忽必烈建元·定都大都
至元八年（1271）十一月，忽必烈采納劉秉忠、王鶚等儒臣的建議，根據(jù)《易經(jīng)》“乾元”的意思，正式建國號為大元，并頒布《建國號詔》。蒙古自從成吉思汗建國以來，一直用族名充當國名，稱大蒙古國，沒有正式建立國號。忽必烈登上蒙古汗位后，建年號為“中統(tǒng)”，仍然沒有立國號。隨著征宋戰(zhàn)爭的順利進行，蒙古政權(quán)實際上已成為效法中原地區(qū)漢族統(tǒng)治方式的封建政權(quán)，尤其是忽必烈統(tǒng)治日益鞏固，于是他決定在“附會漢法”方面再邁進一步，把自已的王朝建成傳承漢族封建王朝正統(tǒng)的朝代。忽必烈建國號大元，明確表示他所統(tǒng)治的國家已經(jīng)不只屬于蒙古一個民族，而是中國歷代封建王朝的繼續(xù)。
至元九年（1272）二月，忽必烈采納劉秉忠遷都的建議，改中都為大都，正式定為元朝首都蒙古國時期，統(tǒng)治中心在和林（今蒙古境內(nèi)），忽必烈即位后，元朝的統(tǒng)治中心已經(jīng)南移，遠在漠北的和林不再適合作都城，忽必烈開始尋找新的建都地點。他升開平為上都，取代和林，接著又遷往更理想的燕京（今北京），定名為中都。中都改為大都后，忽必烈于至元十一年（1274）正月在大都正殿接受文武百官的朝賀，大都從此成為元朝的政治中心。
元行帝師制
元代之前有國師而無帝師，元亡帝師制度便隨即中止，故帝師制度便成了佛教史上的一個特例。元代帝師之號并非儀出于對藏僧大德的尊敬，而是基于治藏的政治需要，帝師制度開了四藏地方政教合一體制的先河，元朝政府任命的帝師既是全國最高的宗教領(lǐng)袖，又是藏區(qū)軍政首腦，統(tǒng)管藏區(qū)一切事務。
元代第一位帝師八思巴（1239。1280），是藏傳佛教薩斯迦派的重要領(lǐng)袖。1258年，忽必烈召集僧道兩教高士辯論《老子化胡經(jīng)》真?zhèn)巍?8歲的八思巴作為釋教首席代表舌戰(zhàn)眾道士，迫使17名道士服輸削發(fā)為僧，一些道觀改為佛寺。中統(tǒng)元年（1260），忽必烈即大汗位，其時蒙古境內(nèi)“釋教大盛”，于是封八思巴為國師，賜玉印，統(tǒng)管蒙藏地區(qū)的佛教事務。至元元年（1264），忽必烈遷都北京，設(shè)立全國性宗教管理機構(gòu)————總制院，八思巴以國師的身份兼領(lǐng)總制院事。此后，八思巴還受命創(chuàng)制蒙古新文字。至元六年（1269）新文字制成，八思巴因功被升為帝師、大寶法王，賜玉印，受到極高的禮遇。至元十一年（1274），八思巴西還，其弟亦憐真接帝師位。八思巴去世后，翰林學士王磐奉命撰《帝師行狀》頌其功德，京城還建有“八思巴寺”以為紀念。
八思巴以后，元代還任命了13位帝師，歷代帝師都出于薩斯迦昆氏家族，采用叔侄相承、兄終弟及的傳承制度。唯一的例外是薩迦系非昆氏家族的膽巴（1230～1303），生前受世祖、成宗、仁宗的賞識和重用，死后被追謚帝師號。
元代的帝師作為一項宗教制度，在民族關(guān)系方面發(fā)揮了重要作用。元以前，吐蕃是完全獨立于中央政府之外的政治實體，而八思巴受封則表明，中央政府開始對西藏地區(qū)行使設(shè)官任職的權(quán)力，中央對地方的控制加強了。帝師制的意義已完全超出宗教范圍，佛教成為聯(lián)結(jié)中央政府與地方的橋梁，共同的宗教信仰促進了蒙、藏、漢民族文化的融合，有利于中華民族共同的文化心理素質(zhì)的形成。西藏從此成為中國領(lǐng)土不可分割的一部分。
八思巴字創(chuàng)制
忽必烈于至元六年（1269）頒詔正式推行國師八思巴創(chuàng)制的文字，把它名作“蒙古新字”，但第二年即改稱為“蒙古字”。實際上，這種文字就是元朝的國字。后世有人直稱“元國字”或“元國書”。元王朝滅亡后逐漸被廢棄。字母表主要由藏文字母組成，也有少數(shù)梵文字母，還有幾個新造字母。字母多呈方形。字母數(shù)目最初為41個，后陸續(xù)增加。據(jù)現(xiàn)存資料歸納，包括各種變體有57個。
八思巴字以音素為表音單位，字母分元音和輔音，元音a不設(shè)專門字母，用依附于輔音字母（包括作介音的半元音字母）的零形式表示，即音節(jié)首的輔音字母（包括零聲字母符號）或介音字母后面不寫其他元音字母時，就表示后面有元音a。
字母有正體和篆體兩種，篆體多用于官方印章。行款從左至右直寫，與藏文自左至右橫寫不同。書寫單位是音節(jié)，不是詞，與藏文相同。由于書寫單位不是詞，加上不使用標點符號，所以閱讀時只能靠上下文判斷詞的界限和句子的界限。拼寫漢語時不標聲調(diào)，因此如果原文沒有漢字對照或沒有其他參考材料，往往難以確定所代表的漢字。八思巴字作為元朝官方文字，是用來“譯寫一切文字”（至元六年頒行詔書語）的。據(jù)現(xiàn)存資料記載，它所譯寫的語言不僅有蒙古語，還有漢、藏、梵、維等多種語言。因此，這個文字具有不同于其他文字的一些特點。例如，八思巴字的字母數(shù)目比起譯寫的每種語言所需用的都要多，其中多數(shù)字母通用于各種語言，部分字母則是為個別語言所設(shè)。八思巴字行款的制訂，顯然也考慮了不同的語言的對象，并且在不同語言之間進行了平衡、折衷，在一定的內(nèi)容上互有照顧。它采用自左往右、自上而下的行款格式，是接受了蒙文的習慣，而以音節(jié)為書寫單位則繼承了藏文的傳統(tǒng)。寫法問題，也是這種文字的獨特之處。這種文字之所以沒能競爭過任何一種原有文字，是因為它在各民族人民大眾中沒有基礎(chǔ)，當時蒙、漢、藏等民族都已有自己的文字，沒有創(chuàng)制新文字的愿望。
八思巴字蒙古語資料和漢語資料，是探討元代蒙古語和漢語的可靠依據(jù)，尤其是研究這兩種語言的語音方面，八思巴字資料優(yōu)越于其他任何可利用的同類資料，因為它對語音的記錄準確而細微。P3-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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