真正的聞一多首先是一個知識分子，是一個在任何時候都難以和他所處的時代完全達成統(tǒng)一的人。當對底層民眾悲天憫人的同情變成過分的負罪感，他的感情變得沖動而難以保持理性。對日抗戰(zhàn)的爆發(fā)于他是一個轉(zhuǎn)捩點，讓他和所處的時代發(fā)生巨大沖突。一個本來對政治生活沒有興趣的人，最終被政治所纏繞。在很多人眼中，聞一多不再是一個學者，而成了一個斗士。但是，人們可以不贊成聞一多的政治選擇，但他選擇中的那種獻身精神和對一切專制的反感，卻永遠讓人心生敬意。
作者簡介：
謝泳廈門大學人文學院教授，致力于“五四”以來中國自由主義知識分子研究，著有《逝去的年代》《儲安平與<觀察>》《清華三才子》等。
目錄：
一、鄉(xiāng)紳子弟
二、清華出身
三、校園文化
四、早熟的思想
五、“五四”情結(jié)
六、走上詩壇
七、到美國去
八、大江學會
九、教授生活
十、新月成員
十一、重返清華
十二、離開北平
十三、長沙臨大
十四、走到昆明
目錄：
一、鄉(xiāng)紳子弟
二、清華出身
三、校園文化
四、早熟的思想
五、“五四”情結(jié)
六、走上詩壇
七、到美國去
八、大江學會
九、教授生活
十、新月成員
十一、重返清華
十二、離開北平
十三、長沙臨大
十四、走到昆明
十五、性格分析
十六、經(jīng)濟分析
十七、交友分析
十八、慘遭暗殺
十一、重返清華
聞一多有兩個清華時代，都是他一生中最重要的時期。應該說，最能代表聞一多人格和思想的并非他西南聯(lián)大時期，而是他的少年清華和青年清華時代。聞一多的少年清華時代，讓他了解了世界大勢，他是在清華開始懂得自由和民主為何物的，他的理性和深刻也體現(xiàn)在這兩個時期，盡管他后來否定了自己的這兩個時期，但我們不能因為他的自我否定，就不正視這個事實。青年清華時代，聞一多在學術(shù)上獲得了豐收。聞一多重回清華的時候34歲，與他少年時相比，他最深的人生經(jīng)驗不是別的，而是他對于經(jīng)濟有了自己獨特的認識。他在到清華以前，曾給好友饒孟侃寫信訴說他的這一人生體驗。他說：“我以數(shù)年來的經(jīng)驗勸告你，除努力學問外，第一件大事是努力撙錢�！�20世紀40年代，聞一多的思想發(fā)生轉(zhuǎn)變，與他早年的這個認識有很大關(guān)系。
在20世紀30年代的清華，聞一多除了教書和研究外，有兩件事最能說明他的人格和思想。一件是“一二九”學生運動，另一件是西安事變。
“一二九”學生運動發(fā)生的時候，清華大學各院院長及教務長葉企孫、馮友蘭、吳景超、陳岱孫、顧毓琇的態(tài)度是不贊成學生的行動。他們在告同學書中曾說：“我們處于師長的地位，不忍見諸位同學做無代價的犧牲�！薄皣轮链耍瑖藷o不痛心，但今日如想解除國難，須培養(yǎng)力量，并非發(fā)泄情感所能奏效�！薄傲T課是消極的，對于解除國難毫無補益，反與人以藉口干涉的機會�！薄拔覀儸F(xiàn)在愿以誠懇的態(tài)度，請諸位同學在此時期內(nèi)加倍努力于事業(yè)。至于被捕諸學生，各校當局自應負責保障，諸同學可勿掛念。”這是當時清華大學教授的基本看法，聞一多也持同樣態(tài)度。
那時，大學教授對于學潮沒有不同情的，但同情是一回事，勸說又是一回事。因此研究這一段歷史，不能因為他們勸過學生不要參加學潮，就連他們對于學生的同情態(tài)度也不肯定。大學教授的這個態(tài)度，應該說是正常的，至于歷史對學潮怎樣評價，那是另一回事，不能因為學潮獲得了歷史的肯定性評價，就一定要把當年許多大學教授的態(tài)度都看成是不合歷史潮流的。同樣也不能因為聞一多在20世紀40年代思想上發(fā)生了變化，就把他在20世紀30年代對于學生運動的態(tài)度一并否定掉了。
聞一多是學生出身，又參加過五四運動，他非常了解學生運動。事實上，他對學生的愛國熱情從來都是肯定的，只不過他不贊成過激行為罷了。那時的大學教授也都是從大學生過來的，特別是那些優(yōu)秀的教授，哪一個當年不是學生運動的領(lǐng)袖呢？聞一多對“一二九”學生運動的態(tài)度，至少是保持了理性的。黃秋耘在一篇回憶聞一多的文章中說：“偶爾也談論到當時正在轟轟烈烈、風起云涌的抗日救亡運動。聞師對‘一二九’學生運動是深表同情的，不過我們的認識也不盡相同。聞師認為，同學們的愛國熱情是十分可貴的，但是采取示威游行這種方式的運動卻未必有什么效果。我當時少年氣盛，不免跟他辯論幾句，他也并不因此而責怪我。他是極力主張抗戰(zhàn)的，但有時又不免帶點憂心忡忡的情緒�！甭勔欢嗟摹皯n心忡忡的情緒”，也許正是他的深刻之處。
西安事變發(fā)生后，清華的教授表現(xiàn)出了很強的理性。聞一多在這個問題上的態(tài)度與清華多數(shù)教授的看法是一致的，他們都不贊成這樣做。當時，清華教授就此還特別召開了教授會議，并做了四項決議：（1）以教授會名義致電中央政府；（2）以教授會名義發(fā)布宣言；（3）組織七人委員會，起草電報及宣言，委員會由朱自清、馮芝生、聞一多、張奚若、吳正之、陳岱孫、蕭公權(quán)七人組成（朱自清為召集人）；（4）教授委員會擬就電報宣言后即由該委員會用教授名義直接對外發(fā)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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