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章拂去歷史的塵埃
20世紀是我國近代史中變革最激烈的時代，從滿清王朝、戊戌變法、辛亥革命到民國成立，又歷軍閥混戰(zhàn)、抗日戰(zhàn)爭、解放戰(zhàn)爭，全國人民歡欣鼓舞地迎接新中國誕生。
張充仁愛憎分明的一生，基本上貫穿了整個20世紀，本書將盡可能客觀、真實地敘述一位老藝術家、一位虔誠的基督徒，在20世紀中的人生經(jīng)歷與時代變革之間演變的故事；展示激烈動蕩的大環(huán)境對他的影響，以及他身處激流中所作出的卓越貢獻。
為了使讀者對張充仁所處時代的歷史背景有個比較客觀的了解，筆者搜集了一些文史資料，作為本書開卷的“引言”。
第一節(jié)徐光啟先賢奠徐匯
在上海西南面有黃浦江的兩條支流肇嘉浜和李漎涇在當?shù)亟粎R，其交匯處的南面是明末文淵閣大學士、禮部尚書、著名的科學家徐光啟（1562一1633年）的故居。徐氏經(jīng)科舉人仕，他對釋道兩教均有研究，并深究宋、明理學。17世紀初，徐光啟和意大利耶穌會傳教士利瑪竇（MatteoRicci1552——1610年）相識，他倆合作翻譯了數(shù)學、天文、地理、水利等卷籍，他從傳教士處學習西方文化和科學知識，并皈依了天主教。徐光啟在當?shù)亟⒘宿r莊，躬行實踐，著書立說，傳播科學文明。1633年徐光啟病逝于北京，享年72歲。在他逝世前八九天里，連向崇禎皇帝上四道奏疏，說的都是修訂歷法《大統(tǒng)歷》的事。直到臨終前一天，還請人代筆上疏，列舉修歷有功人員的勞績，特別對傳教士羅雅谷（JacquesRho）和湯若望（JoannesAdamSchallyonBell）大加表彰，說他們“數(shù)年嘔心瀝血，幾于穎禿唇焦，功應首敘”。而對自己卻說：“臣才識疏庸，濫膺重任�！彼氲降氖悄切┠瑹o聞、兢兢業(yè)業(yè)的修歷人員，而不是自己。徐光啟晚年生活拮據(jù)，貧病交纏，但從未動用一文公款。正如著名學者張溥所言：“古今往來，廉仁雅博的大臣，很少有人能與他相比��！”1641年，崇禎皇帝御賜在此建立墓園，安葬大學士徐光啟；此后，徐閣老的5個孫子等也安葬在這里。為了看顧“閣老墓山”，徐氏后裔聚居于此，隨著他們的后代在此兩河交匯之處的逐漸繁衍和發(fā)展，這里逐漸得名徐家匯，成為上海天主教徒的聚居區(qū)之一。
1839年，南京教區(qū)代理主教羅伯濟神父帶領江南的天主教友上書梵蒂岡，請求教宗重遣耶穌會士來華傳教。1842年7月12日法國耶穌會派遣的南格祿神父（ClaudeGetteland1803——1856年）等抵達上海。當年的8月底中英《南京條約》簽訂；1844年10月中法《黃埔條約》簽訂。歷史學家以往一直籠統(tǒng)地說：基督教會是借著不平等條約，強行進入中國傳教的。實際上，這個說法混淆了天主教和基督教。據(jù)史料記載：早在唐太宗貞觀九年（公元635年）的盛唐時期，天主教（景教）就已傳人中國。后雖屢遭迫害，但在明末清初，天主教已在內地傳布開來。而南格祿神父等是應江南教友的申請，于不平等條約簽訂之前，經(jīng)在華傳教士的安排，按明末清初以來的天主教傳統(tǒng)渠道，進入上海的。
1843年，上海宣布開埠后，在短短的20年間，滬瀆從原來不起眼的漁村荻港，迅速發(fā)展成中國沿海的大都市和經(jīng)濟文化中心。在這種大發(fā)展的背景下，1847年耶穌會的傳教士在常熟教友中募得捐款，在徐家匯購置了第一塊土地，開始建設耶穌會總院、徐家匯天主教堂、藏書樓和徐匯公學等一系列設施，為徐家匯的宗教文化事業(yè)奠定了初步基礎。
第二節(jié)＼土山灣孤兒工藝院
就在徐家匯南半里許，肇嘉浜又和蒲匯塘河在此交匯。道光十六年（1836年），江蘇巡撫林則徐命令上海知縣開挖疏浚肇嘉浜、蒲匯塘、李漎涇等河道，將污泥堆積成山，積在河灣處，此地因之得名“土山灣”。
1849年，江南一帶發(fā)生水災，天主教會在松江、青浦開展賑災活動，意大利傳教士柏葆祿神父（Paolo．Pacelli1812～1850年）收容了400名孤兒，建立青浦孤兒院，由于傷寒癥在孤兒中漫延，柏神父在照顧病孩時也染上了傷寒癥，于1850年病逝。此孤兒院只得與在橫塘的孤兒院合并，后又遷至上海西鄉(xiāng)的蔡家灣，由意大利傳教士夏顯德神父（FranciscoGiaquitol8l8一1864年）負責。夏神父在孤兒院服務6年，他護理病孩、教他們讀書寫字，還創(chuàng)建了成衣作、制鞋作、木工作和印刷作坊等，培養(yǎng)孤兒們能掌握一技之長。此后，夏神父調走，由法國傳教士馬理師神父（LouisMassa1827一1860年）負責。1860年太平軍進攻上海，放火燒毀了孤兒院，馬神父為了保護孤兒，被太平軍殺害，孤兒們臨時撤退到相對安全的上海董家渡和徐家匯，夏顯德神父調回來繼續(xù)為孤兒們服務。1864年初，傷寒癥在難民中暴發(fā)，很快傳到孤兒中間，夏神父照顧病孩，也不幸染病，于4月底病逝。成為在15年里第三位死于孤兒院事業(yè)的外國傳教士。
為了使孤兒們有個永久性的住所，天主教會于1864年購下土山灣一帶土地，將土山推平，建立了規(guī)模宏大的孤兒院南樓，安頓從徐家匯和董家渡遷來的孤兒們，辦起了土山灣孤兒工藝院（圖1）。傳教士們傳承夏顯德神父的做法，對孤兒們“衣之、食之、教誨之，授以一技之長，使之能自食其力，立足于社會”。P1－3
25年前，余因公赴法國考察，在巴黎時，拜訪了世交前輩張充仁老先生，暢談竟日，相聚甚歡。當時正值歐洲掀起“張充仁熱”，我對張老說：“您奮斗了將近一個世紀，做出了很大貢獻，也獲得了歐洲人民對您的尊敬，但國內對您卻知之甚少，應該將您在20世紀的經(jīng)歷和見聞寫下來；這不僅是位有成就的藝術家的個人經(jīng)歷，也是時代的縮影，后人閱之當有裨益�！睆埨洗鸬溃骸拔乙恢毕雽懕咀詡鳎矊懥诵�，目前工作繁忙，無暇續(xù)筆，以往曾有友人幫我寫過，但我不滿意；如你感興趣，我倒很希望你能幫我寫本傳記。我們是世交，我看著你長大，更重要的我們都是基督徒，有共同的信仰，你能理解我，我也信任你�！笔⑺咫y卻，我只得允諾。
2003年拙著《泥塑之神手也————張充仁的藝術人生》出版，出乎意料的是陳鵬舉、王琪森、顧衛(wèi)民、王琿等學者教授，紛紛撰文贊揚推薦，上海人民廣播電臺在黃金時段，兩次全文連播了這本傳記；在張充仁先生誕辰100周年時，還拍了五集電視紀錄片《泥塑神手————張充仁》，在電視臺播出。這真使我這個已退休的老科技人員受寵若驚。但人貴有自知之明，我深知自己文筆淺陋，這本傳記之所以受歡迎，是因為張老的精神和事跡感人至深。
10年前，上海成立了張充仁藝術研究交流中心與張充仁紀念館，匯集了很多專家、學者從事對張先生的研究，發(fā)表了很多有份量的論文，還陸續(xù)出版了10種洋洋巨著，碩果累累。而新成立的上海土山灣博物館，也相繼出版了3種有關著作。面對這些研究成果，使我產生了重新充實、修改和提升這本傳記的想法。
2010年經(jīng)友人介紹我和香港某出版社簽約，出版張充仁先生的傳記，銷往港、澳、臺、東南亞和北美華人地區(qū)，宣揚張充仁的藝術成就和華夏文明。筆者深受鼓舞，不顧老邁，奮戰(zhàn)經(jīng)年，四易其稿，終于將張充仁的新傳記完稿。但意想不到的是該出版社競二次違約，連書稿都不知所終，只得重新握管，再修新篇。
著名傳記作家羅光曾經(jīng)說過：“文學傳記中所說的，句句都應該有史實作根據(jù)。文學傳記作者可以剪裁歷史，但不能虛構。”筆者遵循前輩的教導，在撰寫本書時，再三核實資料，去偽存真，對有時已經(jīng)模糊的記憶，則盡量注重考據(jù)，做到言必有據(jù)。同時對一些不同的看法和意見，也不打算回避，把過去欲言又止，及有意隱晦的某些事實，也原原本本記述下來，目的是向世人展示一個真實的張充仁。
本書得以順利完稿出版，得益于上海市徐匯區(qū)文化局宋浩杰副局長和馮志浩主任的大力支持；出于同樣理由，我也要感謝張充仁藝術研究交流中心的郁賢鏡先生領導的團隊，為我提供了大量素材。充仁畫室的簡慶福、吳知源、應芊芊、朱亞新、徐信、余克明等前輩，上海油雕院的趙志榮副院長，香港著名雕塑家沈默，旅居歐洲的張老令愛張以菲、張以芳女士，臺灣的林村源董事長，以及張老的忘年交陸忠文、蔡勝平、紀仁桐、張錦一、蔣日宏等先生，為我提供了大量寶貴資料。攝影大師簡慶福世叔為本書題簽，李天綱教授為拙著賜序，都為本書增色不少。我還要感謝孫佩韶藝術總監(jiān)的團隊和本館的同仁們在圖片制作和文字處理方面所作的細致＿T作。
筆者年近八秩，垂垂老矣，但欣逢盛世，老驥伏櫪之志猶存，意想不到為了寫張充仁傳記，競把我的人生帶進了一個全新的領域，使我的晚年能過得更有意義。如天假以年，我還想把攝影泰斗簡慶福的傳記寫好，作為我人生最后的奉獻，也是為了崛起中的中國的文化軟實力，添磚加瓦，圓自己的“中國夢”。
今年適值家母王素娥女士誕辰100周年，謹以此書獻給我英年早逝的母親，她含辛茹苦地把我們兄弟送進著名的磐石小學和震旦附中，使我倆從小受到中西文化的熏陶而終生獲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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