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60年過去了，她依然清楚地記得走近焚尸場時看到了紅色的花，可能是天竺葵，它們種在盒子里，擺在窗臺上。在奧斯維辛艾麗斯從未見過鮮花，對她來說，那些花讓她想起過去安穩(wěn)的生活：“我看見窗邊的花，它們讓你想起了家，讓你想起德國人攻進匈牙利時，母親出門去了，她沒有害怕、沒有哭喊，也沒有歇斯底里，而是到市場上買了紫羅蘭回來。那讓我感到非常平靜。如果母親還去買花，就說明情況不至于太糟。他們不會傷害我們。”正是這些小小的設(shè)計——比如焚尸場窗臺上的花——讓納粹的屠殺過程超越了單純的暴行。”關(guān)于奧斯維辛，這一與古拉格齊名的20世紀集中營，我們?nèi)匀怀錆M太多大而化之的錯誤認識。奧斯維辛并不是專門用于殺害猶太人的滅絕營，也不僅僅與“*終解決”有關(guān)——牛津大學(xué)歷史學(xué)家、英國BBC著名歷史節(jié)目制片人勞倫斯·里斯，在《奧斯維辛》這本榮獲英國圖書獎和英國電影電視藝術(shù)學(xué)院獎（BAFTA）的作品中，憑借其豐富的檔案資料和*手訪談材料，尤其是極其珍貴的受害者和加害者證詞，為我們對普利莫·萊維、凱爾泰斯•伊姆萊、埃利·威塞爾等著名作家筆下的無盡深淵，進行動人、透徹且勇氣十足的探索和詮釋。 有奧斯維辛，就不能有上帝的存在。——普里莫·萊維無論我在思考什么，總要思考奧斯維辛。感謝那些要求、甚至逼迫我們講述一切的人，因為他們想聽到、想知道發(fā)生在奧斯維辛的那些人、那些事。——凱爾泰斯•伊姆萊我們要知道“人”真正是什么，畢竟，這是發(fā)明奧斯維辛毒氣室，也是祈禱著走進毒氣室的“存在”。——維克多·弗蘭克本書力圖以一個具體場所為切入點，對人類歷史上最深重的罪行進行最透徹的詮釋，這就是奧斯維辛。歷史不是劇本，真相永遠不止一個。奧斯維辛并不是專門用于殺害猶太人的滅絕營，也不僅僅與“最終解決”有關(guān)——奧斯維辛，是集中營指揮官霍斯等納粹官員的奮斗史；是波蘭人、吉卜賽人、蘇聯(lián)戰(zhàn)俘、耶和華見證人的情感煉獄；它是一個八歲德國女孩一天起床，突然發(fā)現(xiàn)自己成了吉卜賽人，被扔進奧斯維辛的故事；它是戰(zhàn)后幸存者回到家鄉(xiāng)，卻發(fā)現(xiàn)外面的世界比奧斯維辛更糟的故事……這部書沒有孤證，每一個說出來的字，都出自兩處以上的歷史記錄，包括蘇聯(lián)解體后的解密檔案和親歷者訪談。“人們問我，你在奧斯維辛學(xué)到了什么？我想我只能確定一件事：沒人真正了解自己。”1944年11月，希姆萊要求艾希曼停止驅(qū)逐匈牙利猶太人，并說：“到目前為止你一直都在滅絕猶太人，但我現(xiàn)在命令你從今天起變成猶太人的擁護者。”人的行為和信念能頃刻顛倒，因應(yīng)自身處境（situation）而朝著沒有預(yù)料到的方向演變，這恰恰是所謂的“人性”。奧斯維辛是一個更大的故事，我們從未真正了解它。這里所涉及的故事，有不少可以讓我們更好地認識我們自己�！ ∧夸洠骸 �——安東尼·比弗（《斯大林格勒》及《柏林1945》作者） ——伊恩·克肖（《希特勒》作者）
《奧斯維辛》可以成為一個切入點，以期引發(fā)學(xué)界和讀者對納粹德國更大的興趣和更周全的認識，并思考這些新方法和新觀點對研究我們自己的歷史可能有怎樣的借鑒意義。——徐賁 對于深化我們對第二次世界大戰(zhàn)的理解做出了重要貢獻……憑借強烈的求知欲和真誠的學(xué)術(shù)追求，里斯對集中營納粹黨衛(wèi)隊管理者和看守的心態(tài)進行了深入探索。——安東尼·比弗（《斯大林格勒》及《柏林1945》作者） 勞倫斯·里斯讓我們深入了解奧斯維辛，它如何演變成最終那個恐怖地獄，納粹暴行的永恒象征。這本令人欽佩的書值得廣泛閱讀。——伊恩·克肖（《希特勒》作者） 很顯然，一半的英國人從沒聽說過奧斯維辛，另一半里有一些人覺得關(guān)于它再沒什么可說的。但勞倫斯·里斯表明，我們從未真正了解過奧斯維辛。本書內(nèi)容來自他對親歷者令人敬佩的尋訪，其中既包括幸存者也包括納粹行兇者。里斯花了數(shù)年時間耐心地勸導(dǎo)這些人，終于讓他們在人生盡頭處開始講述。——英國《衛(wèi)報》，尼爾•阿舍森 令人嘆服。這本開創(chuàng)性的著作揭示出納粹最臭名昭著的死亡營“毀滅性的動態(tài)發(fā)展”。里斯不斷提出全新的見解，他生動地描繪出集中營幕后的運作方式。——美國《出版人周刊》（PublishingWeek） 這本書嚴謹而坦誠。作為BBC杰出的媒體人和歷史學(xué)家，里斯以樸實的筆法剝絲抽繭，鋪陳大屠殺的層層細節(jié)。閱讀本書是一種痛苦的體驗——這恰恰意味著作者的成功。——美國《華盛頓郵報》（WashingtonPost）序言（部分）這本書包含很多令人心情沉重的內(nèi)容，但我仍然認為我們需要這樣一部作品：一方面是因為調(diào)查表明，大多數(shù)人對奧斯維辛的真實歷史仍一知半解；另一方面，我希望這本書能提供一些獨特的見解。我圍繞納粹題材進行文字和電視節(jié)目創(chuàng)作已有十五年時間，這本書力圖在這些年的積累之上，以一個具體場所為切入點，對人類歷史上最深重的罪行進行最透徹的詮釋，這個場所就是奧斯維辛。不同于反猶主義，奧斯維辛有確定的開始日期（第一批波蘭囚犯到達，是1940年6月14日）；也不同于種族屠殺，奧斯維辛有確定的結(jié)束日期（1945年1月27日，集中營獲得解放）。在這兩個日期之間，奧斯維辛那段復(fù)雜的歷史從許多方面反映出納粹種族和民族政策的復(fù)雜性。奧斯維辛并不是專門用于殺害猶太人的滅絕營，也不僅僅與“最終解決”有關(guān)——盡管它后來成為奧斯維辛的主題。奧斯維辛營地的結(jié)構(gòu)和設(shè)施一直在變，而這些變化常常與德國人在各個戰(zhàn)場上的戰(zhàn)況密切相關(guān)。奧斯維辛，通過其毀滅性的動態(tài)發(fā)展，成為納粹國家核心價值觀的有形體現(xiàn)。對奧斯維辛的研究，不僅是讓我們更深刻地洞悉納粹，還可以讓我們了解在歷史最極端的情況下，人類會做出什么。這里所涉及的故事，有不少可以讓我們更好地認識我們自己。這本書的寫作離不開一些特別的調(diào)研，也就是對近百名集中營幸存者和納粹行兇者的訪談。此外，我也參考了此前為另外幾個關(guān)于第三帝國的節(jié)目所進行的數(shù)百場訪談，其中不少受訪對象曾是納粹黨員。與幸存者和行兇者的會面和對談讓我們收獲頗多，他們提供了單憑文字材料很難獲得的更深入的觀點。盡管自學(xué)生時代起我就一直對這一時期的歷史感興趣，但真正的深入研究源于1990年與一位前納粹黨員的談話。當(dāng)時為了編寫和制作一部關(guān)于約瑟夫·戈培爾博士的影片，我訪問了威爾弗雷德·馮·奧芬（WilfredvonOven），他是戈培爾的專屬秘書，是這位臭名昭著的納粹宣傳部長的得力助手。在正式訪談結(jié)束后，我們喝著茶，我問這個頭腦聰明而又極富魅力的人：“如果用一個詞來概括你在第三帝國的經(jīng)歷，你會選哪個詞？”馮·奧芬先生思考著問題的答案，我以為他會提及這個政權(quán)犯下的恐怖罪行——對這些罪行他供認不諱——以及納粹主義對世界造成的傷害。“這個嘛，”他最后說道，“如果要用一個詞來總結(jié)我在第三帝國的經(jīng)歷，我會說——天堂。”“天堂”？在我讀過的歷史書里，沒有任何一本是這么形容納粹時期的。這個詞也不像是出自這位坐在我面前、優(yōu)雅且通情達理的男人之口。說起來，他的言談舉止根本就不像個納粹黨員。這樣的人怎么會選擇這么一個詞？任何一個有頭腦的人怎么可能這樣評價第三帝國？而20世紀的德國人又為何犯下這樣的罪行？他們畢竟是歐洲文化的核心、一個有著良好教養(yǎng)的民族。多年前的那個午后，這些問題縈繞在我的腦海中，直到今天仍揮之不去。在我尋找答案的過程中，歷史的兩次偶然幫了大忙。第一，那些曾是納粹一分子的受訪者，在我向他們提問的時候，恰好處在即使公開表達也不會有什么損失的人生階段。早上十五年，作為社會中流砥柱的他們什么也不會透漏。而今天，包括迷人的馮·奧芬先生在內(nèi)，他們中的絕大多數(shù)都已過世。第二個機緣在于，這項研究恰巧趕上了柏林墻倒塌和東歐劇變。突然之間，我們能接觸到的不僅有調(diào)研所需的檔案，還有人。我曾在1989年共產(chǎn)主義時期的蘇聯(lián)進行拍攝，那時談及國家歷史，人們基本只能喊喊政治口號。而到了20世紀90年代，壓抑已久的回憶和觀點，一時之間如決堤的洪水般傾瀉而出。在波羅的海諸國，我聽到人們回憶他們?nèi)绾螌⒓{粹視為解放者而夾道歡迎；在卡爾梅克人的大草原上，我獲得了斯大林對整個民族進行報復(fù)性驅(qū)逐的一手資料；在西伯利亞，我遇見了兩度陷于囹圄的老兵們—一次拜希特勒所賜，另一次則是蘇聯(lián)；在明斯克附近的一個小村莊，我偶遇一位女士，她曾參與了現(xiàn)代歷史上最殘酷的游擊戰(zhàn)，回首過去，她認為，紅軍更為可怕，如果不是共產(chǎn)主義的傾塌，所有這些深埋的過去將隨著當(dāng)事人的離世，最終從這個世界被抹去。更可怕的，是反猶主義。當(dāng)我輾轉(zhuǎn)行走于這些才獲得獨立的國家——從立陶宛到烏克蘭，從塞爾維亞到白俄羅斯，我以為人們會告訴我，他們有多痛恨蘇聯(lián)共產(chǎn)主義——這才是他們該有的情緒。而恨猶太人？簡直荒唐可笑，特別是沒有幾個猶太人還住在那兒。看來，希特勒和納粹的工作相當(dāng)“成功”。然而，波羅的海的一位老人在1941年曾幫助納粹射殺猶太人，而六十年后他仍認為當(dāng)年的所作所為是正確的。甚至一些曾反對納粹的人也持有狂熱的反猶主義觀點。我仍記得一位烏克蘭老兵在一次午餐時向我提出的問題。他曾作為烏克蘭民族主義者與納粹和蘇軍浴血奮戰(zhàn)，并因此遭到迫害。他問我：“我聽說紐約有個由各國猶太金融家組成的秘密團體，他們打算干掉所有非猶太人政府。你怎么看？”我愣住了。每逢意料之外且毫不掩飾的反猶主義，不是猶太人的我總會陷入震驚。“我怎么看？”我最終答道，“我覺得那純粹是胡扯。”這個老兵抿了一口伏特加。“是么，”他說，“你是這么想的啊。有意思……”所有認為本書所涉及的歷史與當(dāng)下無關(guān)的人，都應(yīng)該記住前面寫到的一切。所有認為只有納粹分子甚至只有希特勒才持有極其惡毒的反猶主義觀念的人，也應(yīng)當(dāng)認真反思。最危險的想法之一，就是認為歐洲人是在少數(shù)瘋子的強迫下心不甘情不愿地犯下了滅絕猶太人的罪行。……追溯希特勒、希姆萊、海德里希和其他納粹領(lǐng)導(dǎo)人如何逐步?jīng)Q定建造奧斯維辛并執(zhí)行“最終解決”，有助于我們了解一個不斷變化、激進且極其復(fù)雜的決策過程是如何展開的。在這過程中并沒有一個自上而下強制執(zhí)行的計劃，也不存在一個自下而上提出、最終得到批準的方案。沒有哪個納粹分子是遭到威脅被迫進行屠殺的。不，這是一項由成千上萬的人共同經(jīng)營的事業(yè)，決定是他們自己做出的，不僅參與而且積極主動地尋找辦法，以解決如何殺戮人類同胞、如何處理他們尸體的問題——因為殺害人數(shù)之多、規(guī)模之大，史無前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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