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章傳說隧道通向城市童年
想象的部分人馬
不難猜想，甚至大膽點說，我們看見，這群人的外貌與我們并無多大不同。雖然史書中曾說他們“縱目”，且有文字學家對“蜀”字所作的闡釋以及考古發(fā)掘的實物——其實有的實物也只是先民們的藝術(shù)創(chuàng)作——來佐證。但在我看來，這只不過是后人尤其中原人由于交通不便，對絕域殊方的蜀地，文化風俗與其有別的夸張。正如楊雄所說“蜀”就是“獨”，“不與外方同”，亦如李白的形容，“爾來四萬八千歲，不與秦塞通人煙”，雖然詩句不能坐實，但山川橫阻，蜀地自閉，其風俗民情與中原相較，另是一路，也確是可能的。公元759年杜甫剛到成都，便驚嘆于它的繁華，更驚嘆于寒冷的冬天還有常綠樹木，即所謂“曾城填華屋，季冬樹木蒼”（《成都府》）。杜甫是河南人，在此前尚未到過南方，更未到過蜀地，蜀地的與眾不同從氣候開始給他全面的新鮮感，也是他在四川詩情勃郁——現(xiàn)存一千四百余首杜詩竟有八百多首寫于四川——的一個因由。但無論怎樣的不同，蜀人遠祖還不至于專門要與眾不同到去“縱目”的地步，那頂多只是古蜀人圖騰崇拜的一種反映罷了。
現(xiàn)在，他們艱難地跋涉著，扶老攜幼，但可怪的是，他們身上既沒負荷多少值錢的重物，手中也無像樣的家什。一路上，除了偶有人在議論路途的艱辛外，似乎沒有一個人對他們曾經(jīng)居住過的地方有更多的留戀之情。盡管那里是他們曾經(jīng)借以活命，并取得一定發(fā)展的地方，但困難的是，一方面是由于再艱苦的勞作，也無法完全保證食物上的不匱乏，另一方面還有來自與其他部落的爭斗。雖然，這個溫暖肥沃的岷江河谷地帶已然逼近今日的成都平原，但是一座大山擋住了他們向前推進另尋出路的步伐。不過，一種要過得更好的愿望，促使他們冒險一試。有一次，部落中有幾個特別勇敢的人，曾因追獵野物，翻過一座大山，站在山脊上，不經(jīng)意間看到一塊既是平地，又有不少水洼沼澤的大壩子。雖說是不經(jīng)意，但這實在是個晴好上佳的天氣，使他們極目遠眺得如此廣闊。這次意外的發(fā)現(xiàn)，使整個部落處于一種向往與亢奮交織的情緒之中，久久不散。
所謂的路其實是并沒有的，他們只是在部落探獵者曾經(jīng)走過的一兩次所殘留的標記下，被艱難地牽引著前行。但他們聰明地找著一個參照物，沿著汶川雁門關(guān)東岸安山鄉(xiāng)急流而下的一條小溪旁前行，這樣既可以避免遠離水源的不便，也可以躲過難于找到路標因而迷路的災難。但即便如此，也不能保證他們的一帆風順，“一勞永逸”這樣的想法對他們來說是不現(xiàn)實的。因為這條小溪之源在四千米的山脊之上，在這近百里的行程之中，其最高處與最低處的落差是令人生畏的三千米。當他們艱難地爬上山脊時，又一次重復了那幾位勇士所看到的景象：不少的土地和大量的沼澤湖泊。這是一個具有預知意義的觀察點，因為在天氣晴好的時候，可以看見今天的成都。雖然他們的后人定都成都，還有一個相當漫長的過程，但這次遠眺，卻在冥冥之中暗示了他們子孫的未來，雖然我們更愿意將其稱之為歷史的巧合。
這群人從山脊往下行二十里，便進入湔水河谷，良好的河原沃土和豐富的銅礦使他們歡忭若狂。再下行十里，河谷平原更加寬廣，長約三十里，到了成都平原的北界，被壽陽山和牛頸山這樣對峙如闕的山脈，亦即被李冰所稱的“天彭闕”阻斷。山內(nèi)有個大河原顯系遠古內(nèi)湖遺跡，人們便稱此地為海窩子。
翻山越嶺到達海窩子的這群人，是蠶叢氏的后代，這部分人屬于魚鳧氏，顯然翻越九頂山的冒險行動并沒有得到全體部族的支持。蠶叢氏中有的人選擇了繼續(xù)留在岷江河谷，有的人遷徙到了沫水一帶，有的接著遷徙到西昌甚至到了滇西地區(qū)。他們的頻繁遷徙給后人留下深刻的印象，以至于宋人黃休復《茅亭客話鬻龍骨》里曾說：“耆舊相傳：古蠶藂氏為蜀主，民無定居，隨蠶藂所在致市居�！币苍S蠶叢氏頻繁遷徙的原因很多，但其中必有為擴展耕地，出于經(jīng)濟發(fā)展需要的動力。固然，古蜀族還有循綿水、洛水進入成都平原的。魚鳧氏在海窩子居住較久，自然是當時的成都平原尚屬湖跡沮洳地，不便居住，但卻十分切合他們捕魚為業(yè)的生活習性，繼而慢慢向廣闊的成都平原進發(fā)。從海窩子流入成都平原的一條河古稱湔水，他們循著湔水平原的北端羅元壩—老熊坪—白沙河谷—九甸坪—白沙街—紫坪鋪這條路線，便可到達今日的都江堰。而老熊坪，據(jù)考證便是《華陽國志》里所稱的“魚鳧王田于湔山，忽得仙道”的湔山，而后來“蜀人思之，為立祠”，因之這一帶有古魚鳧故址。
眾所周知，古蜀歷史在魚鳧之前有蠶叢、柏灌階段，而在他之后則有杜宇、開明階段，是以秦滅巴蜀作為古蜀歷史的下限的。但“蠶叢及魚鳧，開國何茫然”雖是極而言之，也絕非毫無道理。因為我們至今推斷出的古蜀歷史，還有不少的疑點，也絕非田野考古如三星堆之類的發(fā)現(xiàn)能悉數(shù)解決。自然，我們能發(fā)掘到先人們因滄桑跡遷，歲月流播，深埋進土里的實物，實在是我們的大幸，但對于遠古歷史的研究要進行完全客觀的復原，如德國蘭克史學派的研究，也是不現(xiàn)實的。因為實物和書籍中都難免有不能坐實的夸張甚至神話成分，雖然神話也可用作歷史研究之補充，但因此而下的臆斷也是在所難免的。
雖然我們可用氏族來指稱蜀山、蠶叢、柏灌、魚鳧、杜宇和開明（鱉靈）等氏系——作為蜀人遠祖，他們介于傳說與歷史之間——但如果我們將其看作古蜀人由采集、漁獵文化進到畜牧、農(nóng)業(yè)文化的演進序列的代稱，這個代稱序列似乎還暗含著某種從低一級社會向高一級社會演進的痕跡，魚鳧代蠶叢，杜宇敗魚鳧，鱉靈替杜宇，無不浸透著勝利是強者這一簡單的道理，也可以明證腐儒們所謂的“禪讓”是多么可笑。而他們的先后替代，也可以在一定程度上反映古蜀人圖騰崇拜的遷衍，揆諸情理，或許更接近事實的真相。這個演進變遷，恰好可以解釋古蜀人祖先，為什么名之曰“蠶叢”“魚鳧”“杜宇”“鱉靈”等在今人看來比較奇怪的命名，盡管我們可以拿史載古蜀未與中原通音問之前，尚無姓氏來證明這種命名——無論用此稱呼氏族還是對酋長或國王的稱呼——的合理性。
更為重要的是，在落后的社會和部族，用自己的食物來作為圖騰崇拜對象的做法也絕非罕見之事。譬如鄂倫春族處于氏族公社時崇拜熊，并以之為圖騰，打到熊時便哭著抬回來，到家后再哭一場，而且將熊骨和內(nèi)臟像對死者一樣實行“天葬”。正如馬克思所說：“某些部落中的氏族都戒除食用成為自己氏族名稱的動物，但絕不是普遍的規(guī)定�！碑斎灰暷澄餅閳D騰，其因素復雜，或有對圖騰始祖親族的情感，又有強化神圣的觀念。而其間所產(chǎn)生的圖騰禁忌也只是不準對該圖騰崇拜物濫捕濫殺，因為濫捕濫殺最終會使他們喪失主要食物亦即圖騰，圖騰崇拜的部分目的也許就是該物對他們生活的重要性而決定的。
蠶叢無疑是古蜀人對教民蠶桑的人的崇拜指稱，因為早在《說文》里就有“蜀，葵（桑）中蠶”的闡釋。魚鳧俗稱“魚老鴰”，既稱“黑老鴰”又稱“烏鬼”，杜甫在夔州看見“家家養(yǎng)烏鬼，頓頓食黃魚”，此種情境在今日沱江流域還時有所見，因此魚鳧也就是魚鷹無疑是魚鳧氏的崇拜物。至于杜宇，蜀人則將其尊為農(nóng)神，呼為“杜主”，蜀人將催耕之杜鵑亦名子規(guī)擬為杜宇魂歸，因此蜀人“農(nóng)時先祀杜主”的風俗一直從戰(zhàn)國保留到東晉，至唐代還余風尚存，因而杜甫說成都人“見杜鵑而肅立”。至于鱉靈，蜀人有崇龜?shù)牧曀祝驗辇斣诠湃搜劾锛饶苕?zhèn)水，又能負重善伏而不傾仄，而且龜鱉同類，由此可以認為龜是鱉靈的圖騰，成都后來被稱為“龜化城”“龜城”，與此不無關(guān)聯(lián)。所有這一切物擬于人，人擬于物，人物合二為一，將自己的生活與崇拜物緊緊連在一起的做法，是人類鴻蒙時期的一大表征，古蜀歷史之演替變遷也不例外。
開明是個異數(shù)，盡管他也符合上述演替規(guī)律。他的名字同樣十分古怪，名為鱉靈，尤其是他“尸化西上，后為蜀帝”，更使后世史家莫衷一是。關(guān)于此，我認為史學家任乃強的推斷很有意味，闡釋了一種可能的歷史。他認為鱉靈犯罪當死，但問題在于，“巴、楚世為婚姻，楚國能向巴國索囚。蜀、巴世仇，故奔蜀不患不容，且獲重用，故曰‘復生’”（《四川上古史新探》）。我們也許可將他奔蜀的神奇故事，視為悖謬不經(jīng)之事，但開明確實是個治水高手，這是毋庸置疑的。
杜宇教人務農(nóng)，但彼時成都地區(qū)還有很多地方屬于沼澤湖泊，而且由于岷江之水經(jīng)常泛濫成災，隨著人口的不斷增加，有限的耕地使養(yǎng)活更多的人口變得極度困難，因此要大力治水并且解決成都平原的積水問題，從而擴展耕地面積。而當時的狀況正如《蜀王本紀》中所說“玉山出水，若堯之洪水”，堯時大洪水，又譬如《圣經(jīng)》所記載的洪水泛濫，人類在遠古時代都有這樣的傳說。由是也不難照見水的危害之慘烈，而鴻蒙時期的先民一定手足無措。因此單有教人習農(nóng)的本領(lǐng)，要想長期贏得民眾的愛戴是困難的。而治水高手鱉靈適時而來，使處于洪水肆虐中的群眾，若遇救星。我們不妨做一推斷，因為盼望——只是泛泛盼望治水高手，而非指名道姓坐實為鱉靈——已久，鱉靈忽然而至，或致有“尸化西上”而“復生”的神話。
這個開明，真是幸運，治水有若神助，其易如反掌�！巴鄄荒苤危棍M靈決玉山，民得安處。”（《蜀王本紀》）他這種方法與大禹疏導式治水法如出一轍，其效果是顯而易見的，這樣的辦法相比鯀艱難地去堵那堵不勝堵的創(chuàng)世紀大洪水，實在是很取巧的法子。但就是這取巧的法子，也需要千百次的實踐與眾多人的經(jīng)驗。決玉山，筑壩以分水，以防止洪水橫流。如今看來，十分簡單，但在當時卻是一項偉大的創(chuàng)舉，因而可就此代杜宇而稱帝。雖然蜀人有同情弱者的傳統(tǒng)，看到望帝失敗亦不忍，以后每每“見杜鵑而肅立”，其“肅立”并非是懷舊到不能讓開明代杜宇，而是因為杜宇教民習農(nóng)有功。此所謂不以成敗論英雄，因為杜宇教民習農(nóng)，使民眾也獲得極大的好處，不可忘記。
不過，我們?nèi)魪牧硪唤嵌葋砜紤]問題，就會知道，任何農(nóng)事包括治水均不可能是一個人的智慧和功勞，只不過是上古需要一種英雄崇拜，以及對領(lǐng)導者的神話，便于使其萬美集于一身，好凌駕于民眾之上，對登天牧民有利。這與后世，我們要詆毀一個人，或者沉重打擊一個政敵，將萬惡歸于一人一樣，既有思維上的毛病，也是可笑而幼稚的。但好像這種方法，從古至今屢用不爽，也至為深刻地影響了我們的歷史及歷史觀，使得我們的歷史除了枯燥的帝王起居注和干癟的所謂重大事件的記錄外，很少有對民眾生活的真實登錄。因為我們是一個忽視個人生存質(zhì)量的社會，這樣的思想早已深植于我國早期的社會制度中。
不過，治水再有功夫，也是保不準千秋萬代——大權(quán)獨攬而又想千秋萬代，本身就是愚蠢的——永執(zhí)國鼎的。貪圖小便宜——這讓我想起先秦典籍中蠢人多宋國人的記載，真是冤枉了他們。愚蠢不分先后，傻瓜無處不在，不獨是宋人的專利——開明十二世以為秦惠王真的給他送來了幾頭能屙金子的金牛（雖然有研究交通史的學者認為金牛道早于開明九世以前就已成為貫通中原的要道，而且宋代詩人吳師孟曾有詩說“禹貢已書開蜀道，秦人安得糞金�！�，我也同意他們的觀點，但傳說畢竟表達了民眾對愚蠢的開明十二世的嘲笑），便派大力士修筑金牛道，于是護衛(wèi)成都，扼守邊境要塞的北大門，自然洞開，雖然開明王親自率兵力戰(zhàn)于葭萌，但諸城邑竟不能守，秦兵長驅(qū)直入，開明王后逃至武陽被殺，相傳其太子也在海窩子被俘。開明王朝不得不在公元前316年匆忙而痛苦地畫上句號。這樣的句號，就像臨刑前的阿Q，是怎么也畫不圓的。
不能完全勘驗的地圖
一般而言，災害總是意味著毀滅，不過事情總有例外。公元前6世紀修建的龐貝古城，在公元79年被意大利維蘇威火山噴發(fā)出的灼熱火山灰掩埋。但1784年卻被意外發(fā)現(xiàn)，至今該古城的三分之二已被考古學家探明、整理和修復。各種神廟、市政廣場、食堂、店鋪、作坊、給水站、公共浴場、雕塑、壁畫、花園、噴泉、會議堂、大劇場、體育場、角斗場、民居、小巷、大街、城門、官邸、城門等悉數(shù)展現(xiàn)出來，其保留之完整，實在堪用奇跡來形容。難怪有的考古學家出于對專業(yè)的過分熱愛，要殘酷地將這種災難視為大好事。
不過，成都甚至中國，沒有這樣幸運的考古發(fā)現(xiàn)。但1929年，廣漢中興鄉(xiāng)月亮灣的農(nóng)民燕道誠祖孫三人挖車水坑時不經(jīng)意間掀動了一塊白生生的大石環(huán)，使得那些被湮沒的先人們的行跡，露出了些許端倪。1933年，華西大學博物館的教授葛維漢、林名均進駐月亮灣進行考古發(fā)掘活動，從此開始了古蜀文明考古工作者長達六十年之久的漫長探索之路。尤其是1986年在三星堆方圓六平方公里的考古發(fā)掘，被英國學者戴維基斯稱為“從中國西南傳出的消息，那里的考古發(fā)現(xiàn)可能是世界上最引人注目的”。的確，大量發(fā)現(xiàn)的青銅器、玉器、面積巨大的祭祀坑、城墻等，表明了古蜀文明的發(fā)達，這對于探索古蜀文明來說，是個巨大的發(fā)現(xiàn)。
但正如中國大多數(shù)考古發(fā)現(xiàn)一樣，發(fā)掘出來的物品，反映的只是統(tǒng)治者的權(quán)威，其主角似乎無一例外都是統(tǒng)治者，在顯示我們漫長文明的同時，也暴露了我們的文明在制度上的深層缺陷。相對龐貝古城的建筑，我們就不能回避，我們的城市建設(shè)及形成在功能上對個人生存質(zhì)量的漠視——這一點我們將在稍后其他諸章陸續(xù)涉及——我們固然不可苛求于幾千年前的古人，但就是今天我們的城市建設(shè)又在多大程度做到了以人為本？
蠶叢、魚鳧、杜宇、開明相繼陵替，他們曾經(jīng)的居所及其開發(fā)過的地方，是不完全相同的。如果將他們聚民居住較久之地視作他們的都邑的話，我們將從中看出他們遷徙及所開發(fā)地區(qū)的不同。蠶叢國的中心應是在今茂縣汶川地區(qū)的岷江河谷地帶，而魚鳧氏遷至海窩子后，可能在其中后期遷至溫江一代。至于三星堆，在我們看來只是魚鳧氏甚至包括杜宇氏祭祀用的地方，而真正的魚鳧城卻在溫江亦未可知，故而宋人孫松壽曾作有《觀古魚鳧城》詩：野寺依修竹，魚鳧跡半存。高城歸野壟，故國靄荒村。古意憑誰問，行人謾苦論。眼前興廢事，煙水又黃昏。
這首詩表明在宋代尚保留有魚鳧城遺址，而這一切都掩藏在荒壟衰草之中，世事興廢、朝代陵替，都是意料中的事，不可阻擋，就像每一天都必然要走到它的黃昏一樣�；蛟S朝代的陵替在對聚民居住地的變遷上，最能直接而現(xiàn)實地表現(xiàn)出來，因而此后無論是開明還是杜宇都像他們的前代蠶叢、魚鳧一樣，徙治新的地方。當然，徙治新的地方，可能不只是顯示新的一朝的興起，舊的一朝的滅亡�？赡苓�因為生存的需要，比如為躲避水災而選擇適宜農(nóng)耕的較高地勢等。因為據(jù)考證，在三千年前左右，一場大的洪水使魚鳧古城煙消云散了。所以杜宇才將自己的王朝所在地定在今郫縣城此二里的崇興鄉(xiāng)境內(nèi)，而且為了避免其他意外，使自己及王朝有一個回旋余地，還別都今雙流牧馬山一帶，這似乎很有一點狡兔三窟的意味。
蠶叢、魚鳧所治的地域，史無準確的記載，我們只能作一個大概的猜測，而其城址的面積就更是一個未知數(shù)。杜宇所轄疆域，史料也是稀如星鳳，但到春秋時期，杜宇王國“以褒斜為前門，熊耳、靈關(guān)為后戶，玉壘、峨眉為城郭，江、潛、綿、洛為池澤，以汶山為畜牧，南中為園苑”（《華陽國志蜀志》）。拿現(xiàn)在的眼光來看，其疆域都是很大的，東至今重慶以東地區(qū)，西抵岷山之中，南達云貴，北及陜西漢中。如果我們剔除其中記載的夸張成分，認為其疆域超過蠶叢、魚鳧諸朝，大抵是沒有疑問的。而開明王朝的統(tǒng)轄邊界也堪與其匹敵，擁有北至漢中，南及宜賓，西達天全、蘆山，東抵閬中的廣大地區(qū)。我們不難從中看出，這實際上初步奠定了今日四川的轄地根基。
和魚鳧古城的消失一樣，杜宇朝末期也遇到了大洪水的侵襲，被洪水肆虐以及治水一直是古蜀歷史中重要的主題，而治水問題的妥善解決又奠定了內(nèi)陸農(nóng)業(yè)文明的先決條件。開明善治水而成就了他的光榮，故代杜宇而稱帝，從而使得杜宇敗逃進青城山。而開明稱帝后并沒有立即將都邑定于一地，這并不是他不想，而是當時成都平原河網(wǎng)湖沼密布，隨著人口的增加必須擴展耕地，需要有一個輾轉(zhuǎn)遷徙治水的過程。與此同時，成都又成了郫縣、新都與廣都三地之間進行頻繁物質(zhì)交換和商業(yè)貿(mào)易的中轉(zhuǎn)站，其商業(yè)地位凸顯出來，正所謂一年成聚（市），二年成邑，三年成都。于是自鱉靈至開明五世止，雖然屢屢徙治，從郫縣徙治新都，接著向南慢慢拓展至廣都，最終在開明九世又折返成都。因而終開明王朝之世，就呈現(xiàn)出新都、廣都、成都這樣一條遷徙、治水、擇都的弧形路線。本來治水完畢就該順理成章地徙治成都，但偏偏還要傳說開明九世做了個奇怪的夢才正始徙居成都，仿佛這樣才能唬人，“夢廓移，乃徙治成都”。徙治之所在今成都上南大街的赤里街，所謂赤里就是彼時的成都還有郭（自然不是以后建城加甕之郭）無城，亦即只在四街盡頭有闕門，而無城垣。或許可以據(jù)此反過來證明，三星堆祭祀坑及其城墻，只是搞宗教活動時所用的場所。
開明王朝雖存十二代，除了遺存的武擔山有文人墨客的吟詠外——如王勃《游五擔山序》、宋京《武擔》詩等——其他鮮有保留下來的�！度A陽國志》里說：“九世有開明帝，始立宗廟，以酒曰醴，樂曰荊，人尚赤，帝稱王�！笨梢韵胍�，由于在開明九世之前，就與中原有頻密的交通，才可能使開明九世定都成都并進行深度開發(fā)時，學會中原的禮儀制度和五行哲學。換言之，開明王朝在未被秦國武力滅亡以前早已被更先進的中原發(fā)達文化及其相應的文物典章制度部分征服，其必將滅亡的命運是注定了的，只是時間遲早而已。"
作者簡介：
"冉云飛
1965年生于重慶酉陽，長居成都。著名學者，作家，雜文家。“2008年度百位華人公共知識分子”之一。作品入選高中語文閱讀教材，被媒體譽為“民間教育家”。著有《沉疴：中國教育的危機與批判》、《尖銳的秋天：里爾克》、《陷阱里的先鋒：博爾赫斯》、《莊子我說》、《像唐詩一樣生活》、《從歷史的偏旁進入成都》等書十數(shù)部。"
目錄：
"
目錄：
新版自序◎1
初版自序◎9
第一章傳說隧道通向城市童年
想象的部分人馬◎002
不能完全勘驗的地圖◎011
兩千多年前的一個冬天◎016
第二章審察時光的秘密
農(nóng)業(yè)社會的作息時間◎022
游樂與工作◎034
詩詞中的成都市場◎046
一個名叫大慈寺的地方◎057"目 錄
新版自序◎1
初版自序◎9
第一章傳說隧道通向城市童年
想象的部分人馬◎002
不能完全勘驗的地圖 ◎011
兩千多年前的一個冬天 ◎016
第二章審察時光的秘密
農(nóng)業(yè)社會的作息時間 ◎022
游樂與工作◎034
詩詞中的成都市場◎046
一個名叫大慈寺的地方◎057
第三章左沖右突的道路
幾千年來的突圍◎068
在蜀道上狹路相逢◎079
生活要我們跑多快◎089
第四章先人們生活中的水
真正的世界奇跡◎100
水無常勢◎108
水湄之城◎119
第五章難以忘懷的時代
我們的書香◎128
出其不意的貢獻◎142
織布機上的錦官城◎153
第六章暗藏在帝國的邊緣
對朝廷的小范圍模仿◎164
撫平創(chuàng)傷◎178
讓人慨嘆的溫柔鄉(xiāng)◎192
第七章探訪民間生活
誰是二百五◎202
老百姓的天空◎213
竹枝詞中的消息◎224
第八章口福與歡樂指南
美食的道路◎236
宴飲的風俗觀察◎247
話語的盛宴◎257
第九章城市從這里突圍
古跡流傳與人文記憶◎268
街道上曾經(jīng)住著的人民◎279
譜牒方志里的秘密◎290
主要參考書目◎303"
前言"新版自序一座城市的社會學生長與觀察
一
別說張藝謀團隊的“成都是一座來了就不想走的城市”之奇葩廣告，就是李太白的“九天開出一成都”、杜子美的“錦江春色來天地”、李義山的“美酒成都堪送老”，都只是對成都夸飾增華的文藝狀描。成都當然不獨是文藝青年的園圃，若我們拿各行各業(yè)的專家學者來觀察這座曾經(jīng)有味道的城市的話，那么他們得出的看法，肯定不盡相同，且各具面向，多元而豐富是必然的。
當我讀到張籍的《成都曲》“錦江近西煙水綠，新雨山頭荔枝熟。萬里橋邊酒家多，游人愛向誰家宿”時，我想得最多的就是，一千多年過去了，萬里橋邊的商業(yè)業(yè)態(tài)，都"新版自序一座城市的社會學生長與觀察
一
別說張藝謀團隊的“成都是一座來了就不想走的城市”之奇葩廣告，就是李太白的“九天開出一成都”、杜子美的“錦江春色來天地”、李義山的“美酒成都堪送老”，都只是對成都夸飾增華的文藝狀描。成都當然不獨是文藝青年的園圃，若我們拿各行各業(yè)的專家學者來觀察這座曾經(jīng)有味道的城市的話，那么他們得出的看法，肯定不盡相同，且各具面向，多元而豐富是必然的。
當我讀到張籍的《成都曲》“錦江近西煙水綠，新雨山頭荔枝熟。萬里橋邊酒家多，游人愛向誰家宿”時，我想得最多的就是，一千多年過去了，萬里橋邊的商業(yè)業(yè)態(tài)，都沒有變過，現(xiàn)在依然有錦江賓館、岷山飯店、耍都等在其附近。不僅想起了著名文化地理學家陳正祥的《唐詩地理》一書，更想起了科學家竺可楨先生通過古代詩文寫就之杰出的《中國近五千年來氣候變遷的初步研究》。有唐一代忠州、涪陵、成都等地都有荔枝，而今四川只有瀘州合江才有荔枝的蹤影了，這說明唐代的氣候更有高出今天之處。
對一座城市進行歷史研究及考古發(fā)掘，這樣比較傳統(tǒng)的方式當然是必要的，但我認為對已經(jīng)認定的材料做多面向特別是社會科學的解讀，也是非常必要的。關(guān)于成都之名的來歷，歷來歧說并存，學者王文才先生在《成都城坊考》中說，宋人用“一年而所居成聚，二年成邑，三年成都”（樂史《太平寰宇記》）來解釋成都之名的來歷，是站得住腳的，我亦認可此說�！耙荒甓映删郏瓿梢�，三年成都”，以我們現(xiàn)在的眼光來看，非常符合哈耶克的自發(fā)秩序生長原理，一步一個腳印，有歷史與現(xiàn)實的累積感。所謂自發(fā)秩序生長，當然不是說沒有人為因素，而是說人為因素最大限度地順應自然因素并且符合人的現(xiàn)實生存之需，而不是搞那種人定勝天的所謂“跨越式發(fā)展”。
二
今年暑假立人大學的年輕人們請我?guī)麄冃凶叱啥�，講歷史背詩詞談美食，這些都難不倒我。但這樣按部就班地道來，未免自己都嫌單調(diào)而厭倦。我跟他們說，我曾用一條離我家很近的街道與一首唐詩，來給女兒講街道與城市的社會學觀察的故事。唐詩是白居易的一首《問劉十九》，街道則是爵版街。我認為非常小資的白居易讓自己的下人送名刺給劉十九，邀其向晚時分來圍著火爐喝上等新醅佳釀——在沒有蒸餾白酒出現(xiàn)以前，“年份酒”是不吃香的，因為儲存實在是個大難題。對比老杜這樣的窮人“樽酒家貧只舊醅”，你就知道白居易的“綠蟻新醅酒”有多么奢侈了。既然白居易約酒可能要送名刺給對方，那么古人怎么生產(chǎn)今天叫名片的名刺呢？
總督府、布政使司署所在的街道督院街、藩庫街，無疑是權(quán)力核心所在地。圍繞著權(quán)力核心所在街道，為了提高行政運轉(zhuǎn)效率，就會衍生出次一層級的街道如總府街、提督街、經(jīng)歷司街、布后街、爵版街等。布政使司署是一省管人事與錢糧的單位，俗稱藩臺衙門，故名之曰藩庫街。而藩臺衙門之下有一個掌管核對文卷檔案的“照磨廳”，兼印制文武百官郡望藉里、官銜級別的名片，其木板所藏之處謂“爵版庫”，因是名街。而圍繞或者連接著官方這些街道的還有書院街、惜字宮（有焚燒字紙的字庫）等。在布后街西側(cè)有著名的成都大戲院，許多川劇名角在此演戲，至于北側(cè)的榮樂園，那是成都著名的高檔餐廳。這使得街道雖是人為卻亦算是一定程度的自發(fā)生長，呈現(xiàn)出一種產(chǎn)業(yè)鏈互相供需與咬合的狀況，亦像生物界的食物鏈一樣，互相不可或缺。
藩庫街今天短得只有幾十米了，這是為什么呢？其起因，童年曾生活于經(jīng)歷司街（今華興街一帶）的著名作家李劼人在其小說《大波》里說過。保路運動引起辛亥革命，清兵嘩變，到藩庫街搶錢糧，于是“打啟發(fā)，搶藩庫”幾乎成了彼時成都人的口頭禪。而“打啟發(fā)”與“拉肥豬”等語言，就成了今天川人熟知的暴力搶劫、打土豪、占便宜的同義語。民國時這街道生態(tài)有變，變成了當時成都五老七賢中尊孔的徐炯所掌舵的大成中學的校址，后來又變?yōu)橹菊\商業(yè)高級中學。而在爵版街上則住著另一位耆老宿學林思進，他幫助有名的鹽商兼藏書家渭南嚴氏刻了不少書，齋名為霜柑閣。陳寅恪、吳宓二先生抗戰(zhàn)時移住成都時，與林有不少往還。
我想說的是，以前街道之命名，大多是因商業(yè)或者機構(gòu)而自發(fā)形成的，這樣的成長鏈條，可以讓人猜到街道是一種互生關(guān)系。比如黌門街附近有國學巷，草市街附近有騾馬市，棉花街附近就是紗帽街，糠市街旁邊就是磨坊街，陜西街上有陜西會館等，都不是什么讓人感到稀奇的判斷力。我不是說以前街道就沒有受到官方的影響，但近現(xiàn)代以降，特別是四九年后，政府對街道命名的影響，大到一種亂來的主導地位。民國時期街道自然也有意識形態(tài)的影響，但遠未達到后來單獨成立一個地名辦后，政府對街道命名強力介入的地步——至于說四九年后的街道辦、居委會、居民小組、派出所對街區(qū)生活在組織上的無孔不入，探照觸角的無遠弗屆，那是研究組織社會學很細的課題——比如人民路、紅星路、解放路、英雄口（鹽市口）、反帝路（青年路）等街名完全沒有城市個性，看不出它的具體方位，甚至猜不出他們所屬的城市，更猜不著它們之間有沒有商業(yè)業(yè)態(tài)和機構(gòu)互需上的鏈條性。現(xiàn)在不少取名雖然沒有一望即知的意識形態(tài)風格，卻也看不出地名辦或者某領(lǐng)導命名某街為某名時的合理性在哪里。
我一直主張研究者要接地氣，事實上以前許多學術(shù)上的大家，除了專心于自己的研究領(lǐng)域外，都有不少對流寓地做的接地氣的研究。如顧頡剛、徐中舒二位史學家未到四川前，作為外省人，根本與四川沒有多少關(guān)系。但抗戰(zhàn)時踏足斯地，后來都寫出了一些與巴蜀有關(guān)的學術(shù)文章。顧文后來結(jié)集成《論巴蜀與中原的關(guān)系》，而徐中舒后半生終老巴蜀，自然寫得更多，有《巴蜀考古論文集》《論巴蜀文化》等。一個外鄉(xiāng)人生活在某地，要使自己與所在地接地氣，必須關(guān)心該地的歷史與現(xiàn)實，才使得自己與所在地不是水和油的關(guān)系。有許多華人在國外生活，很多方面都沒有問題，但由于缺少對社區(qū)事務、公眾權(quán)利的關(guān)注，對所在地的過去與現(xiàn)實漠不關(guān)心，始終讓人感到他們是一群生活在該地的游離分子，幸福度與契入感都比較小和弱。關(guān)心所在地的歷史與現(xiàn)實，既是學術(shù)研究的近便，也是情感所系與寄托，增加與當?shù)氐酿ず隙�，對提高自己的幸福指�?shù)也不無關(guān)聯(lián)。
為了踵武前賢，也是自己心性與興趣之所在，于是我學著寫了四本與我自己長期生活之所在地——成都有關(guān)的書，按時間先后分別是《從歷史的偏旁進入成都》《吳虞和他生活的民國時代》《古蜀之肺：大慈寺傳》，以及即將出版的《每個人的故鄉(xiāng)都在淪陷》。不特如此，我還用腳丈量了成都市二環(huán)路以內(nèi)的所有街道，也發(fā)現(xiàn)一些有意思的街道關(guān)系。以前街道與各個省建在成都的會館有關(guān)，現(xiàn)在則變成了各地駐成都辦事處或者相關(guān)賓館。有一天我行走到將軍街，街的前半截，全是醫(yī)藥器材公司，是附生于此地的省醫(yī)藥管理局的，這個一看就明白。走到半路，忽見三家賣通江銀耳的商家，甚覺詫異，不數(shù)武即見達州市政府駐成都辦事處及達州賓館赫然在焉。三家通江銀耳的顧客，乃達州上成都辦事的送禮之人。更加好玩的是，穿過東城根街，走到將軍街斜對面的金家壩街口，還有一小面館名之曰達州格格面，看來達州駐成都辦事處及達州賓館還是有相當?shù)纳虡I(yè)業(yè)態(tài)輻射能力的。
事實上像將軍街這樣依傍某地駐成都辦事處及其賓館的商業(yè)業(yè)態(tài)及人群聚集，并不少見。如武侯祠附近多藏餐及相關(guān)產(chǎn)品，還有眾多的戶外登山產(chǎn)品店與活躍的地下越野車進藏區(qū)活動，自然與甘孜州駐成都辦事處及其賓館、西南民族大學乃至整個藏區(qū)有關(guān)。這與四九年前以會館來影響街道商業(yè)業(yè)態(tài)及人群聚集的方式，還是頗有些區(qū)別的。前者是官方權(quán)力的附生物，而地緣、血緣關(guān)系退居次席，后者則是地緣、血緣、某地商會共同組成的民間自治附生品。有些人會以為這無非是雞毛蒜皮，小焉者也，其實這還涉及建筑物的形式。如以前外省在成都的會館，多與當?shù)氐慕ㄖ椭萍跋嚓P(guān)文化有關(guān)，而今的駐成都辦事處及相關(guān)賓館，多不講究自己的地域特色，千篇一律。與此同時，乃至行道樹也在某種程度上非常雷同，在在表明權(quán)力籠罩，大一統(tǒng)在我們生活細節(jié)里無處不在。而這種細節(jié)變化，要運用簡雅各布斯《美國大城市的死與生》、阿蘭B雅各布斯《偉大的街道》、邁克爾索斯沃斯等《街道與城鎮(zhèn)的形成》、列堡《泰利的街角》、亨利列斐伏爾《空間的生產(chǎn)》、羅伯特戴維薩克《社會思想中的空間觀：一種地理學的視角》等的思想，用法國學者居伊波德“景觀社會”理論來觀察、研究城市及其街道，才能見出在一個媽生出來的眾多水泥森林盒子包圍下的城市之后果。
三
一九四九年后，成都人民南路、紅星路、東風路這種道路的形成，和中國許多其他城市一樣，不僅是意識形態(tài)取名之產(chǎn)物，更是在原有城市街道的基礎(chǔ)上橫沖直撞，高舉高打，彰顯著政府的強權(quán)。對于街道自發(fā)生成和歷史累積，沒有多少尊重，到了你即便有物痕鑒定專家李昌鈺的卓越技術(shù)，也無從探查的地步。對于中國當下這樣破壞歷史遺跡、原有街道、城市記憶的密集高樓、寬馬路——許多城市的主政者，對不少主干道像對待性工作者的拉鏈，開關(guān)（挖）得十分隨意，大量的浪費與無度的尋租比翼齊飛——以及“攤大餅”的做法，城市規(guī)劃與建筑設(shè)計者，無論是撰寫《城記》的王軍、出版《梁思成和他的時代》的朱濤，還是來中國實踐其新城市主義規(guī)劃理論的彼得卡爾索普，以及走得更遠的、主張將城市規(guī)劃完全模仿蒙特利爾地下城和巴黎的拉德方斯地下社區(qū)的“新新城市主義”規(guī)劃者，都是反對的。盡管他們反對的角度可能不一樣，但對目下這樣的城市外觀、街道布局、交通擁堵、塵霾滿天等，都有深深的不滿。
本來空間的歷時性與同存性如何得到有效的保護，使得歷史與現(xiàn)實能夠和諧共處，這實在是城市規(guī)劃者不能不注意的事。正如研究空間社會學的學者葉涯劍所說：“即歷史痕跡的累積，在同一個空間形態(tài)里，不同時期的空間變化會以各種各樣的方式沉積下來，這種沉積不一定是以物理形態(tài)體現(xiàn)出來，而可能以文字記載、習俗、儀式的形式得以呈現(xiàn)。通過這些歷史痕跡在同一空間中的共存，我們可以體會人類生活的延續(xù)性，而尋找今天生活形態(tài)的歷史根源有助于我們構(gòu)建一條更嚴密，更有說服力的社會現(xiàn)象的因果鏈。”（《空間社會學的方法論和基本概念解析》）城市空間的社會記憶有多種方式，但非常要命的是，舊城胡亂改造，使得歷史及諸多記憶近乎片甲不留，拔地而起的水泥盒子完全是行政權(quán)力與商業(yè)資本勾結(jié)的附庸。
在我們這些不識時務的人看來，每條街道，都應該得到關(guān)注，諸如文化歷史、記憶痕跡，特別是那些街道上曾經(jīng)或正在住著的民眾。我主張做街道的口述史，這樣的做法，可以從小學課外活動開始。小學生這種課外活動，學校應該委托給比較專業(yè)的關(guān)于街區(qū)歷史建設(shè)的民間組織來做。每個人從了解自己的街道與社區(qū)開始，使他們從小就能與自己所在的城市接地氣，而不是始終處于水與油的狀態(tài)中。這就是我花了不少時間，已經(jīng)編纂了達幾萬字的《歷代名人成都行跡年譜》，來關(guān)注這些人在成都的活動及文化遺存的原因。如果能把這些名人曾經(jīng)居住的街道用地圖標識出來，輔以成都的美食、旅游地點、街道簡潔說明，一定會成為別具一格的創(chuàng)新性地圖。這樣的創(chuàng)意與傳播，是此前那些城市傳播所不具備的。有人或許會說，這樣做只關(guān)心了有名的人，那是因為我們歷史的缺陷所造成的。普通人不被記錄，這樣的歷史遺憾，應該在我們這一代人身上得到一定的修正，這就是我倡導采訪活著的正在街道上住著的民眾之原因。
我早年曾在拙著《尖銳的秋天：里爾克》一書里說，現(xiàn)代城市里的人幾乎是沒有故鄉(xiāng)的，一座大得連街道名字都難以知曉的城市，一座能容納無數(shù)但大多沒有干系的人、能吞吐成千上萬噸垃圾卻無處傾訴與寄托情感的大都市，到底是誰的故鄉(xiāng)，只有天知道。的確，哪家的雞在叫都聽得出來的山村，街頭打個屁就可以臭到街尾的小鎮(zhèn)，是挺適合裝下許多溫情故事的。因為東家長西家短的話把子，就可以把人們平靜的生活攪動起來，若是誰家有紅白喜事，那就可以把當?shù)氐娜酥蠓小Ｒ患∈戮涂梢灾蠓械泥l(xiāng)村生活，其好處是大家都在血緣、地緣受到一些天然的道德制約，但你真要欣賞它，其前提條件是，你是個對個人隱私的保護不那么挑剔的人。但容積量很大、極具吞吐力的大城市，卻不吃這一套，因此你有出生地，卻不一定會有故鄉(xiāng)。但是這一切，在每座城市都真正有自己的鄉(xiāng)土教材，并重視社區(qū)記憶、街道歷史、建筑景觀、社群自治的黏合度后，也不是不可以改變的。
如果有精力來重新寫一本關(guān)于成都歷史的書，那么我一定會從歷史社會學、城市社會學的角度來加以探討，而非僅像本書一樣，純?nèi)皇菑谋容^傳統(tǒng)的歷史角度來進行闡釋。但即便如此，我依然覺得這本書下意識地接受了諸種社會科學的影響，這可能與我的閱讀與關(guān)注的學科之多樣性、多元化有關(guān)。據(jù)我所知，無論從歷史還是從現(xiàn)實來看，用社會學的方法來研究成都人事的，社會學者魏偉的《公開——當代成都“同志”空間的形成和變遷》，大約應屬第一部專著。雖然我一直說，就像病人不可能按醫(yī)生的要求來生病一樣，城市亦不可能按社會學家的理論來生長，但我要說成都這座城市的歷史與現(xiàn)實，值得我們運用包括社會學在內(nèi)的諸多學科之方法來細致觀察和研究。
2014年11月6至9日寫于成都，10日改定
初版自序
時過境遷，歲月流播，歷史好像成了先人們對后來者的惡作劇。因為他們不可能給我們留下太多的方便，仿佛那樣就太便宜了我們。這是我寫《從歷史的偏旁進入成都》一書所獲得的最核心而無奈的感受。
我深知自己對蒙昧無知的童年，怎樣的沒有記憶。順理而推，我便主動放棄了一些無謂的努力，即想通過本書全方位地再現(xiàn)先人們生生不息的生活全景。哪怕他是一位標榜客觀的歷史學家，也只好在邈遠的時光隧道面前投降，空有一腔無所畏懼的抱負，是不能取得實質(zhì)性的成功的。相反，對自己蒙昧無知的童年，如果不是特別不幸，我們倒有自己歷史的活見證。比如母親或父親，或者家族的其他長輩。正是從這種角度看，我們對歷史的傳說，對故老的軼聞，對口耳相傳的民間故事，應有特別的觀照。因為我們還能從這些一星半點的蛛絲馬跡里，尋出歷史的初步輪廓來，我希望在運用這些傳聞、筆記、笑話、民間故事、私家史乘、方志譜牒時，能得到幸運之神的眷顧。因為我對專制制度下的官家正史，尤其是對那些大言玄玄的旌表文章，雖也不得不批判地利用，但卻對它們保持了較多的警惕，間或有某種程度的厭倦。這是我個人不可改易的毛病。
三年前，因為研究中國告密史與專制制度的勾結(jié)，開始了讀廿四史的日課，現(xiàn)已讀過泰半，就所收羅的資料來說，自然是不少的。但就閱讀感受來說，中國幾千年的歷史陰謀太多，豈止是“吃人”，制度之殘酷及其無所不在的缺陷，幾乎使人窒息而氣絕。中國的史書，看上去抱負宏大，頗成規(guī)模，其實不外乎是帝王起居注和斷爛朝報。好像除了官方那些所謂的大事，其他便付諸闕如，自然民眾的喜好和個體的生活便沒有位置。我們一貫對個人的地位、利益及其相應的價值之忽略，于斯可見一斑�？捶▏鴿h學家謝和耐所寫的《蒙元入侵前夜的中國日常生活》一書，其資料來源似乎僅限于《東京夢華錄》《癸辛雜識》等少數(shù)幾種，我真的理解他寫作該書時的艱辛與無奈。這就說明中國官方的正史總是不給史家提供分析世俗生活和個人生存狀況的方便，此種尷尬，也絕不會放過像謝和耐這樣的漢學大家，最終弄得他這本書取名為“蒙元入侵前夜杭州人的部分生活”更為恰切。而中國的史學研究者，似乎根本就不屑去關(guān)心民眾的生活，而只對帝王將相有著不懈的熱情，甚至變相肉麻地謳歌。如果要我點出自己所喜愛的史學著作，我將毫不掩飾對布羅代爾的巨著《15至18世紀的物質(zhì)文明、經(jīng)濟和資本主義》，布爾斯廷的巨著《美國人》三部曲，威廉曼徹斯特的巨著《光榮與夢想》等書的由衷喜歡和贊賞稱許之情。他們所記載的民眾生活是如此的鮮活，而分析又是令人嘆服的透徹，有趣成了他們著作不可缺少的特質(zhì)，這一切挽救了史學著作在讀者中的聲譽。而我們，唉，真是不說也罷。
建筑師埃利爾薩里南說：“城市猶如一本打開的書，從中可以看到其抱負和目標。”我希望自己能揭示一點成都這座城市生長的年輪，過往人民的生存狀況，他們的悲傷和歡樂是怎樣延續(xù)到我們身上的，借瑣細的面貌，使之得到某種意義上的復活。但不管怎么說，我只能告訴你一個我認為的成都“歷史”，而不敢以客觀自命。我把本書的寫作，當作自己學習寫作歷史著作的一個訓練過程，并希望在將要進行的更為漫長而艱苦的，關(guān)于《中國告密史》的寫作里，做得更好一些。
1999年7月20于成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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