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書內容是從眾多有關陳云的圖書及相關報刊雜志上選錄的，主要收錄的是陳云同志的秘書、戰(zhàn)友、同事及親屬的回憶文章及專著，還有一些是專家學者的研究成果�！蛾愒迫松o實(上下)》在編輯體例上主要以歷史時期劃分，將陳云的革命生涯劃分為八個時期，每個時期又分為歷程、交往和珍聞三個部分，試圖立體式地展現(xiàn)陳云不平凡的一生。
作為中國共產黨第一代和第二代中央領導集體的成員，陳云的一生是極其不平凡的：從少年失父母、練塘求學，到赴商務印書館謀生；從投身工人運動、農民運動、參加特科秘密工作，到長征中擔負特殊使命，迎接西路軍；從出掌中央組織部、領導西北財經工作，到轉戰(zhàn)東北、接管沈陽；從建國初統(tǒng)一財政經濟、恢復經濟建設，到“大躍進”后降低鋼鐵指標、調整國民經濟；從“文革”中受到錯誤批判、到江西“蹲點”，到參與撥亂反正、全面開創(chuàng)改革開放的新局面……陳云以其非凡的經歷、務實的精神以及在經濟工作中的特殊才干，在中國革命和建設的歷史進程中寫下了濃重的一筆。
為了進一步宣傳陳云同志的光輝業(yè)績和不朽風范，作者編輯出版了《陳云人生紀實》。
作者簡介：
中共中央文獻研究室，是黨中央直屬事業(yè)單位，是編輯黨和國家重要文獻、研究黨和國家主要領導人思想和生平的部門。1980年5月由中共中央主席毛澤東著作編輯出版委員會辦公室改名而成。主要職能是：編輯毛澤東、周恩來、劉少奇、朱德、任弼時、鄧小平、陳云等老一輩革命家及現(xiàn)任中央主要領導人的著作，編輯黨和國家及軍隊重要的當代文獻和歷史文獻；撰寫毛澤東、周恩來、劉少奇、朱德、任弼時、鄧小平、陳云等老一輩革命家和其他中央主要領導人的年譜、傳記及傳記性作品，研究他們的著作、生平和思想；研究和宣傳毛澤東思想、鄧小平理論；收集國內外有關的研究動態(tài)，與國內外學術界進行必要的交流；審核或協(xié)助審核、審查準備公開發(fā)表或出版的毛澤東、周恩來、劉少奇、朱德、任弼時、鄧小平、陳云和現(xiàn)任中央常委未發(fā)表過的歷史文稿、有關音像制品，有關黨和國家主要領導人工作和生活情況的重要圖書、文章及音像制品等，以及重大革命歷史題材的電影和電視作品；負責聯(lián)系中央指定由中央文獻研究室聯(lián)系的其他老一輩革命家和歷任中央主要領導人著作的編輯和年譜、傳記的撰寫工作；承擔黨中央交辦的其他任務和中共中央文獻編輯委員會的具體事務。
目錄：
第一編早年歲月
（1905—1927）歷程
少年時代3
在商務印書館的日子19
投身工人運動30
交往
師生情誼——與他的三位老師47
當學徒的介紹人——與張子宏50
入黨介紹人——與董亦湘54
珍聞
少年陳云56
奮發(fā)有為的青年60
“只要立志革命，不怕沒飯吃”63
小“聽客”64
第二編紅軍時期第一編早年歲月
�。�1905—1927）歷程
少年時代3
在商務印書館的日子19
投身工人運動30交往
師生情誼——與他的三位老師47
當學徒的介紹人——與張子宏50
入黨介紹人——與董亦湘54珍聞
少年陳云56
奮發(fā)有為的青年60
“只要立志革命，不怕沒飯吃”63
小“聽客”64
第二編紅軍時期
�。�1927—1937）歷程
有勇有謀的農運領袖71
在上海從事秘密工作95
在中央蘇區(qū)125
長征中的特殊使命146交往
“一個深晚”——與魯迅164
在朝夕相處的日子里——與段子俊169
“這頓飯非吃不可”——與謝良177
“應當肯定席懋昭同志為革命烈士”——與席懋昭180珍聞
調查細致獎懲分明185
“這份東西是我的筆跡”191
珍貴的歷史文獻197
參加中共駐共產國際代表團的工作203
《隨軍西行見聞錄》207
組建“新兵營”212
號召“向文化進軍”216
創(chuàng)建我軍第一支航空隊220
第三編延安年代
�。�1937—1945）歷程
出任中央組織部部長227
注重選拔人才242
講授黨的建設課274
“不唯上、不唯書、只唯實”297
領導西北財經工作301交往
“寫得可以，就照這樣去講”——與徐明清311
“延安時期的六個印象”——與袁寶華314
喜結良緣——與于若木317
幾次難忘的教誨——與劉家棟325
選拔干部的四條標準和四條原則——與劉洪生343
肝膽相照以誠相待——與何穆、陳學昭350珍聞
中央組織部部長的情懷356
黨依靠的武器，唯一的就是紀律364
一貫不搞特殊376
“吃飯要照鏡子”382
熱情關心他人384
“浪費了可惜”388
儉樸的生活390
第四編轉戰(zhàn)東北
�。�1945—1949）歷程
挺進東北399
出任北滿分局書記410
建立北滿根據地423
起草《關于東北形勢和任務的決議》442
在南滿堅持斗爭452
主持東北財政經濟工作461
在全國勞動大會上作報告480
“要把沈陽接管好”485
西柏坡之行504交往
“張聞天的追悼會，我一定要參加”——與張聞天、劉英
513
患難之交——與蕭勁光518
“百戰(zhàn)沙場碎鐵衣”——與洪學智524
要放手開展工作——與韓光529珍聞
“四保臨江”與“三下江南”534
在南滿進行土改538
“我感謝你們這些‘榔頭兵’”541
健全黨內生活的三條意見544
汽車是左側通行，還是右側通行？546
“馬火車”548
沈陽工人代表大會551
第五編建國初期
（1949—1956）歷程
第一任中財委主任557
統(tǒng)一全國財政經濟583
制定抗美援朝開始后的財經方針596
主持編制和實施“一五”計劃602
與高崗分裂黨的陰謀的斗爭609
作出糧食統(tǒng)購統(tǒng)銷的決策612
主持對資本主義工商業(yè)改造的工作616
在黨的八大上622交往
中財委的兩位領導人——與薄一波633
半個世紀的真誠友誼——與章乃器645
“馬寅初的問題，應該平反”——與馬寅初657珍聞
“我也是上海的工會干部嘛”666
要吸收資本家參加工作672
解決上海工人失業(yè)問題674
不要只想到做官，忘記了革命680
革命的目的，就是為了子孫萬代683
三次視察鞍鋼685
關注新中國的汽車工業(yè)690
有計劃地治水696
善于抓大事706
不收禮，不吃請708
50年代三次到青浦搞調查711
八大期間與外國代表團的談話714
第六編十年探索
（1956—1966）歷程
“三個主體，三個補充”725
在“大躍進”運動的狂飆中733
降低鋼鐵生產指標764
一切為了度過困難時期792
第四次回鄉(xiāng)825
謀劃調整良策838
向毛澤東提出分田到戶864交往
“陳云看問題很尖銳”——與毛澤東875
“陳云真會過日子”——與周恩來891
“你是賣布的出身啊”——與沈鴻896
“希望你們定期來看看我”——與吳宗錫903
“我們合個影”——與趙開生910珍聞
“我看陳云同志行”913
要把群眾的衣食住行作為戰(zhàn)略問題來考慮914
“這個先生不可少”918
“為中國工人階級爭光”920
“雖是親朋故舊，也要一視同仁”923
視察武鋼926
“不能把科學當成迷信去破”937
視察撫順943
要自力更生發(fā)展化肥工業(yè)947
兩次調查會952
“公私并舉、私養(yǎng)為主”958
“對領導和群眾都一視同仁”961
超人的毅力964
第七編“文革”經歷
�。�1966—1976）歷程
“文革”初期的遭遇969
在江西“蹲點”的日子974
考察南昌縣農村995
鋼城之行1001
萍鄉(xiāng)、安源之行1008
關于對外貿易的幾點思考1015交往
將軍管理經濟——與李先念1026
父親的兩封信——與陳偉華1029
諄諄教誨，永生難忘——與曾文威1038
我認識了陳云——與胡少春1046
“我們是老相識了”——與李赤1052
兩只折疊凳子——與陳天賦1057
“慈父”般的教誨——與傅可新1060珍聞
“黑幫這個詞可不能隨便用啊”1064
“錢由我出，就這樣定了”1066
年夜飯1068
一頂軍帽1071
深入基層，求實創(chuàng)新1072
工人的貼心人1078
難忘的一課1080
陳方的婚禮1083
給女兒發(fā)工資1085
“做事不能脫離群眾”1086
第八編改革開放
�。�1976—1995）歷程
十一屆三中全會前后1091
再次出掌經濟工作1121
探索計劃與市場的關系1140
歷史決議要寫“黨的60年”1147
借外債一定要“用得好”1163
倡導從嚴治黨1174
“必須成千上萬地提拔中青年干部”1187
兩個文明要一起抓1196
在老一代交接班中發(fā)揮重要作用1204交往
手術前唯一的牽掛——與潘漢年1212
“你是全國有名的教授了”——與侯寶林1222
“你是小彩舞”——與駱玉笙1224
“‘三將軍’怎么沒有來”——與汪雄飛1226
“以后可要常來看我呀”——與趙天元1228
“你是我們的老朋友了”——與阿爾希波夫1234珍聞
打算盤1236
“外國資本家也是資本家”1237
關于整理古籍的指示1240
與烈士子女一起過春節(jié)1245
“出人、出書、走正路”1250
長大后做一個合格的接班人1271
關注水資源和工業(yè)污染問題1274
怎樣做到實事求是1277
心中有群眾1280
云棲竹徑杭州情1282
“剪刀博物館”1286
“睡覺第一，吃飯第二”1288
在上海華東醫(yī)院的日子里1294
最后歲月1297
遺產1307編后記1312說明1314建國初期〖〗(1949—1956)建國初期?歷程第五編歷程第一任中財委主任
1949年初，隨著遼沈、平津、淮海三大戰(zhàn)役的相繼告捷，國民黨政府的主力部隊已基本上被殲滅，中國共產黨領導的人民軍隊從根本上打敗國民黨反動派，奪取全國勝利，“已經是不要很久的時間和不要花費很大的力氣的事情”。此時，毛澤東、劉少奇、周恩來、朱德、任弼時等匯集西柏坡，開始為即將誕生的新中國描繪藍圖。這時，令領袖們費神的已不再是戰(zhàn)爭或軍事問題了，國民黨僅存的100多萬殘兵敗將分布在從新疆到海南的廣闊地區(qū)，這對于久經考驗的、強大的人民解放軍來說，已不構成威脅。令領袖們大傷腦筋的是隨著軍事上的節(jié)節(jié)勝利而來的嚴峻的經濟形勢。
盡管隨著解放戰(zhàn)爭的勝利，我們沒收了國民黨的官僚資本，掌握了國民經濟的命脈，但我們接收的是一個爛攤子。長年的戰(zhàn)亂，使得本就貧窮落后的中國疲憊不堪，民不聊生，生產遭到嚴重的破壞。而國民黨統(tǒng)治時期遺留下來的通貨膨脹猶如“脫韁野馬”，難以控制，使經濟形勢更加混亂不堪。
1947年7月24日，美聯(lián)社發(fā)表一份材料，這份材料雖有嘲諷的性質，但也很說明問題。材料說：法幣100元可買的物品，1937年為2頭牛，1938年為1頭牛，1941年為1口豬，1943年為1只雞，1945年為1條魚，1946年為1個雞蛋，1947年則為1/3盒火柴了。實際上，到后來連1/3盒火柴也買不到了。
在全國工農業(yè)生產遭受極為嚴重的破壞、物價飛漲的同時，幾百萬中國人民解放軍主力部隊，由于前進迅速，戰(zhàn)線延長，開支日益龐大。在廣大的新解放區(qū)，對國民黨政府留下來的一大批人員采取“包下來”的政策，這在經濟上無疑是一個沉重的負擔。
當時部隊作戰(zhàn)費和脫產人員生活費，很大部分不得不靠發(fā)行鈔票來解決，這就使得國民黨統(tǒng)治時期遺留下來的通貨膨脹不但沒有得到控制，反而有愈演愈烈之勢。這一問題不解決，經濟就不可能穩(wěn)定，新生的政權也必將受到嚴重的威脅。
1949年3月的七屆二中全會上，毛澤東在談到城市工作時，毫不含糊地指出：從我們接管城市的第一天起，我們的眼睛就要向著這個城市的生產事業(yè)的恢復和發(fā)展。如果我們在生產工作上無知，不能很快地學會生產工作，不能使生產事業(yè)盡可能迅速地恢復和發(fā)展，獲得確實的成績，首先使工人生活有所改善，并使一般人民的生活有所改善，那我們就不能維持政權，我們就會站不住腳，我們就會要失敗。
看到問題并不等于解決問題，真正要收拾國民黨留下來的爛攤子，恢復經濟，談何容易。這里，領袖們首先碰到的就是人才問題。在長期的革命戰(zhàn)爭中，黨內涌現(xiàn)出了一大批杰出的軍事指揮人才，但懂經濟的卻少得可憐。因此，國民黨反動派認為，共產黨雖然軍事上取得了勝利，但肯定管不好經濟。美國也認為，共產黨解決不了幾億人的吃飯問題，是注定要失敗的。國內的資產階級認為“共產黨軍事一百分，政治八十分，經濟打零分。”這些雖然都言過其實，但當時的狀況也的確不容樂觀。
長期的農村環(huán)境，使官兵沾染了不少小農習氣，一些基層干部，甚至一些相當級別的干部，不但不懂得經濟，而且經常做出影響經濟發(fā)展的事情。尤其是進城以后。
電影《風雨下鐘山》中曾有這樣一個鏡頭：占領南京總統(tǒng)府后，許多戰(zhàn)士把總統(tǒng)府的地毯割下來分成小塊給自己做毯子用。這樣的現(xiàn)象在當時并不罕見。華北解放初期，這種現(xiàn)象就曾非常嚴重。如在接收井陘、陽泉等工業(yè)區(qū)時，就有許多干部、戰(zhàn)士亂搶物資，亂砸機器。占領石家莊時雖有一些改進，但仍有不少士兵跑到城里拿東西。有些干部、戰(zhàn)士不但自己拿，還鼓勵老百姓去拿。開始是搬取公物，后來就搶私人財物，大有打土豪、分田地的味道。華東都解放幾個月了，一些城市仍然秩序混亂，正常的生產無法進行。連陳毅這樣的高級干部也不得不感嘆：最頭痛的就是接管城市、恢復經濟。
類似的報告從全國各地不斷飛往黨中央的所在地西柏坡。領袖們開始迫切地感覺到當務之急必須首先物色一位懂經濟的帥才，領導全國的經濟工作，以迅速恢復經濟，發(fā)展生產。
周恩來對這個問題的考慮似乎比其他領袖更早、更具體。他更多的是從組閣的角度來考慮這一問題。因為這時黨中央已經決定周恩來將作為新政府的總理，主持政府的工作。七屆二中全會上，毛澤東已明確指出：周恩來一定要參加政府的工作，其性質是內閣總理。七屆二中全會之前，周恩來果斷地向毛澤東提出：調陳云回中央主持財經工作。
方案已定，2月6日毛澤東致電東北方面：請陳云來中央一敘。
幾天之后，陳云一路風塵，趕赴西柏坡。
在西柏坡，陳云與毛澤東、周恩來、劉少奇、朱德等作徹夜長談。通過當面交換意見，陳云回中央主持財經工作最后成為定局。
由于當時全國的經濟形勢已非常緊迫，陳云受命之后，甚至連即將在西柏坡召開的七屆二中全會都未及參加，即匆忙折返東北，準備交接東北的工作。
然而，東北的工作也是千頭萬緒，一時不可能交接完畢。東北解放較早，土地資源豐富，工業(yè)基礎好，又靠近蘇聯(lián)，這對東北的經濟發(fā)展都是極有利的條件。而且，當時中央也已確定了“抓住東北，依靠東北，支援前方”的方針，陳云也想在離開東北以前，盡量多了解一些東北的情況，為東北經濟的發(fā)展制定一個好的計劃，打下一個好的基礎。因此，利用這段時間，陳云幾乎走遍了東北的各大城市和工廠，進行了大量的調查研究。與此同時，他開始領導東北財委制定1950年東北經濟發(fā)展的計劃。
七屆二中全會上，黨中央正式決定，成立中央財經委員會，統(tǒng)一領導全國的財經工作。3月14日，周恩來在他為中央書記處起草的《關于經濟及后勤工作的決定》（草案）中再次指出：中央應立即成立財政經濟委員會。
4月10日，中央致電東北局：陳云應速來中央工作。
4月30日，周恩來又電示東北局，希望陳云及早動身進京。
5月3日，陳云致電中央：由于正向東北局報告今年東北經濟計劃，東北局今日起討論，故5月10日前可到北平。
此后，中央又一次致電催促。
在中央的再三催促下，陳云不得不迅速結束了在東北的工作。5月7日，陳云電告中央：9日一定離沈陽赴北平。這樣，5月9日，東北行政委員會第57次常委會才正式免去了陳云東北財政經濟委員會主任職務。
5月10日，陳云抵達北平。
陳云的一貫風格是謹慎、穩(wěn)健，因此，進關之前，他并沒有立下什么豪言壯語。陳云同志表面上不動聲色，實際上他已經在思考著如何穩(wěn)定全國的經濟形勢了。
陳云進關以后，組建中財委的工作也正式提上了日程。
5月31日，劉少奇為中共中央起草的，經周恩來、毛澤東修改并審定的《中國人民革命軍事委員會關于建立中央財政經濟機構大綱（草案）》發(fā)出�！洞缶V》指出：由于人民革命戰(zhàn)爭正在取得全國范圍的勝利，為了盡可能迅速地和有計劃地恢復與發(fā)展人民經濟，以供給目前戰(zhàn)爭需要及改善人民生活，立即建立中央財政經濟委員會，并陸續(xù)建立若干中央財政經濟部門，作為目前中央的財政經濟機構。
《大綱》還就中央財經委員會的機構設置、人員配備、工作職責及與地方財經機構的關系等方面作了規(guī)定。中財委作為黨在經濟戰(zhàn)線的統(tǒng)一領導機構的地位正式確定下來了。
6月4日，周恩來在北京飯店主持召開中共黨政機關負責人和各民主黨派人士會議。會上，周恩來正式宣布由中國人民革命軍事委員會派陳云、薄一波負責籌備組織中央財政經濟委員會，財政經濟委員會暫時屬中央軍委領導。這實際上是中財委成立前與各界打招呼的通氣會議。陳云就為什么要成立中財委，中財委的任務，中財委的組織機構等問題進行了說明。
經過一段時間的緊張籌備，7月12日，陳云主持召開中央財政經濟委員會成立會議，中財委正式成立。會上，陳云宣布，中財委由中共中央財政經濟部與華北財經委員會合并組成，陳云任主任，薄一波任副主任。
中財委成立后，在北京城東的九爺府辦公。這座破落擁擠的舊王府成了新中國成立之初經濟工作的統(tǒng)帥部。就是在這里，陳云率領中財委組織了一次又一次的重大“戰(zhàn)役”。
陳云原想進關以后，首先集中精力組建中財委，待中財委成立以后，再以中財委為中心，指揮穩(wěn)定全國經濟的工作。但事情并不像預料的那樣順利。陳云進關不久，1949年5月27日，人民解放軍即解放了上海。上海解放以后，一項迫在眉睫的工作就擺上了他的案頭：人民解放軍雖然進占了上海，人民幣卻“進”不了上海。
發(fā)行人民幣，是實現(xiàn)經濟統(tǒng)一的一個重要手段。陳云早就非常注意人民幣的發(fā)行工作，1948年底，中國人民銀行成立之初，就開始籌劃人民幣的發(fā)行工作。當時，人民銀行發(fā)行的人民幣大都是陳云在東北組織印制，然后運進關內的。陳云進關以后，對人民幣的發(fā)行工作更加重視。為了維持即將解放的上海紡織工業(yè)的開工，1949年5月23日，他致信周恩來，提出需多發(fā)行四五百億人民幣，以在中原、江蘇等地購買3萬噸棉花�，F(xiàn)在，人民幣“進”不了上海，我們在上海以至整個東南地區(qū)的財經及其他各項工作都將難以開展。因此，必須首先解決這一問題。
上海市軍管會對人民幣的發(fā)行也極為重視。上海解放的當天，軍管會即頒發(fā)了布告：自即日起，以人民幣為計算單位，為照顧人民困難，在6月5日以前，暫準金元券在市面上流通。在暫準流通期間，人民有權自動拒用金元券。6月1日，中國人民銀行上海分行正式成立，并開始以人民幣兌換金元券，比例是1∶10萬。
國民黨發(fā)行的法幣，由于通貨膨脹，變成了一堆廢紙，用整捆的法幣也買不到什么日常用品。法幣信用無法維持，國民黨玩了新花樣，發(fā)行金元券，號稱用金光閃閃的黃金作為發(fā)行準備基金，強迫人民使用。但金元券和法幣一樣不斷貶值。
有人形容金元券貶值的情況說，假如你進飯店吃飯，第一碗飯是一種價格，等你吃第二碗飯的時候又是一種價格，因為漲價了。解放前上海人民口袋里裝的金元券，一不小心，動作稍為遲緩，鈔票很快變成了廢紙。有時人們口袋里裝了許多金元券可以買一包香煙，晚了一會兒，這些錢連一盒火柴也買不到了。許多人甚至用金元券裱糊墻壁。
金元券的信用已完全沒有了，因此，兌換金元券的工作進展非常順利。6月2日、3日，全市各行莊收兌的金元券源源不斷地送到人民銀行，到3日這天，作為廢紙的金元券堆滿了中央、中國、交通等銀行的所有庫房，后來連營業(yè)大廳、走廊、甬道、廁所都堆滿了。2日到5日，裝運金元券的汽車，從外灘沿九江路排隊到四川路。
收兌金元券的工作很快就結束了，但人民幣并沒有因此進入上海市場。通貨膨脹所造成的惡劣的心理影響，以及歷年物價波動遺留下來的對保存鈔票不如保存實物的經驗，不是一早晨可以掃除干凈的。抓住人們的這一心理，投機分子開始利用黃白綠（黃是黃金，白是銀元，綠是美鈔）興風作浪，企圖把人民幣排斥在上海市場之外。
由于軍管會及時頒布了外匯管理辦法，投機分子把投機的重點集中在了銀元上面。投機商掌握了大量銀元，任意提高價格，進行投機，一轉手之間，一塊銀元竟然可以獲得人民幣一百五六十元。販賣銀元的販子，上海叫作銀牛。一時間，銀牛橫行，“大頭”（當時，市場上流通的銀元大多是有袁世凱像的，俗稱“大頭”）囂張，銀元和人民幣之間的比價一漲再漲。
當時上海每一條主要馬路，特別是西藏路、南京路和外灘一帶，到處可以看到許多人在人行道上或者十字路口，穿著長衫，手里拿著一大把銀元，發(fā)出嘩啷嘩啷的聲音，有的用兩塊大頭互相敲擊，丁當作響，吸引過往人群的注意。他們嘴里還不斷報著當天銀元的行市，搞得人心惶惶。投機分子的總指揮部是上海的證券大樓，他們利用幾千部電話同他們分布在全市各個角落的分支據點保持密切聯(lián)系，操縱銀元價格。在他們的操縱下，銀元價格在短短10天左右的時間內，上漲將近兩倍。銀元暴漲帶動了整個物價的上漲。在上海解放后的13天內，批發(fā)物價指數猛漲兩倍多，作為人民生活必需品的米和棉紗也上漲了1~2倍以上。
在物價瘋狂上漲的時候，南京四大私營百貨公司開始用銀元標價，其他商店聞風而起，相繼仿效拒用人民幣。
人民銀行發(fā)行的人民幣，早上發(fā)出去，晚上又差不多全回到了人民銀行。人民幣的信用受到了嚴重的威脅。
當時，為了穩(wěn)住市場，我們曾采取了拋售銀元的辦法，但10萬銀元拋出后，全被投機分子吃進去了，不但沒有穩(wěn)住市場，投機之風反而越演越烈。上海游資和投機分子的實力太大了，靠拋售的辦法是無法穩(wěn)住市場的。據說，當年日本占領上海時，為了穩(wěn)住上海的市場，從東京一次運來5噸黃金，但投下去之后也是泥牛入海無消息。
接到華東財委關于上述情況的報告后，陳云進行了認真的分析，指出：上海市場收兌金元券，僅用人民券4億即可兌完，上海流通之主要通貨不是金元券而是銀元，此種情況是在平津解放及我軍渡江后金元券迅速崩潰，南京政府垮臺之下造成的。我們在“金融上所遇到的敵人，已不是軟弱的金元券，而是強硬的銀元”�！斑^江以前，解放戰(zhàn)爭一般是先解放鄉(xiāng)村，包圍大中城市，然后解放之，這樣在金融貿易上就先在鄉(xiāng)村生了根，城市一解放，我?guī)耪碱I市場，恢復城鄉(xiāng)交流比較容易。過江以后，先占城市，后占鄉(xiāng)村，城鄉(xiāng)均是銀元市場……人民幣不易擠進去�！�
在對情況進行了認真的分析之后，6月8日，陳云致電華東、華中局。這封電報的署名很有意思，由于當時中財委尚未正式成立，中財部又即將撤銷，所以電報下方只署了“中財”二字。電報要求先用強硬手段查封上海證券交易所，嚴懲投機分子。
接到“中財”的指示后，華東財委和上海軍事管制委員會立即通過報紙和廣播電臺，向少數奸商和投機分子進行陣前喊話，敦促他們早日覺悟，迅速停止犯罪行為。然而，投機分子不見棺材不落淚，對軍管會的勸告置若罔聞。
在勸說無效后，6月10日，上海市軍管會派出了以上海市警備司令部司令員宋時輪同志為首的軍警力量，于上午10時兵分五路，包圍了投機分子操縱銀元市場的大本營——證券大樓。
上海證券交易所設在漢口路422號，建成于1934年，是一幢8層高的大樓，占地4畝余，當年號稱是遠東最大的證券交易所。1937年抗戰(zhàn)前，該所登記的證券字號有192家，是金融、地產、紡織、百貨、化工、文化等各實業(yè)界的一些“巨頭”，也是官僚資本在滬操縱資金市場巧取豪奪的一個重要基地�？箲�(zhàn)爆發(fā)后曾一度停止。1943年11月汪偽政府命令復業(yè)，至1945年又因日本投降而關閉。翌年9月9日，經國民黨政府批準復業(yè)，登記參加交易的證券字號達234家，它控制著全市的有價證券交易，并通過買空賣空的投機活動操縱物價。它與全國乃至遠東各大城市有緊密的聯(lián)系，南京國民黨政府一些要員，或明或暗地充當著投機活動的幕后人或保護人，并憑借權勢鯨吞漁利。市民中也有些人，在物價飛漲、通貨貶值的情況下，涉足證券交易所，從事所謂“搶帽子”（即利用證券價格漲落的變化，迅速進行買進賣出，獲取差價）的投機活動。因此，所謂的證券交易場所，實際是一個公開的變相的賭場。
1949年5月5日，在人民解放軍已逼近上海的形勢下，證券交易所即自動停業(yè)。上海解放后的第二天，一些字號又悄悄復業(yè)，打著經營證券的幌子，非法進行金銀外幣的投機販賣活動。由于證券大樓擁有幾百門市內電話和大量對講電話等通訊工具，并且每天有數千前來探聽“行情”的“銀�！保ㄓ址Q“黃牛”）出入其間傳遞信息，因而證券交易所的一些金融投機商操縱金銀外幣的黑市價格，觸角得以伸向全市各個角落，證券大樓再次成為全市金融投機活動的中心。
接到中財委的指示后，為了保證對投機分子一網打盡，上海市軍管會事先做了周密的準備。9日，他們先派出公安局的少數骨干，化裝進入證券大樓了解情況，熟悉地形。其余人員全部留局待命，并臨時切斷他們與外界的一切聯(lián)系，以防泄密。與此同時，還依靠原地下黨設在證券大樓的密點及秘密工作人員對證券大樓各投機商號、經紀人的違法活動進行秘密調查，確定了一批應予扣押審查人員的名單。
6月10日上午8時許，上海市公安局長李士英首先率領200余名便衣干警按預定部署分散進入證券大樓，隨后分5個組控制了各活動場所和所有進出通道。上午10時，宋時輪警衛(wèi)部隊的一個營，分乘10輛大卡車到證券大樓，對整個大樓實行軍事包圍。同時，分布在證券大樓各個場所的公安人員也亮出身份，命令所有人員立即停止活動，就地接受檢查。
從上午10時到午夜12時，公安人員分頭搜查了各個投機字號，并登記了所有封堵在大樓內的人員名單及財物，然后，命令全部人員到底層大廳集中，聽政府代表訓話。集中到大廳的共2100人。其后，除根據事先確定的名單當場扣押238名送市人民法院外，其余1800余人經教育均陸續(xù)放出。
突襲證券大樓，一舉獲得了勝利。但證券大樓以外整個上海灘上還到處聽到敲擊銀元的金屬聲。解放軍順著金屬聲的方向走去，金屬聲迅速消逝了，手持銀元的販子也看不見了。指揮所好辦，散兵游勇難于對付。事后宋時輪同志曾說，當時，他住在證券大樓7天7夜沒有睡一次好覺。后來，他們采取了分化瓦解的政策，對10元以下的銀元販子，抓到即放，并請他們協(xié)助抓大販子，這樣，不到一個星期，大的銀元販子基本上都被抓獲。小的販子也不敢再干這個勾當了。從此，上海市場再也聽不到銀元的敲擊聲了。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