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此之前，華州下邦(今陜西渭南北)人寇準為執(zhí)政大臣期間，公開表示出自己對南方人的不滿，“尤惡南人輕巧”。宋真宗大中祥符八年(1015年)，科舉考試完畢，在zui后確定狀元人選時，按朝廷規(guī)矩須以“材質可者”為狀元，目測之后而定。當時成績zui好者有二人，一為京東人蔡齊；一為江西人蕭貫。蔡齊“儀狀秀偉，舉止端；重”，已為宋真宗所屬意。知樞密院寇準又說：。南方下國人，不宜冠多士。”于是以蔡齊為狀元�？軠氏鲁蟾吲d地說：“文與中原奪得一狀元!”視南方為下國，惡南人之輕巧；在當時可以說代表了許多北方士大夫的觀點。
江西撫州(今江西號州)人晏殊，以神童被召試入朝，受到皇帝的贊賞，賜以同進士出身。宰相寇準又表示不滿，說：“殊，江外人”，意思是不該給南方人如此恩遇。
北宋初，南方人在朝廷做官者極少，主要原因是南方許多地方尚不在宋朝版圖之內。南方逐步統(tǒng)一后，大批的南方人并始涌入朝廷。至宋真宗時，南方的在朝官員已十分恬躍，形成了較大勢力；有意無意地與北方官員進行較量，爭權奪利。王欽若等人先后排擠掉了北方士大夫寇準、趙安仁，與楚州(今江蘇淮安)人劉承珪、建昌軍(今江西南城)人陳彭年、南劍州(今福建南平)人林特、蘇州(今江蘇蘇州)人丁謂結為黨羽，“蹤跡詭異；，時論謂之五鬼”。此處所謂“時論”，恐怕就是代表了北方人的看法，對這幾位南方官員的作風十分反感。京東人王曾、開封人馬知節(jié)以及宋真宗即持此種看法。
在地方官的選用上，宋初曾存在著對南方人政策性的地域偏見。
對一個地方的風俗是否熟悉或適應，關系到地方官能否因地制宜。陜西夏縣(今山西夏縣)人司馬池曾任杭州知州，他本性“質易”，又“不知吳俗”，被人彈劾，降知毗鄰其家鄉(xiāng)的虢州(今河南靈寶)。zui熟悉一地風俗者，莫過于本地區(qū)或鄰近地區(qū)的人，“仕宦之優(yōu)，莫如鄉(xiāng)國，知其吏民之態(tài)，習其風俗之宜，所治而安，于治為易”。因而宋政府任用地方宮時，一般不回避其家鄉(xiāng)，有時甚至專門選用本地人做本地官。如宋真宗咸平六年(1003年)詔：“京朝官任河北路諸州通判、鹽場務及幕職州縣官，其令選鄉(xiāng)貫在本路、歷任無贓罪者充�！钡牵谒纬�，朝廷對新收復的南方地區(qū)在政治上不放心，規(guī)定南方人不得任南方地方官。宋太宗太平興國七年(982年)詔：
西蜀、嶺表、荊湖、江、浙之人，不得為本道知州、通判、運使及諸事任。禁令涉及范圍，包括四川，廣南，荊湖南、北，江南東、西，兩浙等大部分南方地區(qū)。另外，出于對南方人“柔弱”的輕視，宋真宗時曾有官員上書，各地負責維護治安的巡檢官“當擇武勇、心力強明者，乞不用福建、荊湖、江、浙、川、峽”之人和文資出身者充任。
南北混——既久，中央集權制鞏固，對南方地區(qū)的戒備心漸漸減弱，全由北方人充任南方地方官既不方便，也不現實，到宋真宗時開始放寬禁令。天禧元年(1017年)詔：“選人本貫江南、兩浙、福建者，許去本鄉(xiāng)三百里外注官。”天禧五年(1021年)，審官院進一步提出：“京朝官本貫在荊湖、江；浙者，望比類福建、淮南人，許任本路�！背⑼饬诉@一建議。在任命南方人宦守鄉(xiāng)邦時，有時特意點明知俗而仕的意圖。如在任命兩游人張詢?yōu)槲髡懵诽狳c刑獄
的詔書中說：“吳越之人，文巧好利，犴獄多有乙汝長于其鄉(xiāng)，而知其情偽，往將典憲廣�！�
四川的情況例外。由于四川地勢險固，歷來多有割據，而且“俗輕而易搖”，宋政府對此始終保持著戒心。對四川州郡主要地方官的選擇極為謹慎，并一般不許本地人充任。僅舉宋摔宗熙寧年間的有關詔令便可知曉。
京東路擁有的書籍數量，不亞于京西。
南京應天府(今河南商丘)有兩位大藏書家。王明清曾列舉“承平時士大夫家”有“藏書之名”的五家中，首位就是“南都戚氏”，所指當是戚同文家族。另一位即參與編修《崇文總目》的大學問家王洙的兒子王欽臣。徐度說：“予所見藏書之富者，莫如南都王(欽臣)仲至侍郎家。其目至四萬三干卷，而類書之卷帙浩博如《太平廣記》之類，皆不在其間。雖秘府之盛，無以逾之�！逼渲刑柗Q。鎮(zhèn)庫書”的善本就有5000余卷。
鄆州(今山東東平)圖書；以朱家為多。南宋初文林郎朱軒言：“吾家藏書萬卷，皆在東平”，周紫芝曾見到其書目，“自五經、諸子百氏之書，皆手校善本。其余異書小說，皆所未嘗知名者，秦漢以來至于有唐文人才士類書、家集，猶數千卷。嗚呼，可謂富矣哉!”數量多，質量好，品種豐富，難怪引起周紫芝的感嘆。鄆州的董迪也是位藏書家，著有《廣川藏書志》26卷，根據家藏的經部書、史部書、子部書“考其本末，而為之論說”，還不包括文集，可推知其藏書頗為豐富。
京東藏書多的州郡還有幾個例子。濮州(今山東鄄城北)人張昭，藏書數萬卷；淄州(今山東淄博西南)人周起，藏書萬余卷；濟州鉅野(今山東巨野)人張純臣，專建藏書的大堂，“環(huán)壁架書”，“平生好聚書，不計所償”，累積數千卷；青州(今山東青州)人張平一生好讀史傳書籍，年輕時每遇到奇異之書，即愛不釋手，甚至脫去衣服換取，走上仕途后，已聚書數千卷；徐州(今江蘇徐州)江氏也是藏書家，《宋史·藝文志三》載有《徐州江氏書目》2卷；密州諸城(今山東諸城)人趙明誠家，據其妻子李清照言，僅建炎南渡時隨身攜帶的珍貴之書就有2萬卷以及金石文字2000本，而其“青州故第”尚有大量書籍存留，“所鎖十間屋”。家藏極豐富。
西北三路，也能看到一些藏書家的資料。如宋初陜西華州(今陜西華縣)人宋擋，中進士后首任四川青城(今四川灌縣南)主簿，傳抄了大批書籍，任滿后“載數千卷以歸”。他仕宦30年，“唯聚書以貽子孫”，使之不忘讀書人的根本。京兆府長安(今陜西西安)人李仕衡的兒子李丕緒，“家多圖書”，并收集歷代石刻數百卷。另一長安人石才叔，“家蓄圖書甚富”。河北大名(今河北大名)人宋白則有藏書數萬卷之多。另一大名人郭永，兩宋之際任提點刑獄并死于難，生前博通古今，得錢即買書，故而有萬卷藏書。西北多武將，但武將也有藏書家。如太原(今山西太原)武將吳廷祚頗好讀書，家中聚書達萬余卷，實屬難能可貴。
開封以外的北方地區(qū)，印書方面的資料極少，不過仍可以說明一些問題。宋徽宗政和四年(1114年)有詔書透露：“河北州縣，傳習妖教甚多，雖加重辟，終不悛革。聞別有經文，互相傳習，鼓惑至此……或有印板、石刻，并行追取，當官棄毀。”由此可知，河北民間流傳的妖教經文，是印刷品，屬于非法出版物。那么，河北正常的書籍印刷當有不少。畢仲游在一首詩中即提供了河北邊防地帶定州(今河北定縣)的印書資料：
定州詩刻好，模寄比南金。
道盡行人意，堪論作者心。
邊城歸盛事，雅道付知音。
畢仲游從定州所刻的詩集中，看到了邊城盛事。南宋紹興年間，已是殘破不堪的京西路，轉運司還刻印了程瑪的《論語說》一書，則北宋承平時，當有更多。宋徽宗朝，黃伯思從洛陽王晉玉家借《玉溪集》，乃“東平呂氏本”，說明京東路鄆州(今山東東平)至少有家刻印書業(yè)。宋仁宗至和初，出鎮(zhèn)鄆州的龐籍將王禹僻的詩作交給司馬光，要求“為我刻王公詩于商雒”。據此可知陜西商州(今陜西商縣)有刻書業(yè)。葉德輝《書林清話》卷3《宋坊刻書之盛》中，列舉
有“咸陽書隱齋”、“汾陽博濟堂”等，可知陜西、河東有著名的刻書坊。以上事例，表明北方印書事業(yè)有一定規(guī)模。
北宋前期，蘇州教育很落后，“以文講解者不過數人”。其附郭縣長洲在宋太宗時“好祀非鬼，好淫內典，學校之風久廢，詩書之教未行”。大概正因為如此，胡瑗從京東泰山學成后便來到蘇州開展教育辦起私學，“以經術教授吳中”。宋仁宗景佑二年(1035年)，知州范仲淹申請建起州學后，來上學者僅20多人。于是招胡瑗主持學事，漸漸有所發(fā)展。50多年后，即宋哲宗元佑年間，“學者倍徙于當時”，推知大約有40余人。學校相應擴大，有22齋，房屋150楹。
秀州(今浙江嘉興)情況類似。其華亭縣(今上海松江)“當土敝水煩之地，屬風頹俗雜之余，民無堅正之心，世尚剽狡之氣。淫神以邀其福，信佛以逃其禍。先王之教咸罔聞知，(孔子)廟貌之靈宜夫委傾”。儒學地位在此微乎其微。這是宋真宗時的狀況，到宋哲宗時仍無多大改觀，“華亭大縣也，旁小縣皆有學，獨華亭無之。蓋浙西善事佛，而華亭尤甚。民有羨余，率盡以施浮屠，故其他有所建置莫易以成就”。佞佛而不好儒，縣學的發(fā)展無從談起。又如海鹽縣(今浙江海鹽)，至宋仁宗末期，讀書人屈指可數，“士其業(yè)儒者，才數人而已……蓋多發(fā)饑饉，民力凋困，拊循拯救，日猶不足，奚暇治庠序哉?”從經濟角度指出了其教育落后的原因。
臺州天臺縣(今浙江天臺)在宋仁宗皇佑年間，“茲邑民不識儒學”。同時的仙居縣(今浙江仙居)，據其長官陳襄指出：“予自到任以來，居常憫汝邑民不為學，父子兄弟不相孝友，鄉(xiāng)黨鄰里不相存恤，其心汲汲，惟爭財競利為事……前年曾有文書告諭汝鄉(xiāng)民，令遣子弟入學。于今二年矣，何其無人也?”有此一心興學、循循善誘的長官，卻喚不起居民的求學熱情；雖有學校，雖有敦促入學的公文，兩年間竟無人響應!處州如縉云縣(今浙江縉云)，據毛維瞻慶歷八年(1048年)言：縣有人口九干，“多工技雜學，不根儒術，士其服者才五六人。俗獷而縱，近惑巫鬼，爭為高祠廣宇，張大其徒，勤勤拳拳，求福田與利益。遷染成性，雖善教者不能移”。這種近乎絕望的口氣，指出迷信習俗嚴重地阻礙了教育的發(fā)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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