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夏姓名研究是中國古代少數(shù)民族姓名研究的有機組成部分。本書主要對保留在漢文、西夏文史料中的西夏姓氏、人名進行了考證研究。包括漢文史料中同一西夏番姓不同譯法、寫法的考證，漢文番姓與西夏文番姓的勘同，西夏漢姓的考證，西夏文人名的分析以及西夏姓氏所包含若干問題的研究。本書可以為學界提供翔實可靠的西夏姓氏資料，為研究西夏社會歷史文化、西北民族問題提供獨特的視角。
作者簡介：
佟建榮，1977年生，寧夏鹽池縣人，法學博士，教育部人文社會科學重點研究基地寧夏大學西夏學研究院副教授。主要研究方向為西夏歷史與西夏文獻，在《民族研究》《寧夏社會科學》等刊物上發(fā)表學術論文20余篇。先后主持教育部古籍整理項目1項、教育部青年項目1項、國家社科基金西部項目1項、國家社科基金重大委托項目子課題1項。
目錄：
緒論／1
**章西夏姓氏考證／10
一西夏番姓同名異譯考／10
二西夏番姓夏漢勘同／44
三西夏番姓訂正／97
四西夏漢姓考／105
小結／122
第二章西夏人名考證／124
一西夏人名種類／124
二西夏人名中的幾個現(xiàn)象／134
第三章西夏姓名若干問題研究／145
一西夏番姓來源考論／145
二西夏姓氏反映出的民族問題／157
三西夏社會政治中的大姓宗族／167
第四章蒙元明時期西夏姓氏考證／179緒論／1
**章西夏姓氏考證／10
一西夏番姓同名異譯考／10
二西夏番姓夏漢勘同／44
三西夏番姓訂正／97
四西夏漢姓考／105
小結／122
第二章西夏人名考證／124
一西夏人名種類／124
二西夏人名中的幾個現(xiàn)象／134
第三章西夏姓名若干問題研究／145
一西夏番姓來源考論／145
二西夏姓氏反映出的民族問題／157
三西夏社會政治中的大姓宗族／167
第四章蒙元明時期西夏姓氏考證／179
小結／187
結語／189
附錄／194
參考文獻／260
后記／265前言緒論
姓名是社會結構中的一種反映血緣關系和區(qū)別個體的符號。在我國古代，由于宗法制度的長期存在，姓名研究頗受治史者關注。幾千年的中華文明史中，不但產(chǎn)生了大量的以某緒論
姓名是社會結構中的一種反映血緣關系和區(qū)別個體的符號。在我國古代，由于宗法制度的長期存在，姓名研究頗受治史者關注。幾千年的中華文明史中，不但產(chǎn)生了大量的以某一家族為主旨的家譜族牒，更有眾多姓氏考證典籍，著名者如唐代的《元和姓纂》、宋代的《通志·氏族略》《古今姓氏考辨》《姓解》、明代的《古今萬姓統(tǒng)譜》、清代的《姓氏解紛》。隨著新理論和新方法的發(fā)展，當代的研究重點由追根認祖的縱向考證轉向了揭示內(nèi)涵的姓名文化、姓名制度的橫向研究，其中以《中國人的姓名》《中華姓氏大辭典》**代表性。
經(jīng)久不衰的姓名研究，不但呈現(xiàn)了豐富多彩的中華文化，也為理解諸多社會政治、歷史文化問題提供了重要的素材。不過，現(xiàn)有成果主要集中在漢族姓名方面，而作為中華民族大家庭重要組成部分的少數(shù)民族，其姓名卻被忽視。現(xiàn)所見*早的有關少數(shù)民族姓名的專門論述可能就是《魏書·官氏考》，其中記載了建立北魏政權的代北諸姓。除此之外，主要集中在清代的《續(xù)通志·氏族略》和《清朝通志·氏族略》中。實際上，姓名研究在少數(shù)民族社會歷史、文化研究中更應當占有重要的地位。姓名作為歷史文化的產(chǎn)物，必然受到政治、經(jīng)濟、歷史、生存環(huán)境等因素的影響，所以，通過姓名研究可以觀察少數(shù)民族獨特的社會歷史文化及價值取向。同時，由于少數(shù)民族聚居地區(qū)大都比較偏遠，加上語言文字等因素，留下來的史料有限，姓名研究無疑能為研究少數(shù)民族歷史提供可靠的資料。另外，作為血緣與個體符號，姓名又能為研究民族傳承及各民族群體間的相互融合提供遺傳學的證據(jù)。近人姚薇元《北朝胡姓考》、陳連慶《中國古代少數(shù)民族姓氏研究》無疑具有開近現(xiàn)代中國古代少數(shù)民族姓名研究先河之意義。本書研究的西夏姓名，也是中國古代少數(shù)民族姓名的有機組成部分。
西夏姓名保存在兩類資料當中。**類為宋、遼、金、元等王朝的記錄；第二類為出土的西夏辭書、社會文書、題記、碑刻，這是西夏人自己撰寫的文獻。
**類史料為傳世文獻，以漢文資料為主。主要有《續(xù)資治通鑒長編》《宋史》《金史》《遼史》《宋會要輯稿》《東都事略》《隆平集》及宋人文集、筆記小說等。
《續(xù)資治通鑒長編》（正文簡稱《長編》）是宋人李燾私撰的一部北宋王朝的編年史。該書采用了許多今天已不存在的宋朝國史、日歷、實錄、會要、敕令、寶訓、御集等官修史書和文書檔案，以及宋人文集、筆記、墓志、行狀等私家撰述。其中涉及西夏的資料約200萬字，也是記載西夏人物*多的史料。本書中所說的《長編》，若無特殊說明，均指通行的標點本，考慮到通行的標點本中多有回改不盡之誤，在輯錄時參照了《宋史》等其他資料。
《宋史》，元代脫脫等修撰，共496卷，其中卷491《黨項傳》、卷485、卷486《夏國傳》是關于黨項、西夏歷史比較系統(tǒng)、詳細的記載，其中保留了大部分的黨項、西夏姓氏。另外，該書其他部分也有關于個別黨項、西夏人物的記載。
《金史》，元代脫脫等修撰。其卷60、61、62《交聘表》記載了金政權與包括西夏在內(nèi)的其他政權通使朝聘的情況及使臣的姓名，是記載西夏人物*為集中的文獻。從時間上看，開始于天輔元年（1117）。其中卷134《西夏傳》所涉人物多見于宋代史料。
《遼史》，元代脫脫等修撰。其卷115《西夏外紀》，“起自李繼遷，至遼亡之時夏崇宗乾順之世，按年系月舉其大要，內(nèi)容頗為簡略”，其中的人物亦多見于宋代史料當中，不過“兵衛(wèi)志、地理志、百官志、禮志、食貨志、部族表、屬國表及40個人物傳中”的人物，則為與遼有密切關系的人物，不見于其他史料當中。
另外，《宋會要輯稿》《東都事略》《隆平集》以及宋人文集、筆記小說中都記載了大量的西夏人物，這些人物對《長編》《宋史》的記載或可補或可校，亦為輯錄對象。
第二類史料為出土文獻，包括西夏文與漢文兩類文字資料。其主體部分收錄于《俄藏黑水城文獻》《中國藏西夏文獻》《中國藏黑水城漢文文獻》《法藏敦煌西夏文文獻》《英藏黑水城文獻》《斯坦因第三次中亞考古所獲漢文文獻》（非佛經(jīng)部分）《俄藏敦煌文獻》《日本藏西夏文獻》《西夏陵墓出土殘碑粹編》《西夏官印匯考》等集成圖書，以及Е.И.Кычанов先生的Каталогтангутскихбуддийскихпамятников、史金波先生的《西夏經(jīng)濟文書研究》（書稿）當中。下面對其中幾種集中收錄西夏姓氏的文獻進行簡單介紹。
西夏漢文《雜字》是西夏時期編定的一部蒙學類詞匯總集，發(fā)現(xiàn)于內(nèi)蒙古自治區(qū)額濟納旗黑水城遺址，現(xiàn)藏于俄羅斯科學院東方文獻研究所，本書依據(jù)的是《俄藏黑水城文獻》第6冊中的圖片，編號為俄Дх2822。其中的《雜字·番姓名》記載了西夏雙字番姓60個，《雜字·漢姓名》記載了漢姓138個。
西夏文《雜字》，即西夏文《三才雜字》，是12世紀面向普通大眾的識字讀本，其頁數(shù)“僅過二十，字數(shù)僅過四千”。本書依據(jù)的版本為《俄藏黑水城文獻》第10冊中的圖片，編號為俄Инв.No.210、6340。其中《番姓名》共收錄姓氏244個，全部為“雙音節(jié)”，收錄番人名46個；《漢姓名》收錄漢姓84個。
《新集碎金置掌文》，也是西夏的一種啟蒙讀本，成書時間大致在金滅遼的12世紀初期以前，收錄了生活中的常用字1000個，巧妙地編成了長達200句、100聯(lián)的五言詩，其中第26聯(lián)至第38聯(lián)由番姓、人名或番姓中用字綴合而成，可以確定為番姓的有44個雙音節(jié)，加上卷首編者名、**段中的西夏帝君姓及寫本尾題中的寫者名，共有47個番姓。第42聯(lián)至第53聯(lián)由120個具有雙關含義的漢姓組成。本書依據(jù)的版本為《俄藏黑水城文獻》第10冊中的圖片，編號為俄Инв.No.741。
《文�！�，迄今所見*全面、*系統(tǒng)的西夏文辭書。它把所有的西夏字以聲、韻為經(jīng)緯進行歸類，對每一個字的形、義、音都進行了詳備的注釋。其中明確標為姓氏的辭目196個，人名辭目20個。經(jīng)仔細辨認，這196個辭目中有部分可能不是單字姓而是姓氏用字，由于缺少相關材料支持，暫不進行統(tǒng)計，現(xiàn)可以肯定的姓氏有76個，其中三音節(jié)姓氏1個，余75個為雙音節(jié)姓氏，人名基本上只能說是人名中用字。本書依據(jù)的版本為《俄藏黑水城文獻》第7冊中的圖片，編號為俄Инв.No.211、212、213。
《音同》，西夏編撰的一部韻書，是研究西夏語言文字尤其是語音系統(tǒng)的重要資料。筆者參考《同音研究》，從中整理出辭目299條，其中可以確定的番姓有62個，其中單姓3個，雙音節(jié)姓氏59個。本書依據(jù)的版本主要為《俄藏黑水城文獻》第7冊中的乙種本，編號為俄Инв.No.208、209、4775，個別甲種本，書中單獨列出。
《義同》，西夏編撰的一部辭書，其中**卷第六篇《尊敬》的前部分內(nèi)容為宗族姓，大致上按先黨項姓，次羌、藏姓，再漢姓的順序編排，但存在一個雙音節(jié)姓氏被分別置于兩處、漢番姓互相穿插等現(xiàn)象，故在此不進行統(tǒng)計，只將其作為驗證資料，來驗證其他文獻中的姓氏。本書依據(jù)的版本為《俄藏黑水城文獻》第10冊中的圖片，編號為俄Инв.No.2539。
除韻書、辭書外，西夏文佛經(jīng)題記、官印、碑刻、社會文書及辭書詩歌序等處亦保留了大量的姓氏、人名，尤其是其中的戶籍、軍抄、買賣等社會文書中記載了大量的西夏姓名，是研究西夏姓名及姓名文化的重要資料。這部分資料中的姓名主要參閱了史金波先生的《西夏經(jīng)濟文書研究》書稿，這些文獻的編號及出處隨文標出。
漢文資料中的西夏姓名，尤其是其中的姓氏，早在清代已為學者所注意。清代武威學者張澍從《金史·交聘表》及《宋史·夏國傳》等史籍中析出姓氏166個（其中三個重復），著成《西夏姓氏錄》，每條姓氏后附史料出處，并摘錄原文，疑者則加按語。另外，《西夏書·官氏考》中記載唐五代黨項姓氏9個、西夏姓氏59個、元代西夏姓氏1個，共69個。乾隆官修《續(xù)通志·氏族略》收錄西夏姓氏68個。其中《西夏書·官氏考》除在個別姓氏后以小字列一人名外，無其他史料�！独m(xù)通志·氏族略》在文前與文中分別有“因西夏起于唐末，與遼金相為終始，故以《交聘表》所載附錄于遼后”；“臣等謹案：衛(wèi)慕氏以下皆從《宋史·夏國傳》補入”兩句按語，以說明其姓氏資料的出處，每條姓氏之下列出若干人名。這里需要說明的是，《續(xù)通志·氏族略》中的姓氏及相關資料皆為清四庫館臣改譯之版本，其可靠性遠不及宋元史料。
20世紀80～90年代，在訂正清人研究成果的基礎上，西夏姓氏研究得到了進一步的推進。湯開建先生的《張澍〈西夏姓氏錄〉訂誤》一文，利用傳統(tǒng)史料對《西夏姓氏錄》中的訛誤進行訂正，指出其訛誤有四種，即“同一姓氏異者重復羅列”“將官職名當姓氏”“將人名當姓氏”“將吐蕃族名誤作姓氏”。李范文先生在《張澍〈西夏姓氏錄〉訂誤》一文的基礎上，增加了“西夏文《雜字》‘番族姓’譯釋”“漢文《雜字》西夏姓氏”以及新、舊“《唐書》所載的黨項姓氏考辨”等三部分，形成了《西夏姓氏新錄》。湯開建先生的《黨項篇·黨項姓氏叢錄》對傳世文獻與考古資料中出現(xiàn)的黨項姓氏進行了一次全面的輯錄。
在考訂辨正的基礎上，作為宗族部落的符號，姓氏在族源、族屬等問題上的意義開始顯現(xiàn)。湯開建先生在《黨項源流新證》一文中，從數(shù)百個黨項姓氏中，找到了三十幾個語音與鮮卑相通的姓氏，為黨項源出鮮卑說提供了有力的證據(jù)。湯開建先生的另外兩篇文章《隋唐時期黨項部落遷徙考》《五代宋遼時期黨項部落的分布》，其中的論述也在很大程度上依據(jù)了姓氏與族名提供的線索。
與此同時，隨著西夏文文獻資料的公布，西夏文番姓也逐漸受到關注，得以釋讀。
史金波先生的《西夏官印姓氏考》一文，對56顆官印中的姓氏進行了釋譯，并對其反映的西夏社會問題進行了論述。孫伯君的《西夏番姓譯正》一文，以西夏漢文《雜字·番姓名》中所載姓氏為標準，對史料中44個西夏文番姓的譯法進行了訂正，并提出了西夏姓氏的夏漢關聯(lián)問題和西夏文番姓譯法的規(guī)范問題。另外，如李范文先生的《西夏文〈雜字〉研究》《同音研究》，史金波等的《文海研究》《西夏文本〈碎金〉研究》等西夏文獻的整理研究著作也對涉及的西夏姓氏進行了釋讀。
境外的相關研究成果，主要是聶歷山的《西夏語文學》，該著作對保留在《雜字·番姓名》中的番姓進行了翻譯。
前輩們開拓性的工作，已取得了很多成就。不過，隨著新資料的面世，有必要在繼承的基礎上繼續(xù)深入研究。
總體上看，現(xiàn)有研究成果主要集中在姓氏上，人名則一直是塊待開發(fā)之地。
與姓氏相比，人名更為豐富多樣。多樣的西夏人名是西夏語言資料的組合，這種組合必然受當時社會文化、習俗等諸多因素的影響，是西夏社會歷史文化、價值取向的直接反映。
漢文史料中的西夏人名有兩類，一類如“旺榮”“保忠”等有具體含義的人名。這類人名從西夏語意譯而來，我們大體上可以從字面了解其取名的意向。另一類如含有“訛”“屈”“皆”等字的人名，皆從西夏語音譯而來，含義無從解釋。大量西夏文人名的出現(xiàn)，則為我們解決這一問題提供了可能。我們可以直接從西夏文出發(fā)來分析其本身意義，同時，也可以反過來利用西夏文人名的發(fā)音理解漢文史料中的音譯人名。
同樣，姓氏研究也有諸多可補充的空間。
**，漢文資料中的同名異譯考證。
前文已提到，漢文文獻中的番姓多由西夏語音譯而來，同一姓氏，會因作者、時代不同，而采用不同的對音漢字，加上傳抄、刻印過程中的脫、衍、倒、訛等因素，使得同名異字現(xiàn)象很嚴重，即同一姓氏在不同資料或同一資料的不同出處、不同版本中存在多種寫法。
如西夏大姓“野利”，《長編》中記為“野利”，《宋史》中記為“野利”“野力”，有的筆記小說中記作“拽利”，西夏文書中又記為“夜利”。“仁多”與“星多”，“謀寧”與“穆納”等本為同一姓氏，而兩種寫法在標點本《長編》中同時存在�！傲罱椤迸c“令分”本為同一姓氏，而在《宋史》中同時存在，誤為兩人。再如“補細吃多巳”在不同的史料中又有“保細吃多已者”“部曲嘉伊克”等記法，標點本《長編》還將“嘉伊克”標為人名，容易使人望文生義，將“部曲”理解為“嘉伊克”之身份�！岸劣灐敝小岸痢睘樾�，“訛”為名，但在標點本《長編》中作“冬至，訛”，不但使原意歪曲，更使西夏姓氏所反映的文化內(nèi)涵被掩蓋了起來。如此種種，都影響著史料的閱讀與利用。
湯開建先生已在上文提到的幾篇文章中對涉及的西夏姓氏進行了細致的考辨。近年來，隨著學術的發(fā)展，新資料的面世，發(fā)現(xiàn)了一些新的異寫形式。同時，由于新資料特別是西夏文資料的引入，對原來的一些異譯考證結果有了新的認識。因此，本文擬在此基礎上，對西夏姓氏進行深入考證。形式上采用對姓氏異譯詞目進行集中對比、互校。內(nèi)容上既要盡可能地窮盡異譯詞條，又要充分利用現(xiàn)有古籍整理成果，做到征引資料詳盡，且所用版本精良。方法上，除了傳統(tǒng)史料考據(jù)外，充分利用語音分析方法，對史料考證結果進行校證，確�？甲C結果可信。
如“野利”“野力”“拽利”“易里”一組，先通過對比考證各種史料中的相關內(nèi)容，確定“野利”“野力”“拽利”“易里”四者為同一姓氏，再通過分析四者在中古西北方音中的音韻地位，從而判斷四者在中古西北方音中是否可以用來與同一姓氏進行對音。這樣，不但能對考證的結果起到驗證作用，也可以對異譯的類型進行初步的分類。
對史料考證結果與語音分析結果有異者，特別注明，留待進一步研究。
如“沒藏”“兀臧”“密藏”，先通過史料考證，確定三者為同姓異譯，然后通過語音分析，發(fā)現(xiàn)中古西北方音中“沒”“密”同為明母臻攝字，而“�！睘橐赡刚閿z字，與“沒”“密”在語音上并不相通，所以“沒藏”與“兀臧”雖為同姓異譯，但不屬同音，亦不屬形近。對于出現(xiàn)這種異譯的原因，本書提出了疑問。
在這里要特別說明的是，語音分析除了利用中古音知識外，更要注重借鑒中古西北方音的已有研究成果。一般方法是先分析某一字在中古音中的音韻地位，然后在此基礎上結合西北方音的一些變化規(guī)律，分析其在西北方音中的具體情況。本書所參考的音韻學著作及論文有陳彭年的《鉅宋廣韻》、丁聲樹的《古今字音對照手冊》、李范文的《宋代西北方音——〈番漢合時掌中珠〉對音研究》、龔煌城的《十二世紀末漢語的西北方音》《西夏語的濁塞音與濁塞擦音》《西夏韻書〈同音〉第九類聲母的擬測》等。
第二，漢文姓氏與西夏文姓氏對應關系的建立。
西夏文姓氏的解讀，擴充了西夏姓氏資料，拓展了西夏姓氏的研究范圍，但現(xiàn)有成果大多是就西夏文而解讀西夏文，西夏文資料與漢文資料互不關聯(lián)，即不知道特定的西夏文姓氏和漢文中的哪一個姓氏相對應。出土文獻中的西夏姓氏，雖彌足珍貴，但絕大多數(shù)以姓氏詞目形式出現(xiàn)，相關信息較少，如果不與漢文史料對應，這些姓氏本身無法在社會歷史研究中得到很好的應用。而且，沒有漢文史料作為規(guī)范，譯法也紛亂不一。這些都使這批資料的價值大打折扣。
所以，建立漢文姓氏與西夏文姓氏的對應關系，對進一步研究很有必要。孫伯君先生的《西夏番姓譯正》將這種對應關系的建立稱為“勘同”，本文將繼續(xù)采用這一提法，對其他番姓進行“勘同”。同時，利用漢文史料中的譯法，來規(guī)范、統(tǒng)一學界已有的各種譯法。
如蔃的、野利。蔃的，西夏文《雜字·番姓名》中第139個姓氏，亦常見于西夏官印、經(jīng)濟文書、碑刻中。蔃的，《西夏文〈雜字〉研究》中譯為“夷利”，《中國藏西夏文獻》中譯為“野利”。本書根據(jù)蔃、的在夏漢對譯資料、《番漢合時掌中珠》等文獻中的對音資料，進行語音分析，確定其與漢文中的“野利”對音，建立兩者的對應關系，利用這一對應關系將已有的譯法統(tǒng)一為“野利”。
第三，提供西夏文釋讀語音資料。
已有的西夏文釋讀成果，都是對西夏文進行直接標音、擬音，不提供任何音譯證據(jù)，導致語言學知識欠缺的歷史學者在運用時顧慮重重，也限制了這批資料的使用范圍。
語音分析所用的資料主要是《番漢合時掌中珠》及夏漢合璧、夏譯漢文典籍等幾類資料。具體分為以下幾種情況：有夏漢合璧文獻及夏譯漢文典籍者，提供夏漢合璧文獻及夏譯漢文典籍中的注音材料；無此類者,提供《番漢合時掌中珠》中的注音；《番漢合時掌中珠》、夏漢合璧文獻及夏譯漢籍中皆無者，則提供《音同》《文�！分型糇只蚪糇值膶σ舨牧稀�
第四，完整姓氏研究的內(nèi)容。
現(xiàn)有的研究成果集中在西夏番姓上，將西夏姓氏等同于西夏番姓。而完整的西夏姓氏是有其時空界定的。從空間上看，西夏姓氏是西夏政權所轄區(qū)域內(nèi)所有民族的姓氏，包括番姓與漢姓；從時間上看，西夏姓氏是西夏立國期間其居民使用的姓氏以及國亡后延續(xù)下來的姓氏，包括西夏時期的西夏姓氏及蒙元明時期的西夏姓氏。所以，西夏姓氏研究的范圍應當包括西夏時期的番姓、漢姓及西夏滅亡后由于記憶功能而被繼續(xù)使用的西夏姓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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