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國人司徒雷登（JohnLeightonStuart，1876-1962）是一位在近現(xiàn)代中美關系上有著重要影響的人物。2008年，司徒的骨灰安葬中國杭州并經媒體報導后，更增加了人們對這位曾經“別了”、是一個中國人更甚于美國人的歷史人物的探究興趣。本書圖文并茂，以圖為主，其中包括司徒家人提供的從未公開過的照片，既有史料價值，也有收藏價值。本書是作者繼《走近司徒雷登》之后的又一力作，較之前書更為全方位地介紹了司徒雷登的一生及其所處的時代，圖片近300張，比《走近》增加200多張，著重撰寫圖片背后的故事。
作者簡介：
沈建中，原籍江蘇常州，出生于北京，現(xiàn)供職于杭州某紀念館。曾在《民國檔案》《檔案與史學》《文史精華》《團結報》《近代史資料》《老照片》《山西大學學報》（哲社版）《晉陽學刊》等發(fā)表近現(xiàn)代歷史人物史料史實研究文章三十余篇。以發(fā)掘塵封歷史史料，還原歷史人物真相為研究方向。曾出版《司徒雷登與西湖》、《走近司徒雷登》。
目錄：
代前言司徒雷登其人其事
一家世背景
二中國——美國——中國
三興辦燕京大學
四實現(xiàn)了的夢想
五傳教士外交家
六晚年歲月
七魂兮歸來
附錄一司徒雷登年譜簡編（1876—1962）
附錄二司徒雷登骨灰安葬前后大事記（1972—2011）
后記傳教士外交家
抗日戰(zhàn)爭勝利后，司徒雷登又一次來到美國，為戰(zhàn)后的燕大籌募基金。回到中國后，在一次與蔣介石夫婦的會見中，蔣建議他去見一見時在華調停國共政爭的馬歇爾，蔣的原意是想借司徒之口，來增進馬氏對自己的信任，但無意中卻促成了馬歇爾尋找一個“中國通”擔任駐華大使以協(xié)助自己完成赴華使命的設想。盡管出身美軍駐華第十五步兵團且任執(zhí)行官的馬氏自己也自命為是“中國通”。
1946年7月11日，司徒雷登以馬歇爾推薦并經杜魯門總統(tǒng)提名，參議院通過為美國新任駐華大使，接替自1945年11月即已辭職的前任大使赫爾利。
馬歇爾之所以推薦司徒出任大使，是認為司徒在中國“是最受敬重的外國人，他個人過去五十年間在此的言行舉止表現(xiàn)，在西方世界已可算是最完美的典范，此間國共兩黨人士都信賴他，景仰他”。
但是，馬歇爾其實不知道司徒內心深處并不愿意擔任他所不熟悉的外交官職務。司徒拿自己和好友胡適作了比較，胡適在做了多年駐美大使后，此時已經返回中國北平，擔任了北大校長。而司徒認為自己“卻要離開這最可愛的城市（引者注：指北平）和那令人滿意的事業(yè)，去從事一項前途未卜的使命，而這正是胡適博士所避開了的�！�
燕大管理委員會拒絕了司徒請辭校務長的報告，只是同意他以請長假的方式離任。
上任之初，司徒的主要工作是協(xié)助馬歇爾調停國共爭持，為此，他提出了一套“中美蘇和平”的方案。按照司徒的設想，中國應維護抗戰(zhàn)期間與美蘇兩國建立的良好關系，中國應學習美國的民主政治及蘇聯(lián)的經濟和社會改革，中美蘇關系應是一種互相依存的三角關系。而在這種關系的背景之下，中國內部的國共兩大政黨應成立聯(lián)合政府。
司徒雷登認為，從國民黨的實踐來看，一黨制應該摒棄，要廣泛地講民主，給老百姓以做人的權利，中國的未來之路在于尋求中間道路避免走極端。他說，這是自己對未來中國所抱的夢想。
所以，在民國第二次憲政運動之中，作為大使的司徒，要和中華民國新憲法草案的起草人張君勱就“憲草”進行逐條討論，以使其符合憲政民主的原則，并對制憲國民大會通過這部體現(xiàn)“三權分立”原則的新憲法表示支持。
然而，司徒上述充滿理想主義的夢想，后來卻并沒有到來。
半年以后，國共內戰(zhàn)爆發(fā)，馬歇爾離華，旋出任國務卿。馬氏仍想借重司徒在華的人脈，因此，司徒得以留任大使。而此時國際國內的態(tài)勢已演變成為美蘇冷戰(zhàn)和國共熱戰(zhàn)。司徒的立場也從國共聯(lián)合政府的設計上轉變，他主張美國應支持國民政府，美國的援助是解決中國內政的關鍵。他對那些主張“讓中國人自作自受”的美國人士予以抨擊，而其實，所謂“自作自受”的代表人物恰恰是馬歇爾本人。
隨著國共內戰(zhàn)國民黨方面的頹勢，司徒開始對老朋友蔣介石失去信心，他批評蔣堅持獨裁，“是害了他自己，也害了國家”。他對美國政府對華政策制定的影響也日趨式微。在大使館，除了傅涇波，他與使館中的職業(yè)外交官們亦日漸離心離德。作為大使，他后來自己也承認，自己是“言多必失”。
司徒將他的視野轉向了中國反蔣的人士，包括剛剛成立的中國國民黨革命委員會的李濟深、蔡廷鍇，副總統(tǒng)李宗仁，桂系將領白崇禧等，他希望他們聯(lián)合起來，與中共談判并組成全國聯(lián)合政府。
同期，中共領導了全國性的“反美扶日”運動，國民黨開始了北平“八?一九”大搜捕。而司徒對包括燕大學生在內的中國青年學生激烈的反美態(tài)度表示不理解，他對一些燕大學生說：“美國已給了中國數以億計的財務支援，而俄國卻竊走了數以億計的財物，美國從未占領中國一寸領土，而俄國卻違約背信，強行占領了大連、旅順。美國慷慨救濟，俄國卻是一毛不拔。可是，為什么大家還這么遷怒于美國？”可是，司徒這種以傳教士的執(zhí)著和理想來處理中美事務的說辭并未被這些受“第二條戰(zhàn)線”影響的學生們所接受，從“吾愛吾師，吾更愛真理”到“沈崇案”，似乎已經說明“將革命進行到底”的中國學生運動主基調。
1948年底的美國總統(tǒng)大選揭曉，民主黨的杜魯門連任總統(tǒng)，政治立場偏向于民主黨的司徒再次留任大使。杜魯門總統(tǒng)和美國國務院的態(tài)度是不介入國共內戰(zhàn)，“等待塵埃落定”。這是美國官方直至1950年6月朝鮮戰(zhàn)爭爆發(fā)前的對華既定戰(zhàn)略。而司徒卻仍然堅持自己那種一廂情愿的想法。他已經深深地卷入了中國的政治而不能自拔。
1949年1月，蔣介石下野，李宗仁代理總統(tǒng)。司徒支持李的政府。不久，解放軍渡江，司徒坐鎮(zhèn)南京，希望藉過去的影響，與中共建立聯(lián)系。從5月到6月，他與昔日的燕大學生，今日南京市軍管會外事處處長黃華進行了接觸，又通過民革和民盟的陳銘樞、羅隆基、張東蓀等人向中共轉達了他個人對中美關系的立場。然而，這種直接和間接的接觸，在戰(zhàn)后美蘇冷戰(zhàn)的大背景下，注定是不會產生結果的。很快，中共就宣布了與蘇聯(lián)結盟的“一邊倒”的政治態(tài)度。8月2日，司徒黯然離開了南京，從而結束了他在中國五十多年的生涯。8月5日，美國國務院發(fā)表《美國與中國的關系》白皮書，敘述了百年以來，尤其是1944年至1949年間的美中關系，其中對“民主個人主義者”（這里主要是指以羅隆基、張東蓀為代表的某些人）的支持性表態(tài)，引起了中共方面的憤慨，旋對之進行了分析和批判，其中8月19日，《人民日報》在頭版頭條發(fā)表了毛澤東起草的社論《別了，司徒雷登》（這是毛親自撰寫的評論白皮書的五篇文章之一），以“煢煢孑立，形影相吊”，“只好挾起皮包走路”描述了司徒“離華時的尷尬和無奈”（郝平語）。
燕京大學，是司徒實現(xiàn)了的夢想，而理想與現(xiàn)實存在巨大差異的大使生涯，卻使他成為一個失敗的外交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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