論中國藝術之將來
歐風墨雨，西化東漸，習怯盧蟹行之書者，幾謂中國文字可以盡廢。占來圖籍，久矣束之高閣，將與土苴芻狗委棄無遺；即前哲之工巧伎能，皆目為不逮今人，而惟歐日之風是尚。乃自歐戰(zhàn)而后，人類感受痛苦，因悟物質(zhì)文明悉由人造，非如精神文明多得天趣，從事搜羅，不遺余力。無如機械發(fā)達，不能遽遏，貨物充斥，供過于求，人民因之乏困不能自存者，不可億萬計。何則？前古一藝之成，集合千百人之聰明材力為之，力猶虞不足。方今機器造作，一日之間，生產(chǎn)千百萬而有余。況乎工商競爭，流為投機事業(yè)，贏輸啕息，尤足引起人欲之奢望，影響不和平之氣象。故有心世道者，咸欲扶偏救弊，孳孳于東方文化，而思所以補益之。國有豸乎，意良美也。
夫中國文藝，肇端圖畫。象形為六書之一，模形尤百工之母。人生童而習之，及其壯也，觀摩而善，至老弗衰，優(yōu)焉游焉，葳焉修焉，不敢躐等，幾勿以躁妄進。故言為學者，必貴乎靜；非靜無以成學。國家培養(yǎng)人才，士氣尤宜靜不宜動。七國暴亂，極于贏秦。漢之初興，有蕭何以收圖籍，而后叔孫通、董仲舒之倫，得以儒術飾吏治，致西京于郅隆。至于東漢，抑有盛焉。六朝既衰，唐之太宗，文治武功，彪炳千古。當時治績，有“左相宣威沙漠，右相馳譽丹青”之美。圖籍，微物也，干戈擾攘，不使與鐘鎵同銷；丹青，末技也，廊廟登庸，可以并圭璋特達。蓋遏亂以武，平治以文，發(fā)舉世危亂之秋，有一二扶維大雅者，斡旋其間，雖經(jīng)殘暴廢棄之余，而文藝振興，得有所施設。故稱太平之治者，咸日漢唐。宋初取士，謂天下豪杰盡人彀中，無他，能令士子共安于學業(yè)，消弭其躁動之氣于無形，斯治術也。嗟乎！漢唐有宋之學，君學而已。畫院待詔之臣，一代之間，恒千百計，含毫吮墨，匍伏而前，奔走駭汗，惟一人之愛憎是視，豈不可興浩嘆！
漢武創(chuàng)置秘閣，以聚圖書。明帝雅好丹青，別開畫室，又創(chuàng)立鴻都學，以集奇藝，天下之藝云集。毛延壽、陳敞、劉白、龔寬畫人物鳥獸，陽望、樊育兼工布色，是為丹青畫之萌芽。后漢張衡、蔡邕、趙岐、劉褒，皆文學中人，可為士夫畫之首倡者也。而劉旦、楊魯，值光和中，待詔尚方，畫于鴻都學，是即院畫派之創(chuàng)始。晉魏六朝，顧愷之、陸探微、張僧繇、展子虔，雖多畫人物，而張僧繇畫沒骨山水，展子虔寫江山遠近之勢，是為山水畫之先聲，其人皆士夫，未得稱為院派。唐初閻立德、立本兄弟，以畫齊名，俱登顯位。吳道子供奉時為內(nèi)教博士，非有詔不得畫。至李思訓、王維，遂開南北兩宗，而北宗獨為院畫所師法。宋宣和中，建五岳觀，大集天下畫史，如進士科，下題掄選，應詔者至數(shù)百人，多不稱旨。夫以數(shù)百人之學詣，持衡于一人意旨之間，則幸進者必多阿諛取容，恬不為恥，無怪乎院畫之不足為人珍重之也。
昔米元章論畫，嘗引杜工部詩謂薛少保稷云：惜哉功名忤，但見書畫傳。杜甫老儒，汲汲于功名，豈不知有時命，殆是平生寂寥所慕。嗟乎！五王之功業(yè)，尋為女子笑。而少保之筆精墨妙，摹印亦廣，石泐則重刻，絹破則重補，又假以行者，何可數(shù)也。然則才子鑒士，寶鈿瑞錦，繅襲數(shù)千，以為珍玩，視五王之煒煒，皆糠秕埃蓋，奚足道哉！夫閻立本之丹青，尚足與“宣威沙漠”者并重，固已甚奇，而薛稷之筆墨，至視五王之功業(yè)，尤為可貴。雖米氏特高其位置，然則畫者之人品，不可輕自菲薄，于此可知矣。畫之優(yōu)劣，關于人品，見其高下。文徵明有自題其米山日：人品不高，用墨無法。乃知點墨落紙，大非細事。必須胸中廓然無物，然后煙云秀色，與天地自然湊合。若是營營世念，澡雪未盡，即日對丘壑，日摹妙跡，到頭只與圬墁之工爭巧拙于毫厘。急于沽名嗜利，其胸襟必不能寬廣，又安得有超逸之筆墨哉？
然品之高，先貴有學。李竹懶言：學畫必在能書，方知用筆。其學書又須胸中先有古今；欲博古今，作淹通之儒，非忠信篤敬，植立根本，則枝葉不附。斯言也，學畫者當學書，尤不可不先讀古今之書。善讀書者，恒多高風峻節(jié)，睥睨一世，有可慕而不可追，使其少貶尋尺，俯眉承睫之間，立可致身通顯。惟以孤芳自賞，偃蹇為高，磊落英彥，懷才不遇，甘蜷伏于邱園，徒弦誦歌詠以適志，或抒寫其胸懷抑郁之氣，作為人物山水花鳥，聊以寓興托意，清畏人知，雖湮沒于深山窮谷之中，常遁世而無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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