溫斯頓·丘吉爾(1874-1965),英國首相,政治家,反法西斯領袖人物,獲1953年度諾貝爾文學獎。
我曾在《世界危機》、《東戰(zhàn)線》和《戰(zhàn)后》三書中記下了第一次世界大戰(zhàn)的事情;我必須認為,《第二次世界大戰(zhàn)回憶錄》各卷乃為承前之作。如果本書全部完成,與以上各書合起來,將成為又一次“三十年戰(zhàn)爭”的記載。
同前面各書一樣,我盡力之所及,仿效了笛福的《一個騎士的回憶錄》的撰述方法,在那本書中,作者以一個人的個人經歷為線索,記述和議論重大的軍事和政治事件。我也許是唯一的身居政府高位并經歷了有歷史記載以來兩次最大劫難的人。不過在第一次大戰(zhàn)中,我擔任的還是次要的職位,而在第二次對德戰(zhàn)爭中,有五年多我是英王陛下政府的首腦。因此這本書是我以不同的立場和非以前各書所能有的更大的權威來寫的。
我的全部公務工作幾乎都是我口授秘書辦理的。在我任首相的時期內,我發(fā)布的備忘錄、訓令、私人電報和節(jié)略,總數幾達一百萬字。那時每天都得處理許多重要的事情,而所根據的又是當時所能得到的資料,因此,當時逐日逐日寫出來的這些文件自然難免有許多缺點。但綜合在一起,這就是由一個在不列顛帝國和聯邦的戰(zhàn)爭和政策上負主要責任的人在當時所看到的那些重大事件的真實記載。我不知道是否有,或曾否有過這種關于戰(zhàn)爭和政府工作的逐日記錄。我并不把它稱為歷史,因為編寫歷史是屬于后代人的事,但我有信心地宣稱,它是對歷史的一個貢獻,將對后世有所裨益。
這三十年來的行動和主張,包含和表現了我的畢生努力,我愿人們據此而對我作出評斷。我恪守我的一個原則:對于在戰(zhàn)爭或政策上的任何措施,除非事前我曾公開或正式發(fā)表過意見,或提出過警告,我決不做事后的批評。實際上,我在事后的回顧中,已將當時爭論中的許多嚴峻之詞改得溫和些了。我記述了那么多我所愛戴和尊敬的人同我的分歧,使我十分難過,但是,如果不把過去的教訓提出于未來之前,那就不對了。本書記下了那些誠實而善良的人的行為,但愿不至于有人因此而輕視他們,卻不去捫心自問,不檢討自己履行公職的情形,不吸取過去的教訓作為他自己的未來行為的借鑒。
不要認為我希望人人都同意我所說的一切,更不要認為我只寫些迎合公眾的東西。我是依照我所持的見解提出論證的。我已竭盡所能極其謹慎地核實材料,但是由于繳獲敵方文件而有所披露,或有其他新的發(fā)現,不斷有許多史實公布于世,這就有可能對我所下的結論提供新的東西。在全部情況尚未明了之前,應以當時的確實可靠的記錄和用文字寫下的意見作為根據。這樣做之所以是重要的,原因就在于此。
有一天,羅斯?偨y告訴我,他正向公眾征求意見,對這次戰(zhàn)爭應該起個什么名稱。我立即說:“不需要的戰(zhàn)爭。”從來沒有一次戰(zhàn)爭比這次戰(zhàn)爭更容易加以制止的了。上次大戰(zhàn)給世界以重大的破壞,留剩下來的東西,在這次大戰(zhàn)中又給毀光了。在億萬人作出了最大的努力和犧牲并取得了正義事業(yè)的勝利之后,我們仍然沒有得到和平或安全,我們又處在比我們曾終于克服了的那些危險更為嚴重的危險之中,這可以說是人類悲劇中的高`潮。前事不忘,后事之師。我殷切地希望,新的一代能夠糾正以前的一些錯誤,從而根據人類的需要和光榮,控制住正在展開的可怕的未來景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