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本人》一書從日本的自然條件、歷史淵源說起，通過分析近代日本的靠前局勢、經濟困境、政黨矛盾、階級隔閡等，綜觀了日本社會的變遷，指出了日本民族精神上的空虛與矛盾。并對于中日戰(zhàn)爭得出了很終的結論：“勝也罷，敗也罷，就是不要同他講和。”此書一出，滿城轟動，成為中國抗戰(zhàn)的重要理論支柱。《日本論》一書對日本社會文化的方方面面，原始信仰、皇權崇拜、社會階級的演變、武士和町人的性格、政黨的形成、民族主義向軍國主義的演變、社會風氣、生活習慣、家庭成員的關系等，一一作了分析。被學界視為研究日本的一本標桿性的著作，其思想價值經久不衰，即使在成書70多年后的今天，對于中國讀者了解日本的民族性格仍有重要作用。蔣百里撰寫的《歐洲文藝復興史》是我國人士所撰有關文藝復興的靠前本著作。1921年問世后，14個月內出了三版。當時正值五四運動之后，“民主、科學”兩大旗幟深入人心，蔣百里在文中提出的“人之發(fā)見，世界之發(fā)見”兩點，正是“民主、科學”的生動注腳，符合時代精神，給人以啟示。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