被稱為“圣人可汗”的不是唐太宗，而是隋文帝，單從這一點就足以管窺隋朝開皇年間堪比大唐的盛世局面。隋文帝想建立一個理想政府，想成為彪炳千秋的明君圣主，所以他克己復(fù)禮、勵精圖治，造就了他與隋朝光鮮的一面：驚世的武功、煥然的典章、干云的豪氣……但他在理想與道德上的苛求，也同樣為大隋盛世埋下了深深的危機：他為了確保存糧，寧可與百姓一起逃荒，也不開倉賑濟；他營建恢宏的大興城，里坊卻嚴(yán)整得如棋盤一般；他苛責(zé)兒子，終釀成親情乃至國家的沉痛悲劇……他的價值取向，注定了他無法成為有道的君主，更不會是有情的君主。他的統(tǒng)治方式，也使整個大隋王朝陷入了一種只有氣度而沒有溫度的迷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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