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品介紹

馬上朝廷


作者:高王凌     整理日期:2014-08-19 12:25:26

乾隆朝須作分階段的研究,不宜率意直書,一下子就是六十三年,為此作者把乾隆朝分為三個階段:一、“乾隆初政”(即《乾隆十三年》),大約前十五年時間;二、“乾隆中期”(即《馬上朝廷》),從乾隆十六年到四十九年;三、“乾隆晚景”,最后十幾年時間。乾隆朝第一個階段,主要還是從傳統(tǒng)儒家的理念——如“回復三代”——來治理國家,到了第二個階段,卻更多地表現(xiàn)了清人統(tǒng)治的“滿洲特性”,這不是簡單的“寬嚴之辨”、“由寬變嚴”,而毋寧說是再現(xiàn)了他們“馬上治國”的特征。本書就寫的是乾隆朝這一段時間,大約三十三年的歷史。以南巡為中心,把很多事情都串了起來,特別是跟“養(yǎng)民”相對的“教民”有關(guān)的那些內(nèi)容,包括“文字獄”等不算小的題目,像寫故事一樣,逐段逐年一個個寫下來……
  目錄:
  一、首次南巡
  1.馬上天子
  2.第一次南巡
  3.南巡風波,以偽奏稿案為始的文字獄
  4.其他文字獄
  5.余波
  二、二次南巡
  6.東巡謁陵,木蘭秋狝
  7.東巡祭孔
  8.二次南巡
  9.南巡風波,彭家屏案
  10.其他案件
  11.余波
  三、三次南巡
  12.第三次南巡一、首次南巡
  1.馬上天子
  2.第一次南巡
  3.南巡風波,以偽奏稿案為始的文字獄
  4.其他文字獄
  5.余波二、二次南巡
  6.東巡謁陵,木蘭秋狝
  7.東巡祭孔
  8.二次南巡
  9.南巡風波,彭家屏案
  10.其他案件
  11.余波三、三次南巡
  12.第三次南巡
  13.河工與海塘
  14.政治案件
  15.湖北官場傾軋案四、四次南巡
  16.第四次南巡
  17.割辮案
  18.政治案件
  19.山東王倫起事五、五次南巡
  20.第五次南巡
  21.水利工程
  22.貪縱案件
  23.搜書
  24.編書修書六、六次南巡
  25.第六次南巡
  26.政治案件
  27.學術(shù)建設附錄
  為中國文化傳統(tǒng)辯誣
  從清史對當代農(nóng)村改革的一個解讀
  馬爾薩斯陰影下的人口爭論1.馬上天子
  從所謂“養(yǎng)教兼施”、“先養(yǎng)后教”的宗旨出發(fā),在乾隆初政的十幾年時間里,政治的重點集中在了“養(yǎng)”上,而在其后一個很長的時期里,可以說它就轉(zhuǎn)向到“教”(“文教”、“教化”)上去了。昔人有云:孔子治術(shù)有三,曰養(yǎng)、曰教、曰治。蕭公權(quán):《中國政治思想史》,第60頁。乾隆一朝,也未始不可以這樣作階段劃分。
  在乾隆朝的階段劃分中,我曾把“乾隆初政”作為它的第一個階段,并把其結(jié)束時間定在乾隆十五年前后。這本帶有一定的任意性,在任何階段劃分中,恐怕都是難以避免的。但它也有一個好處,就是從十六年起,皇上開始南巡,——他后來曾一度把“南巡”與“西師”當做畢生的兩件大事,——同時,開始了乾隆朝第一波的文字獄!爸С帧边@種劃分的可能還有郭成康:乾隆十六年(1751年)“圣明天子”治下的中國政治環(huán)境比較寬松的時代戛然結(jié)束了,參見《乾隆大帝》,第624頁;又,J.Polachek認為,1751年對清朝是個重要的轉(zhuǎn)折點,劉文鵬:《從內(nèi)亞到江南——評張勉治〈馬背上的王朝〉》”,劉風云、劉文鵬編《清朝的國家認同》,中國人民大學出版社2010年版,第365頁。
  與父皇完全不同,今上一生中有近一半時間都不在京師,而是在各地的巡幸之中。這一點更像是他的皇祖,而猶有過之。據(jù)統(tǒng)計,終乾隆一朝,各種巡幸活動竟有一百五十次之多。其中拜謁東陵、西陵及盛京三陵六十六次,巡幸熱河避暑山莊及秋狝木蘭五十二次,東巡曲阜舉行闕里祀典八次,南巡江浙六次,巡幸中州一次,西巡五臺山六次,巡幸明陵、盤山及天津等畿甸地區(qū)十余次,據(jù)說乾隆一朝巡幸盤山共有32次,參見趙志強:《乾隆巡幸盤山淺析》(2008,未刊文稿)。平均每年出巡兩次還多;实圻@種極為頻繁的巡幸活動,不但在二百六十多年的清朝歷史上首屈一指,在兩千多年的中國歷史中也極為罕見,對于乾隆一朝的政治產(chǎn)生了極大影響。
  皇上所以如此頻繁地出巡,以至于當時朝鮮使臣稱清廷為“一日不肯留京,出入無!钡摹榜R上朝廷”,吳晗輯《朝鮮李朝實錄中的中國史料》下編卷9,英宗二十九年(乾隆十八年)正月丁卯;參見白新良《乾隆皇帝傳》,百花文藝出版社2004年版,第123~124頁。是因為他把巡幸活動看做加強統(tǒng)治的一個重要措施。他曾在《御批綱鑒》中針對“宋主微行”寫道:
  第當命駕時巡,省方問俗,進窮檐之父老,而使得自言其疾苦,則民隱足以周知。(卷71)
  就元順帝“端處深宮,委柄臣下”,寫道:
  狝狩正當習勞,車駕所經(jīng),并可以周知民隱,于政務又何妨乎?(卷98)
  乾隆十二年,駐蹕避暑山莊期間,他曾對此中原委作過一番分析,說:三代以后,統(tǒng)治時間最長的是漢、唐、宋、明。而在這四朝歷史上,往往開國后不過一兩代,便會發(fā)生內(nèi)亂。究其緣故,不僅是因為上蒼不再眷顧,更重要的還是因為當時統(tǒng)治者怠于政事。正是有鑒于此,皇祖在平定三藩叛亂之后,“即不敢以逸豫為念,巡狩之典,或一歲而二三行”。雖然巡狩也有“耗財勞眾”之弊,但是可以“察民瘼,備邊防,合內(nèi)外之心,成鞏固之業(yè),習勞苦之役,懲宴安之懷”,兩相比較,“所全者大,則其小者不必恤矣”。歷代帝王失敗的教訓和皇祖成功的經(jīng)驗給了他深刻的教育,認為目前雖“值四方寧謐之時”,但為保住祖宗留傳下來的江山基業(yè),“實不敢使文恬武嬉,以隳圣祖之家法”!肚甯咦谟圃姟烦跫43,《避暑山莊百韻詩序》。
  所謂“南巡”,是到江、浙一帶巡視。乾隆一朝共有六次南巡:乾隆十六年(1751年),二十二年(1757年)、二十七年(1762年)、三十年(1765年)、四十五年(1780年)、四十九年(1784年)。每次南巡多在正月中旬從北京出發(fā),當年四月下旬回到北京,行程近六千里,所需時間大約一百一十天。第四次南巡(乾隆三十年)與第五次南巡(乾隆四十五年)之間相隔竟有十五年,其原因即在于皇太后鈕祜祿氏在第四次南巡時已經(jīng)呈現(xiàn)出些許倦意,皇上明確表示不再南巡。直到乾隆四十二年皇太后去世,第五次南巡才又提到議事日程上來。以上參見李景屏:《乾隆王朝真相》,農(nóng)村讀物出版社2003年版。為什么要千里迢迢一次又一次地前往江、浙呢?
  皇上在乾隆四十九年三月即將結(jié)束第六次南巡時,撰寫了《南巡記》,說:
  予臨御五十年,凡舉二大事,一曰西師,一曰南巡……南巡之事莫大于河工。若夫察吏安民、行慶施惠,群臣所頌以為亟美者,皆人君本分之應為,所謂“有孚惠心,勿向無吉”,予嘗以此自勖也。
  南巡是效法其祖父圣祖皇帝,為此皇上一再強調(diào)“南巡之事莫大于河工”、“河工關(guān)系民命”。即打算通過南巡了解治河工地的實際情況,對治河方案做出抉擇,并標榜自己南巡不是為了游山玩水、滿足一己享受。
  南巡還有其他的考慮,其一,江浙地區(qū)地廣人多,宋以后逐漸成為全國的經(jīng)濟中心,清朝每年所需數(shù)百萬石漕糧多半來自江浙;漕船北上必經(jīng)的江淮地區(qū)連年水災,所以他要親往了解“其官方戎政、河務、海防與凡閭閻疾苦”。其二,清代標榜以“孝”治天下,皇上選擇其母皇太后鈕祜祿氏六十大壽之年首舉南巡,以盡孝子之心,而使東南百姓“交頌天家孝德”。許指嚴:對于南巡之諫,皇上曾拒之以色,拒之以術(shù),拒之以意氣,拒之以不拒;前四次南巡,皆奉太后鑾輿,而托于孝養(yǎng),此所謂以術(shù)拒者,詳見《南巡秘記》,山西古籍、山西教育出版社1999年版,第240~242頁;據(jù)張勉治說,康熙皇帝是以“繞著走”的方式應付漢族士大夫?qū)ζ淠涎驳闹G阻的,最終借著“法祖”的名義得以實現(xiàn),劉文鵬:《從內(nèi)亞到江南——評張勉治〈馬背上的王朝〉》,第359頁;唐德剛:《滿清時之南伶北上實始于清乾隆帝之南巡》。清高宗之南巡主要目的是為征逐聲色的。所以回鑾時曾違背了“祖宗家法”攜回大批江南佳麗,并選了大批江南俊秀兒童帶回北京預備訓練作御用伶官,號南府子弟,參見《梅蘭芳傳稿》,《五十年代的塵!罚袊と顺霭嫔2008年版,第6頁。此外,江南名勝甲天下,素傳“上有天堂,下有蘇杭”,生來好動的今上當然要前去“眺覽山川之佳秀,民物之豐美”,盡情享受一番了。故《南巡秘記》云:清世侈靡,“(乾。┠涎矊崬橹畬Ь”。許指嚴:《南巡秘記》,第19頁。
  南巡可能還有一個原因,即江浙地區(qū)是漢族士大夫最集中的地方。江浙人文薈萃,清朝科舉取土,江浙為歷科中舉之最,漢族大學士也以江浙人最多,乾隆朝大學士徐本、汪由敦、梁詩正,為浙江錢塘人;陳世倌為浙江海寧人;史貽直,江蘇溧陽人;劉綸,江蘇武進人;于敏中,江蘇金壇人;禮部侍郎沈德潛、刑部侍郎錢陳群以詩文稱雄一時,亦是江浙人,其中任尚書、巡撫的官員更多。另一方面,江浙地區(qū)又是鼓吹反清復明思想的大本營,清初顧炎武、黃宗羲、陳子龍等皆是頗有影響的抗清人物。清代著名的文字獄,康熙朝的莊廷攏《明史》案,雍正朝的呂留良案,其代表人物又都為江浙士人。此外為呂留良鳴冤的齊周華,《西征隨筆》案中的汪景祺、鄉(xiāng)試命題案中的查嗣廷也都是浙江人。在皇上心目中,江浙的確是個“民滑吏疲”,——需要恩威并施的地方。
  出于“懷柔”的目的,為體現(xiàn)崇文重道,皇上在第一次南巡時把殿本的《二十二史》、《十三經(jīng)》等分別贈給南京的鐘山書院、蘇州的紫陽書院、杭州的敷文書院。當四庫館編纂的大型叢書——《四庫全書》竣工之后,又因“江浙為人文淵藪”之地,在第六次南巡時令將其一部存放于杭州文瀾閣、一部存放于揚州文匯閣、一部存放在鎮(zhèn)江文宗閣。另外四部均放在政治中心——北京皇宮的文淵閣、圓明園的文淵閣、盛京皇宮的文溯閣,以及承德避暑山莊的文津閣——足見他對江浙地區(qū)的重視。
  籠絡漢族知識分子、召見并選拔一些讀書人或中試后并未得到安置者為官,也是南巡的目的之一;噬显浴昂L恋檬Р摺睘轭}考試被召見者,乾隆晚期所重用的督撫孫士毅,就是第三次南巡時挑選出來的。而從南巡中六次祭祀明太祖陵、三次到山東祭祀先師廟、兩次謁孔林、三次謁蘇州文廟以及祭泰山、祀禹陵、謁禹廟、謁少昊陵、祭周公廟、祭祀孟子、臨幸宋代名臣范仲淹的高義園等一系列崇文重道的活動中,皆可看出他的良苦用心。以上參見李景屏:《乾隆王朝真相》,農(nóng)村讀物出版社2003年版,孫文良、張杰、鄭永川《乾隆帝》,江蘇教育出版社2005年版。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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