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19年，剛從“一戰(zhàn)”退伍回家Robert
Maurice
Tinkler（1898―1939）的生活前景灰暗，戰(zhàn)爭的陰影揮之不去而想在戰(zhàn)后找到工作并不容易。所以當他從當?shù)貓蠹埳峡吹缴虾９沧饨缪膊斗浚⊿hanghai
Municipal
Police）要招募警員時，他決定嘗試一下。他被錄取了，在那個陌生而遙遠的東方大都市他要開始一個嶄新的生活，也將在那結(jié)束他的一生。很開始的生活似乎挺如意，作為租界中的一個英國人，Tinkler是租界統(tǒng)治集團的一員，盡管是很底層的工作人員。對于被統(tǒng)治的華人有頤指氣使的權(quán)利，甚至早上會有華人仆人預(yù)備早餐。二十世紀二三十年代的上海是東亞很繁華的城市，城市生活的五光十色讓這個英國蘭開夏郡出生的鄉(xiāng)下人見識了紙醉金迷的繁華，當然只是那些他的薪水能負擔得起部分。
Tinkler的語言天賦使他警局里的前途似乎一片光明，他變成了令人羨慕的偵探，并沿著晉升序列緩慢地往上爬著。然而隨著中國國內(nèi)政治的變化，民族主義熱潮逐漸升起，包括英國人的外國人在日子變得越來越艱難，其中包括有名的五卅慘案（1925）。同很多其他同事一樣，Tinkler希望用酒精來麻痹自己，但這種導(dǎo)致了他在1930年被以瀆職的緣故從警局開除。不擔任公職的英國人一般會被送回國內(nèi)，但Tinkler去了趟向往已久的美國之后又回到了上海，因為他似乎已經(jīng)無處可去。從1931年到1934年，Tinkler從蹤跡中消失了，因為沒有資料可供參考。當他再次“出現(xiàn)”的時候，他在上海的外國人公司里任職，以此謀生。盡管現(xiàn)在已經(jīng)是個普通的外國人，但他火爆的脾氣仍然使他惹禍不斷，包括在南昌因為“衣冠不整”有違“新生活運動”要求而與當?shù)厝税l(fā)生糾紛，以及在1939年在與日本人的爭執(zhí)中揮舞著手槍爭辯而被毆打致死，引發(fā)了日本和英國一場不大不小的外交糾紛，吸引了一時的“風光”。在一切塵埃落定的時候，Tinkler既不被視作大英帝國的公務(wù)員因公殉職（因為已經(jīng)被開除），也不被看做對日戰(zhàn)爭的戰(zhàn)爭死難者（因為兩年后的1941年英國才對日宣戰(zhàn)），于是他就靜靜地躺在上海的公共墓地中，作為小人物消失在歷史的時間里。直到作者接觸到Tinkler寫給家里的通信，經(jīng)過十多年的努力將他從各種資料中挖掘、復(fù)原了出來，寫就了這部精彩的“biography
of
a
nobody”。
帝國造就了我正如書名說提示的，進入二十世紀，大英帝國已如落日余輝，但她仍然在造就一代代英國人。從某種意義上說，是大英帝國造就了Tinkler，也是大英帝國毀滅了Tinkler。說實話，Tinkler并不是一個討人喜歡的人，他暴力傾向明顯，相信武力能解決一切；滿腦袋種族主義思想，特別蔑視華人、印度人。但這種思想對于帝國輝煌下的普通英國人中間并不罕見。因此，相對于英帝國殖民史的“宏大敘述”，這本書為換個視角深入普通英國人的思想和生活提供了精彩的描述，是這些普通人構(gòu)成了大英帝國在各殖民地（或中國的租界）的統(tǒng)治，是這些人的家里陳列著從中國帶回來的各式紀念品，是這些人不時提醒著現(xiàn)代英國人他們昔日的輝煌。歷史學(xué)的想象力在本書第三章，隨著初到上海的Tinkler的視角，作者細細勾畫了一番二十世紀二十年代的大上海。在隨后的章節(jié)里，作者用豐富的細節(jié)（有時可能太過細節(jié)了）描繪了當時大上海的租界及其中外國人的生活，以及上海公共租界巡捕房的歷史、構(gòu)成和運作，是研究當時在上海的外國人和上海租界警察的重要參考。相較于魏斐德（Frederic
Wakeman
Jr.）的《上海警察：1929―1939》（上海古籍出版社，2004），本書對于上海公共租界巡捕房的內(nèi)部構(gòu)成、日常運作以及歷史變化有著更深入的研究。從Tinkler不多的通信、相冊及各處的資料中還原一個普通人的經(jīng)歷，這并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但是作者做到了。當然，這種想象力必須以事實為依據(jù)，在缺乏直接資料的部分，作者只好利用史料和其他人的生活經(jīng)歷來合理地推測Tinkler可能會怎么做。即便如此，當Tinkler被警局開除時，還是不使人驚訝和擔心他的命運，而當Tinkler命喪異國他鄉(xiāng)時，也不能不令人同情和惋惜。正如英國歷史學(xué)家理查德德德？科伯所說：“歷史學(xué)家……的主要目標就是使死者復(fù)活�！�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