伊斯雷爾·愛潑斯坦（Israel Epstein），1915年出生于波蘭，自幼隨父母定居中國。1931年起在《京津泰晤士報》任新聞工作。1937年任美國聯(lián)合社記者。1939年在香港參加宋慶齡發(fā)起組織的保衛(wèi)中國同盟，負責宣傳工作�？谷諔�(zhàn)爭期間，他努力向世界人民報道中國共產黨領導人、解放區(qū)和中國人民的英勇斗爭。日本投降后，他在美國積極參加反對干涉中國內政的斗爭。1951年應宋慶齡之邀，回中國參與《中國建設》雜志創(chuàng)刊工作。1957年加入中國籍。現(xiàn)任全國政協(xié)常委、《今日中國》雜志（原《中國建設》）名譽總編輯、中國工業(yè)合作協(xié)會國際委員會副主席、中國福利會理事等職。愛潑斯坦與宋慶齡有著長期交往的經歷，是宋zui信賴的朋友之一。因此，宋生前曾謝絕了許多人為她作傳的請求，而獨將作傳之事授權于他。伊斯雷爾·愛潑斯坦一見我就笑了。他說，你的文章我讀了，很好，但是開篇的那一段里描寫的頭戴黑禮帽、身穿系著長帶子黑長袍的猶太人，是憑想像寫的，那樣裝束的猶太人只是一個教派，人很少，我在天津18年，18年里從未看見過。他還指著配文發(fā)表的天津diyi飯店的照片說，這個地方我也住過，1937年我?guī)椭嚪f超同志去延安，她也在這里住過一夜。這位86歲高齡的新聞前輩實事求是、一絲不茍的工作態(tài)度令人欽佩。他所說的“你的文章”，是指去年發(fā)表的《尋訪二戰(zhàn)猶太難民在天津的足跡》一文，而他，是我迄今為止找到的惟一一位天津猶太人。時光倒溯至1920年。中國從不“排猶”1920年，天津海河北岸的意租界馬可·波羅路，搬來了一戶姓愛潑斯坦的猶太人。這家人人口很簡單，一對年輕夫婦，一個獨生子。父親拉沙爾在一家公司做會計，母親松亞是位助產士，自生了兒子小愛潑斯坦之后便不再外出工作，留在家里料理家務。伊斯雷爾·愛潑斯坦這年才剛剛5歲。這一家人雖然人口簡單，但遷徙之路卻充滿艱難困苦。他們原來生活在波蘭華沙，因為參加猶太人勞動聯(lián)盟反抗沙皇的殘酷統(tǒng)治，拉沙爾坐過沙皇的監(jiān)獄，松亞被流放到西伯利亞。diyi次世界大戰(zhàn)爆發(fā)，拉沙爾被公司派往日本開展太平洋方面的業(yè)務。德軍逼近華沙，松亞抱著襁褓之中的小伊斯雷爾萬里尋夫，通過橫穿西伯利亞的鐵路，乘船跨海到達日本。兩年以后，一家人遷居中國的哈爾濱。到了哈爾濱，他們仍然沒能逃脫沙俄反猶主義的魔掌。那時，沙皇的白俄軍隊被新生的蘇維埃打敗，大批逃往哈爾濱，也把排猶的恐怖活動波及到哈爾濱。青天白日之下，一個猶太青年記者在哈爾濱街頭被白俄軍官追趕射殺；法國猶太族鋼琴家西蒙·卡洛培被綁架，兇手將他的耳朵割下來送到他有錢的父親那里勒索贖金。愛潑斯坦一家只得南下，離開哈爾濱來到天津，一住便是18年。1992年。時隔72年之后，愛潑斯坦出席了美國哈佛大學舉行的“在中國的猶太人”研討會，這位在中國生活了近80年并已加入中國國籍的猶太人對世界說：“在猶太人的經歷中，像中國這樣沒有土生土長的反猶主義以及猶太問題的國家，是不多見的。”伊斯雷爾在天津長大后來愛潑斯坦一家從意租界搬入舊德租界，住在武昌路的一棟公寓里。父親拉沙爾開了一家小洋行，做進出口生意，但他不善經營，他的家就不能像那些有錢的外國人那樣買別墅、雇中國保姆帶孩子。伊斯雷爾７歲時，父母送他進入一所美國人辦的小學讀書。這所小學在馬場道，上學下學很方便。伊斯雷爾的中學時代是在英國人辦的文法中學（即今天津市第二十中學）度過的。小學、中學進行的都是英語教育，這一點他與所有在天津生活的外國孩子一樣。那時，天津的猶太社會有三千人左右，但只有一個孩子在中國的學校里讀書。對于中國文化，父親拉沙爾持積極交流的態(tài)度，他認為在西方生活的第二代猶太移民都學會了他新祖國的語言，并為那里的文化做出了貢獻，也創(chuàng)造了當?shù)氐莫q太文化，而在中國的猶太人仍卻生活在“歐洲文化廢料”中。他曾經措詞激烈地說道：“中國人會因為缺少文化交流而迷失嗎？不會。但在這里長期生活的猶太人會的。他們沒有任何當?shù)氐纳畋尘埃麄冊诳赡苡肋h生活的土壤上沒有任何根基，他們的子女也會如此。”伊斯雷爾從小就接受了父母關于民族平等的教育。父親拉沙爾對中國民眾充滿同情。90年代初，一位學術上的朋友告訴愛潑斯坦，說當年美國駐天津領事館密銷的文件中有一份報告，說拉沙爾·愛潑斯坦在當?shù)鬲q太人中進行募捐活動以援助西北地區(qū)饑餓的中國人，這項活動受到了一些人的敵視。那時，許多在中國的西方人普遍認為“猶太人等于布爾什維克”。父母經常告誡小伊斯雷爾：“我們猶太人是受歧視的，我們決不能再歧視任何人。”10歲時，有一次他看到街上有幾個外國小孩在毆打一個中國孩子，他毫不猶豫地挺身而出，幫助那個受欺負的中國孩子。1931年，伊斯雷爾15歲了，長成了一個富有正義感、同情心的翩翩美少年。他中學畢業(yè)后便進入京津泰晤士報社當了一名記者。天津猶太人的昔日生活在美國哈佛大學舉辦的“在中國的猶太人”研討會上，愛潑斯坦這樣描述1920年至1937年的天津猶太人生活：“天津猶太人基本的經濟來源是做皮毛及腸衣生意。猶太采購員為猶太公司從鄉(xiāng)下中國批發(fā)商那里買來產品，再由公司將產品出口到紐約、倫敦和萊比錫。還有一些猶太小零售商為采購員尋找貨源，以此來賺取微薄的傭金。做這些國際貿易的猶太商人，資產雄厚的通過外資銀行往來貨款，小商人就直接通過猶太人開辦的小儲蓄信貸所。猶太人受雇于西方大企業(yè)，這些企業(yè)只當他們?yōu)楫數(shù)毓蛦T，而不是本國雇員，做同樣的工作，他們拿到的錢只有西方雇員的四分之三，回家探親也沒有任何資助。“天津的俄國猶太人zui常去的聚會場所是猶太俱樂部（坐落于和平區(qū)曲阜道，原建筑已拆除），在那里能夠閱讀到圖書館訂閱的數(shù)十種當?shù)睾蛧鈭蠹垺．敯l(fā)生重大國際事件時，猶太人聚在一起收聽一臺短波收音機，到公告欄瀏覽一天兩次更新的路透社新聞。俱樂部大廳用來慶祝節(jié)日，開音樂會，上演歌劇和公眾討論。猶太人在俱樂部吃喝、交談、玩牌和下象棋，還能夠上不同的短期培訓班。我就曾經在那里聽過一位以前在莫斯科州立大學做講師的猶太人講馬克思的政治經濟學。“來天津的猶太人當中，只有很少的上了年紀的人讀過大學。他們大多是學醫(yī)的。因為在沙皇俄國，歧視性的配額限制了猶太人接受高等教育。天津猶太青年除少數(shù)家庭有經濟能力能夠被送到英美求學外，一般上完中學以后都會找份工作，在天津從業(yè)。上了年紀的猶太人，甚至沒上過大學的，通常都比他們能講兩種語言的子女受教育要強�！�京津泰晤士報館坐落于現(xiàn)在的解放路，利順德飯店以北，是一座磚木結構的小樓，地下室作印刷廠，上邊是編輯部。這家英國人辦的報紙是當年天津三家英文報紙之一，日出20版，在京津兩地發(fā)行。報館人手很少，愛潑斯坦從打字、校對、采訪、編輯到寫社論、拼版，樣樣都要干，小小年紀就鍛煉成了一個全能報人。1933年末或1934年初，報社將一本書交給愛潑斯坦，要他寫一篇評論發(fā)表出來?書名叫《遠東戰(zhàn)線》，作者是埃德加·斯諾。讀著讀著，愛潑斯坦被該書的內容和寫作風格深深打動了。他打聽到斯諾住在北京，就在一個周末乘火車去拜訪。那時斯諾在燕京大學教新聞學，住在海淀的一所四合院里。愛潑斯坦只有18歲，比斯諾夫婦整整小10歲，但他們很快就成為好朋友。這種周末的拜訪成了愛潑斯坦天津生活中相當重要的內容，許多時候，他會在京津之間的火車上度過。1936年，斯諾在宋慶齡的幫助下秘密采訪紅軍，10月以后的幾個月里，西北之行是他們之間zui熱烈的話題。斯諾給愛潑斯坦看了許多他拍回的照片，愛潑斯坦還閱讀了《西行漫記》的手稿，這些照片和手稿后來轟動了世界。與斯諾的交往，決定了愛潑斯坦后來生活的整個道路。愛潑斯坦與斯諾一起投身于中國人民的抗日斗爭，幫助愛國者和革命者離開敵占區(qū)到根據(jù)地去。斯諾有時到天津來找愛潑斯坦，讓他協(xié)助尋找安全的住處并將他們轉移出去。1937年5月，鄧穎超從根據(jù)地經西安到北京西山治療肺結核。7月，盧溝橋事變爆發(fā)，鄧穎超以李太太的身份進城，住在地下黨員張小梅家里。不久，斯諾親自護送她來到已經淪陷了的天津，找到愛潑斯坦協(xié)助返回西安。愛潑斯坦安排她住進有些猶太人常住的泰來飯店，然后買了到煙臺的船票，走海路從煙臺上岸，安全抵達西安。1981年，年近八旬的鄧穎超與愛潑斯坦笑談那次天津之行，時隔44年，鄧大姐對初見愛潑斯坦的情景記憶猶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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