抗日戰(zhàn)爭中的杜月笙
邵雍
1937年7月7日盧溝橋事變爆發(fā)，中國進入了全面抗戰(zhàn)時期。在上海，各種群眾性的救亡團體如雨后春筍般地涌現(xiàn)出來。杜月笙的浦東同鄉(xiāng)、好友黃炎培建議杜月笙利用其在社會上的影響發(fā)起組織抗敵后援會。杜月笙與國民黨上海市黨部黨委兼組織部長吳開先密商后發(fā)起組織上海市各界抗敵后援會。7月22日上海市各界抗敵后援會正式成立，杜月笙擔任該會主席團成員兼任籌募委員會主任委員。8月19日他在報紙上發(fā)布征募救國捐和金銀物品的告示。僅月余時間杜月笙主持的籌募會就籌集得救國捐150余萬元，有力地支援了前方的抗戰(zhàn)。杜月笙還主動將杜美路的私宅借給財政部“勸募委員會”作辦公地點，自任上海市民勸募總隊隊長、上海商界勸募總隊副隊長。經杜月笙等人全力奔走，上海共認購了救國公債7500萬元，幾占全部發(fā)行量的1／6。
10月1日國民黨中央執(zhí)行委員會通過上海市黨部密令市各界抗敵后援會迅募皮棉背心、青布鞋襪、衛(wèi)生衣褲、手套耳套及棉毯等匯軍事委員會配發(fā)前方。為了完成這一任務，杜月笙于10月3日通過電臺播音勸募棉背心，同一天又擔任新組建的浦東棉花運輸會常委，負責支前。八一三抗戰(zhàn)時杜月笙個人出資1萬多元買了1輛裝甲汽車送給淞滬戰(zhàn)場右翼軍總司令張發(fā)奎。八一三抗戰(zhàn)后期杜月笙得知駐守在四行倉庫的謝晉元團缺乏食品時，僅用了一天時間即向謝團送去了光餅20萬只。值得一提的是，1937年10月時任上海市各界抗敵后援會主席的杜月笙應八路軍駐滬代表潘漢年的要求，向晉北前線的八路軍將士捐贈荷蘭進口的防毒面具1000套，對共產黨表示了合作的態(tài)度。
11月10日日軍在浦東登陸后猛攻南市，次日夜間國民革命軍撤出上海。別動隊曾在南市及上海近郊阻擊過日軍，終因寡不敵眾而失利，一部撤入法租界，另一部撤出上海，后改組為忠義救國軍。上海淪陷后，戰(zhàn)局急轉直下，蔣介石為了阻止日本海軍大規(guī)模溯江西侵提出了封鎖長江的計劃。杜月笙顧全大局，率先指令自己的大達輪船公司開出幾艘輪船行駛至江面鑿沉。在杜月笙的帶領下，其他輪船公司也紛起響應，鑿船沉江，阻塞了長江航道，遲滯了日軍的進攻。
杜月笙在上海淪陷后以市各界抗敵委員會負責人的身份仍在租界內堅持了一段時間。他曾不惜巨資買了不少中共黨組織設法出版的《西行漫記》、《魯迅全集》等進步書籍，燙上“杜月笙贈”的金字送給租界內的各大圖書館，支持抗日宣傳，為廣大市民提供抗日救亡的精神食糧。
1937年11月26日晚，杜月笙拋下了所有的家屬，與宋子文、俞鴻鈞等人秘密乘船赴香港，繼續(xù)進行抗日救亡工作。
當時國民黨上海市地下黨部的大部分委員在汪精衛(wèi)的引誘拉攏下投逆，參加所謂“和平運動”。蔣介石對此極為震怒，下令重建國民黨在上海的地下組織。1939年8月國民黨中央組織部副部長吳開先奉命潛入上海，收拾殘局。1940年夏吳開先返渝述職途經香港，對杜月笙談及國民黨在滬派系眾多協(xié)調不易，杜月笙當即提議中央設一總的機構，全盤負責上海的地下工作。蔣介石很快采納了這一建議，決定成立以杜月笙為主任、吳開先為書記長的上海敵后統(tǒng)一委員會，統(tǒng)一指導在滬的國民黨、三青團、軍統(tǒng)、中統(tǒng)以及幫會組織。蔣介石還通過吳開先傳達他的口信，“上海的陣地是不能失的，以后請月笙先生多偏勞了”。蔣介石讓杜月笙當此重任是因為杜在上海有潛伏勢力可資利用，更與杜月笙成功地策反高宗武、陶希圣脫離汪精衛(wèi)集團有關。
1939年11月杜月笙從留滬門徒徐采丞處獲悉高、陶有反正意向后，急飛重慶向蔣介石匯報。返港后杜與高、陶代表黃群接觸面談后再次飛抵重慶向蔣匯報，請示機宜，1940年1月高、陶二人在杜月笙的周密安排下秘密離滬赴港。不久陶希圣滯留在上海的3個孩子亦經杜月笙、萬墨林的籌劃抵達香港。1月21日高、陶揭露的“日汪密約”由中央社公開曝光，此舉沉重打擊了汪精衛(wèi)賣國集團，全國各地紛紛掀起討汪運動。
1940年12月上海統(tǒng)一委員會總交通萬墨林被76號汪偽特務機關誘捕以及1942年3月上海統(tǒng)一委員會書記長吳開先被日軍逮捕后，杜月笙均盡全力打通關節(jié)進行營救。吳開先承認，杜月笙為了營救他“個人耗費三百萬元以上”……萬墨林和吳開先兩人最后都是日本軍方同意釋放的。同樣，1943年杜月笙籌設通濟公司，計劃從上海等淪陷區(qū)運去棉紗，再從國統(tǒng)區(qū)運進日軍所需要的戰(zhàn)略物資，派駐滬代表徐采丞就此與日本交涉時也沒有遇到太多的麻煩。杜月笙此舉是經與戴笠商議，得到蔣介石認可的。當時的歷史背景是遭受日偽經濟封鎖的大后方物資奇缺，物價昂貴，民不聊生，餉用匱乏，蔣介石鋌而走險，“乃有向淪陷區(qū)搶購搶運物資、挹注后方的經濟決策”，并指定由戴笠設法“切實辦理”。毋庸諱言，杜月笙受命組建通濟公司在緩解大后方物資匱乏的同時也給日本侵略者解決了一些經濟問題，故人們斥責杜月笙借機大發(fā)國難財并非無中生有。
1945年4月杜月笙在重慶受到蔣介石的召見，命其馳赴東南，預為布置，準備搶奪抗戰(zhàn)勝利果實。杜月笙于是趕往浙江淳安，一方面固然是想配合盟軍登陸，為國民政府再作點貢獻，以提高自己在戰(zhàn)后的地位，另一方面是自感多年離滬，他的人馬分化極大，再不趁早收攏，勝利之后很難在上海重新叱咤風云。然而正當杜月笙匆忙行動，急欲有所表現(xiàn)時，1945年8月14日日本宣布無條件投降。盡管如此，杜月笙對上�？箲�(zhàn)勝利后的一些重大善后問題，“如偽軍警之處置，偽幣之流通，以及嚴防奸宄乘機騷動，均周密策劃”，并電告了蔣介石。對于國民黨重返上海，杜月笙確實做了一些事情。
綜上所述，在中華民族存亡的嚴重關頭，杜月笙以民族大義為重，奮起從事抗日救亡運動是難能可貴的。
摘自7月19日《中華讀書報》，原載《抗日戰(zhàn)爭研究》2000年第2期邵雍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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