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世界名人傳記叢書：杰斐遜自傳》是他在77歲高齡開始寫的，他寫這個自傳的目的是供自己參考，并讓家人知曉。這部著作忠實、富有啟發(fā)性并饒有趣味地敘述了杰斐遜的生平經(jīng)歷以及他生活在其中的那個史詩般的時代，從他出生起直到1790年3月他出任喬治·華盛頓的國務卿為止�！蹲詡鳌肥歉鶕�(jù)筆記和備忘便條（有些幾乎是早在半個世紀之前）、回憶、信件以及類似信息來源撰寫的，偶然也有前后不一致或失實現(xiàn)象。例如，1787年，杰斐遜說約翰·亞當斯在歐洲時當選為合眾國副總統(tǒng)，實際上，亞當斯在當選前已經(jīng)返回美國。盡管有這些不足之處，《自傳》仍有助于我們了解一個偉大的美國人以及美國歷史上一個最意義重大的時期。我5歲那年，父親把我送進了英語學校，9歲進了拉丁語學校，我在那里就讀直至他去世。我的老師道格拉斯先生是一位來自蘇格蘭的牧師，在我初步掌握拉丁語和希臘語后，教我法語；我父親去世后，我繼續(xù)向牧師莫里先生——一位精通古典文學的學者——學了兩年；然后，1760年春，又進入威廉和瑪麗學院讀了兩年。當時的數(shù)理教授是蘇格蘭的威廉·斯莫爾博士，他對大多數(shù)實用科學造詣都很深，有可喜的傳授才能，作風正派，心胸豁達，這對我實屬萬幸，或許決定了我一生的命運。對我來說最幸運的是，他很快就對我產(chǎn)生了好感，學校不上課時，每日與我為伍；從與他的交談中，我對科學的發(fā)展以及我們置身于其中的事物系統(tǒng)有了初步認識。我入學不久，哲學教授席位即告空出，他被委派暫時填補這個空缺；在那所學院中，他是定時講授倫理、修辭和純文學的第一人。他于1762年返回歐洲，在此以前他對我寵愛倍加，讓他最親密的朋友喬治·威思接受我作為他指導下的法律學生，并介紹我與總督�；鶢栂嘧R，和他共同進餐，�；鶢柺菤v來擔任此職最得力的一位。�；鶢枴⑺鼓獱柌┦亢屯枷壬膬蓚�摯友——還有我本人，結成一個四人集團，這些聚會上的習慣性談話使我得益匪淺。威思先生始終是我青年時期忠實的、受愛戴的導師，也是我畢生最親密的朋友。1767年，在他的影響下，我在殖民地法院當律師，我在那里一直干到革命爆發(fā)，法院關門為止。
1769年，我被我所在的縣選舉為議會議員，任職至革命關閉議會為止。我在議會里曾力求通過一項解放黑奴的法案，但遭否決。確實，在帝王政府時期，任何一件開明的事都休想獲得成功。我們的思想被禁錮在狹小的圈子里，習慣地認為我們必須在一切有關政權的問題上服從母國，我們的一切工作都必須服從母國的利益，除母國的宗教外對其他一切宗教都應該堅決抵制。我們的議員的麻煩在于習慣和絕望，而不在于思考和信念。經(jīng)驗立即證明，一要求他們進行思考，他們就會把注意力集中到權利問題上。但是作為議會又一個院行動的國王參議會，是靠國王的意志保持他們的席位的，而且最卑賤地服從那個意志；對我們的立法有否決權的總督，也是以同樣的條件任職的，對國王的意志更加忠心耿耿；而最最重要的一點是，國王掌握的否決權使每一個改善的希望都成了泡影。
1772年1月1日，我和馬撒·斯克爾頓結婚，她是巴瑟斯特·斯克爾頓的遺孀、約翰·韋爾斯的女兒，時年23歲。韋爾斯先生是個業(yè)務繁忙的律師，其所以繁忙，與其說是因為他專業(yè)知識出類拔萃，不如說是因為他異常勤奮守時，辦事十分麻利。他是個非常討人喜歡的伴侶，詼諧有趣，脾氣也好，在一切社交場合都受歡迎。他積攢了一宗可觀的家財，于1773年5月去世，留下三個女兒，遺留給杰斐遜夫人的那部分財產(chǎn)，在還清巨額債務后，約等于我自己繼承的財產(chǎn)，從而使我們富裕安樂程度倍增。
當1765年著名的反印花稅法決議提出時，我還是威廉斯堡一名攻習法律的學生。不過我在下議院走廊門外旁聽了辯論，聆聽了亨利先生作為一位天才演說家的精彩發(fā)揮。這些演說真的非常了不起，我從任何其他人那里從未聽到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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