南京，四大火爐之一。
迎接顧秀蓮的，不只是自然的爐火，還有社會的爐火。此等爐火的溫度和烈度，不下于神話傳說中的三昧真火，不時讓她感到悶熱。這大多緣于那個“第一”!第一個女省長，在婦女解放的歷史上，是何等的榮耀啊!這是共產黨培養(yǎng)出來的，在理論與實踐上，證明婦女可以和男人一樣，擔當治國安邦的大任。對此，沒人公開地表示懷疑和反對。但公開與私下，常常是兩碼事。因此，頂著中國第一個女省長的光環(huán)，她時時感到的，不僅僅是榮耀，更多的倒是壓力。因為無論在中國還是在世界上，“第一”，大多道路坎坷，滿途荊棘，甚至成為“祭品”。自然科學領域，有些“第一”，曾被扼殺于腐朽與愚昧之中，像布魯諾和哥白尼，燒的燒，絞的絞；中國歷史上政治領域里開拓與改革者的“第一”當中，也遭遇過類似的命運，像秦的商鞅，楚的吳起，或亂箭穿心，或五馬分尸。因此，一個人處于公眾之中“第一”位置，常常成為眾矢之的，有著烈火灸烤的感覺。有人建議曹操取漢獻帝而代之，曹操就說過，是要把他放到爐火上烤。顧秀蓮登上了第一個女省長的舞臺，自然也難免一烤。那么，烤她的火，是從哪兒燃燒起來的呢?
第一，發(fā)燃于傳統(tǒng)的意識。
當時，正是改革開放初期。雖然距黨的十一屆三中全會過去了將近四年，中央已經明確各項工作轉變到以經濟建設為中心，但人們的思想觀念還沒有完全轉變到十一屆三中全會確定的路線方針政策上來，大多數(shù)地方，經濟體制和管理機制基本上停留在傳統(tǒng)的計劃經濟框架內。可以說，當時正是新舊體制機制、思想觀念激烈碰撞的時期。在這樣的社會背景下，任何一個新的嘗試，哪怕是一個簡單的口號，比如“時間就是金錢，效率就是生命”，既能引起歡呼，也能導致責難，甚至會引起與嘗試本身毫不相關的是是非非，成為這個“主義”與那個“主義”爭論的話題，成為“社”和“資”兩個政治姓氏論戰(zhàn)的焦點。這種新舊的碰撞與磨擦生成的熱量與熱度，某種程度上并不亞于烽火連三月的戰(zhàn)爭硝煙。在看不見的硝煙中，作為省政府的第一責任人，她必然站在新思想、新觀念、新體制、新機制一邊，站在漩渦的中心和硝煙的燃燒點上，毫不含糊地貫徹執(zhí)行黨的十一屆三中全會路線，毫不含糊地堅持和推進改革開放方針，在省委的領導下，帶領省政府一班人，在江蘇省的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建設中有所突破，有所建樹，有所作為。這也是時任黨中央總書記的胡耀邦同志在她行前提出的四條要求中的第一條。對此，她不能有絲毫的疏忽和懈怠。因此，會不可避免地受到發(fā)燃于舊體制、舊觀念的一波波熱浪的炙烤。
第二，發(fā)燃于南京的歷史。
南京這個地方，曾經虎踞龍盤，曾經翻天覆地，曾經慷慨悲歌，曾經壯懷激烈；有過成功，有過失敗，有過榮耀，有過屈辱，有過帝王，有過霸主，有過亂世梟雄，有過盛世能臣，有過大師泰斗，有過粉黛名伶�！霸洝焙汀坝羞^”的，數(shù)不勝數(shù)，太多太多。46歲的顧秀蓮，與過往那些南京的風云人物，有著完全不同的社會條件、歷史背景和政治理念，不可比一日之短長，論一時之成敗。但是，作為主政江蘇的一任封疆大吏，不管愿不愿意，都會與他們一樣，接受歷史的考問與檢驗，都必須考慮給這座城市和人民帶來點什么，留下點什么。成功還是失敗?發(fā)展還是停滯?貧窮還是繁榮?這是歷史的必然，歷史的責任，也是南京對她的期待。這種不可回避的責任，也有著爐火一樣燃燒的熱度，催促與煎熬著她的靈魂!
第三，發(fā)燃于江蘇的現(xiàn)實。
江蘇是魚米之鄉(xiāng)，富庶之地。它的經濟基礎、政治基礎、文化基礎相當雄厚。生活條件，相比其他省來說，優(yōu)越很多；工作條件，比老少邊窮省份也便利很多。因為條件好，做事的成功率高，所有外任的京官都愿意到江蘇。誰去了，是誰的福氣。但中國有句近乎真理的古話，叫作創(chuàng)業(yè)容易守業(yè)難。守住祖業(yè)，尚且如此艱難，在已有的祖業(yè)之上再百尺竿頭更進一步，做到錦上添花，那就更不容易了。這是創(chuàng)業(yè)與守業(yè)之間的辯證法，也是生活的辯證法。因此，到江蘇任職的京官，雖然占據(jù)了自然和社會條件方面的先機，卻也都面臨著如何錦上添花這樣一個共同的難題。顧秀蓮也不例外。況且她離京前，黨中央對她來江蘇“寄予厚望”。她心里清楚，中央對她的“厚望”，不是讓她到魚米之鄉(xiāng)養(yǎng)尊處優(yōu)，而是讓她抓住改革開放這個千載難逢的機遇，使地處沿海的江蘇經濟和社會事業(yè)發(fā)展得更快更好，對國家和人民做出更大的貢獻。中央的期待，也是江蘇老百姓的期待。這上下一致的期待之中，有多少熱切的目光和多少心靈的矚望，凝聚成火一樣的熱情，在那一片土地上升騰與燃燒著，她時時刻刻都感覺得到。
第四，發(fā)燃于世俗的觀念。
世俗觀念之火，有三個燃燒點：一是燃于性別。對女性的歧視，在男權社會的歷史上是非常普遍的現(xiàn)象。在中國共產黨領導下的新中國，男女實現(xiàn)了政治上的平等，對女性的政治歧視基本消除了。但對女性在社會上政治上的作用，仍然潛存著疑問，女不如男的舊觀念有著頑固的市場，同工不同酬等現(xiàn)象非常普遍。性別上的這種陳腐觀念，在江蘇雖說不上根深蒂固，卻也隨處可見。因此，顧秀蓮當省長的消息一出，始則不信，繼則詫異，接著就是一系列……
P17-19
這是我寫的第11本書。這篇后記，卻是我的第一篇后記。也就是說，以前出版的書，從未寫過后記。這大概成了我的習慣：出書不寫后記。這一次，原本也是這么想的。但在付印前，突然覺得說幾句題外的話，或許會對讀者了解此書有益。于是，就寫了下面這些話：
為什么寫?
為什么寫這本書，是一念之間的事兒。而這一念之生，源于與顧秀蓮同志相識10年之后。我與她的認識，始于1997年。那一年的8月，我到南通市政府做副市長，她是國家化工部部長。因為她是南通人，我為蘇通大橋立項申請，幾次到北京去請她幫忙，而無論什么時候去，她都有求必應；無論什么時候，她都對我們面帶笑容，很有親和力。久而久之，就熟悉了。她給我的印象，是那么地平易近人，這讓我產生了敬意。因為我見過的官員中，沒什么本事卻盛氣凌人的太多了。越是盛氣凌人的越沒本事，越沒本事越裝腔作勢，盛氣凌人。有本事的，大多是謙謙君子，平易近人。因而，心里對她格外敬重。2006年我們與上�！段膮R報》、江蘇省作家協(xié)會共同策劃并舉辦了“中國旅游文學論壇”和“徐霞客旅游文學獎”。我請她來南通做我們的頒獎嘉賓。那時，她已擔任全國人大常委會副委員長，是國家領導人了。能不能請來?我沒有把握。抱著一試的念頭跟她一說，她當場就答應了，并且在百忙中專門來南通頒獎；隨她一起為我們頒獎的，還有我的老朋友、中央綜治委辦公室主任陳冀平同志，以及陪同陳冀平同志的江蘇省委副書記馮敏剛同志和國家旅游局有關領導。她(他)們出面頒獎，大大提高了“中國旅游文學論壇”和“徐霞客旅游文學獎”的規(guī)格和場面，可以說是高朋滿座，勝友如云。作為倡導者的我，自然為之興奮，為之感動，從心底里感謝她和陳冀平同志。正是因為她和他的光臨，“中國旅游文學論壇”和“徐霞客旅游文學獎”，才有了更多媒體的關注和比較絢爛的光環(huán)。此后不久，我到政協(xié)工作，有了空閑時間，在整理書籍時，翻出了她的文集《改革開放發(fā)展》。文集收錄了她在江蘇8年的文章、講話、工作研究等文稿，記錄了她的思考和工作軌跡。讀這一類文集，我是有選擇性的：一是事涉重大事件的；一是熟人的。熟人的文集，讀起來有親近感�；诖�，她的文集，自然而然地成了我閱讀的對象。讀過之后，掩卷沉思，突然萌生了一個想法：30年前，她有那樣的魄力和思路，特別是獨具特色的工作方法，很不簡單。那些閃光之處，在今天仍然有著很大的價值。寫一寫這些，不是比寫之乎者也一類的詩辭歌賦更有意思嗎?這就是寫這本書的由來。目的，只有一個：告訴人們，30年前，曾經有一個省長，是這么當?shù)?
為什么這么寫?
有朋友說，書名和標題，像理論或學術文字；正文內容，卻多是敘述性文字，有許多細節(jié)的描述。行文的風格上，標題與正文并不一致。我說，這恰恰是我費了心思想出來的辦法。為什么這么寫呢?原因是我想重點寫她主持政務工作的方法。而寫方法，可用理論性的闡述文字，也可用學術性的邏輯文字。但理論與學術文字，會寫成理論或學術讀物，語言與結構比較枯燥乏味，可讀性差。把學術性的標題和敘述性的細節(jié)結合起來寫，可能會有兩相兼顧的作用。敘述性的內容與細節(jié)，可以增加可讀性；學術性標題，可起畫龍點睛的作用。于是，才這么寫的。這樣寫，會不會產生預想的效果，我也沒有把握，只有靠讀者去評判了。
此外，還有兩點，尚需向讀者說明：第一，書中所寫，全是30年前江蘇省的陳年往事。那一段歷史，我既未親歷，又不熟悉。當時，我還在長城以北，對于千里之外的長江之畔的省長之人之事，可以說是一無所知。現(xiàn)在來寫30年前我一無所知的省長，所依據(jù)的，只是文字資料和一些當事人的回憶。因年代較遠，我所能參閱的資料不足，且當事者又大多年事已高，回憶未必十分準確。第二，我雖于閑暇之時，有弄弄文字的喜好，且出過幾本書，但大體上只有3類：一是政治學類的學術著作，二是隨筆，三是賦，卻從未寫過此類紀實類文字。這次，是我平生第一次寫紀實類文字。能否如愿并恰到好處地寫出應寫與想寫的東西，我心里沒有一點把握�；诖藘牲c而形成的文字難免言語不周，甚至有掛一漏萬與失之偏頗之處，因此還望當事者見諒。本書在寫作過程中，曾得到薛金鰲、陸素潔、管長江、蔡可如和顧秀蓮同志秘書朱萍同志的大力幫助，以及南通市有關領導和市政府辦公室的支持，在此一并致以誠摯的謝意。
袁瑞良
2013年8月15日于南通盛和會館11號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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