵力打擊我軍,驅逐我軍于黃河以西。我抗日先鋒軍決定以一部兵力繼續(xù)圍攻石樓守敵,主力則迅速進占柳林、離石、中陽、孝義、隰縣、永和一線的有利陣地,準備打擊敵人的增援,取得在山西發(fā)展抗日根據地的有利條件,完成東征計劃的第二步任務。緊接著,我抗日先鋒軍在關上村戰(zhàn)斗、兌九峪戰(zhàn)斗中相繼取勝,擊退了晉綏軍的多次反撲。 在歷時75天的東征戰(zhàn)役中,紅軍共殲敵7 個團,籌款3O余萬元,擴充隊伍近萬人,并在山西20多個縣展開了群眾宣傳工作,擴大了共產黨和紅軍的影響,在山西廣大農村播下了革命的種子,點燃了抗日烽火,推動了華北和全國的抗日救亡運動。彭德懷說:“進軍山西是紅軍到達陜北后的第二個偉大勝利! 二進山西,聯蔣抗戰(zhàn)。 七七事變爆發(fā)后,日本帝國主義開始了全面的侵華戰(zhàn)爭,與此同時,中國的全國抗戰(zhàn)也正式開始。中共中央和中央軍委立即統(tǒng)一部署,紅軍各部隊厲兵秣馬,待命開赴前線;抗大學員提前畢業(yè),趕赴前方各部隊,向日寇發(fā)起堅決的抗擊。 8 月下旬,謝振華從延安出發(fā),第三天便趕到八路軍總部所在地涇陽縣云陽鎮(zhèn)。他立即向八路軍政治部組織部部長黃克誠報到。黃克誠對謝振華說:“組織上決定你到山西前線做統(tǒng)一戰(zhàn)線工作! 謝振華愉快地接受了命令,并跟隨八路軍總部一起行動。他從云陽鎮(zhèn)乘火車到芝川鎮(zhèn),再由芝川鎮(zhèn)坐船渡過黃河到達山西省萬榮縣榮河鎮(zhèn)。接著,又隨中央軍委副主席周恩來從榮河鎮(zhèn)出發(fā)經新絳縣到達曲沃縣,在這里搭上閻錫山的窄軌火車趕往太原。9 月5 日到達后,謝振華跟隨周恩來一同住進了八路軍駐太原辦事處。 1937年10月初,日寇入侵中國的勢頭很猛,從忻口前線敗退下來的國民黨部隊,像潮水一樣,漫山遍野退往晉西南。太原眼看要失守,閻錫山提前撤走了他自己在戰(zhàn)動總會的干部,逃進了呂梁山區(qū)。 針對這種危險情況,周恩來立即讓我們的干部先撤往汾陽,并對程子華、謝振華等人說:“要想辦法不讓敗軍騷擾老百姓。閻錫山撤走了他的干部,你們必須守住崗位。他拆臺,我們干,和華北人民生死在一起!” 很快,戰(zhàn)動總會決定由人民武裝部的干部分別帶幾個工作組,到各地發(fā)動群眾組織武裝,抗擊日寇。程子華到晉西北,唐天際到晉東南,謝振華到晉西高陽地區(qū),謝嵩到晉南臨汾地區(qū)。 謝振華一到晉西地區(qū),就發(fā)揮我軍政治工作的優(yōu)勢,向當地群眾宣傳我黨的抗日主張,鼓勵青年踴躍參加八路軍游擊隊。當地抗日群眾看見年僅21歲、英俊干練的謝振華穿著一身整潔的軍裝,左臂戴著藍底白字的“八路軍”臂章和緋紅色“戰(zhàn)地動員”臂章,帶一支精干的隊伍,在城鎮(zhèn),在鄉(xiāng)村,貼標語,作演講,宣傳抗日,打擊漢奸,感受到老紅軍出身的八路軍有一股英雄豪氣,而搞戰(zhàn)動工作的八路軍更有一身英雄虎膽,所以,對謝振華肅然起靜,都積極地配合他的工作。 經過一段時間艱苦細致地工作,謝振華單槍匹馬擴兵千余人。按照八路軍政治部副主任鄧小平的要求,謝振華在組織新兵入伍時,讓當地青救會、婦救會給他們戴光榮花,敲鑼打鼓,燃放鞭炮,熱烈歡送。對新兵家庭發(fā)光榮牌匾掛在大門口,家庭條件困苦的發(fā)給安家費、救濟金。群眾高興地說:“還沒見過這樣的擴軍,八路軍和紅軍一樣,與咱們老百姓是一條心!敝x振華說:“我們本來跟老百姓就是一家人嘛,我們是人民的子弟兵。” 1937年底,謝振華奉命將擴招的這千余新兵從靈石上火車南下,帶到洪洞縣馬牧村八路軍總部駐地。很快,他們與總部警衛(wèi)營合并,編為八路軍總部特務團,由總部作戰(zhàn)科科長王鶴壽兼任團長,謝振華任政委。 1938年2 月,謝振華奉命與八路軍總部隨營學校一起離開山西,進駐陜北洛川,開始了新的抗日征程。 三進山西,保衛(wèi)和建設社會主義1958年7 月,擔任中國人民志愿軍第二十一軍軍長的謝振華,被中國人民志愿軍總部任命為第二批撤軍代表團團長,率第二十一軍和第五十四軍離開朝鮮回國。二十一軍回國后駐防地點在山西省,軍部駐省會太原市,所轄3 個師分別駐同蒲鐵路沿線的忻州、臨汾和榆次。這是謝振華第三次奉命進入山西。 7 月20日到8 月1 日,二十一軍先后分兩批從朝鮮的肅川出發(fā),經新義洲過鴨綠江回到離別5 年的祖國。部隊離開朝鮮時,駐地群眾扶老攜幼,共敘友情,送了一程又一程;部隊登上火車,送行的群眾揮灑著惜別的淚水簇擁在火車旁;火車開動了,已經走了很遠,許多群眾還戀戀不舍,久久不愿離去,頻頻揮手致意。這感人肺腑的場面,充分體現了中朝兩國人民在戰(zhàn)火中用鮮血凝成的深厚友誼。在踏上偉大祖國的土地后,二十一軍指戰(zhàn)員從丹東、沈陽,到北京、天津,再到保定、石家莊,最后到山西各駐地,無不受到各地群眾聲勢浩大的熱烈歡迎和盛情難卻的熱情接待,使每一個同志受到極大鼓舞。 二十一軍駐防山西后不久,軍政委吳融峰因公借調到國務院某部委工作,謝振華奉命負責軍里全面工作,軍政一把抓。這時,正值“大躍進”時期,謝振華率領指戰(zhàn)員開鐵礦,挖煤礦,修水庫,無償幫助山西地方建設。據時任二十一軍一八三團參謀長的薛克揚回憶說:“當時勞動量非常之大,一個兵頂三個老百姓的活,都拿出在朝鮮挖坑道時的干勁來報答祖國人民對子弟兵的厚愛。而且大家在苦干、大干中加巧干。當時挖礦時因電力不足,照明采光比較差,戰(zhàn)士們就動腦筋想辦法,把玻璃鏡子放在洞外,將太陽光折射進洞,增加了采光度! 謝振華到連隊檢查時,發(fā)現這個辦法好,可謂無本萬利,就向整個軍里推廣。這樣既節(jié)約了能源,又提高了勞動效率。 時任二十一軍一八七團政委的劉健身回憶說:“1959年春,因蘇聯赫魯曉夫集團背信棄義,將援建中國工農業(yè)生產的合同撕毀,專家撤回,圖紙帶走,致使在建的許多項目成為‘半拉子’工程。太原市的一個軍工廠就是一個‘半拉子’工程,當地方求援時,謝軍長二話沒說,就派一八七團啃這塊硬骨頭。緊接著,兩千多人的隊伍開赴工地,日夜不停地勞動了4 個多月,終于把這個騎虎難下的工程圓滿收尾,受到了地方有關領導同志的贊揚! 四進山西,主持全省工作1967年陽春三月,在“全面奪權”之風刮遍大江南北之時,中央軍委對全軍有關部隊實施換防。謝振華奉命率六十九軍從河北省省會保定市移駐山西省省會太原市,執(zhí)行中央軍委賦予的“支左、支工、支農”任務,不久,又擔負起“軍管、軍訓”兩項任務,即后來人們常說的“三支兩軍”。 這是謝振華第四次率部進駐山西,主要任務是為了穩(wěn)定局勢,制止武斗,保持一碗水端平,維護社會秩序,減少工農業(yè)生產下滑趨勢,減少人民群眾生命財產的損失。但是,山西派性斗爭激烈,到1967年底,山西武斗仍然不斷,工農業(yè)生產遭到嚴重破壞,社會秩序十分混亂,有的派性組織甚至沖擊六十九軍部隊駐地,引起了中央的高度重視。于是召開會議解決山西問題。周總理在會上強調要嚴禁打、砸、搶、抄、抓,立即剎住武斗歪風,命令拆除一切武斗工事,不準沖擊軍事機關,不準揪斗、圍攻解放軍指戰(zhàn)員,并決定整個山西駐軍的“三支兩軍”工作由省軍區(qū)交給六十九軍黨委領導實施。 1968年,兩派組織尤其是“總站派”抗拒執(zhí)行中央歷次發(fā)布的通令、命令、通知,繼續(xù)搞打、砸、搶、抄、抓,危害人民生命財產安全,破壞社會秩序,沖擊解放軍機關和部隊,毆打、綁架、殺傷指戰(zhàn)員,先后制造了汾西的“4.2 ”事件和晉中的“5.22”事件等流血事件,他們還在晉東南地區(qū)非法搞了一個“318 次列車”,阻斷了全省南北公路和鐵路交通干線的緊張運輸。謝振華對此十分憤懣和焦急,及時把山西目前情況向周總理作了匯報。周總理當即利用6 月份召開全國煤炭會議的機會,作出了重點解決煤炭系統(tǒng)問題的指示。會議決定由六十九軍派干部開辦兩大派主要頭頭的學習班。 1969年8 月至9 月,謝振華奉中央指示,在北京清河地區(qū)主辦兩大派性頭頭學習班,并擴大到原省委、省人委機關和關系到國計民生的13個礦及10個基本建設單位的兩派干部、頭頭等幾千人參加。通過學習班的學習,基本抑制了資產階級派性的膨脹,為日后徹底解決山西問題帶來了良好的開端。 但是,一些事情總是有曲折反復的,即使已經召開了黨的“九大”,山西這個“活火山口”仍然久治不愈,加上“四人幫”暗中挑動,三晉大地的武斗總是不斷發(fā)生,就連謝振華率領的支“左”部隊也受到圍攻。山西嚴峻的形勢驚動了毛澤東主席,他老人家一針見血地指出:“山西問題長期得不到解決,主要是劉格平、張日清所支持的兩派長期打內戰(zhàn)所造成的結果!庇辛嗣飨淖罡咧甘,哪怕是炙手可熱的林彪、“四人幫”一伙支持山西造**派奪權后建立起來的領導班子也只剩下一條路:撤換! 于是,中共中央再次召開了解決山西問題的“七月會議”。根據會議討論的結果,發(fā)布了解決山西問題的“七。二三布告”。毛澤東審閱了布告后,親筆批示道:照辦。 后來,經中共山西省委第三屆黨代表大會選舉并報中共中央批準,謝振華被選為山西省委第一書記兼省革委會主任。同時,中央軍委也任命謝振華為北京軍區(qū)副司令員兼山西省軍區(qū)司令員、山西省軍區(qū)黨委第一書記。這樣,謝振華正式開始主持山西省黨、政、軍全面工作。 重任在肩的謝振華立即展開了艱難的撥亂反正工作。他根據“七二三布告”精神,經中央軍委批準,調動了北京軍區(qū)駐晉各部隊及從河南調入的第一軍一個師共20多個團的部隊,組成了上百個宣傳隊,由數十名軍、師級領導干部帶隊,深入到山西各地、市宣傳“布告”精神,并統(tǒng)一負責“支左”工作,努力促進對立兩派的大聯合。 經過20多天對兩派的積極工作,謝振華率部收繳武器7 萬余件,拆除了各機關、學校、工廠內構筑的武斗工事,解散了武斗隊達數千人,平息了武斗,穩(wěn)定了局勢。 接著,謝振華根據周總理關于迅速恢復和健全政府部門職能的指示精神,認真落實黨的干部政策。他對縣以上領導干部全面考察了解,做到心中有數。而且直接抓原省、地、市領導干部的重新使用工作。不到三年,全省縣級以上領導干部百分之九十得到復職,有的還得到提拔使用,使山西成為當時全國落實干部政策最早最好的省份之一。 謝振華為了促進生產,在“以階級斗爭為綱”的大環(huán)境下,憑著自己堅強的黨性,頂住了“四人幫”批判所謂“唯生產力論”的巨大壓力,堅持抓工農業(yè)生產和落實黨在農村的各項政策。經過真抓實干,山西省1970年糧食產量第一次在歷史上突破百億斤大關,工業(yè)產值也接近歷史最高水平,大型企業(yè)都恢復了正常生產,尤其是大同、陽泉兩個煤炭基地為保證全國各地工業(yè)和電力的需要,努力增產煤炭,為全國工業(yè)生產做出了重大貢獻,受到周總理和李先念副總理的表揚,被評為紅旗煤礦。為此,新華社還作了專題報道。 謝振華把山西的工農業(yè)生產搞了上去,對“四人幫”企圖搞亂山西,在亂中奪權是有力的遏制和打擊,極大地觸怒了無政府主義和極“左”思潮的推行者“四人幫”及其爪牙。他們對謝振華的一言一行恨之入骨,伺機準備采取陰謀手段搞倒謝振華,他們用“反對陳永貴就是反大寨紅旗,反大寨紅旗就是反毛主席”的罪名來陷害謝振華。 1974年初春,“四人幫”變本加利,把歌頌共產主義風格的晉劇《三上桃峰》歪曲成“為劉少奇反革命修正主義路線翻案的大毒草”,并借機打倒了謝振華,罷免了他在山西省的一切職務。粉碎“四人幫”之后,陳永貴仍利用他的權利阻撓為謝振華平反。直到1981年,在鄧小平、陳云等同志關懷下,謝振華才得以徹底平反。 撫今追昔,謝振華老將軍感慨萬千:“跨入了新的二十一世紀,中國的面貌日新月異,申奧成功,加入WTO ,無不說明中國的國力開始強盛,中國在世界大家庭中的地位日益上升。我們相信,全國各族人民在以江澤民同志為核心的黨中央領導下,高舉鄧小平理論偉大旗幟,按照‘三個代表’的要求,與日俱進,扎實工作,勤儉節(jié)約,艱苦奮斗,一定能夠奪取建設有中國特色社會主義事業(yè)的更大勝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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