回憶母親丁玲 ——1957年前后 作者:蔣祖林一、媽媽犯了錯誤 1957年夏天,我從蘇聯(lián)回國度假。 這年年初,我國駐蘇聯(lián)大使館通知,允許在蘇聯(lián)學習滿三年的留學生自費回國休假一次。原先規(guī)定是學習期間不許回國的,知道這個新規(guī)定,我很高興。我1953年來蘇聯(lián),現(xiàn)已滿四年,于是我決定暑假回國。 我從小失去了父親。我出生后九十多天,父親胡也頻就被國民黨殺害了。他慷慨就義,血灑龍華。我為有這樣一個英雄的父親自豪,決心踏著他的血跡前進,為他未竟之事業(yè)奮斗終生。然而,他的過早去世使我從小就沒有得到過父愛,所以,我是把我全部的愛都傾注在媽媽身上的。媽媽十分愛我,她曾多次向我說:“你的一切是我個人生活中最大的安慰。”她希望我不僅僅是一個兒子,而且是她的一個什么話都可以談的知心朋友。同媽媽談心是最令我神往的了。她思想敏銳,觀察細致。當我向她述說我的學習、我的工作、我的生活、我的朋友以及我對一些事物的看法時,她常常說出令我信服的見解,沒有說教,分析透徹。她談吐風趣,有時,引一個典故,說一個故事,一切意思也就寓于其中了。我們談的話題是廣泛的,天南地北,從家庭瑣事到國家大事,從個人修身到事業(yè)理想,從我的學習到她的寫作。我們也談文學藝術(shù)作品,我告訴她我讀一些作品的感想,她也常介紹我去讀哪些書。我以有她這么一位文學老師而感到得天獨厚。她有時也講一點軼聞趣事,告訴我一點她工作中的人與事,告訴我她的喜悅、她的煩惱,我們常常不知不覺地就聊到深夜。50年代初,在我們家住的那所四合院中,時常就只有我們談話的這間房里深夜還亮著燈。 我已經(jīng)兩年多沒有見到媽媽了。1954年底,她應(yīng)邀參加第二屆蘇聯(lián)作家代表大會,會后來列寧格勒訪問,我陪伴了她四天。兩年多來,我十分掛念她。思母之情是我決定回國度假的主要原因。 尤其是我已風聞她“犯了錯誤”,卻又不知其詳。所以,就為此事,我也一定要回國一次。 這事, 得從1956年7月初談起。當時,我從蘇聯(lián)南方一個造船廠實習歸來后便去教育學院看望于陸琳。于陸琳是陳云同志夫人于若木的妹妹,是一位抗日戰(zhàn)爭初期參加革命的女同志。她這時已三十出頭,還離開家庭,離開比較舒適的生活環(huán)境,同我們這群二十多歲的人一起當大學生,住集體宿舍,在緊張的功課中拼搏。我敬重她的求知精神和毅力, 她對我也很關(guān)心, 所以我們比較接近。還有,1954年至1957年間,她擔任中共列寧格勒留學生總支書記,我擔任造船學院留學生支部書記,在工作上是上下級關(guān)系,因此,平時也有很多聯(lián)系。這時,她剛從莫斯科回來,她去大使館留學生管理處開了幾天會。我向她談了我在南方實習的生活。她告訴我,她在莫斯科見到了來蘇聯(lián)訪問的李富春副總理,談了一些她跟李富春副總理在一起的情況。 隨后,她關(guān)心地問我:“你母親在國內(nèi)犯了錯誤,你知道不知道?” 她的問話使我感到十分意外與震驚,我愣了好一會兒才說出話來:“不知道。母親的來信中從未說過。”我又問她:“這究竟是怎么一回事?她犯了什么錯誤?你從哪里知道的?” 她說:“聽李富春同志說的。主要是嚴重的個人主義,名利思想,宣揚個人崇拜,搞獨立王國。” 我又問:“受黨內(nèi)處分沒有?” 她答:“沒有聽說受了處分! 聽了她這句話,我的緊張的心情才稍稍松弛一點點。 她寬慰了我一陣,她說,看來主要還是思想問題,她囑我不要為此事而情緒波動,影響學習。 我苦惱了好多天,因為這些“錯誤”同我心目中的媽媽的形象始終聯(lián)系不起來?墒怯陉懥帐锹犂罡淮焊笨偫碚f的,那當然是不會錯的。一年來,媽媽的信里只字未提此事,我想,她一定是心情不好,她沒有告訴我是怕我知道了心里難受。我思索著是否該寫信問問她,但想到她沒有告訴我,自然有她的想法,那么我還是不去觸動她心里的這個隱痛為好。再說,信里也不一定能說得清楚。 夏去秋來,在那年秋天到次年春天的日子里,她給我的幾封信中,表露了一些異樣的心情。 一封信中說到《紅樓夢》里的賈雨村,大意是說,她從四歲時死了父親起就看到賈雨村這樣的人了,而現(xiàn)今社會中仍不乏賈雨村式的人物。 一封信里說到巴爾扎克的《貝姨》。她稱道巴爾扎克對嫉妒的化身貝姨這個典型人物刻畫之深刻,談到人的嫉妒心之可怕,出于這種陰暗心理,可以不擇手段。 一封信里談了她在四川看川戲《打紅臺》的感想。她怕我不知道這個故事,所以簡述了戲的內(nèi)容。我后來看了她寫的那篇《看川。ù蚣t臺)》,信比文章要簡單,只是對蕭方這個人物,從當今現(xiàn)實社會的角度,抒發(fā)出的感慨似乎稍多幾句。 這幾封信里寫到的都是談文學藝術(shù)作品中的典型人物,引申到當今現(xiàn)實生活中,泛指仍有其人。這幾封信,我反復看了多遍,看時都會不自覺地仔細思量。我想,她確是“犯了錯誤”,僅從信里的內(nèi)容和情緒就可以看得出來。她受到了嚴厲的批評,但又覺得委屈,因而產(chǎn)生郁憤的心情。為此,我更加深深地不安了。 這件事,就像一根刺扎在我的心上,只要一想到它,心就隱隱作痛。 再就是我想借回國休假的機會參觀一下國內(nèi)的造船工業(yè),這對我剩下的一年半的學習與今后的工作都是有益的。 1955年6月,我去列寧格勒阿斯托利亞飯店看望來蘇聯(lián)訪問的第一機械工業(yè)部黃敬部長。那時,造船工業(yè)屬一機部管,我出國前已明確屬一機部派出。黃敬部長向我說,國內(nèi)很需要我所學的潛艇專業(yè)的人才,囑我好好學習。他簡要地談了點國內(nèi)造船工業(yè)的情況,并向我說,如果我學習期間有機會回國的話,他讓我參觀了解國內(nèi)的造船工業(yè)。 為了回國后同媽媽在一起多住些日子,我提前考完了三門功課,提前三星期完成了這個學期的學業(yè)。我用自己平日的積蓄,花了一千二百盧布,從國際旅行社買了列寧格勒至北京的雙程往返火車票,于6月9日離開列寧格勒經(jīng)莫斯科轉(zhuǎn)乘國際列車回國。二、一個不平常的夜晚 我乘坐的莫斯科——北京國際列車在6月20日中午到達北京前門火車站。 媽媽來車站接我。我跳下車喊著“媽媽!”向她奔過去,她笑著輕輕地摟了我一下。夏更起(媽媽的勤務(wù)員)幫我提著箱子,我一只手提著皮包,一只手挽著媽媽向車站出口走去。媽媽一邊走一邊說:“你今天回來正是時候,知道你要回來,就找人粉刷房子,前幾天剛完工。你回去看看,多福巷16號可漂亮啦!”“媽媽!干嗎要這么大費工夫?”我心里想著,修房子既費錢,又會打擾她的寫作。媽媽說:“你幾年沒有回家了,房子修得漂亮些,讓我們這個夏天過得快樂些! 我走進家門,只見小院呈現(xiàn)著一番嶄新的景象。房屋粉刷一新,紅色的柱子,房檐;綠色的窗欞,門框。北屋前邊的兩畦花散發(fā)著誘人的芬芳,南屋前邊東面的一棵梨樹枝繁葉茂,西面的葡萄架上爬滿了枝藤,結(jié)著一串串還沒有成熟的綠色的葡萄。小院清新、寧靜,充溢著溫馨的氣氛。 多福巷16號是一所典型的方方正正的住家四合院,是公家的房子。媽媽1951年春天從東總布胡同22號全國文聯(lián)宿舍搬來這里。北屋西邊的一間是媽媽的書房,另兩間打通成一大間是客廳。西廂是臥室。東廂的三間中,有兩間打通為一大間是餐廳,房內(nèi)放了一套沙發(fā),也可以做會客用,另一小間空著。南屋的幾間中,夏更起與王姐(女工)各住了一間。北屋兩邊的耳房用做廚房和暖氣鍋爐房,東邊的耳房我住,我出國前住在這里,這次回來仍住在這里。這間房有門通客廳。 久別重逢,母子間自有許多話要說,下午的大部分時間就在絮叨一些家常事中過去了,自然也談到了當時的形勢。自6月8日的《人民日報》發(fā)表了社論《這是為什么?》之后,國內(nèi)的政治形勢已由黨內(nèi)整風轉(zhuǎn)入反擊右派的斗爭。只是我在蘇聯(lián)時沒有看到那天的《人民日報》,報紙到列寧格勒時,我已在歸國途中。媽媽把這些日子的報紙理出給我看,她在說到這場斗爭時,還囑咐我:“你在國外四年,這幾年國內(nèi)變化很大,你要認真讀報,了解和跟上現(xiàn)在的政治形勢!彼┵┒,態(tài)度明朗。當然,她認為這是一場嚴重的政治斗爭,但是,從她談話的態(tài)度、語氣來看,她根本沒有想到這場反右派斗爭會同她有什么關(guān)聯(lián)。我自然也不會想到這點。 晚上九點多鐘,各自回房休息之后,我無所事事地獨自坐在北屋客廳的長沙發(fā)上,沒有睡意,也不覺得長途旅行的疲勞。我回味著回到家里這大半天的印象,家是溫暖的,媽媽是可親的,依然樂觀,開朗,談笑風生,一切都同我四年前離家時一樣,似乎這里什么也沒有發(fā)生過。我思索著,在什么時候,用什么方式,把我和媽媽談話的話題引向她1955年“犯錯誤”的事。這時,媽媽推門走了進來,我原以為她已經(jīng)睡了。 媽媽在我旁邊的單人沙發(fā)上坐了下來,問我:“你在做什么?想什么?” “不想睡,隨便坐坐!蔽一卮。 她端詳著我,說:“我想,你已經(jīng)聽到了一些關(guān)于我的事情,我現(xiàn)在就把一切都告訴你,免得你悶在心里,為我受苦! 呀!才半天光景,她就洞察出了我的心思。 媽媽平靜地說:“現(xiàn)在情況已經(jīng)好轉(zhuǎn)了,中國作家協(xié)會黨組擴大會,從6月6日起,接連開了三次,會上的發(fā)言是一致的,都認為1955年作協(xié)黨組擴大會議斗爭我是不應(yīng)該的,給我作的那個以我為首的‘反黨集團’的結(jié)論是不能成立的。周揚也作了這樣的表態(tài)。” 我吃驚地看著媽媽,黨組擴大會斗爭她,還定為“反黨集團”,原來情況竟是這么嚴重! 她接著說:“黨組擴大會還沒有開完,已休會七天,現(xiàn)在就只等一個正式結(jié)果了! 我長長地吐了一口氣,心里的一塊石頭落了地。我沒做聲,靜聽她說下去。 媽媽稍稍停頓了一下,似乎在理一理她的思路,然后,開始了她的敘述: “1953年春天,我辭去了所有的行政工作,專事創(chuàng)作。1955年4月,我去無錫,住在梅園, 寫作長篇小說《在嚴寒的日子里》。7月,回北京參加第一屆全國人民代表大會第二次會議,這時已開始了反‘胡風反革命集團’的斗爭,全國開展了肅反運動。 8月初,中國作家協(xié)會黨組召開擴大會議,有六七十人參加。一個月內(nèi)共開了十六次會。前三次會是為追查一封寫給黨中央的匿名信,認為是陳企霞所寫,并肯定有合謀者,但陳企霞不承認是他寫的。從第四次會議,斗爭的矛頭就轉(zhuǎn)向我。其實,早在會議之前和會議之初就先已為我的問題定了性質(zhì)。周揚在第一次會議上講話時就說:作家協(xié)會有一股反動的暗流,是反黨的,無原則結(jié)合起來的小集團,是‘獨立王國’,‘獨立王國’都有小集團,高崗就有小集團。他號召與會同志,‘獨立王國,小集團,反黨暗流,既然不允許,就應(yīng)該揭發(fā)。要相信黨,要對黨忠誠!提醒大家,‘小集團的反黨活動,同反革命聯(lián)系,提高警惕,很有必要……’所以,整個會議過程就按著會議領(lǐng)導人事先已有的肯定的結(jié)論進行,成為一邊倒的情況! 盡管媽媽已告訴我現(xiàn)在情況已經(jīng)好轉(zhuǎn)了,但聽著她敘述會議的概貌,我的心仍陣陣地顫栗。 她繼而向我說了以下一些1955年黨組擴大會上揭發(fā)她的, 后來又據(jù)此定她為“反黨”的事實。 “說我提倡‘一本書主義’。1952年春天,我去莫斯科參加果戈理逝世一百周年紀念活動,蘇聯(lián)作家協(xié)會送了我一箱裝潢精美的書,也就是我說給你的那些書。我回國不久,瑪拉沁夫等幾個中央文學研究所的學生來我們家里,他們有些拘束,于是我拿出這些書給他們看,翻看書里漂亮的插圖。我感慨地說:‘一個作家,如果一輩子能寫出一本值得后人如此精裝的書,也就不算白當作家了!沂且粤w嘆的心情說這番話的,是深感自己之不足,至今還沒有寫出一本讓自己滿意的書來,還需不懈地努力,同時,也是以此與這幾位同學共勉。我的這些話,后來被匯報上去。在會上,就說我提倡‘一本書主義’,把我的原意歪曲為‘一個人只要寫出一本書來,就有了一切,有了不朽,就誰也打不倒’。聲稱我把文學創(chuàng)作完全看成達到個人名利的工具,并以此腐蝕、毒害青年! 媽媽說的那箱書,我都翻看過,有普希金、萊蒙托夫、屠格涅夫、托爾斯泰、果戈理、高爾基等俄國文學大師以及一些蘇聯(lián)作家的書。我1952年從學;丶疫^暑假,媽媽說:“這些書就都給你啦!”那時,家里只有我一個人懂俄語。媽媽又說,“我也說過,作為一個作家,首先是要寫出書來,要有作品。沒有作品,算什么作家呢!這話有什么錯?” 我聽后,認為媽媽的這些話并不錯。若說她提倡“一本書主義”,她也不止寫了一本書!若說名,她早在30年代就聞名國內(nèi)外了;若說利,她把《太陽照在桑乾河上》一書所獲斯大林文學獎獎金全部捐獻給了全國婦聯(lián)婦女兒童委員會,平時所得稿費也大部分交了黨費或買了國家建設(shè)公債。她常常向我說,為人要正直、無私,現(xiàn)在好好學習,今后全心全意為人民工作,在生活上現(xiàn)在仍應(yīng)保持在革命根據(jù)地時的艱苦樸素、勤儉節(jié)約的精神。我在國內(nèi)時,生活靠供給制,供給制改包干制后,我靠的是干部助學金。她也只有寒暑假時寄點路費給我。我怎么也想不通,何以媽媽說的那幾句話,竟會被歪曲成“一本書主義”,作為“反黨”的依據(jù)。 “再就是說我制造個人崇拜。主要是一件掛照片的事。1953年10月間,張鳳珠(丁玲的秘書)從文學講習所回來告訴我,說文學講習所為招待民主德國作家代表團正在布置會議室,掛了一些作家的照片,有魯迅、郭沫若、茅盾和我的照片。這時,中央文學研究所已改組為中國作家協(xié)會文學講習所四五個月了。改組后,我已不擔任所長,改由田間擔任。我也再沒有去過這個所。我一聽張鳳珠的話,就生氣了,馬上打電話給田間,叫田間立刻把我的照片取下來,并且批評了田間。田間答應(yīng)立即取下。我打完電話后還不放心,叫張鳳珠到文講所去,看我的照片取下來了沒有。張鳳珠回來告訴我,照片已經(jīng)取下,我也就放心了。沒想到在黨組擴大會上,不顧事實地硬說我居然把自己的照片與魯迅、郭沫若、茅盾的照片并排地掛起來,是制造個人崇拜,狂妄地吹噓自己! 聽媽媽說到這里,我不由得一下就聯(lián)想到媽媽1954年在列寧格勒向我說起的蘇聯(lián)文學館掛照片的事。那時,她與周揚、老舍參加在莫斯科舉行的蘇聯(lián)作家第二次代表大會,一起去蘇聯(lián)文學館參觀。館內(nèi)掛著一些作家的照片,中國作家中掛有魯迅、郭沫若、茅盾和她四人的照片。她即向蘇聯(lián)文學館的負責人提出,請他們把她的照片取下來,但沒有被蘇聯(lián)文學館負責人接受。她在列寧格勒向我談這件事時,我曾覺察到她心情上的不安,但我當時體會不深。聽了她剛才的這番話,我覺得自己才有真正的體會。 “說我拒絕黨的領(lǐng)導和監(jiān)督,這里主要說我和周揚的關(guān)系。說我反對周揚,而反對周揚就是反黨。至于這后一點,我并不這么認為。但是,對于周揚,我是擁護他作為文藝界黨的領(lǐng)導人的,并沒有反對他。歷史上,‘左聯(lián)’時期,我和他接觸的時間很短;我被捕后,他繼我擔任‘左聯(lián)’黨團書記!畠蓚口號’的爭論,我沒有參加。延安時期,他在魯藝,我在文協(xié)、文抗與解放日報社,我同他并沒有直接的工作關(guān)系。在晉察冀邊區(qū),我下去搞土改,寫文章,沒有安排我參加實際行政工作。 我與他有直接的工作關(guān)系是在1949年第一屆文代會之后。1949年6月,我從東北到北京參加文代會籌備工作,毛主席在香山召見我,并留我在他那里吃飯。在談話中,毛主席問我:‘文藝界黨內(nèi)誰掛帥?’我表示:‘周揚比較合適!以蛩汩_完文代會回東北深入到工廠去,但黨組織決定我留在北京工作,我即決心擁護周揚。因為,黨把文藝界的領(lǐng)導責任委托給他,同時,我覺得文藝界黨內(nèi)沒有旁人比他更合適,也愿意同他搞好關(guān)系。他是中宣部副部長、文化部副部長、文化部黨組書記,在文化部辦公,他并且兼任全國文聯(lián)黨組書記。我擔任全國文聯(lián)黨組副書記,在他領(lǐng)導下協(xié)助他具體負責全國文聯(lián)和全國文協(xié)的工作。那時全國文聯(lián)和全國文協(xié)是一個機關(guān),都在東總布胡同22號。我還擔任全國文聯(lián)機關(guān)刊物《文藝報》主編和中央文學研究所所長。我總希望他多管創(chuàng)作、刊物和文研所方面的事,但他似乎文化部那邊的工作很忙,沒有多少時間讀作品,看文章。1951年初,中宣部領(lǐng)導決定我擔任中宣部文藝處處長。在此以前是周揚兼任這個文藝處長。1951年秋天,北京文藝界開展整風學習,周揚和我分別擔任整風學習委員會正、副主任。整風學習動員大會剛開完,周揚就走了。我感到肩上擔子太重,心里真不愿意他走,但當我知道是毛主席要他下去的,要他下去參加土改,也就不好說什么了。他去了湖南常德,也就是去了我們的家鄉(xiāng)。我在中宣部領(lǐng)導下,對北京文藝界的整風做了一些工作,但覺得頭緒多,問題復雜,心里一直都希望他快點回來領(lǐng)導。所以,我并沒有反對他,我是擁護他領(lǐng)導的。在某些問題上或是對某些作品的評價上,看法不盡一致的地方,自然也是有的,這也不可能完全沒有。我擔負工作的幾年,他曾好幾次在會上表揚我,說我正確,黨性強,有原則性,進步大,識大體,有分寸等。他還寫信給我, 也說了這樣的話。(注:寫此文時,我查閱了周揚1953年2月16日致丁玲信,信中寫道:這兩三年來,我覺得你的進步是大的,我也喜歡你那股工作的勁頭,你也好強,但有原則,識大體,有分寸,與某些同志的個人積極性就不同多了。)可是在我離開工作,專事創(chuàng)作兩年多以后,他卻在黨組擴大會上為我的問題定調(diào),什么‘反黨’、‘一本書主義’、‘搞個人崇拜’、‘搞獨立王國’、‘文藝界的高饒’、‘反黨聯(lián)盟’、‘反黨小集團’等等罪名都摜到我頭上。這是我怎么也沒有想到的! 聽到這里,我想起1952年初秋的一天中午,媽媽從外面開完會回家,徑直走進客廳,滿面春風,我想她一定有什么好事。她把黑皮手提包(這手提包她后來送給了靈源,我們現(xiàn)在還保存著)往沙發(fā)上一扔,就站在房子中間高興地說:“我今天在會上又受到表揚啦!周揚同志說我工作有成績,黨性強!彼墙跄贻p人才有的天真的樣子深深印在我的腦海里。 “再就是說我與陳企霞的關(guān)系,說是‘反黨情緒的結(jié)合’,又說是‘反黨聯(lián)盟’,最后定為‘反黨小集團’。其中突出的一件事,就是《文藝報》有三個主編的問題。全國文聯(lián)黨組原來決定我為《文藝報》主編,陳企霞、蕭殷為副主編。陳企霞就說‘主編就是主編,有什么正的、副的’。陳企霞有個人主義,我沒有及時批評他,覺得自己是正主編,處在這樣的地位不大好說。我向周揚匯報后,周揚有過一點不愉快的沉默,但他當即同意了。可是在會上說這件事時,就說我個人任命陳企霞、蕭殷為主編,是拒絕黨的領(lǐng)導和監(jiān)督,是同陳企霞‘反黨的結(jié)合’! 媽媽還說了好些會議中揭發(fā)、批判她與有關(guān)的人和事的一些問題。這些都被冠以或是感情拉攏,或是挑撥離間,或是排斥打擊,或是破壞團結(jié)等等。 媽媽述說這一切時,態(tài)度平靜。我默默地聽著,幾乎沒有打斷她的話。 在媽媽敘述完這些在會上揭發(fā)她的問題之后,我問道:“那么,你在會上,針對這些不合乎事實的揭發(fā)和批判,是不是說明了事實真相,或者作了申辯呢?” 媽媽說:“當時會議的氣氛是不容許我申辯的。有些問題,我作了說明和更正,但會議的領(lǐng)導人根本不聽,不予理睬,在他們作結(jié)論性的發(fā)言時,仍舊按照不符事實的揭發(fā)作結(jié)論。周揚在會上就說:‘不考慮多一個材料,少一個材料,主要考慮性質(zhì)。’難道他和其他的會議領(lǐng)導者們會不懂得正確的定性來源于確實的事實這一簡單的道理?若是不含私心,若是抱客觀的態(tài)度,即使在會議進行的過程之中,也是不難把這些問題核實清楚的。” 媽媽接著說:“黨組擴大會議之后,他們就以中國作家協(xié)會黨組的名義,以這些沒有核實的事實為根據(jù),寫成《關(guān)于丁玲、陳企霞進行反黨小集團活動及對他們處理意見的報告》呈報中宣部和中央。后來聽說黨組在研究討論上報這個報告時,有的黨組成員也沒有讓參加。我對這一切均一無所知。年底,中央批復后,黨組向各文藝單位有關(guān)干部傳達這個報告時,沒讓我參加,也不給我看這個報告。我直到現(xiàn)在都沒有看到這個報告。1956年夏天,我向中宣部機關(guān)黨委寫要求對重大事實辯正的材料,也只能依據(jù)作協(xié)黨組擴大會議發(fā)言的正式記錄。我不明白他們?yōu)楹尾扇∪绱瞬还饷骼诼涞淖龇ā8鶕?jù)黨章,對黨員作出的結(jié)論和處理,應(yīng)告訴黨員本人,黨員也有申訴的權(quán)利! 媽媽繼續(xù)說道:“去年夏天,中宣部組成了以常務(wù)副部長張際春為組長的專門小組負責處理1955年定以我為首的‘反黨小集團’問題。周揚等也參加這個小組。具體工作由李之璉(中宣部秘書長兼中宣部機關(guān)黨委書記)負責,參加做具體工作的有張海(中宣部干部處處長)、崔毅(中宣部機關(guān)黨委副書記)等。還有一位楊雨民,原是熱河省副省長,去年,熱河省撤銷后,調(diào)來作協(xié),他也參加做具體工作。這個專門小組進行了半年的調(diào)查核實工作。調(diào)查核實的結(jié)果是,會上揭發(fā)與《報告》中列舉的那些我的‘反黨’事實,主要問題都與實際不符,絕大部分不是事實。張際春、李之璉等的意見是應(yīng)根據(jù)調(diào)查的結(jié)果,實事求是地處理。6月6日,中國作家協(xié)會黨組召開了黨組擴大會議,會上的發(fā)言是一致的,認為既然沒有反黨的事實,定性為‘反黨’、‘反黨小集團’的結(jié)論自然不能成立。周揚、那荃麟、劉白羽等作協(xié)黨組領(lǐng)導人也先后發(fā)言,表示了1955年對我的批判斗爭是不恰當?shù)模袋h小集團’的結(jié)論不能成立,雖然態(tài)度勉強。在會上,有些人還提出這樣的質(zhì)問:‘為什么對揭發(fā)的材料不核實就向中央寫報告,向中央反映不真實的情況?’也有人提出要會議領(lǐng)導者們總結(jié)教訓。” 媽媽說:“黨組擴大會接連開了三次就休會了,何時復會還不知道?赡苌厦孢要研究,也可能現(xiàn)在已開始了全國性的反右派斗爭,須集中精力于反右派斗爭而把這件事放一放。我這個問題,純屬1955年黨內(nèi)斗爭的一個遺留問題,若不影響全局,把它暫擱一段時間再處理也沒有什么關(guān)系。這只是時間問題。我想,遲早總會得到實事求是的解決的! 媽媽對問題的解決有信心,她完全沒有想到這會和反右派斗爭有什么關(guān)聯(lián)。 最后,她說:“看來全國解放以后那幾年,我的聲望太大了一些,為人所難容。若不在北京做這幾年工作,而是去工廠或農(nóng)村深入生活、寫文章或許要好一些。” 談話結(jié)束時已是一點多鐘。我在蘇聯(lián)時,對此事略有風聞,卻完全沒有想到事情竟曾是這樣的嚴重。好在現(xiàn)在情況已大不同前,所以,我也想得特簡單,認為平反已成定局,只不過稍遲與稍早一點而已。 對于我,這是一個不平常的夜晚。這四個小時的談話,是如此地震撼著我的心靈,以至給我留下了最深刻的記憶,媽媽說話時的音容神情也仍都歷歷在目。三、短暫的快樂 我回到家的第二天,媽媽就同我商量怎么一起度過這個夏天。她說:“你有兩個月在國內(nèi),我們怎么安排呢?是不是去青島住些日子,在那里,還可以去海軍基地參觀,我們一起去看看你學的潛水艇。肖勁光(海軍司令員)曾表示過,歡迎我去海軍看看,當然,我去了以后得寫一兩篇反映海軍生活的文章。另外,你在列寧格勒也認識了劉道生,他不是要你回國后去找他嗎?” 我一聽,心里很高興,我沒有去過青島,那是有名的避暑勝地,去了還可以參觀潛艇。海軍副司令員劉道生1954年至1956年期間在列寧格勒蘇聯(lián)海軍高級指揮學院進修、學習。他知道我學習潛艇設(shè)計制造后,對我表示了熱情與關(guān)心,他約我同他見面。他說:“我同你母親1936年底就認識了,那時她剛來到紅軍里,1946年在張家口還見過面。”他又說,“聽說你在學習潛艇設(shè)計制造,這很好,我們海軍也需要這個專業(yè)的人才!彼页Hニ莾和妗K貒鴷r囑咐我,要我回國后一到北京就去找他。 但是,媽媽和我商量來商量去,決定還是不去青島。因為,我們都放心不下媽媽所謂“反黨集團”的事。為此,不宜在青島久住,若只住七八天,十來天,又不值得,旅途往返疲勞,天氣也熱。 既然決定不去青島,媽媽就說:“那我們住到頤和園去,那里安靜、涼快,又在北京! 建國之初,有關(guān)部門把頤和園內(nèi)一些可住人的宅院分給中央的一些單位,供避暑、休息之用。全國文聯(lián)分到兩所宅院:云松巢和邵窩殿。1953年,文協(xié)從文聯(lián)分出,成立中國作家協(xié)會,這兩所房子歸了作協(xié)。 云松巢坐落在排云殿與石舫之間的山坡上,是一所較大的宅院,正房五間,耳房兩間。房前有一個很寬敞的走廊,走廊下邊的院里滿是松樹。沿兩側(cè)院墻有遮陽的走廊,拾級而下可通正門。正房后面還有一個小院,院于當中有一座假山,小院里種著許多竹子。正房東側(cè)有一邊門,出門經(jīng)過一個亭子即到邵窩殿。邵窩殿較小,只三間房子。 一星期后,我們住進了云松巢。我1950年夏天曾陪外婆在這里住過一個月。那時,媽媽因要上班,所以只是每星期六下午來,星期一早晨回城。1950年的北京,一過動物園,路兩旁就全是農(nóng)田了,交通也不方便,去頤和園的公共汽車,半小時才有一班,所以園內(nèi)游人很少。1957年,動物園以西已蓋了一些房子,園內(nèi)游客也不太多。 住進云松巢,我不由得就想起了外婆,想起1950年和外婆一起在這兒度過的日日夜夜。 現(xiàn)在再也見不到她了,她已經(jīng)去世四年。記得1950年7月,外婆一見到我就開心地說:“我有件喜事哩!我見到毛主席了,毛主席到這里來過。”媽媽也高興地向我敘述這件事。那些天媽媽正住在這里趕寫一篇文章。一天上午,來了一個警衛(wèi)人員,問:“丁玲同志是否住在這里?請準備一下,有一位首長要來看她!眿寢尩介T口去看,只見毛主席正從坡下拾級而上,陪著他的有公安部部長羅瑞卿與江青。媽媽連忙迎了上去。進院后,她請毛主席與羅瑞卿、江青坐在前廊的藤椅上。毛主席向媽媽說:“我到這兒散散心,休息一下,聽說你住在這里,就來看看你。”媽媽說:“我母親住在這里。這幾天我躲在這里寫一篇文章!泵飨宦牼驼酒鹕恚f:“我去拜望她老人家。”外婆在房子里,從毛主席一進院子,她就兩眼透過玻璃窗盯著毛主席看哩!毛主席走進屋,向外婆問道:“老人家身體還康泰嗎?”外婆緊緊握著毛主席伸出的手,連連點頭,激動得說不出話來。媽媽請毛主席、羅瑞卿、江青等吃西瓜,談了好一會兒才送毛主席到排云殿前登上游船。我見到外婆時,外婆仍沉浸在喜悅之中,她不止一次地說:“毛主席這樣一個偉大的領(lǐng)袖,待人是這么和藹! 想起這件事, 我不由得問媽媽: “你和毛主席、周總理等中央首長都熟識,1955年中國作家協(xié)會黨組擴大會議期間或會后,你有沒有想過要向他們反映實際情況?” 媽媽說:“我也曾有過找中央領(lǐng)導同志的想法,但也想到這一定會被會議的領(lǐng)導者們指為不相信組織,是越級,是告狀。周揚在會上就口口聲聲說我以前告他的狀。所以,遲疑之后沒有去找。還有,就是我沒有想到他們會以中國作家協(xié)會黨組名義給中央寫一個定我為‘反黨小集團’的報告。我原以為,既然一些問題不容解釋或是無法取得他們的解釋,那么,我只有寄希望于今后。” 媽媽嘆了口氣,說:“建國以后,我很少到熟識的中央領(lǐng)導同志那里走動,我覺得局面大了,他們?nèi)绽砣f機,還是少打擾為好。當然,也沒有進城以前那么好見了。現(xiàn)在看來,有點走動或許好些。不過,通過黨的組織來解決問題是對的。我現(xiàn)在相信張際春和中宣部機關(guān)黨委會弄清事實真相,會實事求是地處理! 張際春是聞名的人物,解放戰(zhàn)爭時,是第二野戰(zhàn)軍副政治委員兼政治部主任。中央給二野的嘉獎電,抬頭都有他的名字。我那時就知道他。 媽媽還同我談到她正在創(chuàng)作的長篇小說《在嚴寒的日子里》。早在1947年,在阜平抬頭灣,她就同我談過這個護地隊的事跡。她說,1946年,她在琢鹿縣溫泉屯參加土地改革,土改剛結(jié)束,那一帶就被國民黨軍隊占領(lǐng)了。翻身的農(nóng)民組織了護地隊同敵人進行武裝斗爭,但失敗了。她那時就說,寫完《太陽照在桑乾河上》之后就寫這個護地隊。1953年,她辭去行政工作之后,就著手寫這個長篇小說,已完成的八章共五萬字發(fā)表在1956年的《人民文學》上。她曾把這期雜志寄給我。她以前曾向我說過構(gòu)思這個長篇小說之初,1948年在西柏坡同劉少奇同志的一段談話。她說:“我向少奇同志說了這個護地隊的情況,我說我想寫它的失敗,寫它從組織起來,進行斗爭,而后歸于失敗的全過程。少奇同志贊同我的想法,他說:‘小說的結(jié)局不一定都要寫成勝利,也可以寫它的失敗。失敗當中也有英雄,也有可歌可泣的事。寫出失敗的教訓,寫出從失敗中看到勝利,法捷耶夫的《毀滅》就是寫失敗! 媽媽又說:“我實在希望1955年的問題能快點解決,好安下心來繼續(xù)寫這本書。寫長篇小說需要有寧靜的心情。我從去年夏天起就擱筆了,時間都花在寫申訴材料上去了! 我剛回到北京的那兩三天,媽媽向我說:“這兩年出版了幾本好看的書,你閑時可以看看!彼扑]我看《苦難的歷程》《斯巴達克思》與《死水微瀾》。我把這幾部書帶到了頤和園,極有興味地讀著它們,有時同媽媽談?wù)勛x后的感想。 住在云松巢,白天不出門,只有到傍晚,我們才出去走走,沿長廊在昆明湖邊散步。這時,游人都已離去,園子里顯得空蕩蕩的。湖光山色,風景如畫。媽媽心情恬靜,興致也好。我伴著媽媽踱步其問,真感到舒心。我們總是走一會兒,在長廊上坐一會兒,直到夜色濃重了才回云松巢去。在這樣的場合下,我們一次也沒有談她1955年的事,我甚至沒有去想。 我剛回北京那兩天,媽媽就催促著說:“你該去看看你的老師李納!迸骷依罴{是我在延安中學學習時的班主任兼語文教師,她也是中央文學研究所第一期學員。所以,我是她的學生,她是我母親的學生。我如約去看望李納,恰巧她的妹妹李靈源也在家。這是我第一次同靈源見面,但是我對她卻早就有一點了解。早在延安時,我就知道李納有一個小妹妹在云南家鄉(xiāng),李納曾指著她桌上的一個小墨盒告訴我:“這是我離家來延安時,我小妹妹送給我的!1951年夏天,我從東北回到北京,媽媽向我說:“李納去年回了一趟家鄉(xiāng)云南,她的小妹妹跟她一起到北京來了。這女孩子很單純,長得很漂亮的!彼說:“看不出她還有點經(jīng)歷哩!在昆明參加游行示威,同國民黨的兵打,被摔在地上,一身被水龍頭沖得水淋淋的。”1953年夏天,我同媽媽在北戴河住了半個月,我因假期已滿先回了北京,媽媽十多天后從北戴河回來向我說:“你剛走,我就遇見了李納的妹妹,要是早知道她在那兒,你還有個伴,我們也好玩一些!边@些話都給我留下了印象,所以,雖是第一次和靈源見面,卻有一種似曾相識的感覺。也許由于這個原因,我們的交談從一開始就很隨意,沒有多少拘束。 她的確如媽媽所說長得很好看,白皙的臉上有一雙漂亮的眼睛,身材窈窕,拖著兩條又黑又粗的長辮。她起初靜靜地坐著聽她姐姐同我說話,后來李納忙別的事去了,我們就聊了起來。我問她的情況,她告訴我她已從音樂系畢業(yè),留校擔任助教兩年,最近參加中國青年藝術(shù)團,領(lǐng)唱幾首民歌,下月將去莫斯科參加世界青年聯(lián)歡節(jié)。她給我的印象是一個性格開朗的姑娘,如她的名字一樣,有點靈氣。她對聲樂事業(yè)有著執(zhí)著的追求,在學校里(北京藝術(shù)學院,中國音樂學院的前身)受到重視,正處在事業(yè)上很有希望的境況。 李納留我吃了午飯。飯后,靈源要回藝術(shù)團去,當我和她一起出來沿東四頭條漫步到東四牌樓分手時,我問她:“我什么時候能再見到你呢?”她說:“藝術(shù)團排練很忙,若有空閑,我打電話給你。”半天的接觸,我覺得我同她已相知了,而且我喜歡上了她。 回到家后,媽媽問我去李納那里的情況,她鄭重其事地說:“麟兒!你找個搞藝術(shù)的愛人好不好?家里也有趣味些!蔽乙庾R到媽媽在關(guān)心我找愛人的事,她看中了靈源。 還在我們?nèi)ヮU和園之前,媽媽就打電話邀李納與靈源來頤和園同住。我們住進頤和園三天后,李納與靈源也來到園里,在這兒住了三天。 我喜歡頤和園的后湖,環(huán)境幽靜,空氣清新。清晨,我約靈源去后湖散步,走到諧趣園再走回來;晚間,我們坐在云松巢邊門外的亭子里聊天。靈源喜歡詩,也讀了不少小說。我們一起背誦普希金的抒情詩句:“我記得那美麗的瞬間:你曾出現(xiàn)在我的面前,有如一閃即逝的夢幻,有如純潔美麗的精靈……”我們也談小說,談我正在讀的阿·托爾斯泰的長篇小說《苦難的歷程》,我們都看過根據(jù)這部小說改編的電影。我們喜歡這部小說,對書中的兩個主人公有著不同尋常的親近感。我們也談各自的家庭,隨意地談著想到的一切。我覺得我們對人生,對事業(yè),對生活,對愛情都有一致的看法,有許多共同的愛好與志趣。總之,有許多共同的語言。 李納與靈源住在頤和園的這些日子,云松巢熱鬧多了。媽媽心情非常好,看得出她喜歡靈源。當靈源三天假滿要回城里去的時候,媽媽嘆息著說:“只住了這幾天,就要走了! 靈源回城的第二天打電話給我,約我當晚去看中國青年藝術(shù)團出國前的匯報演出。下午,我進了城?赐暄莩龊,我送她回藝術(shù)團。藝術(shù)團住在鼓樓后面。我送她到藝術(shù)團門口,她不進門,又送我到鼓樓公共汽車站,我又送她,她又送我,直到末班車我才離去。我回到家,想著出現(xiàn)在我面前純潔、美麗的她,回味著和她相處的這些時日的每一個瞬間,心想,但愿不是一閃即逝的夢幻,希望它真實地伴我長存。因為靈源,我滯留在城里了。過了兩天,媽媽也搬回來了。原來打算在頤和園長住的,結(jié)果住了不到十天。 靈源7月11日離北京去莫斯科。 10日晚,媽媽在燈市口南邊的萃華樓飯莊為靈源餞行。下午四點鐘,媽媽向我說:“我們?nèi)|安市場,我?guī)湍闾粢患Y物送小靈子(靈源的小名)!眿寢尯臀页隽硕喔O,沿王府大街向南走去。在路上,媽媽說:“先送一個領(lǐng)花,現(xiàn)在送戒指、項鏈還不合適,這些以后再說!蔽覀冏哌M了東安市場的首飾店,媽媽又說:“現(xiàn)在還是不要買最貴的,買一個價錢中等偏上的比較好!彼袅艘粋淺紫色寶石領(lǐng)花,說:“這個好,顏色、樣式都大方!彼選了一個紫紅色的首飾盒。在革華樓飯莊,我把這枚領(lǐng)花送給了靈源。 通過與靈源的多次接觸,我認定她是我理想中的愛人。她不僅漂亮,有一股吸引人的魅力,而且心靈美麗、善良、純潔、正直。她在愛情上是嚴肅與深刻的,在事業(yè)上有理想,有追求。我愛她,認為這是一個值得我愛的人。這天晚上,我鼓起勇氣向她表白了我對她的愛情,也得到了她同樣的回報。 第二天上午,我懷著無比幸福的心情去火車站送她;氐郊液,我又激動又歡快地告訴媽媽,我和靈源已相愛。媽媽非常高興,她說:“很好,我很滿意,愿你們在愛情上幸福! 稍晚些時候,媽媽向我說:“還在你回國以前,我就向李納說,‘現(xiàn)在也不興包辦婚姻了,要不我就要托人到你家提親啦!祖林回來以后,讓他們兩個人見見面,看他們自己的意思如何。我們兩方面從旁給他們創(chuàng)造一些條件! 真正是“千里姻緣一線牽”。還在1950年夏天,李納回云南昆明探望離別十一年的老母與幼妹。臨行前,她去看望媽媽。媽媽拿出一本《太陽照在桑乾河上》,寫好題贈的字后,托李納帶給陳賡,并給陳賡寫了一封信交給李納。媽媽說:“你若遇到困難,可以請他幫忙。”陳賡是媽媽熟識的一位部隊領(lǐng)導同志,時任第二野戰(zhàn)軍副司令員兼第四兵團司令員,也是云南前線的司令員。李納去時隨張沖、盧漢等乘飛機去,返回北京時卻遇到了困難。云貴川一帶剛解放幾個月,國民黨留下成千上萬的武裝土匪部隊到處騷擾,陸路交通很不好走,很不安全。那時沒有民航,軍用飛機很少。李納在昆明找了幾位在省政府擔任負責工作的熟人,他們都沒法給她解決乘飛機的問題。李納就持媽媽的信去找陳康,見到了陳賡的夫人傅涯。傅涯高興地收下了媽媽贈送他們的書,見信后,非常熱情地接待了李納,向李納問了一些媽媽的情況,并問李納有什么需要幫忙的事。聽李納說后,她說:“陳賡到前方剿匪去了(多年后才知道陳賡是率軍事顧問團去了越南。這在當時是絕對機密的),乘飛機的事,我可以轉(zhuǎn)告司令部,你有幾個人要乘飛機呢?”李納經(jīng)過幾天毫無結(jié)果的奔波覺得乘飛機的事太難了,若飛機上能有她一個人的位置就是十分難得的了。可是,傅涯的熱情使李納終于鼓起了勇氣,她看看陪她一起來的身邊的靈源,回答道:“兩個人!贝稳眨玖畈縼砣送ㄖ罴{:明天有飛機,兩個人,準備好。于是靈源跟李納來到了北京。若是沒有媽媽給陳賡的信,李納也就只好走陸路返京,她就不會帶靈源同行冒險。靈源留在云南,我和她就不會相識了。媽媽竟在無意之中牽起了這根紅線。 在這些日子里,媽媽對自己“反黨集團”問題的解決是樂觀的。但是畢竟問題正處在解決的過程當中,所以,她不愿意到處串門,也不主動邀請人來家做客,她不想因此而又生出什么枝節(jié)來。 考慮到社會的復雜性,媽媽對于不熟識的人,尤其是新聞界人物的來訪,抱著相當謹慎的態(tài)度。有一天,說起因為我回來家里修房子的事。媽媽說:“那天搭席棚,工人從門外往院子里拿竹竿、席了,大門洞開著,正好《文匯報》的兩位名記者浦熙修、姚芳藻來,見大門開著就闖了進來。我本不見記者,就怕生事,但她們已站在院子里了,我只好從屋里出去同她們談了幾句。她們問我:‘社會上傳說丁、陳問題,到底是什么問題?’我回答她們:‘我不知道呀!我有什么問題?’她們說:‘有的教科書上選編了你的文章,現(xiàn)在都刪去了,是為什么?’我說:‘教科書上選編我的文章,我根本不清楚,更不知道刪去與否!齻儐枺骸@次黨在全民當中整風,作家協(xié)會的謎在哪里,蓋子該怎么揭?’我說:‘這在邵荃麟的整風報告中都談了,我不知道還有什么蓋子?’她們問:‘黨組是不是在開會?’我說:‘不清楚,沒有接到通知。’她們說:‘不是今天下午黨組開會嗎?’我仍推說不知道。她們再三問,我便說:‘是否開會黨組知道,你們問黨組好了!⑶蚁蛩齻儽砻,我是一個共產(chǎn)黨員,黨組不能告訴你們的,我也不能告訴你們。就這樣送走了她們! 媽媽又說,“也真是湊巧,大門從來都是關(guān)上的,只開了這么一小會兒,就讓她們碰上闖了進來,若不是這樣,我就讓夏更起在門口把她們的來訪謝絕掉,推托我不在家。”平日,對不熟識的來客,夏更起都是請他們在門房稍坐,他先進來通報。媽媽說:“我這問題是黨內(nèi)問題,應(yīng)在黨內(nèi)解決,通過黨的組織解決。可是從去年年初到黨內(nèi)傳達作協(xié)黨組給中央的那個報告起,這個問題就被他們搞得黨外、國外都知道,現(xiàn)在連民主黨派的報紙也找上門來!辈幌,后來這又成了她的一大罪狀。 從頤和園搬回家后,有一天,媽媽高興地說:“聶魯達到中國來了,作協(xié)通知我,要我以中國作家協(xié)會副主席的身份代表作協(xié)宴請他!敝抢娙寺欞斶_是她比較熟識的一位外國著名作家。1951年秋,她曾陪愛倫堡與聶魯達去上海、杭州訪問,相處甚洽。不言而喻,她為再次見到這位她所尊敬的作家而感到心情愉快。此外,在6月初開過三次作協(xié)黨組擴大會之后, 安排她作為主人宴請聶魯達,不由得不使她覺得這也是一個好的兆頭,預(yù)示她的問題會得到平反,從而增添了些許樂觀的成分。我聽后,也產(chǎn)生了樂觀的情緒。她去宴會之前,梳理好頭發(fā),換上一件銀灰色的連衣裙(為靈源餞行,也是穿的這件連衣裙),走進客廳,開心地站在原地轉(zhuǎn)了一圈,問道:“如何?”我說:“很好,挺合身,樣式也好,顏色也好!眿寢尭吒吲d興地走了。宴會完畢回家后,還興致勃勃地述說宴會上的情況:誰誰參加,如何坐的,席間與聶魯達談了些什么,等等。 比宴請聶魯達稍早一點,她去中南海紫光閣參加了中宣部召開的座談會,去時心情很愉快,開完會回來心情也很好。她說她在會上見到了周總理,會議中間休息時,還在草坪上同康生聊了一會兒。這個會,有宣傳、文藝等方面人士參加。 二十年后,在太行山下的嶂頭村,她詳細地向我說了那次紫光閣座談會的細節(jié)。經(jīng)受了這么多年磨難的她,回顧這段往事時,語氣平淡,好似在說一件別人的故事。她說:“那天會議,我坐在郭沫若后面,周總理走進會議室時,我們都站了起來,周總理先同郭沫若握手,他看到了我,這時,我覺察到總理的目光中流露出一絲意外的神情,但一閃即逝。他微笑著向我伸出手來,同我握了手。當時,我沒有對我的這個細微的感覺加以仔細思量。在反右派斗爭,那一場批判、斗爭我的風暴過去之后,回想起周總理那感到意外,卻一閃即逝的目光,我想,也許他那時已知道中宣部決定進一步開展對我的斗爭,沒想到我還會出現(xiàn)在這個座談會上吧!會議中間休息時,在草坪上遇見康生,他竟有興趣天南海北地同我聊了差不多二十分鐘。我當時就有點納悶,只覺得此人城府之深,讓人難以捉摸。1938年,他在群眾中揚言,說我在南京自首。我知道后向毛主席訴說:‘康生憑什么這么胡說,他有什么根據(jù)?’1940年,中央組織部為我這段歷史作了結(jié)論,否定了康生的說法。自那時起,我同康生之間彼此都沒有好感。在延安,有一次在毛主席那里,毛主席還向我說:‘你去看看康生同志嘛!’我也沒有去,心想:我同康生又沒有工作關(guān)系,我去看他干什么!回想紫光閣座談會,康生一定也知道了什么樣的命運在等待著我,心里自然是得意的,他在草坪上表示出的少有的熱情,大概就是這種心態(tài)的反映。建國后,他一直在養(yǎng)病,那年剛出來工作! 至于媽媽的這個感覺是否正確,紫光閣座談會時,是否已作出了進一步開展對她的斗爭的決定,我就不知道了。 從頤和園回到城里后,我給黃敬部長寫了一封信,向他問候,告訴他我已回國,正在休假,希望利用假期了解國內(nèi)的造船工業(yè),參觀潛艇的制造廠與設(shè)計單位。三四天后,一機部辦公廳打來電話,要我去商談參觀事項與辦理相應(yīng)的手續(xù)。黃敬部長批示我可以參觀了解國內(nèi)正建造的五型軍用艦艇,閱看五型艦艇的全部技術(shù)資料。當時,從蘇聯(lián)引進了潛艇、護衛(wèi)艦、獵潛艇、魚雷快艇、掃雷艇等共五個型號的技術(shù)與設(shè)備,分別在上海、武漢、蕪湖的造船廠建造。我考慮去三個城市時間不夠,也不愿走馬觀花式的參觀,所以就商定只去上海一地,參觀一個潛艇建造廠、一個護衛(wèi)艦建造廠與一個艦艇設(shè)計室黃敬部長給了我這么好的學習條件,我十分高興。但是,只有在我學成回國參加造船工作之后,我才更深切地感到他對我的優(yōu)待。因為,我這時才知道國內(nèi)的技術(shù)保密規(guī)定,一般是從事哪個型號艦艇的工作,只接觸這個型號艦艇的有關(guān)技術(shù)資料,也只有很少數(shù)的技術(shù)領(lǐng)導方能接觸全部型號艦艇的技術(shù)資料;叵肫疬@點,真是由衷地感謝黃敬部長。 媽媽也為我高興,她說:“黃敬同志給了你很好的學習條件,你就去上海好好地參觀吧!” 媽媽又說:“你到上海后,去看看你父親的墓!奔罀吒赣H的墓,給他及與他一同犧牲的革命先烈們獻上一束鮮花,是我多年的愿望。我父親胡也頻與其他二十三位革命先烈,1931年2月7日夜,英勇就義于上海龍華國民黨淞滬警備司令部后面的草地上。1949年上海解放后,市政府找到了烈士們的遺骸(此時,草地已成為菜地),合葬于大場公墓,立碑名“龍華二十三烈士墓”(后來,移葬上海烈士陵園時改為“龍華二十四烈士墓”),并書刻烈士們的姓名。當時,上海市政府曾致函媽媽告知此事,并附一龍華的草圖,說明烈士們的關(guān)押處、就義處、發(fā)現(xiàn)遺骸處。1951年,媽媽去上海時,曾去大場公墓看過。兼任上海市長的陳毅同志特地告訴媽媽, 葬在大場公墓是臨時性的, 待革命烈士陵園建成后,再移葬革命烈士陵園。1957年,仍在大場公墓。 這時的我,覺得呈現(xiàn)在自己面前的一切都美好:媽媽的問題,平反有望;我的事業(yè),似乎前面的路也很平坦;尤其是我還獲得了真摯的愛情。我懷著這樣的心情于7月20日登上了去上海的列車。 這一個月的時光,就在歡樂的氣氛中過去了。媽媽心情很好,她對她的問題的解決是樂觀的。當然,這個樂觀也是審慎的。 只有一件事,多少攪動了一點歡樂生活的平靜。 7月中旬的一天, 媽媽不知從哪里聽到了一個傳聞,說中宣部專門小組對她南京一段歷史所作的結(jié)論從中組部退回到中宣部了。我問她這是怎么一回事。于是,她簡單地向我說了她被囚禁在南京三年的情況。她以前沒有同我談過這個問題。但是,我知道她曾被捕,囚禁在南京,是在黨的營救下逃脫囚禁到了陜北蘇區(qū)。我是從一些關(guān)于她的報道中看到的。我從沒有想到過這當中會有什么問題,因為,她到陜北以后的這二十年中,黨一直信任她,委她以文藝工作方面的重任,她的革命活動為國內(nèi)外所矚目,有著極好的聲譽與影響。她說:“1955年斗爭我時,提出要審查我在南京被囚三年的這段歷史。中宣部專門小組調(diào)查后作出的結(jié)論是犯有‘政治錯誤’。對這個結(jié)論,我不接受,申明保留意見。”她又說,“產(chǎn)生這樣一個結(jié)論,我覺得張際春、李之璉他們有難處,這是一個妥協(xié)的產(chǎn)物!边@件事沒有更多地談下去,因為不知傳聞是否準確,也不了解其內(nèi)情,更無法推測其結(jié)果。我覺得媽媽那一兩天心緒稍有不安,而我只有從好的方面去想,希望媽媽申明的保留意見能為上級組織所接受。 其實,聽到的傳聞并不準確。李之璉在《我參與丁、陳“反黨小集團”案處理經(jīng)過》一文中寫到: 書記處這次會議后,陸定一、周揚兩位領(lǐng)導人怎樣商量下一步工作的,我不了解,我只知道,周揚在半年前已同意、經(jīng)專門小組通過、張際春簽發(fā)并報送中央審批的丁玲的歷史結(jié)論,這時他又反悔了。他向陸定一提出,他“不同意這個結(jié)論”。陸定一把我找去說明此意,并要我把這個結(jié)論從中央撤回來,由他主持在中宣部部務(wù)會上再討論。 這次部務(wù)會議所謂再討論, 只是由陸定一提出, 將丁玲的歷史結(jié)論改為:“1933年丁玲被捕后,自首叛變;從南京回到陜北是敵人派回來的”,但并沒有提出新的根據(jù)。 就在媽媽抱著審慎的樂觀,等待并企望黨組織對1955年定她的“反黨小集團”的問題作出實事求是的正確處理的這一個多月當中,一張羅織她新的罪行的網(wǎng)已經(jīng)在編織。 這一切, 她當然是不會知道的。在我離北京去上海的前夕,她對我說:“作協(xié)黨組擴大會,可能不久就要復會。會比較忙的,我不會有多少時間陪你。你就去上海好好參觀吧!我的問題,你放心好了,不會有什么的!彼摹⒎从遗啥窢幹械牧 我在上海參觀造船工業(yè),收獲不小。還去了父親的墓地,獻上了一大籃鮮花,并同朋友賀毅去杭州作二日游。我于8月4日晚九時回到北京,當火車駛?cè)胲囌緯r,我看到站在暗淡燈光下的媽媽。我離開上海之前給她發(fā)了一個電報,告訴她我的歸期,并沒有想到她來接我,所以我很高興。我們上了小轎車,一路上,我興致勃勃地向媽媽述說我在上海的情況,讓她分享我的喜悅?墒牵腋械轿业脑捄苌俚玫剿貞(yīng),便把話打住了。我覺察到媽媽似乎有很重的心事。我想,一定發(fā)生了什么事,是不是中國作家協(xié)會黨組擴大會議復會后有什么變故?我心里隱隱地出現(xiàn)了一種不祥的預(yù)感。司機和夏更起坐在前面,我不想多問什么。我轉(zhuǎn)過臉去,茫然地從車窗向外望著。 回到家,我和媽媽、陳明叔叔一起走進客廳。我極度忐忑不安,心里十分焦急,我想問她,又遲疑著沒敢開口,生怕得到的是一個可怕的答案。媽媽坐在我對面,神情略顯困頓,凝神的目光顯示出她在掂量如何開始同我的談話。這氣氛令人難耐。 終于媽媽先開了口,她語氣沉重地說:“祖林!我告訴你,我的問題又有了大的反復。這些天,天天在開斗爭我的會。” 盡管我已有一點不祥的預(yù)感,但這幾句話仍有如晴空霹靂。我驚呆了,想說卻說不出話來,思想似乎都凝滯了。 媽媽稍稍停頓, 繼續(xù)說道:“黨組擴大會在7月25日復會,你走后四天就復會了。周揚主持會議并首先講了話,他說他是以前年會議的主持者和代表中宣部兩種身份參加。這樣一個申明,就給人一種暗示,他是代表黨的,也是正確的。他的講話與他在前三次黨組擴大會上的講話根本不同,首先肯定了1955年所作‘丁、陳反黨小集團’的結(jié)論是正確的。說我的申訴和我在會上提問為什么沒有核實事實就向中央報告,為什么還背著我們向中央報告,是‘翻案’,是向黨猖狂地進攻,而且是同社會上的右派分子內(nèi)外呼應(yīng)!周揚一開始就為會議定下了這個調(diào)子,于是會議又是一邊倒,會議的性質(zhì)從討論重新處理我的問題變成了斗爭我的會。參加會議的人數(shù)也增加了。邵荃麟、劉白羽、林默涵也都作了同周揚一樣的發(fā)言! 我既感到震驚,又感到困惑。我心里想,我們黨處理問題不是應(yīng)以實事求是為原則嗎?這也是毛主席一貫倡導的,為什么現(xiàn)在又再次肯定并非事實的結(jié)論呢?黨章規(guī)定每個黨員都有申訴的權(quán)利,為什么卻把媽媽的申訴斥為“向黨猖狂進攻”?難道對搞錯了的事,不應(yīng)問問為什么,從而總結(jié)經(jīng)驗教訓? 我問道:“中宣部專門小組現(xiàn)在的態(tài)度是什么?” 媽媽沉默了一小會兒,說:“張際春已經(jīng)不參與這件事了,他也沒有參加會議。周揚不是說他代表中宣部嗎?李之璉他們也只能按這個調(diào)子發(fā)言?磥碜鲄f(xié)黨組擴大會休會的這一個半月里,中宣部領(lǐng)導作出了這樣的決定。結(jié)果就是如此! 媽媽說:“會上還揭發(fā)批判我串通《文匯報》的右派分子向黨組施加壓力,與社會上的右派里應(yīng)外合向黨進攻,指的就是浦熙修來訪那件事。這樣,就把我的問題直接與社會上的反右派斗爭連在一起! 一股頹喪的思緒頓時涌上我的心頭,心想:若是我不回國,媽媽就不會裝修房子,人門也不會洞開,而讓《文匯報》記者浦熙修、姚芳藻闖了進來,使得媽媽不得不同她們說了幾句話。天下事,竟有如此湊巧的! 媽媽又說:“昨天陳企霞在會上交代,承認那封匿名信是他寫的,找人抄的。這個人暗地里搞出這些事來,現(xiàn)在卻已過關(guān),正參加揭發(fā)我! 這時,媽媽看了一眼陳明叔叔,說道:“陳企霞在會上還揭發(fā)了叔叔(即陳明),說有一天叔叔打電話給他,裝成一個小女孩的聲音,叫他陳企霞叔叔,約他晚上到一個公共汽車站見面,統(tǒng)一口徑。這件事叔叔事先事后都沒有向我說,弄得我在會上好被動!眿寢屨f這件事時,可能是想象到打電話時的那副情景,說著說著竟忍不住笑出聲來。媽媽又說,“事已至此,也就誰也不怨誰了。” 媽媽繼續(xù)說,“我已經(jīng)在會上做了檢討,在這樣的情況下,我只得檢討。但是被斥為‘態(tài)度不老實’,說我只承認‘反黨’,‘向黨進攻’,但不承認具體事實,不交代具體事實,仍在頑抗,繼續(xù)向黨進攻。還說我的態(tài)度是‘欺黨太甚’,‘欺人大甚’。我是處在被斗爭的地位,事實上現(xiàn)在是棍棒齊下,責罵、諷刺、挖苦,任何人都可以在這個會上把對我的不滿發(fā)泄無余! 她還說了一些這兩大會上的情況,我聽著這一切,精神上感受到很大的壓力,直壓得透不過氣來。 媽媽最后說:“前幾天我給小靈子寫了一封信,寄到莫斯科去了。我在信里沒有明說我現(xiàn)在的處境,但暗示了我今后的命運,讓她思想上有所準備。我也委婉地表示了我對她的希望。她是一個純潔的女孩子,以我對她的了解,我想,她不大會因為我的問題而改變同你的關(guān)系。” 我感動地喊了一聲“媽媽!”這十天來,連日開斗爭她的會,揭發(fā)、批判、責罵如暴雨般傾瀉,她還得交代“反黨”的事實,還得檢討。在這樣的處境下,她還想著關(guān)心我和靈源之間的事。 媽媽轉(zhuǎn)而向我說:“現(xiàn)在談?wù)勀惆!你是共產(chǎn)黨員,應(yīng)該相信黨,同黨站在一起。應(yīng)該認識到媽媽是在反黨!彼脴O大的力量,抑制住自己的情感,字斟句酌地向我說出了這幾句話。我明白,她是怕我犯錯誤,說出與黨不一致的話來。 她又說:“你也可以相信我,你這次回來以后,我向你說的一切,都是真話!彼酥浦约,但悲憤之情依然溢于言表。 我點點頭:“我知道。” 她鄭重地向我說:“我看你還是提前回蘇聯(lián),回學校去吧!現(xiàn)在這樣情況,待在家里已經(jīng)沒有任何意思。” 我不想提前走,我不想在這個時候離開媽媽,我不放心她。我說:“學校9月1號開學,我還是再陪你半個月,住到20號再走! 已是夜半,談話結(jié)束時,媽媽說:“明天休會一天,我在家里準備發(fā)言材料,后天還要在會上繼續(xù)檢查交代!蔽铱粗锹燥@憔悴的面容和疲憊的神情,心想,媽媽今天在會上接受了一整天的批判斗爭,晚上卻還去車站接我,我真后悔在上海發(fā)那個電報了。 這又是一個不平常的夜晚。夜氣如磐,令人窒息。我?guī)缀鯊匾刮疵,思緒有如波濤,起伏翻騰不已。在我回國后的這一個多月里,我的心情是樂觀的,我做夢也想不到事情會發(fā)生根本的變化。何以會是這樣?我想不通。我為媽媽抱屈,為媽媽難過,我陷入極度的痛苦之中。 我屬于政治上早熟的這一類人,也就是較早地建立了共產(chǎn)主義信仰,在未滿十七歲時入了黨。這是從小在革命隊伍中成長,接受黨的教育的結(jié)果,也是家庭影響的結(jié)果。我也較早地接觸到政治運動,在延安參加整風審干運動,我的同學中有七十多人先后被“搶救”成了“特務(wù)”。后來,一風吹,全部平反了。由此,我體驗到了政治運動中也有搞錯人、冤屈人的事實,初步認識到,凡事要遵循實事求是的原則,并且也應(yīng)該獨立思考。 如今,風云突變,厄運再次降臨到媽媽頭上,也降臨到我們這個家庭。我將如何承受?我將如何對待呢? 從一個共產(chǎn)黨員來說,我應(yīng)保持與黨一致的態(tài)度。但是,以我對媽媽的了解,我以為她不僅不反黨,而且對黨的事業(yè)忠心耿耿。何況,我也多少知道一點文藝界歷史上形成的一些人際關(guān)系。現(xiàn)在,在急風暴雨般席卷全國的這場反右派斗爭中,作協(xié)黨組擴大會上,眾口一聲,說媽媽“反黨”,媽媽自認從未反黨,心里不愿,但嘴上不得不承認“反黨”,因為不能“頑抗到底”。想著這一切,心里真是郁悶,郁悶,郁悶。 我從上;氐郊业牡诙,8月5日下午,作協(xié)黨總支通知我去談話。在組織上,我不屬他們管,但他們通知我去談話,我不能不去。離家時,媽媽囑咐我:“你要有思想準備,滿樓都是揭發(fā)批判我的大字報!蔽尹c了點頭。 我步人王府井大街64號(現(xiàn)在的商務(wù)印書館)全國文聯(lián)作協(xié)大樓,就見赫赫十幾張大字報貼滿了門廳周圍的墻壁,在“丁玲”前面冠以菜碗般大的“反黨分子”頭銜,右邊走廊上也貼滿了這樣的大字報,樓梯兩側(cè)的墻壁也無一例外地貼滿了大字報。我頓時感受到這場斗爭的氣氛,這是我有生以來第一次見識大字報這種形式,我真正地為媽媽的處境擔憂了。 在總支書記辦公室里,總支書記黎辛招呼我坐在他的辦公桌旁,同他的辦公桌并攏的另一張桌前坐著一位三十多歲的女同志,面前放著一沓紙和一支筆,看來是打算做記錄。可能黎辛想緩和一下氣氛,他向我作了這樣的自我介紹:“我叫黎辛,在延安解放日報社時,曾經(jīng)在你母親領(lǐng)導下工作,我們那時見過,也許你還有印象!蔽艺f:“記得!睆1941年至今,十六個年頭過去了,他的模樣似乎變化不大。他隨即言歸正題:“現(xiàn)在作協(xié)黨組擴大會議正在開展對你母親的斗爭,作協(xié)黨總支認為有必要同你談?wù)!彼紫雀乓卣f了1955年作協(xié)黨組所定“丁、陳反黨小集團”的主要事實,肯定這個結(jié)論是正確的,然后說了媽媽在這之后“翻案”和配合社會上的右派分子向黨猖狂進攻的事。最后,他向我說了兩點:“一、希望你相信黨,相信黨對你母親開展的斗爭是正確的,站在黨的立場一邊;二、現(xiàn)在黨還在挽救她,通過斗爭來挽救她,希望你同黨一起來挽救她!蔽蚁蛩硎荆骸拔蚁嘈劈h,愿意站在黨的立場上來認識她的問題!蔽抑荒茏鞒鲞@樣的表示,沒有別的選擇。 這時, 黎辛問道:“6月下旬,你母親和艾青等人在北京飯店聚餐,那時,有誰說了‘我們這是裴多菲俱樂部’?你是參加了這次聚餐的! 我知道裴多菲是匈牙利一位愛國詩人。但是,1956年匈牙利事件發(fā)生后,以他的名字命名的俱樂部成了一個參與煽動反革命暴亂的反革命組織。我當時想,這時有誰膽敢組織這樣一個俱樂部并自稱是其成員呢? 這件事是這樣的: 在我們住進頤和園之前,有一天,艾青給媽媽打來電話,說知道我從蘇聯(lián)回來了,想請我吃餐飯。為什么他要請我吃飯?我想主要是他同媽媽是延安時代的老熟人;另外,他曾經(jīng)照顧過我,我在他那里住過一小段日子,也許這也是一個原因。那是1945年的事。那年11月底,媽媽從延安到達張家口以西的豐鎮(zhèn),知道晉察冀和晉綏兩個根據(jù)地的部隊正聯(lián)合進行歸綏(即呼和浩特)戰(zhàn)役,她擬去戰(zhàn)地采訪,于是由陳明叔叔把我和祖慧先送到張家口。祖慧住蕭三處,我跟艾青一起。艾青率領(lǐng)華北文藝工作團從延安到達張家口后,正在籌建華北聯(lián)合大學文藝學院。院址就設(shè)在東山坡一個原日本兵的營房,是一排排的日本式平房,房間里鋪著“榻榻米”。艾青的家屬還沒有來,他同江豐合住一套,共兩間。我跟他們在一起住了十多天,房內(nèi)只有一張單人床,他們硬把床讓給我睡,他們卻睡在壁櫥里的“榻榻米”上。他們是長輩,我心里很感過意不去。這事,我一直記著。 那天上午,我們先到艾青家里,是一個小巧的四合院,高崇文門不遠。談話之中,艾青說再把江豐和朱丹、李納夫婦請上,他給他們打了電話。隨后,就去了北京飯店,要了一個單間。江豐、朱丹很快就來了,但李納沒有到,我就去飯店大門口等她,等了二十多分鐘她才到。我們走進單間后就開始上菜了。一起聚餐的有艾青、高瑛、江豐、陳明、朱丹、李納、媽媽和我,一共八人。餐后,就各自回家了。以后的一些天,媽媽同艾青、江豐也沒有私人間的來往。萬萬料不到這次平常的會餐竟成為媽媽“反黨活動”的重大罪行。 我向黎辛說了那天在北京飯店吃飯的前后情節(jié),并且說明我有二十多分鐘不在場。我如實地表明:我在時沒有聽到有誰說過“我們是裴多菲俱樂部”這句話。 他和女同志聽后沒有再追問下去。 黎辛沒有再說話,我以為談話大概到此為止了。 這時,女同志發(fā)話了,她說:“你剛才表示愿意同黨站在一起,那么你對你母親的反黨言論與行為有什么要揭發(fā)的?” 我說:“我去蘇聯(lián)學習四年,出國前在東北,也只是學校放假時回北京住些日子,所以我對她工作方面的情況不了解。” 她說:“你這次回國以后,她同你說過什么?” 我說: “剛回來的時候, 她告訴我1955年對她進行了斗爭,定為以她為首的‘反黨小集團’,她認為事實不符,向中宣部機關(guān)黨委寫了材料,中宣部成立了專門小組,作了調(diào)查核實,也認為大多與實際不符。作協(xié)黨組擴大會開了三次,會上的發(fā)言都認為‘反黨小集團’的結(jié)論不能成立。所以,現(xiàn)在就等上級組織作出決定。我聽后,相信黨組織會正確處理她的問題。我昨天晚上從上;氐奖本,她告訴我,說她犯了更大的錯誤,是‘翻案’,‘向黨進攻’。今天上午她在自己房里寫材料,我只是在吃飯的時候才見到她,也沒有談什么。” 她又問:“日常生活中,你母親總會有些言論,現(xiàn)在看來是屬于反黨性質(zhì)的,你能告訴我們一些嗎?” 我說:“我昨天夜里方才知道作協(xié)黨組擴大會議正在開會斗爭她。這事對我很突然,我還沒有來得及思考你所說的那方面的問題。” 她說:“那你回去想想吧!想出來了告訴我們! 我回到家,媽媽問我:“誰同你談話?” 我說:“黎辛,還有一位女同志,坐在黎辛對面,她沒有自我介紹,黎辛也沒有介紹。”我說了女同志的模樣,穿著。媽媽說:“那是胡海珠,總支副書記! 我向媽媽說了方才談話的情況。 這時,媽媽又提出了前一天夜晚說過的事,她說:“我看你還是提前回蘇聯(lián)學校去吧!你待在這里,只會一步步地被牽進作協(xié)機關(guān)的這場運動中去。你留在這里也幫不了我什么。你可以相信我、放心我,我不會尋短見的。”她的語氣中透出些許急切。 我改變了留在北京陪伴媽媽一些時日的打算,決定提前返回蘇聯(lián)。 我從蘇聯(lián)回國時, 通過蘇聯(lián)的國際旅行社買了往返雙程火車票。原訂8月21日離京。8月6日上午,我去前門附近的國際旅行社更改火車票日期。北京——莫斯科國際列車一星期兩班, 次日,7號的票仍有。我遲疑了一下,覺得第二天就走,太急促了, 想再陪媽媽住幾天。于是,決定下一班車走,就把車票的日期改訂為8月11日。 這天下午,媽媽去作協(xié)參加黨組擴大會。走時,神情坦然、鎮(zhèn)定。我無言地跟著她走到院子當中,目送她走出大門。我從昨天看到的貼滿大樓的那些大字報,大體上已能想象出批判斗爭會上的氣氛和情景。想到這些,我的心怎么也平靜不下來。直到吃晚飯時,媽媽才回來。她進門后,只說了一句:“頭疼,我休息一下!本突胤刻稍诹舜采稀 媽媽告訴我:“劉白羽要見你,他要你明天上午十點到他的辦公室去! 這時的作家協(xié)會,邵荃麟是黨組書記,劉白羽是黨組副書記。我在延安時,就認識劉白羽,1942年,他同媽媽都在“文抗”。我1947年從晉察冀邊區(qū)到哈爾濱后也曾去看望過他。 7日上午, 我準時走進了劉白羽的辦公室。這是一間很大的房間,辦公桌旁放了一張大沙發(fā)、兩張小沙發(fā)。劉白羽略顯熱情地同我握了手,并介紹他身旁一位面孔微黑的中年人:“這是中宣部機關(guān)黨委副書記崔毅同志。”他招呼我在一張單人沙發(fā)上坐下,自己搬了一把靠背椅,坐在辦公桌旁,崔毅也坐在一張椅子上。 劉白羽說:“聽說你從上;貋砹,找你來談?wù)。關(guān)于你母親1955年定為‘反黨小集團’的問題以及現(xiàn)在‘翻案’、‘向黨進攻’的情況,黎辛同志已向你談過了,我就不多說了。我今天主要同你談你母親在南京的一段歷史問題。你母親不僅有反黨的錯誤,而且歷史上還有自首變節(jié)行為! 劉白羽說的大意是: 你母親1933年5月,因馮達叛變而被捕。被捕后,最初幾個月對敵人是作過斗爭的,但后來屈服了。她向敵人寫了一個書面的東西,她交代是一個條子,內(nèi)容是:“因誤會被捕,在南京未受虐待,出去后回家養(yǎng)母,不參加社會活動!辈辉谟谑菞l子還是自首書,問題在內(nèi)容,僅從這個內(nèi)容來看就是自首變節(jié)行為。條子就是自首書。其次是被捕后仍和馮達住在一起,而她明知馮達已叛變。再就是,她被捕后與國民黨特務(wù)頭子徐恩曾、大叛徒顧順章來往,喪失了共產(chǎn)黨員氣節(jié)。她沒有被投入監(jiān)獄,生活上受到這些特務(wù)頭子的優(yōu)待。主要就是這幾個問題,他還說了一些說明這幾個問題的細節(jié)。 劉白羽最后說:“考慮到你可能不知道這些情況,所以找你來談?wù)劊M阃h有一致的看法。至于你嘛,你父親是胡也頻烈士,對于你的父親,我們都是很敬仰的! 他談了大約一個多鐘頭,我注意地聽著,心中駭然。只是在談話結(jié)束時向他表示:“這些情況,我以前不知道,事情來得突然,我將按照你的希望認真地去思考! 崔毅在劉白羽談完之后簡單地說了兩句:“希望你同黨有一致的認識。我對你母親的認識也是經(jīng)歷了一個過程,起初,我也沒有識破她。”此時,崔毅的處境比較尷尬。一年后,他因支持丁玲“翻案”,被定為反黨分子。 我步履艱難地向家里走去,心情十分沉重,深深感到媽媽的問題又加重了。自首變節(jié),這是革命氣節(jié)問題,是政治生命攸關(guān)的問題。 我走進家門,步入客廳,沉重地坐在沙發(fā)上。這三日,噩夢般的事情接踵而來,我的思想接連不斷地處于驚疑交集的狀況,精神上感受到的壓力也一次比一次加重。加上睡眠不足,我感到極度的疲憊,正想暫且什么也不去想,稍歇一會兒,不料郵差送來報紙。 我隨手翻開《人民日報》,第一版上醒目的大字標題:《文藝界反右派斗爭的重大進展——攻破丁玲、陳企霞反黨集團》。三天以來的感受,不能說我對此完全沒有思想準備,媽媽也向我說過:“我的問題遲早會見報,你要有精神準備!钡牵斔鼇淼轿颐媲皶r,我仍是感到震驚,心不停地在戰(zhàn)栗。我努力使自己鎮(zhèn)定下來,以極大的力量抑制住內(nèi)心的惶惑,仔細地讀完了標題下的全部文字,心頭上籠罩著一片幻滅感。我走回臥室,躺在床上。 更起招呼我去吃午飯。我走進飯廳,坐在餐桌旁,望了媽媽一眼,心里襲來一陣悲涼。我不忍心再看她,就低著頭吃飯,從碗里扒了一口飯,卻咽不下去,抑制了幾天的眼淚終于溢滿眼眶。我不愿媽媽看見我流淚,就站起身走回到客廳。這是我回到北京后第一次流出眼淚。 我剛在客廳中坐定,媽媽就跟了進來。她有些慌亂,一邊用手揩拭著流淌著的眼淚,一邊開口想說什么,但泣不成聲。 媽媽稍稍平息了激動的情緒,說:“你不要為我難過,我的問題見報是預(yù)料中的事,只是遲一點,早一點的事情! 我無可奈何地點了點頭。 媽媽問道:“劉白羽上午同你談了些什么?” 我說:“談你在南京三年的事,結(jié)論就如報紙上登的:自首變節(jié)。只是具體情況,你過去告訴我的簡單,他談的詳細! 她說:“是的。那時我以為我的問題將會得到平反,所以就說得簡單一些! 我向她說了劉白羽談的一些內(nèi)容。 媽媽說:“我要向你說明的是,所有這些情況,我以前都向組織談過。在延安時我是這樣說的,中宣部專門小組審查這段歷史時,也是這樣說的。專門小組作了調(diào)查,調(diào)查的結(jié)果同我向組織講的也是一致的。專門小組的結(jié)論否定了‘自首’,但留有‘政治錯誤’。我對這個結(jié)論提出保留意見,F(xiàn)在他們沒有拿出新的根據(jù),反而加重說我‘自首變節(jié)’,并且在報紙上公布,這我又有什么辦法!但是,就劉白羽所說的這幾點,事實上是,我被捕之初,知道家里的地址是馮達供出來的之后,就一直痛罵馮達,我多次提出要和馮達分開,并且提出讓他們把我關(guān)到監(jiān)獄里去,但這些掌握我命運的國民黨特務(wù)就是置之不理,硬要把我和馮達關(guān)在一起,利用他來軟化我,以此來達到他們的政治目的。后來我覺得既然擺脫不了馮達,那么我也可以利用他,借助他麻痹敵人,使敵人對我的監(jiān)視松懈,尋求機會逃離南京。寫那張條子是徐恩曾通過馮達之口告訴我,說他們逮捕我引起了一些麻煩,社會輿論抗議,外國人也不滿,因是在租界抓的我,侵犯了外國人的治外法權(quán),說如果我寫一個書面的東西,表示是因誤會被捕,愿歸隱養(yǎng)母,就可放我回湖南。我想,如果真讓我回湖南,我總會找到黨組織,繼續(xù)革命的。于是我寫了一個條子,也就是在一張信紙大小的白紙上寫了:‘因誤會被捕,未經(jīng)審訊,出去后愿居家養(yǎng)母!麄兪逞,我罵他們不講信用,他們也不理睬,囚禁依舊。在黨組擴大會上有的人說,這條子就是自首書。就這個內(nèi)容來說,我既沒有承認自己是共產(chǎn)黨員,也沒有任何損害黨的言論,沒有自首的言詞,這只是為了應(yīng)付敵人以便脫身。我被捕后,沒有出賣黨的組織,沒有出賣同志,也沒有泄露黨的秘密,這些,周揚、劉白羽他們也是承認的。而且,敵人企圖利用我的名望為他們做事,寫文章,我都拒絕了。至于與特務(wù)頭子徐恩曾、顧順章等人的關(guān)系,我是被囚禁的人,他們來找我,我怎么能拒絕得了不見他們?” 在她概括地說完了以上情況之后,她說:“我們是母子,你可以相信你的母親,相信你母親這個老共產(chǎn)黨員。你也是共產(chǎn)黨員,你也可以自己思考、判斷! 媽媽還一邊流著眼淚,一邊向我講了她在囚禁中,曾自盡明志,以死證明自己的清白,以死證明對黨忠貞的情節(jié)。我聽來心里非常難受,眼淚一陣陣奪眶而出。 她說:“我本不想告訴你這些傷心事,現(xiàn)在也只有說了! 下午,作協(xié)黨組擴大會繼續(xù)開,媽媽走了。我一人在家,靜下心來,開始梳理自己的思想。 我從1943年延安整風審干時起就接觸這方面的事了。什么中統(tǒng)、軍統(tǒng)、三青團、汪偽敵特等組織的形成及現(xiàn)狀;什么叛徒、自首變節(jié)分子的政策界限,光筆記就記了一本。我確信,共產(chǎn)黨員被捕后,出賣了組織,出賣了同志,泄露了黨的秘密,屬于叛變,定為叛徒;沒有上述行為,寫了自首書或登報發(fā)表了聲明、啟事,其內(nèi)容為宣布脫離共產(chǎn)黨,放棄共產(chǎn)主義信仰,宣稱共產(chǎn)主義不適合中國,或有其他損害、污蔑黨的言詞屬自首變節(jié),定為自首變節(jié)分子。媽媽所寫的,并沒有這樣的內(nèi)容,怎么說是自首變節(jié)呢? 媽媽從作協(xié)開會回來后,又同我談了回蘇聯(lián)去的問題。她說:“你還是改乘飛機去莫斯科。三四天后,在莫斯科就會看到今天的《人民日報》。我很不放心祖慧,她什么情況都不知道,要是說出什么同黨不一致的話來如何是好,這至少會影響她預(yù)備黨員轉(zhuǎn)正的。” 我已入黨十年。 祖慧這時還是一個預(yù)備黨員,她1956年8月去蘇聯(lián)留學前夕入黨,預(yù)備期一年。 媽媽又說,“另外,也許你還能趕上見小靈子一面! 我說:“若改乘飛機,要花好大一筆錢!我乘火車走,是無須媽媽花錢的,我在列寧格勒已買了雙程往返的車票! 媽媽說;“現(xiàn)在這情況,不要考慮錢的問題! 我說:“好吧!” 次日, 8號上午,媽媽叫夏更起去儲蓄所取錢,然后去買機票。夏更起買到了11號的機票,花去800元人民幣。我退了火車票,退回300元人民幣,這錢我留在了家里。 乘火車與乘飛機都是11號離京,只是飛機兩日可達,火車需行八天。 9號下午, 媽媽仍去作協(xié)開會。 她走后約半小時, 夏更起接電話后告訴我:“作協(xié)黨總支要你現(xiàn)在去談話!蔽壹慈ノ穆(lián)作協(xié)大樓。 同我談話的只有上次與黎辛一起和我談話的那位女同志一人。 她問:“上次談話,你說你將思考你母親的反黨言行,現(xiàn)在你想得怎么樣了?你有什么要揭發(fā)的?” 我回答:“我盡力地想過了,但是還沒有想出有屬于反黨性質(zhì)的言論。當然,我還可以繼續(xù)去想! 她又問:“這幾天你母親在家里的情況怎樣?說了些什么?” 我說:“這幾天,她天天去開會,回到家里就在自己房間里寫‘交代’、‘檢查’材料,除了吃三餐飯時以外,幾乎沒有多少時間見面、談話! 她臉上露出了不滿意的神色:“你說你愿意站在黨的立場上,這是需要有實際行動的。” 我沒有吭聲。 沉默了片刻,她說:“聽說你要回蘇聯(lián),希望你回到蘇聯(lián)后,繼續(xù)考慮你母親有哪些反黨言行。揭發(fā)材料可以直接寄給我們,也可以通過大使館轉(zhuǎn)給我們。” 談了大約十分鐘,結(jié)束了。 我從上;貋,一共在北京呆了六天,除第一天外,其余的幾天,媽媽都去參加作協(xié)黨組擴大會議,去的時候,神態(tài)安然;回來的時候,精神疲憊,總要先去床上躺一會兒。我擔心她的身體,怕她支撐不住,禁不住說幾句要她注意身體的話,卻自己都感到這些話蒼白無力。 以我對媽媽的了解,通過我自己的思考,我不認為她“反黨”、“自首”。我是一個認真的人,一個坦直的人,對黨、對組織,從來都是心口一致。可是,現(xiàn)在我卻不能說出我的真實思想。如果我如實地說,那么,等著我的又將會是什么?這正是媽媽所不希望并為之擔心的。不只如此,我還得表明,我相信黨,擁護黨對她開展的斗爭。我不這么表示,難道我還能有別的選擇?而這樣的表示,也正是媽媽希望并一再告誡我的。一切都這樣的扭曲著,我心里感到非?鄲,何以自己會處于如此境況?我真不知道該怨誰,難道該責備的是我自己?五、離別 10號晚上,我收拾自己簡單的行裝,媽媽坐在我的床上,看著我把一件件衣物放進箱子。她不時插幾句話,說把這個放在這兒,那個放在那兒,如同我小時候離家出門時一樣。我不愿拂媽媽的心,一件一件都照她的話放好。我覺得這氣氛有些凄愴。 媽媽長長地嘆息了一聲,她說:“麟兒,我很對不住你們,讓你們受苦! 我心中涌起一陣悲涼:“媽媽!你不要這么說,你愛我們,我們也愛你,現(xiàn)在的事也怨不得你。我這次回來以后,你同我談了許多,我相信你,相信你所說的一切。我心里全都明白。” 媽媽說:“你要聽黨的話,黨現(xiàn)在認為媽媽反黨,你也應(yīng)該這樣認識! 我點點頭說:“我知道! 媽媽又說:“你放心我,媽媽是一個老黨員,媽媽是堅強的。你也應(yīng)該堅強! 我答道:“媽媽!你也放心我! 最后,媽媽說:“我的問題就是這樣的了。你自己好好學習,好好生活吧!今后好好地工作!眿寢屨f完又是一聲長長的嘆息。 我這一夜又幾近徹夜未眠。我沒有想到竟會是在這樣的境況與心情中同媽媽離別。 天剛蒙蒙亮,我就起身了,媽媽臥室的燈也亮了。不一會兒,司機老王來了。我同他一起吃早餐,我吃了幾口面,咽不下去,就擱下了碗。我回自己房里,系好領(lǐng)帶,穿上了西裝上衣。這是一套藍色的西裝,是我出國時媽媽帶我一起去王府井大街的西服店,親自選了料子做好送我的。今天,我有意地穿上了它。 還在我去吃早餐的時候,媽媽就一直無言地坐在客廳里的一只單人沙發(fā)上。我希望自己在這離別的時刻表現(xiàn)得堅強一些,比較不動感情地同媽媽告別。我極力克制著心里的悲傷,走到媽媽跟前向她說:“媽媽!我走了,你自己多多珍重。 媽媽想起身,雙手撐著沙發(fā)的扶手,卻沒能站起來。她癱軟在沙發(fā)里哭泣起來。我一只腿跪了下去,頭伏在媽媽的懷里,再也控制不住感情的閘門,眼淚傾注而下,嗚嗚地哭了起來。這是我六天中第二次流淚。媽媽用手撫摸著我的頭和聳動的肩膀,她的手不停地顫抖著。過了好一會兒,我抬起頭來,見媽媽臉上流淌著一行行的眼淚,我打算站起來,媽媽伸開了雙臂,我趁勢把她扶了起來。媽媽剛一站定,就撲向我,緊緊地擁抱著我,好像一松開就會永遠失去似的。媽媽泣不成聲地,斷斷續(xù)續(xù)地喊著:“兒子!我的兒了!”她全身都在顫抖。我好不容易才止住的眼淚,又奪眶而出。 媽媽終于松開了緊緊地擁抱著我的雙臂。我說聲:“媽媽!我走了。我愛你,為了我,為了我們,你一定要珍重自己啊!”我狠下心來走了出去。在臨出大門前,我回過頭來最后地望媽媽一眼,見她無力地情靠在北屋客廳的門框上,悲哀地目送著我的離去。 這生離,猶如死別。 我坐進了轎車后座,在汽車開動的那一剎那,我回顧了一眼多福巷16號小院。沒想到這竟是最后的一瞥。1959年春天,我從蘇聯(lián)回到北京時,多福巷的這個家已不復存在。媽媽去了北大荒,小院也已被拆除,蓋了華僑飯店。 汽車向西郊機場駛?cè),我的思想仍凝滯在剛才的那番生離死別之中。一路上誰也沒有說話,車里呈現(xiàn)著死一般的寂靜。 在機場大樓前,我向司機老王告別,他沒說話,只是嘆了口氣。夏更起送我進了機場大樓。西郊機場在頤和園后面,候機樓很小。候機樓前有一個平臺面對跑道,送行的人可以走到平臺上。當飛機在跑道上滑行時,我望見夏更起還站在平臺欄桿的后面。 。ㄟx自《新文學史料》1998年1——2期) ---------- 中國讀書網(wǎ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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