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爭兩字見平生，全部工夫鑄史成。
——潘光旦（1899—1967）
他走進教室，摘下那頂舊呢帽放在臺子角上，一枚�；绽鲜堑共逶谏厦�，他真沒工夫管這些。你看他，喘著氣，臉上的紅潮還來不及退，他就在黑板上寫了一個“戰(zhàn)國之社會經濟”，信口講了下去，講來又是那么的輕快、流利、生動，使歷史上一個個人物都活了起來，一件件事都在墻壁上來回地撞……
——《教授印象記》（《清華暑期周刊》第九卷第八期，1934年）
1934年我考入清華大學讀書，必修課中有中國通史，教師是雷海宗先生。我還記得第一次上課時的情景。我們將近一百人的一年級學生坐在生物館的階梯教室里，氣氛極其安靜，又稍有一些緊張，等待講課的雷先生。上課的鐘聲還沒有響，一位衣著樸素的先生走進教室，把幾支粉筆放到講桌上。他沒有帶書，也沒有講稿，和藹但又有些嚴肅地看了看學生們，首先說了學習祖國歷史的重要意義，就開始講課。他講話聲音不高，極有條理，我們都全神貫注地聽著寫筆記。最使我們敬佩的是，一次講課有許多人名、地名、年代，他記得那樣準確，那樣熟練。全年講課都是如此。入學時間長了，接觸三、四年級同學，才知道雷先生學識淵博，對歐洲中世紀史的研究造詣很深，對中國古代史，特別是對秦漢史的研究，也造詣很深，是貫通中西史學的學者。我們都為能聽到他的教誨而感到高興。
——王永興（北京大學歷史系教授）
我在1932－1933年聽中國上古史，1936－1937年聽中國通史……在我聽中國通史時，先生已編有《中國通史講義》930葉，分訂七冊，供同學課下閱讀�！紫壬^世界各民族文化只有一大周，獨中國文化有兩大周，現(xiàn)在向第三周邁進。在1932－1933年“中國上古史”課上，以西晉滅亡為下限，至1936－1937年“中國通史”課上，則以淝水之戰(zhàn)為第一周和第二周的界限。可見雷先生的觀點是逐漸明晰的。雷先生說第一周是純華夏民族的古典中國，第二周是胡漢混合、梵華同化的綜合中國。第一周，除所謂史前期外，分五個時代。第二周也分五個時代。茲列簡表如下：
第一周第二周
一封建時代（前1300－前771年）南北朝、隋唐、五代（383－960）
二春秋時代（前770－前473年）宋代（960－1279）
三戰(zhàn)國時代（前473－前221年）元明（1279－1528）
四帝國時代（前221－88年）晚明盛清（1528－1839）
五帝國衰亡與古典文化沒落時代（88－383年）清末中華民國（1839－ ）
雷先生謂：“第一周的時代各有專名，第二周的時代只以朝代為名。這并不是偶然的事。第二周的各代之間仍是各有特征，但在政治社會方面一千五百年間可說沒有什么本質的變化，大體上只不過保守流傳秦漢帝國所創(chuàng)設的制度而已……只在文物方面，如宗教、哲學、文藝之類，才有真正的演變�！�
雷先生說，華夏民族，在世界民族勉強，已創(chuàng)建了唯一的歷史第二周。只是最近百年來，外力入侵，中國文化遭受極大沖擊，第二周已快到結束的時候。我們能不能再創(chuàng)造第三周，就靠全國人民齊心協(xié)力去爭取了。我們應該有這個信心。
——卞僧慧（天津社科院研究員）
我通檢《國立西南聯(lián)合大學史料》“教學科研卷”，發(fā)現(xiàn)1938－1939年錢穆的中國通史列為甲組，雷的通史列為乙組；自1939－1940年起吳晗授甲組中國通史，雷師的通史列為乙組；1942－1943年，吳晗、孫毓棠、雷海宗分別講授甲、乙、丙三組中國通史。當時的理由是甲組較詳于史實與制度，最適合人文社科學生的需要，乙組史實及制度稍為簡略，宏觀視野及分析綜合比較適合理工及不以歷史為專業(yè)學人的需要。
當時雷先生為歷史系主任，始終踐履先人后己的原則。在此之前他早已解釋過何以他在中國通史故意略于制度：“著者前撰‘中國的兵’，友人方面都說三國以下所講的未免太簡，似乎有補充的必要。這種批評著者個人也認為恰當。但二千年來的兵本質的確沒有變化。若論漢以后兵的史料正史中大半都有‘兵志’，正續(xù)《通考》中也有系統(tǒng)的敘述，作一篇洋洋大文并非難事。但這樣勉強敘述一個空洞的格架去湊篇幅，殊覺無聊。反之，若從側面研究，推敲二千年來的歷史有甚么特征，卻是一個意味深長的探求。”
對歷代宰相制度、內廷外廷、宦官等等，雷師也采取類似的簡化處理。再加上采用施本格勒的形態(tài)文化史觀把國史分成兩大“周”，當然不免引起少數(shù)同仁的明譏暗諷。
但可喜者有三。
一、當時聯(lián)大助教學生求知若渴，胸懷開朗，決無門戶之見。例如1939年秋我初抵昆明，丁則良學長即興奮地告我，年前錢穆先生的中國通史，尤以唐宋間經濟重心之南移，甚為精彩，其《國史大綱》即將問世，不可不讀。錢氏之長無傷于我們對雷氏通史的服膺。我們那時吸取各家之長還來不及，怎會盡先去挑剔老師們的短處。
二、當時助教、學生中不少人相信欲知中國文化的特征，多少必須略知人類史上其他文化的同異與盛衰興亡的各個段落，否則難免井蛙之識。翁同文早在六十年代初在巴黎期間即接受我的請求，對雷師的通史作一扼要憶評。他強調指出雷師為介紹當時風彌世界的文化形態(tài)史觀“到中國之第一人。雖形態(tài)史觀之價值尚無定論，且施本格勒、湯因比（Arnold Toynbee）諸人原著因篇幅巨大亦尚無譯本，但開風氣之功，實舍雷先生莫屬”。再則，“雷先生本人中西史講義既依形態(tài)史觀架構編制，其影響及于清華聯(lián)大后學之任歷史教席者必不在少數(shù)。就所知丁則良學兄授西洋史即沿其體制，弟去國前濫竽授中國史亦復循其規(guī)�！比嗄旰髴撗a充的是武漢大學吳于廑教授。我個人在海外講授中國通史四十余年，亦大多采取雷師的看法，因早在三十年代他已糾正施本格勒對兩漢以后中國文化長期停滯，喪失生命力的錯誤看法。甚至當時聯(lián)大學生方面，歷史系最優(yōu)秀的劉廣京和任以都都是選雷師的乙組通史�！�
三、盡管六七十年前雷師以施本格勒《西方的沒落》理論架構應用于國史，引起一些不可避免的評譏，但經雷師修正以后的文化形態(tài)史觀，確頗有裨于中國通史的宏觀析論。蓋兩河（巴比倫）、埃及、印度、中國、希臘—羅馬、回教、歐西七大文化各有其不同的特征與風格，此即所謂的形態(tài)之異；但以上七大文化亦標示彼此之間確有類似的發(fā)展階段、歷程，以及最后大一統(tǒng)之出現(xiàn)、崩潰、沒落的共同之處，此即所謂的形態(tài)之同。因此，僅置中、西兩文化于一個視景（perspective）之下，本已是加深洞悉中、西文化特征及其同異的最有效方法。遍觀二十世紀治史或論史對象最“大”的史家，施賓格勒外，如英國的湯因比，德國的雅斯貝斯（Karl Jaspers），中國之雷海宗，美國與我同僚及學術關系久而且深的麥克尼爾（W. H. McNeill）等無一不預覺到世界之進入“大一統(tǒng)”局面，無一敢深信這行將一統(tǒng)世界的大帝國（及其盟屬）能有最低必要的智慧、正義、不自私、精神、理想和長期控御無情高科技的力量而不為高科技力量所控御。今后全球規(guī)模大一統(tǒng)帝國繼續(xù)發(fā)展演化下去，是否能避免以往各大文化的最后沒落與崩潰，正是關系全人類命運不能預卜的最大問題。治中國通史不能僅憑傳統(tǒng)經史的訓練，必須具有近現(xiàn)代世界眼光是無可否認的事實。
回憶清華和聯(lián)大的歲月，我最受益于雷師的是他想法之“大”，了解傳統(tǒng)中國文化消極面之“深”。當時我對國史知識不足，但已能體會出雷師“深”的背后有血有淚，因為只有真正愛國的史家才不吝列陳傳統(tǒng)文化中的種種弱點，以試求解答何以會造成千年以上的“積弱”局面，何以堂堂華夏世界竟會屢度部分地或全部地被“蠻”族所征服，近代更受西方及日本欺凌。
——何炳棣（美國哥倫比亞大學歷史系教授）
雷先生畢生從事于中國史和世界史的研究和講學，故能從世界歷史的背景觀察中國歷史，并醞釀出了自己的思想體系。這求之于當代史學界，是頗為罕見的。他的歷史理論脫胎于斯賓格勒的歷史形態(tài)論，而加以自己的改造，即每一種歷史文化都有一個生命周期，但唯獨中國的歷史有兩個周期，他期待著中國迎接自己第三期的歷史文化。他的這一文化形態(tài)史觀，可能為許多歷史學家所不同意，但他對中國歷史文化提出的許多新穎而獨到的見解是啟人深思的。例如，他從中國的“兵”的角度來界說中國歷史文化的特點；又如，他從君臣關系的演變來觀察中國皇權專制制度的不斷加強與惡化；二戰(zhàn)期間，他還介紹了當時西方流行的地緣政治學。無論讀者同意作者的見解與否，大概都不會不同意百花齊放、百家爭鳴是學術和思想進步的最重要的保證。以雷先生為代表的文化形態(tài)史學派，要不失為20世紀中國歷史學園地中不可忽視的一家。
——何兆武（清華大學歷史系教授）
1992年，我在美國做訪問學者時因研究洛克菲勒基金會與中國的關系，曾到洛氏基金會檔案館查檔案，忽然發(fā)現(xiàn)幾份饒有興味的文件。
1943至1944年間，中國抗戰(zhàn)最艱苦的年月，時任美國駐華使館文化官員的著名中國通費正清與清華大學美國教授溫德聯(lián)名給洛克菲勒基金會寫信，大意謂，中國最著名的一些人文社會科學教授現(xiàn)在生活陷于極端困境，連溫飽和健康都難以保證(其中提到聞一多罹患肺病等等)，為搶救這批對中國的復興極為寶貴的知識精莢，建議洛氏基金會有選擇地分批資助一些教授赴美講學，既可以對他們改善生活不無小補，又可以加強美國的中國學。由于中國知識分子自尊心很強，直接由基金會出面，他們可能不肯接受，因此建議由美國國務院出面與中國政府談，作為兩國文化交流項目，中美雙方共同協(xié)商決定名單，再由洛氏基金會撥款給美國有興趣的大學，由他們出面聘請對等學科的教授。這一方案果然付諸實施，名單分A、B兩批，A是被認為不但著名而且最有創(chuàng)造力的學者，雷海宗在這一名單上。其他有聞一多、費孝通、馮友蘭、梁思成、羅常培等十幾位教授，多數(shù)都應邀成行，利用這一機會，在學術上成績斐然。例如費孝通的《鄉(xiāng)土中國》(英文原著)就是在此期間完成的，馮友蘭也是在這一年中開始與卜德教授合作翻譯他的《中國哲學史》。雷海宗先生卻婉拒不就，理由是現(xiàn)在正是學校最困難時期，西南聯(lián)大需要他，他不能在這個時候離開。梅貽琦校長曾親自動員他接受邀請，但是他留意已決，終于沒有去。這一情節(jié)見于基金會在華工作人員向總會匯報工作的信中，完全事務性一筆帶過，未加任何評論。而這幾句話給我留下很深的印象，引起我很大的心靈震撼。
——資中筠（中國社會科學院研究員）
先生生活在20世紀上半期苦難的中國，大氣蓬勃的愛國精神和民族文化自覺是先生思想的“大本大原”。他以世界史的眼光治中國史，給予中國史新的解釋，描述中國歷史文化既往歷程，寄希望于未來的開展，從而為當下注入精神動力；其研究有意側重中外比較的觀察角度，但絕非盲從外國史的觀念和理論，而是始終保持民族文化獨立的警覺。
——劉桂生（清華大學歷史系教授） 作者簡介
雷海宗（1902—1962），字伯倫，河北省永清縣人，中國現(xiàn)代著名史學家，兼治世界史與中國史。1919—1922年，就讀清華學校高等科。后赴美留學，1927年于芝加哥大學歷史研究所獲哲學博士學位�；貒�，先后任中央大學、金陵女子大學歷史系、金陵大學、武漢大學教授。1932年返回母校清華大學任教，歷任清華及西南聯(lián)大歷史系教授、系主任、代理文學院院長，直至1952年院系調整。清華執(zhí)教二十年，授課以中國史為主。1952年調任南開大學歷史系教授，1962年后病逝于南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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