片斷：
?芏角睸imaode
Andrade至Tarnou，代其兄FernaoPerezdAndrade。
SimaodeAndrade統(tǒng)率葡人起壕障，虐待tamao島土人，
故中國人對葡人至是變?yōu)閻焊�。……三月后，帝死（《明史�?br>武宗紀》載武宗死于正德十六年三月，是為公元1521年），
新帝即位，諸臣請殺葡萄牙使者，皇帝不聽，命送使者回廣
東�！辏琒imao歸，DiegoCalvo代之�；实鬯篮倪_廣
東，中國艦隊進攻，葡人大敗而退，損傷頗多，時為1520年6
月也（應為1521年）。③
在極為權威的巴羅斯的文獻中多次提到Tamao一地，并告訴我
們葡萄牙人在1514年之前即來到這一島，并在島上建立了紀念
碑；1518年時還在島上修建壕障。除巴羅斯外，早期的西方史
學家還有一些記載。托梅·皮雷士（TomePires）于1512－1515年
記載：
從麻六甲來中國的船都停泊在Tumon，此島距廣東
（Canton）二十或三十里格，這些群島距離陸上的Nantoo，由
陸地算起約有一里格。④
康士坦尼達則于1550年左右記載：
這貿易之島距海岸三里格，中國人稱之為Tanmao，沒有
廣州政府的許可，任何船不能越過這里靠近海岸，所有交易
都在外�；蜻@里進行。掌管這一帶海防事務的官叫Pi－o
（備倭），他駐在距此島三里格的Nan－t，ou。⑤
柯瑞亞在1545－1565年間亦載：
此島距廣州十八里格，所有商人在此進行貿易，沒有廣
州城的允許，無人能越此界而內入。在貿易之島三里格之
外的另一島，有中國的艦隊司令或水師把總駐紥。⑥
可見，葡萄牙人在16世紀zui早抵達的中國地方是Tamao或
Tunmon。又據意大利籍葡萄牙航海家柯撒里1515年元月6日的
記載：
去年間，我們有幾位葡萄牙人成功地航海至中國，雖然
未被允許登岸，但他們以極高價賣光了貨物，獲得很大的利
潤。⑦
1514年未被允許上岸的中國地方亦應是Tanmao，葡萄牙人在此
島上進行了大規(guī)模的走私貿易。根據上述文獻的描述，可以確
定Tamao是一塊這樣的地方：
1·Tamao是一個島嶼。
2·Tamao島距離廣州18－30里格。
3·Tamao島離駐紥備倭的陸上的Nantoo1－3里格。
4·Tamao島是一進行走私貿易之島。
然而，Tamao究竟在什么地方？東西方學者在這一問題上
產生了極大的分歧。過去，西方學者多依據葡文文獻進行考訂，
將Tamao置於上、下川島（珠江口以西）（J·M·Braga除外）；東方
學者多依據中國文獻將Tamao考訂為“屯門”一地或“泛屯門地
區(qū)”（珠江口以東），這兩種說法在東西方學者之間如此界線分明
是十分罕見的。究竟是什么原因？究竟哪一種說法是正確的？
迄今尚無定論，以致后來的研究者無所適從，故澳門葡萄牙史學
家施白蒂在談到Tamao時，十分為難地說：
Tamao位於何處？是今天的伶仃島呢？還是在伶仃和
南頭市之間？或者是上川島一個港口？⑧
后記：
轉折。
丙寅（1986年）初夏，我決定離開蘭州。這塊曾開啟我學術
生涯，使我在學界嶄露頭角的地方，確實有許許多多值得留戀的
回憶。朔方、金城、敦煌、西域……一聽就充滿著歷史韻味的名
字，對一位癡迷于史海的人來說，是具有何等的誘惑力��！但，
我還是離開了它。
行前，友人曾寄語：“腰纏十萬貫，騎鵝下揚州。”可我南下
時，除了幾十紙箱的書以外，真可以說是一文不名地來到了這中
國南方zui繁華的都市。一切似乎是胸有成竹，一切又完全是措
手不及。我還沒來得及將行篋中的書上架，生活、社會及喧囂的
中國政治就把我翻了幾個跟頭。當我再次安靜地坐在書桌旁
時，發(fā)現自己已年屆不惑，且一無所有。
對于治學者來說，欲求學術之高深境界，是決不可魚和熊掌
兼得的，“名”、“利”、“權”、“位”對于真正的學術工作是絕對大有
妨礙的。有很多人從表面上看是兼而得之，既有很大的學術成
就，又有相當的權位名利，但若你認真去檢查覈實，恐怕就不如
是了。比如胡適之先生，恐怕要算中國近代學界的diyi名人吧！
如以名權位衡量，先生于愿足矣，如以學術的專深精賅而言，則
未免令人扼腕。再如顧頡剛先生，二十幾歲就享有大名，為時代
青年所矚目。據嚴耕望先生言，“中年以后，顧先生就非常后悔，
他自己評論，深悔年青時，弄得名氣太大，不能安心工作，zui終對
史學並無多大貢獻�！睂W界中我zui推崇的陳援庵先生，自學成才，
一部《元也里可溫考》震動天下，成為中國學術史中的經典楷模，
然至晚年，雖說有許多客觀原因，但實際上仍是為名利權位所
累，終不可攀登學術之更高峰。至于當今之世，投機贊營，蠅營
狗茍之流，無其實拼命張大其名，不讀書卻頻頻出書，文章都寫
不好卻爭當××導師，末流都未可論卻自詡為××學派，將學界
攪得烏煙瘴氣，一片混沌。名則盛矣，實而不至，zui可悲者，落得
個遠揚天下之“臭名”。于四十之后，我方漸悟出此理：名利決不
可過分這求，浮躁急切做不了大學問。
1941年，錢賓四先生對其弟子嚴耕望先生說：“中國人做學
問的環(huán)境並不很好，在未成名之前，找一碗飯吃都有困難，一旦
成名，又必為多方面拉扯，做這樣，做那樣。你要切記，到那時，
不要分心旁騖。”錢先生此語對我影響甚大，我深知“分心旁騖”
對學術之弊，然而，處于目前環(huán)境中的中國人，要做到不“分心
旁騖”談何容易？然不去“分心旁騖”，又何以有真學術？于是自
戒：一定要盡自己zui大的毅力，拒絕誘惑，潛心修定，以求學術之
真帝。
四十歲之前所關注者唐宋元間之西北民族、輿地，留下了幾
部書稿和一大堆尚待整理的資料和問題。近八九年則切入明清
之際的東南海隅，葡萄牙與荷蘭東來、澳門、香港、漳潮地區(qū)及海
南島，一系列的問題又引起了我極大的興趣，而葡萄牙與澳門之
歷史則成為首選。學術領域從西北走向東南，從宋元轉向明清，
空間與時間的變化，雖然給我的研究帶來了很大的困難，但我感
到，唯其方法不變，新的領域給我?guī)淼氖歉淮碳さ奶魬?zhàn)。幾
年下來，在學習前人優(yōu)秀成果的基礎上，在史料深入開掘與積累
的基礎上，就明代的澳門問題完成了這部小書，亦大致是我學術
生涯完成這一轉折的標誌。
澳門初期史（包括16世紀初期佛郎機東來至南明永歷之時
的澳門），應是澳門史中zui艱難複雜的一段。葡人東來至澳門開
埠，中西文獻記錄甚少，且多牴牾，故在史實反映上十分模糊，如
不進行詳細的原始史料考證弄清史源，辨其真?zhèn)�，則這一段歷史
是無法進行研究的。故東西方史學大家們紛紛表現出其對澳門
初期史的迫切關注，西賢如龍思泰（A.Ljungstedt）、徐薩斯
（MontaltodeJesus）、裴化行（H.Bemard）、高美士（A.L.Gomes）、白
樂嘉（J.M.Braga）、博克塞（C.R.Boxer）、文德泉（Manuel
Teixeira）、潘日明（B.V.Pires）、衛(wèi)思韓（J.E.Wills）、普塔克
（RoderichPtak）、洛瑞羅（R.M.Loureiro）、施白蒂（BeaerizBastoda
Silva）等，東方史家則有藤田豐八、矢野仁一、梁嘉彬、方豪、周景
濂、張維華、全漢昇、張?zhí)鞚�、戴裔煊、黃文寬等，稍晚一輩的學者
則有郭永亮、霍啟昌、林子昇、黃鴻釗、黃啟臣、費成康、李德超、
張增信、譚志強、譚世寶、吳志良等，上述諸家均對明代澳門史作
出過不少貢獻，其中亦有十分精到之見解。但有一個較嚴重的
問題，即所著論者多為專門性的通史著作，甚少專題性論文（當
然C·R·博克塞與方豪、全漢昇先生除外）。很多問題，雖有辨
證，但囿于篇幅，很少詳考。故留下了一些至今仍未解決或仍是
空白的問題令人思索，本人就是在這一基礎上萌生撰寫此書的
念頭。然而，由于語言與資料的局限，我實在沒有膽量去寫一部
明代澳門史，因為我不知道，我未見的有關明代澳門的葡文資料
還有多少，所以，我只能就幾個問題提出個人淺見，雖不敢說有
百分之百的發(fā)前人所未發(fā)，但決不空論、泛論、炒冷飯。撰寫此
書的目的十分清楚，就是要澄清以往明代澳門史研究中一些模
糊或錯誤的結論與觀點，亦試圖填補前人所未論及的一些空白。
我的學術生涯似乎有一種宿命，總是衝鋒陷陣的獨臂將軍。
治西夏史，雖然學過西夏文，但文技卻無法助治史，留下一大堆
斷爛朝報有待整理；研究安多藏族，雖也曾打響幾炮，卻不諳藏
文，總覺得文章中差一根脊梁骨；今日做澳門史，則更將葡文視
作天書。我每做一篇澳門歷史研究文章，就好像吃著一碗紅燒
肉卻拌著一碗夾生飯，而這碗夾生飯就是使用別人翻譯的葡文
材料。所幸的是，我始終沒有偷懶，不論是西夏史、安多藏族史、
還是澳門史，雖然是斷臂的“苦人兒”，但偶爾冒出來的創(chuàng)造和發(fā)
現及對漢文史料的開掘，總還算對得起國家支給我的“俸祿”。
zui后，我必須向資助我完成此書的澳門文化司署表示誠摯
地致謝，如果沒有澳門文化司署第四屆學術研究獎學金的資助，
我要完成這一難度甚大的課題恐怕是難以想像的。在此，還要
感謝布嘉麗司長、李淑儀處長及黃曉峰、劉月蓮博士對這一項目
完成的幫助與支持，感謝日本濱下武志教授、臺灣蕭啟慶教授、
香港蕭國健教授、陳佳榮教授及澳門吳志良博士多次為我提供
寶貴資料。在此要特別提出感謝的是，遠在里斯本的金國平教
授看到我的書稿清樣，十分仔細地為我訂正文中的錯誤和秕漏，
尤其是文中使用的葡文資料，金教授給了我極大幫助，使我永志
難志。又承中華書局謝方先生、李解民先生審讀了這部書稿，並
提出了許多有價值的修訂意見和改正了許多文字上的錯誤，在
此，我對他們?yōu)楸緯冻龅男燎趧趧颖硎靖兄x。還要感謝我的
研究生為我翻譯核對資料，抄校書稿。又及，書中大部分論文均
先后于1995－1998年在海內外雜誌發(fā)表，收入此集時再一次作
了補充和修改。
一九九九年三月十二日
于廣州暨南花園小萬卷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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