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開拓者：著名歷史學家訪談錄》匯集了當代十余位中外著名歷史學家的訪談。接受訪問的學者們均為各自研究領域的開拓者與鋪路人，對當代歷史學科的奠基和推進卓有貢獻。在訪談中，他們回顧自己的學術人生，評論和反思當前的歷史學的研究現(xiàn)狀，并為歷史學的未來指明了方向。閱讀這些篇章，仿佛與智者面對面交談，帶給讀者一種“與君一席話，勝讀十年書”的愉悅與收獲。
作者簡介：
王希，北京大學歷史系教授，教育部首批文科長江學者講座教授，美國賓夕法尼亞州印第安納大學歷史系教授。
盧漢超，美國喬治亞理工學院（GeorgiaInstituteofTechnology）艾倫人文學部教授。
姚平，美國加州州立大學洛杉磯分校歷史系教授。曾獲全美人文基金會研究獎(2005—2006)、富布賴特資深學者獎(2011—2012)。
目錄：
方面做了許多工作。他十分看重對如《會典》和《大清實錄》等清代行政記錄的研究，也做得十分到位。費正清經(jīng)常說：“不要因為你需要找尋不常用的史料而忽略常見易得的史料�！蔽艺J為他是這個領域中權勢和影響極大的人，對領域的創(chuàng)建有比他人更清楚的設想。他具有非常強烈的哈佛情結，對哈佛抱有很深的忠誠感。他通過自己的能力和籌款將哈佛變成了美國（中國研究）的中心，這一點是不容置疑的。他給我留下了極深的影響。如同我說的，他是我的“師祖”，我的老師的老師。
盧漢超：所以您的興趣主要不在于影響美國對華政策。
史景遷：我的興趣在于引起人們對中國的興趣。如果說我有一個學派，那這個學派就是促使或鼓勵讀者去思考：“這真是一個復雜而有意思的社會。那里有些我們西方人聞所未聞、思所未思的事情。如果我們想要了解中國，或者即使是與中國共事而不理解它，我們也應該對此有所思考�！蔽覀冃枰θチ私�。我們需要讓中國人告訴我們他們的故事，而不總是告訴他們應該對我們講些什么。所以只要有可能，我總是試圖讓中國人用他們自己的話來陳述，例如在《天安門》一書里。在《王氏之死》一書里，我用地方志的材料，讓地方志的編撰者講他們的故事。
盧漢超：說起《王氏之死》，您在書里也用了蒲松齡的《聊齋志異》。我當時讀了有點詫異。您知道我是在中國受的史學訓練。在中國，歷史學家一般不用《聊齋志異》或《紅樓夢》之類的材料。
史景遷：因為我們知道它們是小說。但同時我們知道蒲松齡正是生活在本書所涉的時代。盡管是小說，它代表了一種見解。我們在《聊齋志異》里看到了蒲松齡本人。蒲松齡還寫了許多掌故筆記之類的東西。盡管這些不是確切的社會史，但我們卻能說這些著作代表著當時的思想概念，還是可以加以利用。蒲松齡寫了他的家鄉(xiāng)和附近的地區(qū)，他寫了流浪漢、小販、街頭變戲法的，以及在社會上毫無地位、可以統(tǒng)稱為游民的人們。我們還從他的著作中了解到他當時正在郯城（《王氏之死》一書發(fā)生的地點）。他的故事中有一個就確切地發(fā)生在郯城之南，在一個坐落于從郯城通往江北沛地大路邊的小鎮(zhèn)上。所以我想蒲松齡是他那個時代一個中國人的聲音，而《王氏之死》正是為了表達當時中國人的聲音。而且，蒲松齡還對中國人怎樣對待和使用暴力感興趣。所以并不是，“我猜想這事發(fā)生了”，而是，“我們知道這里有一樁謀殺案，我們知道蒲松齡很關注這類暴力，所以也許可以將《�；萑珪分械恼鎸嵱涗浐推阉升g的小說綜合使用”。這種方法受到了不少批評。有人喜歡這本書，有人認為這種方法太過分了。
盧漢超：我們沒有很多史料來寫這一層次的人們的生活。
史景遷：確實如此。所以這是我的想法：“這里有一個非常優(yōu)秀的耆老之年的中國人，生活在同一地區(qū)，思索著同樣的問題。讓我們把他當作一個同盟吧，不要忽視了他�！逼阉升g是個很好的同盟。他和黃六鴻（郯城縣官）一樣對這些問題有興趣。黃六鴻來自精英階層，王氏則是生活在社會最底層、毫無地位的小百姓，然而黃六鴻關心這個屈死的婦女。這確實是《王氏之死》一書的目的：有這樣一個縣官愿意通過恰當?shù)尿炇瑏砥瓢�，事后又不忘將事實公之于眾，并由此引出道德上的教訓。黃六鴻實在是一個很好的社會批評家。所以再說一遍，蒲松齡是我的一個有用的同盟。
盧漢超：你在書中也用了地方志的材料。
史景遷：地方志是好材料，但是地方志是由精英們編撰的，他們往往贊美他們自己的家族。
盧漢超：這就是為什么歷史學家不容易研究普通百姓的生活。
史景遷：是的。
盧漢超：在中國研究領域內(nèi)的大部分歷史學家都傾向于寫敘事性的作品，比較不關心理論的運用。然而近年來學者們在將社會科學理論應用于中國歷史研究方面作了不少工作，也引起了不少討論，例如明清時期中國的發(fā)展和不發(fā)展問題，公民社會和公共領域問題，后現(xiàn)代問題，等等。您怎樣評價寫作敘事性歷史和看來是更合潮流的、將歷史和各種社會科學理論與模式相結合的做法？
史景遷：我對這個問題有一些想法。在西方有許多很好的中國歷史學家，他們對中國歷史比我懂得多得多。這只是我個人的看法，我甚至不把它灌輸給我的學生：我認為對理論的一種過度的強調(diào)其實是有局限性的。我們從過去的經(jīng)驗或歷史中知道大部分社會科學的理論都是相當短暫和過渡性的。它們往往有一時之重，但絕少有人能有馬克思和韋伯那樣的影響。大部分理論在流行時沖擊很大，但通常不能行之久遠。簡單地用一種社會科學理論去解釋歷史是不妥當?shù)摹还芩墙鈽嬇�，后殖民學說，后現(xiàn)代學說，次文化研究，還是“公共領域”。其實我們可以看到這些理論大部分已過時了。
我讀過一些別人寫的討論理論的書籍，但我大概更愿意閱讀原著。我不想讀一系列用哈貝馬斯或其他任何理論來解釋某方面的中國歷史的書。我會試圖了解一點這些理論。如果我對某個理論有興趣，我會用一種我稱之為“匿名”（anonymous）的方法把它運用在我的書里。但我關注的重點是我以前沒有研究過的中國社會的某個方面。有時我對某方面的歷史有興趣的時候，在這方面還并無多少理論可供參考。我對“王氏之死”產(chǎn)生興趣時，大部分人還沒有開始研究中國婦女。
盧漢超：那時大部分人還沒有開始研究社會史。
史景遷：社會史對我來說是一種自然。但我同時也注意到有許多關于社會史的應用、社會史的重要性、社會史和相關的女權論說等等理論。我試圖去消化一些，不過當我認為某種理論有價值時，我只是用它來影響我敘事的方法。現(xiàn)在我們看到后現(xiàn)代主義或后后現(xiàn)代主義的理論實際上是有關“觀點者的觀點”，是有關“一種事實在多種層次上的解釋”，是有關“事實的不可確定性”，如此等等。這些理論如今流傳很廣。但我想對張岱這樣的人來說，這類冥思苦想在晚明和清初就出現(xiàn)了。歷史上許多中國學者是在觀察“觀察者”。這樣的例子很多。所以我會對讀者說，我不是準備跟你們講一套理論，我是準備講一個張岱怎么講別人的故事的故事。對我來說，這種方法要精彩的多。有人讀了我的故事后或許會說：“哦，這是在用后現(xiàn)代理論！”我說：“也許是，也許不是，也許這只是合情合理的、可以理解的人的價值。”同樣的方法也適用于對馬克思主義和其他理論的運用。
盧漢超：由于大多數(shù)最近的理論發(fā)源于西方或者是得之于西方的經(jīng)驗，您是否覺得我們的研究領域里有時可能會有一種將中國的實際或中國歷史牽強附會于西方模式的傾向？
史景遷：不一定。一種理論也許來自某個西方哲學家或思想家，但這不等于這個哲學家或思想家對于真理就有了某種壟斷權，也不等于這個哲學家或思想家所反映的只是西方社會。我想人類行為有許多相同的方面，同時也存在著重大的文化差異。馬克思主義在被應用到中國或法國，英國或美國時會有很大的不同。不同的人也可以將諸如解構派等理論應用到中國小說或西方小說上。我不會說我們不要采用某種理論，只因為它是西方某人創(chuàng)造的，正如我不會說我們不要去理會道家的雋語，因為它們來自中國。我們應該跨越文化，兩者并視，互相參用。
盧漢超：也許應該謹慎地應用。
史景遷：謹慎地，是的。我還是想用“匿名地”一詞。我對把理論生硬地插入寫作中的做法沒有興趣。我或許會加個腳注，但我絕對不會在敘事時突然加上一段“現(xiàn)在我要講哈貝馬斯了”或“現(xiàn)在我要講德?塞爾托（deCerteau）了”。我對這種做法沒有興趣。
盧漢超：您大概不把自己看作主要是一個社會史學家。但您的著作中有不少對社會史有貢獻的內(nèi)容，您也對您所說的“社會的力量”的理解作了一些開創(chuàng)性的工作。如果說費正清和他那一代的歷史學家“對中國社會史的研究者不表示特別的同情”，從19世紀70年代后期開始，社會史和社會經(jīng)濟史還是成了中國史研究的一個主流。譬如說，耶魯大學從70年代起就訓練出一批優(yōu)秀的社會史學家：韓書瑞（SusanNaquin）、高家龍(ShermanCochran)、彭慕蘭(KenPomeranz)……
史景遷：他們都是研究面很廣的歷史學家。這并不是我加之于他們的。我在教學中優(yōu)先于理論的一點是，如果一篇論文的初稿有一些細節(jié)的話，我會說：“這非常有意思！”例如，這或許是高家龍第一次用廣告做研究。我記得他告訴我，他發(fā)現(xiàn)了一些英美煙草公司在中國的香煙牌子，他應該用作研究嗎？當時我們一般還不習慣把香煙牌子當作史料。但是我說：“這非常有意思！”當韓書瑞開始發(fā)現(xiàn)被捕的白蓮教徒的案宗時，我們曾一起討論過，并不是討論什么是理論什么是細節(jié)。我說：“這告訴了我們?nèi)祟惥裆戏浅Ｖ匾囊粋�方面：人們會冒著一切危險抵抗國家政權。”這些小小的細節(jié)組成了人類能共同理解的故事。我們不應該將這些細節(jié)棄之不顧，而是應該更仔細地研究它們，并由此組成一幅關于社會是怎樣運行的廣闊而深入細致的圖景。彭慕蘭在他的《腹地的構建》一書中也是如此。書中有描述人們坐在田溝上防災的情景，讀者能由此進入到一個赤貧的農(nóng)民的世界：雖然莊稼幾乎全死了，人們還愿意雇人守田。這是關于農(nóng)業(yè)社會堅韌性的極具洞察力的報告。這就像法文中的“心智”（mentalité）一詞的使用一樣。對我來說這是做一個歷史學家的直覺。我在耶魯曾經(jīng)和卡洛?金茲堡（CarloGinzburg）討論過。他是《奶酪和蟲子》一書的作者。我讀了他的書才知道我們有一些共同的興趣。我們曾很好地討論過什么樣的細節(jié)能捕獲世界這一問題。所以，就如你提到的理論問題一樣，這大約是一種自覺。我不會說：“好，這個星期我要寫社會史了�！�
盧漢超：你不想把社會史、社會經(jīng)濟史、思想史等等分得涇渭分明。
史景遷：它們都是歷史的一部分。歷史人物的生活會有所側重，我不會拒絕這種差別；但如果這種差別只反映了社會史的一個側面，我也不會欣然接受。不然的話，我們就會像來自越南的那種社會觀那樣，只有邪惡的地主或是只有善良的農(nóng)民。如果有好的地主，我們要講出來；如果有邪惡的農(nóng)民，我們也應該談一談。如果有善良的工廠主，或惡狠狠的工人，也是如此。
盧漢超：所以，名稱是后來放上去的——當你完成寫作之后；讀者可以有自己的判斷，按不同的種類來進行分類。
史景遷：是的。這對我來說是沒有問題的。你如果想讓他們這樣做，他們當然會這樣做。正如傳記這樣的種類，我并不認為自己寫的是傳記，但有些人卻這樣認為。
盧漢超：譬如您的著作《康熙》？
史景遷：在某種意義上，是的。我將之稱為“自畫像”（self-portrait），所以看上去有些像是自傳。
盧漢超：在我看來，我們對普通百姓的日常生活的研究遠非理想。您在《追尋現(xiàn)代中國》一書中有一些關于平民百姓的食物和住房的描述，但大部分有關中國近現(xiàn)代史的書都過于側重研究精英階層，對普通人民的生活則忽略不顧。在您看來，就史料而言，這種情況是因為有關日常生活的史料太多了，還是太少了？
史景遷：這方面有大量的材料，雖然它們往往是關于司法或稅務方面，是那種更合適于作各種量化性歷史分析的材料。這類材料中有許多是關于那些生活在接近社會最底層的人們，至少是那些遠離精英階層的人們。困難之處在于很難從這類材料中得到不同的細節(jié)，以清楚地區(qū)分出不同的人們。這不是這些人的錯誤，這是把他們歸檔入案的社會的錯誤，或者說是歷史學家的錯誤。就量化的研究而言，這些是很好的材料。我們能得到人們的平均收入、平均期待壽命、平均卡路里攝入量和人口方面的各種信息。但是像我在《王氏之死》中用的那種材料就相對比較少了。事實上關于這個案子《福惠全書》上只有十幾行字。
我的感覺是關于日常生活的材料不是太多了或太少了。有許多材料存在，但無論哪方面的又都不足。很難利用這些材料，因為它們對人物的性格不加區(qū)別。它們不像詩歌那樣可能會有性格——詩歌當然不都是如此，但一個官僚可以通過詩歌來表達政見。我們通常所說的精英階層或知識分子階層的人們往往有更多的表達方法。
盧漢超：而他們會寫他們自己。
史景遷：他們會寫他們自己，他們也可能不說實話。
盧漢超：一般農(nóng)工大眾則不寫自己。
史景遷：一般農(nóng)工大眾不寫自己，因為他們不知道怎么寫作。但有時他們的談話也會進入記錄。有人會記錄他們的談話，警察會記錄他們的談話，所以司法方面的檔案很重要。但是司法方面的材料的大麻煩是只有打官司或吃官司的人才入檔，而我們大部分人都盡量避免與官司有牽聯(lián)，這樣我們就不會被記錄在案。關于普通人民有許多研究可做，但這是難度很大的一種歷史。
盧漢超：但這是一個非常重要的領域。
史景遷：這是非常精彩的一個領域。
盧漢超：研究中國政治的人或許會注意北京的權力斗爭這些大題目，但中國普通的老百姓會說，“菜籃子里看形勢”。
史景遷：這話言之有理。你當然可以做這類歷史，我很贊同。但寫這樣的歷史很困難，特別是那種給一般大眾看的，那就更難寫得內(nèi)容豐富了。因為你通常只有那種細微的材料，聚沙成塔般地構成大圖景，而難得有能夠構成個性的材料。不過偶然你會非常走運，在一個復雜的案子中忽然出現(xiàn)了一篇證詞，一份朋友或鄰居的談話記錄，而重要的東西就在其中。在《雍正王朝之大義覺迷》中，甚至雍正皇帝的訪員也在記錄普通人的談話，因為人們在閑聊中散布謀叛的消息，而清政府知道這一點。當然其中有一些是逼供，有一些是自愿或半自愿的。但是其中的細節(jié)往往是有關日常生活的：人們在出售藥物，小販在賣東西，有人在搭船旅行，有人雇一頂轎子，有人連鞋子都沒有，等等。這些都是我在雍正的材料中找到的。
盧漢超：雍正是一個勤勉的皇帝。
史景遷：是的。雍正也許并不關心那些細節(jié)，但這些細節(jié)對我來說卻很重要。它們讓歷史學家重新捕獲到一個時代。它們都在雍正的《朱批諭旨》里。有些篇幅很大�，F(xiàn)在中國臺灣和大陸都有影印本。這些是很精彩的材料。
盧漢超：我們是否可以把中國最近二十多年的發(fā)展變化在一定程度上看作是一種傳統(tǒng)的復興？這種傳統(tǒng)大致建立于20世紀上半期，例如五四時代的自由主義和以30年代上海為代表的商業(yè)主義。
史景遷：出現(xiàn)在1930年代中國的新事物后來被壓抑了，1990年代又重新出現(xiàn)。再就是為什么現(xiàn)在在西方，很多人研究國民黨和民國時代的歷史，而對毛和毛的意識形態(tài)不像以前那樣有興趣了。但這不一定意味著30年代建立了一種傳統(tǒng)。這意味著類似的經(jīng)濟雄心和經(jīng)濟機會在90年代的中國出現(xiàn)了，而它們在30年代也曾經(jīng)出現(xiàn)過。這類事物包括大眾傳媒以及你和其他學者研究過的題目：無線電、通俗音樂、茶館、戲劇、服裝方面的變化。我并不認為90年代對此作了復興，而是人們有了和30年代時同樣的機會去利用新的傳媒和技術。所以在90年代就像在2004年一樣，人們對西式的鞋子和化妝有興趣，人們對互聯(lián)網(wǎng)和無線電話有興趣。這些東西并不是作為一種傳統(tǒng)介紹到中國的，它們是在中國得到了人們真正共鳴的一些娛樂和交流的形式，而中國人民現(xiàn)在有機會去獲得這些東西了。所以這是物質獲取的一種回歸。這種物質獲取的思想在民國時代曾因大張旗鼓的廣告而受到鼓勵，現(xiàn)在這種大張旗鼓的廣告又在全中國出現(xiàn)了。所以現(xiàn)在商標和名牌產(chǎn)品的思想又在中國復活，猶如一種大都市化運動。我不會說這是一種新傳統(tǒng)，失而再建。我把它看作是一個曾經(jīng)存在過的新機會，失而復得。
五四運動與此不同，也更復雜。我不認為五四運動是一種傳統(tǒng)。我認為它是一種探索的模式，我稱之為經(jīng)典的探索模式，往往由精英階層中受過良好古典教育的人士領導。現(xiàn)在又有了探索的機會。它們在中國還遠非普及，但正在快速發(fā)展，所以我們會看到一種貌似五四那樣的反映。但它與五四不同，它是一種向繼承下來的信念挑戰(zhàn)的意愿，政府不總是希望看到這種意愿存在。這取決于你怎么表達這種意愿。中國的批判主義有極為巨大的活力。
盧漢超：現(xiàn)在大約有一百名毛澤東時代以后來到美國、目前任教于美國各大學的中國歷史學者。他們在中國古典方面的訓練顯然不如教您中文的那些老一代學者和您的老師房兆楹。能否請您就此略作比較？
史景遷：他們受的是不同的訓練。他們也許不那么深入地閱讀早期的經(jīng)典或傳統(tǒng)的古典著作。我認識一些非常優(yōu)秀的中國學者，有的在這里，有的在中國。據(jù)我看，歷史這一學科現(xiàn)在很興旺。一些中國學者對西方理論有興趣是因為他們現(xiàn)在可以更自由地探索除馬克思和社會主義以外的理論了。而有些中國歷史學者或許像我一樣滿足于不用理論——不真正地使用理論，并以此為樂。
我認為在美國的華裔中國歷史學家有很大的影響，對我本人來說這是肯定的。從我一開始學習中國史時，芮瑪麗就對中國史學家的著作推崇備至。當然她最了解的是二戰(zhàn)以后生活在美國的中國學者。如你所知，其中有一些后來回中國去了。但當我做她的學生時——當時我還沒有開始學漢語——她就介紹我看瞿同祖關于中國地方政府和何炳棣關于社會階層流動的著作。然后她又介紹我看張仲禮關于中國士紳的著作以及蕭公權的著作。我在讀書時，也讀費正清和芮瑪麗的書，還有費維愷、柯文、魏斐德和列文森等人的著作。
盧漢超：近幾年，社會史在中國形成了一種新的趨勢，歷史學家稱，這種趨勢至少部分地是受到西方史學、尤其是美國史學的影響而產(chǎn)生的。在中國，社會史也與文化研究結合起來，稱為“社會文化史”（socioculturalhistory）。您對此有何評論？
史景遷：我們先前談到社會文化史。我對“社會”和“文化”感興趣，問題是我們?nèi)绾斡脤嶋H的語言結構來照亮社會？你可以像社會科學家一樣研究社會，如許多人在中國所做的那樣，譬如費孝通、陳翰笙等人，尤其是在1920年代和1930年代。但我希望進入更具有思想性的一面，如社會的心智，然后用一種文學形式（aliteraryform）呈現(xiàn)出來，這種形式對讀者來說是非常具有吸引力的。不過我并不把這種認知當成一種意識形態(tài)，而是當成一種方法。我試圖關注社會中的個人，也試圖將對個人的關注置于對社會的關注之前，用個人來揭示社會。
在整個毛時代，也許包括毛以后的一段時間里，中國歷史學家被鼓勵研究社會的底層。換言之，研究中國是有規(guī)矩的，一個學者可以做的，能幫助他保留自己的工作、并在研究上有所創(chuàng)新的事就是研究工農(nóng)，在某些情況下，也研究小商人和窮人。這樣做，你可以在學術界保持一個很好的位置。你可以研究太平天國，可以研究捻軍，或者研究鴉片戰(zhàn)爭中對英國的抵抗運動等。這些都是非常有意思的題目，而且是允許做的題目。在太平天國研究領域內(nèi)，至少到1982年時，大陸學者開始研究太平軍的基督教社會結構、受害情況，以及反抗政府的活動等。這是鄧小平在1978年十一屆三中全會上站穩(wěn)腳跟之后“松綁”的結果。社會史得到了擴展，將思想史包括進來，該領域的研究也變得更加寬松和自由。
盧漢超：一般而言，改革開放以來，中國年輕一代的歷史學家把西方的學術影響看作他們研究中的一個重要部分，他們所使用的一些新理論也大多來自西方。
史景遷：這或許是因為目前是中國思想學術生活中的一個過渡時期。將近四十年中，中國曾有過幾乎無所不包的意識形態(tài)，現(xiàn)在要從中走出來，需要有一個使用來自別的國家的理論的過渡時期。我注意到不少中國學者試圖發(fā)展出新的中國理論基礎。什么是中國文化的基礎？這是個重大的問題，或許可以回溯到“中學為體、西學為用”：怎樣有創(chuàng)造性地使用西學，同時又發(fā)展出一種無可爭辯的根植于中國經(jīng)驗和中國知識的理論？當然這個問題的前提是Chinese（“中國的”“中國人”）一詞還有實實在在的意義。在這方面有許多辯論。這個詞的意義已大大延伸。例如，在當今的世界上，突然間，這么多中國人不講中國話了，這么多中國人不住在中國了。同樣的情況也發(fā)生在世界上許許多多其他文化上。這意味著一種危險，有那么一丁點兒的中國文化變得古老無用了，成為老黃歷了，留存在過去了。所以，你如何理解這個目前正在中國出現(xiàn)的、強大的新文化，并使它在史學上變得有意義？也許你做不到，也許你的解釋無效，也許理論上的漏洞太多，但這么多的中國人在這樣做，我感到這是一種令人激動的冒險。耶魯接受了來自中國大陸的研究生和年輕學者，他們中的很多人給我留下了深刻的印象。其他人也許不那么優(yōu)秀，但優(yōu)秀者是大有人在，有些甚至可以說是出類拔萃的。我對來自臺灣的年輕學者也是如此看法，我絕不希望將臺灣和香港的學生排斥在外，來自兩地的學生在古文方面都受過極好的訓練。
盧漢超：從我讀過的您的文章來看，您對中國的未來或許可以用“謹慎的樂觀”來形容。作為西方的一個重要的中國歷史學家，您是否可以對21世紀的中國或中國未來幾十年略言數(shù)語？
史景遷：我們知道這只能是一種猜測，取決于你對中國人的應變能力有多大的信心，對中國人在他們之間保持和諧有多大的信心，對中國的領導人把更多的人帶入統(tǒng)治階層有多大的信心。在我看來已有跡象說明這些都正在發(fā)生。我不想用“適應”（adaptability）一詞，因為這可能有點意味著放棄你已有的東西。我們也許可以說是一種調(diào)節(jié)（adjusting），或者是擴大眼界，去包羅一些其他的觀點和見解。中國的思想家們歷來如此。這其實是鼓勵人們?nèi)?chuàng)建一個新的中國人的認同觀。不知為什么我一直對中國極具信心，大概是因為我出生時我的母親在讀一本有關中國的書吧（笑）。就像蔣介石出生時，他的母親在念佛誦經(jīng)，所以佛教對他的一生都有影響（笑）。從許多角度看，20世紀對中國來說是一個苦難的時代，特別是20世紀前七八十年。19世紀也苦難深重。但是這個時代產(chǎn)生了一些了不起的人物，他們以中國的傳統(tǒng)為基點，思索著最驚人的一系列方法。從曾國藩到王韜到梁啟超，還有秋瑾或鄒容，簡直令人目不暇接。這些人都在苦苦思索著解決辦法和怎樣去“調(diào)節(jié)”。我認為這是非常了不起的。所以可以說我對中國不只是謹慎的樂觀，對中國的未來，我或許就是樂觀。當然這不是說他們沒有問題。他們?nèi)杂兄卮蟮膯栴}。對此需要某種才智和善意。
盧漢超：這或許牽涉到中國的信仰系統(tǒng)這個大題目。
史景遷：是的，中國本身的信仰系統(tǒng)是非常非常重要的。這也就是我為什么非常喜歡武漢地區(qū)發(fā)現(xiàn)的楚國的竹簡。探索這個中國早期的文化，會使我們對儒家、法家和道家產(chǎn)生一種新觀念。現(xiàn)在人們又發(fā)現(xiàn)竹簡中包含的政治理論。我們可以從中思考有文字以來中國文化的一些最初的基石，并從里面吸取教訓。我發(fā)現(xiàn)這是歷史研究中極為精彩的一個領域，它將歷史、神學、考古和哲學聯(lián)在一起，這是了不起的結合。如果我是一個年輕的中國學者，我大概會進入這個領域，因為它把那么多精彩的學科結合在一起，從中人們能夠以古知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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