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書梳理了百年中國早期尋路的思想脈絡。
清朝末年，從天朝迷夢中走出來的國人，經(jīng)過“器物”、“制度”等層面的探索，關于國族的夢想，其中的不少仁人志士已經(jīng)相當清楚，那就是建立現(xiàn)代的國家框架，走憲政共和之路。
可是，歷史行進到1898年，清廷的屠刀斬滅了國人改良實現(xiàn)憲政共和的夢想，不少志士逐漸選擇了武力。自此，暴力在中國社會的變革中越益顯現(xiàn)。
1912年，亞洲第一個民主共和國——中華民國成立。這個以很少量流血建立起來的共和國，成長并不順利，及至1927、1928年，更是遭到了深深的創(chuàng)傷，乃至質(zhì)的變化——從民主共和國，淪為了國民黨反動派的“黨國”。
幸好，不少堅守夢想的先知們，在歷史的行進中進行了不屈的抗爭。雖然，他們沒能阻止民國的最終墮落，但，他們的思索、探尋，對于現(xiàn)今依然在尋路的我們，仍然是很好的鑒借。
作者簡介：
李新宇，男，1955年生，山東青州人。1978年考入曲阜師范大學中文系，畢業(yè)后先后任教于曲阜師范大學、吉林大學、南開大學，現(xiàn)為南開大學文學院教授、博士生導師。主要從事中國現(xiàn)當代文學的教學和研究，同時涉及20世紀中國思想史和文化史的研究。出版圖書有《魯迅的選擇》《走過荒原》《帝國黃昏》《帶一門學問回中國——盜火者嚴復》等書。
目錄：
第一輯——大刀與革命
從菜市口開始
科舉制廢除之后
革命派與改良派的一個分歧
鄒容和他的《革命軍》
秋瑾就義前后的幾個細節(jié)
秋瑾遺骨究竟遷葬多少次？
民國之前的國民理想
革命前夕的文化革命
黃花崗上想當年
難忘1912
1913：誰在保衛(wèi)共和
第二輯帝制與共和
文化上的新舊爭奪第一輯——大刀與革命
從菜市口開始
科舉制廢除之后
革命派與改良派的一個分歧
鄒容和他的《革命軍》
秋瑾就義前后的幾個細節(jié)
秋瑾遺骨究竟遷葬多少次？
民國之前的國民理想
革命前夕的文化革命
黃花崗上想當年
難忘1912
1913：誰在保衛(wèi)共和
第二輯帝制與共和
文化上的新舊爭奪
再說新舊爭奪
不得人心的古德諾
蔡鍔的光彩
蔡元培：中國現(xiàn)代教育的奠基者
一次歷史性的拜訪
是是非非吳稚暉
吳稚暉的文化思想
高一涵與《青年雜志》
胡適與“好政府主義”
錢玄同的文化姿態(tài)
沈尹默的書法及其回憶
不該遺忘的陳炯明
“三一八”之后
第三輯抗爭與堅守
令人遺憾的筆墨官司
一場被遺忘的戰(zhàn)爭
中東路事件中的陳獨秀
抗戰(zhàn)前后的胡適
從胡適的“請求更正”說起
傅斯年的性格
陳序經(jīng)的命運
1928：新文化危機中的魯迅
1929：新文化危機中的胡適
1942：陳獨秀魂歸五四
后記
秋瑾就義前后的幾個細節(jié)
1、她為什么不逃？
1907年7月15日，女革命家秋瑾在紹興就義，當時和后來的許多人為之挽惜。事實表明，秋瑾有足夠的時間和機會避免被捕。
我們不妨看一看這個事件的時間表：
7月6日，徐錫麟在安慶匆忙起事。按照他與秋瑾原定的計劃，是浙皖兩地同時舉事，但在起事之前，浙皖兩地都已泄密。在安慶的光復會員葉仰高不幸被捕，嚴刑之下供出“有個混入安慶官場的浙江人是革命黨”。因此，徐錫麟只得倉促起事，借恩銘參加巡警學堂畢業(yè)典禮之機，刺殺了恩銘，率眾起義。事情雖然匆忙，但起頭干得很漂亮：典禮開始，先由官生班向恩銘等人鞠躬行禮，恩銘等人還禮，接著應該是兵生班行禮。這時，徐錫麟突然轉身向恩銘舉手行禮，呈上學生名冊，同時大聲報告道：“回大帥，今日有革命黨起事！”事實上，這是他事先同陳伯平、馬宗漢約定的行動信號。恩銘大吃一驚，問道：“徐會辦從何得知信息？”說話時，陳伯平已經(jīng)沖上前來，把一枚炸彈朝恩銘擲去。炸彈落地未炸，恩銘慌忙站起。徐錫麟說：“大帥勿驚！這個革命黨，職道終當為大帥拿到！”一邊說著，一邊俯身從靴筒抽出兩把手槍，左右開弓，子彈已飛向恩銘。陳伯平和馬宗漢也立即向恩銘開槍。恩銘身中七槍，立時倒地。
但是，當徐錫麟帶領幾十名學員沖出學堂大門，準備奪取安慶軍械所時，卻被清軍包圍。經(jīng)過四小時的激戰(zhàn)，最后不幸失敗被俘。
安慶起義失敗后，清政府抓住了徐錫林的弟弟。他供出了徐錫麟的妻子王氏游學東洋，改名徐振漢，“與秋瑾同主革命”等情況。安徽方面立即把這個情況電告浙江巡撫張曾敭。幾乎與此同時，紹興紳士胡道南等人也向紹興知府密報：“大通體育會女教員革命黨秋瑾及呂鳳樵、竺紹康等，謀于六月初十日起事。竺號酌仙，平陽黨首領，余黨萬人，近已往嵊縣糾約來郡，請預防�！敝F福連夜赴杭州向浙江巡撫張曾敭報告。
7月7日，《上海時報》已經(jīng)披露徐錫麟案發(fā)的消息。秋瑾友人派專人赴紹興通報安慶失敗事，并勸秋瑾到上海暫避，還為她在法租界聯(lián)系了隱居之地。這大概是7月9日，最遲不過7月10日（六月初一）。秋瑾得知安徽事敗，“執(zhí)報紙坐泣于內(nèi)室，不食也不語，又不發(fā)一令�！比绻@時候聽從朋友的建議去上海，當然一切都不會發(fā)生。但秋瑾毅然拒絕朋友的安排。她把一些往來函件等托她的學生吳珉帶走燒毀，同時給在潯溪女校的學生徐雙韻寄去一首詩。詩中已有這樣的句子：“雖死猶生，犧牲盡我責任；即此永別，風潮取彼頭顱�！�
7月11日（六月初二），秋瑾集合大通師范學堂的在校學生議事。有人提出提前起事，先殺貴福，占領紹興城，再考慮其他。秋瑾不同意，認為必須等到約定的時間六月初十起事。會后，秋瑾把一些學生派往杭州分頭埋伏。
由此可見，她此時之所以不走，主要是為了起義。雖然安徽那邊已經(jīng)失敗，但她并沒有放棄起義的計劃，也就是說，雖然只剩下浙江，也仍然要行動。既然仍要行動，作為領導人，她當然不能躲到上海去。
也就在這一天，浙江巡撫派出300清兵赴紹興。
7月12日（六月初三），秋瑾接到杭州武備學堂送來的密報，再次召集學生開會，會后率領學生藏匿槍支彈藥。也是這一天，光復會骨干周亞衛(wèi)與程毅從杭州來到紹興。下午，秋瑾派周亞衛(wèi)去嵊縣與竺紹康聯(lián)系。
7月13日（六月初四），上午九時，王金發(fā)自嵊縣來，與秋瑾商議六月初十舉事之約，至午后離去。
這時候，面對清兵進城事，山陰縣士紳聚集縣署，要求知縣李鐘岳保全地方。李鐘岳當即答應士紳的要求，到紹興府求見貴福，以順應民意為由，懇望知府手下留情。貴福得知李鐘岳的來意，心中不悅，卻不便拒絕。李鐘岳歸署后，召集眾紳商議對策，議來議去，其實并無良策，只是拖延時間而已。
這時候，大通學堂的學生正在勸秋瑾離校。秋瑾讓學生離開，自己堅持不走。王金發(fā)因為聽到清兵進城的消息，此時又回到大通師范學堂，他也力勸秋瑾暫時避一避。秋瑾仍然拒絕，還安慰王金發(fā)說自己是個女人，又無確鑿證據(jù)，被捕也沒有什么。直到清兵已臨校門，王金發(fā)忍悲告別，逾墻而走。秋瑾令學生逃走，自己卻拒不離開學校。
直到下午4時許，知府貴福、山陰縣令李鐘岳、會稽縣令李瑞年才會同清兵包圍了大通師范學堂，秋瑾與程毅等堅持不離開學校的師生被捕。搜走手槍１支，毛瑟槍41支，子彈6000余發(fā)，文件及秋瑾詩詞作品一包。
根據(jù)以上情況，秋瑾當時完全可以逃走，而且，知縣大人有意拖延，也給了她足夠的逃跑時間。但是，她卻沒有逃。在派周亞衛(wèi)去嵊縣與竺紹康聯(lián)系時，已知杭州出兵的消息。尤其是在王金發(fā)到過大通師范學堂之后，應該是不必再擔心金華等地在六月初十的行動。所以，如果說三天前不逃主要是因為責任的話，這時候不逃，已經(jīng)不是因為責任，也不是對起義仍抱什么幻想，而是準備就義了。
那一代革命者，常常抱有必死的犧牲精神，讓人敬佩，又讓人為之嘆息。
2、秋瑾的口供
秋瑾案涉及光復軍在兩省同時起義顛覆大清國，應該屬于大案要案。然而，歷史留下的記錄卻是政府的處理非常草率。審訊很不成功，全部供詞只是后來家喻戶曉的那句話：“秋風秋雨愁煞人�！�
所以，處決秋瑾之后，無論紹興還是上海，即使是一些平時思想守舊、并不同情革命的人物，也紛紛譴責政府的暴行�！八麄兗娂娮h論……秋瑾沒有口供，按律例不應該殺沒有口供的人；軒亭口是殺強盜的地方，秋瑾不是強盜，不應該到那里去殺�！�
對秋瑾的審訊主要只有兩次。
第一次是被捕的當天晚上。紹興知府貴福、山陰知縣李鐘岳、會稽知縣李瑞年一起審訊秋瑾等人。秋瑾并不是沒有口供，而是沒有官府所需要的口供。她承認文稿日記等都是她的，卻宣稱“革命黨之事，不必多問”。她承認自己與徐錫麟相識，但問到還與哪些人往來，她首先說的是貴福。貴福的確去過大通學堂，而且為學堂寫了對聯(lián)。于是貴福不再審問，把審訊交給了李鐘岳。
第二天，也就是7月14日，貴福干脆令李鐘岳將秋瑾押回山陰縣審訊。據(jù)說李鐘岳是在花廳審訊的，而且破例為秋瑾設座，簡直就是與朋友交談。李鐘岳一再詢問，秋瑾則縷縷陳述�？上е挥袃扇藢υ�，沒有筆錄。李鐘岳隨手遞給秋瑾一支筆，讓她寫下來。秋瑾提起筆，卻只寫了一個“秋”字，就停下了。李鐘岳讓她繼續(xù)寫，秋瑾乃順筆寫成“秋風秋雨愁煞人”。兩人談話達兩個小時，寂靜異常，“不知者疑為會客”。最后竟然沒有口供。
有一種說法是：李鐘岳在與秋瑾交談的過程中，請秋瑾題字�！扒镲L秋雨悉煞人”并非口供，而是秋瑾題贈李鐘岳的。此說顯然不大可信。無論李鐘岳如何同情和敬慕秋瑾，也不大可能在這種時候請她題字。陶成章在《浙案紀略》中說：“秋風秋雨愁煞人七字不知系何人造作，登之報上�！彼怀姓J這是秋瑾所為。但據(jù)秋宗章《大通學堂黨案》所引，浙江巡撫張曾敭致貴福電詢問：“又報紙中載‘匪’當堂書‘秋風秋雨愁煞人’。有無其事？有即送核�！辟F福當天回電說：“七字在山陰李令（即李鐘岳）手，已晉省。”可見秋瑾手書“秋風秋雨愁煞人”確有其事的。只是杭州光復時浙江巡撫署被焚，物證就難再出現(xiàn)了。
14日晚上，李鐘岳到紹興府衙向貴福匯報審訊情況，貴福聽完大怒，質(zhì)問李鐘岳為何不用刑。李鐘岳說秋瑾是讀書人，且是女子，不便動刑。李鐘岳此時還不知道，再過幾個小時，他就要被迫監(jiān)斬，把秋瑾殺掉。
從13日下午4點多抓捕，到15日凌晨3點處決，只有不足35小時，審訊、處決一切都確實過于匆忙。那么，這到底是為什么？
其實，在捕到秋瑾后，剛剛審訊一次，貴福即急電浙江巡撫，稱秋瑾“堅不吐實”，請求先行正法。之所以這樣做，理由是“若竺紹康一到，恐有他變”。秋瑾之所以被匆匆處決，主要原因是統(tǒng)治者的恐懼。設身處地想，地方官關押這樣一個犯人，的確很不安全，不能不膽戰(zhàn)心驚。相傳她手下已有萬人之眾，如果竺紹康、王金發(fā)為救秋瑾而起事，后果當然讓知府和巡撫都很害怕。在秋瑾一案中，貴�？偸前呀幙h令李鐘岳推在前臺，甚至讓他把秋瑾押回縣衙審問，大概也與此有關。
3、“奇怪”的輿論
秋瑾被殺之后，全國輿論大嘩。尤其是上海，各報迅速報導，而且傾向十分鮮明，紛紛指責浙江和紹興的官員。最引人注目的，是許多人、許多報紙都為秋瑾喊冤。
《申報》在事發(fā)之后很快做了報導，對秋瑾多有贊美之語，22日就開始發(fā)表秋瑾的詩文和演講稿。7月25日，發(fā)表題為《論紹興冤獄》的評論，直接把案件稱為冤案，指出冤案是紹興府制造的。8月13日，登出官方發(fā)表的《紹獄供詞匯錄》，在“編者按”中指出這份供詞是可疑的�！扒镨粴�，并無供詞，越人莫不知悉�！窈鲇泄┰~，……然死者已死，無人質(zhì)證，一任官吏之矯揉造作而已；一任官吏之鍛煉周納而已�！�
此外，《中外日報》、《時報》、《文匯報》等都大聲疾呼，指斥貴福等制造冤獄。對秋瑾沒有口供和證據(jù)就被殺害，表示強烈譴責。他們認為秋瑾只是辦報、辦學的歸國女學生，所編《中國女報》愛國情緒昂然，沒有煽動之辭。《文匯報》指責紹興知府缺少證據(jù)而無端殺一女士。《神州女報》題為《秋瑾有死法乎？》的文章說：“浙吏之罪秋瑾也，實為不軌、為叛逆。試問其所謂口供者何若？所謂證據(jù)者何若？則不過一自衛(wèi)之手槍也，一抒寫情性之文字也�！庇腥酥赋觯骸皻W生，殺女士，無口供，無確證，僅謂‘有通匪筆據(jù)’，‘有紹紳告密’。不宣布，無以塞人民之望！”有人指出無口供、無見證、無實據(jù)，既沒有正式審判，也沒有明確罪狀，卻殺掉了秋瑾，是“戕無辜之國民”。
總之，正如當年《敬告為秋女士呼冤者》一文所說：“女士之死，海內(nèi)冤之。”
然而，秋瑾冤嗎？安徽巡撫根據(jù)徐偉口供發(fā)來的報告；紹興士紳的告發(fā)信；大通師范學堂非法購置的槍支彈藥……這些不是罪證嗎？如果放在幾十年之前，無人會為之喊冤；如果放在幾十年之后，大概也未必有人為之喊冤。
然而，問題就在這里，當時的中國雖然仍在清朝皇帝的統(tǒng)治之下，但隨著立憲運動的展開和一系列新政的推行，西方現(xiàn)代國家的制度觀念已經(jīng)在知識界深入人心。人們不再以舊的“王法”看問題，而是以西方現(xiàn)代法制衡量眼前發(fā)生的事。于是，一些東西不再構成犯罪的證據(jù)，比如檢舉，比如密報，比如日記書信中的言論，等等。相反，官員們按照習慣做法而草菅人命的事，卻變得難以容忍了。
在這種情況下，對秋瑾未經(jīng)公開審判就行處決，就相當于強盜殺人，當然讓人無法接受。
由此，我們在一個悲劇中，我們也可以看到人們思想觀念的巨大變化，看到時代的迅速前進。
4、知縣李鐘岳
在秋瑾案中，一個引人注目的人物是山陰知縣李鐘岳。
李鐘岳，字崧生，別號晴嵐，山東安丘人，進士出身，曾先后任江山縣和山陰縣知縣。紹興知府貴福在決定逮捕秋瑾之前，就把案子交給李鐘岳和會稽知縣李瑞年會同辦理，李曾委婉拒絕，遭到否決，最后無奈接辦。
由前面一些細節(jié)的敘述，我們已經(jīng)看到這位知縣在抓捕和審訊秋瑾時的一些情況。在此再做一些補充。
在7月13日軍隊包圍大通學堂時，他曾向士兵大呼“但加逮捕，弗許傷害”。
7月14日晚，在得到浙江巡撫同意將秋瑾先行正法的復電后，貴福召見李鐘岳，令他立即執(zhí)行。李鐘岳說：“供、證兩無，安能殺人？”當然，他沒有力量改變上司已經(jīng)做出的決定。
臨刑之前，他從獄中提出秋瑾，告訴她：“事已至此，余位卑言輕，愧無力成全，然汝死非我意，幸亮之也�！闭f完，這個父母官當場“淚隨聲墮”，身邊的吏役也都“相顧惻然”。秋瑾知道那個時刻已經(jīng)到來，向知縣提出了三點要求：一、準許寫家書訣別；二、不要梟首；三、不要剝?nèi)ヒ路�。李鐘岳答應了二、三兩個要求。這里有必要說明，梟首，剝光衣服，都是中國早已形成的規(guī)矩。這種規(guī)矩的特點就是不給罪犯留有任何尊嚴。秋瑾的要求使我們看到的是她在生命最后對尊嚴的維護。她不怕死，但作為女人，她想到了自己被剝光衣服棄尸街頭的樣子。李鐘岳成全了她的這份愿望，幫她維護了最后的尊嚴。
秋瑾死后，李鐘岳很快被革職，罪名是“庇護女犯”。解職后李鐘岳寄居杭州，終日郁郁，既為自己殺了女俠而內(nèi)疚，又憤恨官場之昏暗，最后，在極度痛苦中自殺身亡，時間是1907年9月23日，距秋瑾之死只有68天。消息傳出，浙江士民無不哀痛惋惜，杭州城鄉(xiāng)士紳前往吊唁者連續(xù)3天絡繹不絕。
記得摩羅寫過一篇文章，題目叫做《良知的彈性》，其中寫到，在冷硬的制度和那些不幸者之間，人們的一絲微笑、一點關切，就構成了某種彈性，使得制度所加給人們的傷害變得稍輕一些。面對秋瑾案中的李鐘岳，我想補充的是，無論多么堅硬的制度，都是有彈性的。作為執(zhí)行者的官員，面對這種彈性，往往有兩種不同的選擇。一種是利用這種彈性向善，一種是利用這種彈性作惡。什么是可行之善，什么是可免之惡，像貴福那樣的人往往想不到，也不愿去想。但李鐘岳想到了，并且利用他有限的職權，努力做得更溫和一些，更人性一些，讓人間不顯得那么徹底冰冷，讓世界不顯得那么完全丑惡。
他能做的，當然很有限，但憑著良知，他做了。對于秋瑾，對于后人，都是一絲安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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