鄭逸梅先生（1895—1992），江蘇吳縣（今江蘇蘇州）人，海內(nèi)外知名的文史掌故作家，一生筆耕不輟，交游廣闊。本書收錄各界名人書札、詩箋、書畫等二百余件，如近現(xiàn)代著名學者金松岑、胡樸安、容庚、夏承燾、謝國楨、顧廷龍、俞平伯、潘景鄭、冒效魯、陳從周等，民國舊派文學翹楚李涵秋、包天笑、徐枕亞、程小青、張恨水、范煙橋、平襟亞、周瘦鵑等，新文學代表作家葉圣陶、趙景深、孫大雨、施蟄存、柯靈、端木蕻良、唐弢等，書畫名家、鑒藏名家馬公愚、張伯駒、王蘧常、沙孟海、方介堪、陳巨來、陸儼少、謝稚柳、徐邦達、楊仁愷、方去疾等。另附鄭逸梅先生舊藏明清近人如董其昌、趙之謙、翁同龢、吳大澂、葉昌熾、陳三立等人之書札、詩箋十四件，作為附編。今由鄭逸梅先生長孫女鄭有慧女史編訂，并請專家釋文，四色影印出版。另附人物小傳，以便利讀者使用、閱讀。2015年適逢鄭逸梅先生120周年誕辰，本書的出版具有特別的紀念意義，同時這些書信的問世，為現(xiàn)代文化史、文學史研究提供了寶貴的史料，名家手札賞心悅目，也有難得的藝術(shù)欣賞價值。
目錄：
，未知有用否？匆復(fù)。敬頌
春祺！
逸梅白
兩通書札都是打擾鄭先生，向鄭先生請教。為什么會向他提出這些問題？我已記不真切了。只記得第一封信請他提供小說家程瞻廬簡歷，是為注釋魯迅書信之需。我當時參與魯迅一九三四至一九三六年書信的注釋工作，魯迅一九三四年八月三十一日致函母親，報告為其代購程瞻廬、張恨水小說的情況，程瞻廬其人應(yīng)該出注。但當時關(guān)于舊派文學家﹝二﹞的資料十分匱乏，程瞻廬生平一時無從查起，我就想到了鄭先生，寫信向他求助。鄭先生不愧文史掌故大家，有求必應(yīng)。一九八一年版和二〇〇五年版《魯迅全集》書信卷對程瞻廬的注釋，就幾乎照搬了鄭先生這封信，可見鄭先生對我這個后學的幫助之大。
鄭先生是二十世紀中國著名的文史掌故大家，有詩云：“掌故羅胸得幾人？并時鄭陸兩嶙峋。”﹝三﹞他博聞強記，著作等身，在南社研究、鴛鴦蝴蝶派研究、舊派文學研究、近現(xiàn)代報刊研究等眾多領(lǐng)域里卓有建樹，還寫過短篇小說，編過電影劇本，主持過報刊筆政，而隨筆小品和補白創(chuàng)作更是獨領(lǐng)風騷，享有“無白不鄭補”和“補白大王”﹝四﹞的美譽，影響遍及海內(nèi)外。
鄭先生又富收藏，舉凡書札、箋紙、扇頁、畫幅、書法、書冊、竹刻、墨錠、硯石、印拓、柬帖、名片、照片、稀幣、銅瓷、玉器等等，他均有所涉獵。尤其是書札，他“沉浸其中數(shù)十年”，鋭意窮搜，潛心集藏，終于蔚為大觀。正如他自己晚年所回憶的：
令人痛惜的是，這么多珍貴的書札均“失諸浩劫中”，鄭先生晚年多次在文中提及，“為之惋惜不置”﹝六﹞。改革開放以后，鄭先生不顧年邁，仍對搜集書札情有獨鐘。他不斷有新的斬獲，友朋也時有饋贈，以至書札收藏又頗具規(guī)模，還出版了《鄭逸梅收藏名人手札百通》一書﹝七﹞。鄭先生駕鶴西去不久，我曾陪同香港收藏家方寬烈先生拜訪鄭汝德先生，觀賞過鄭先生晚年的幾大冊書札集藏本，名家薈萃，嘆為觀止。萬沒想到的是，我八十年代初寫給他的一二通書札竟然也在其中，實在令我吃驚不小。這就顯示鄭先生搜集書札，不只看重寫信人的名氣，也注意到書札的內(nèi)容。
更為難得的是，鄭先生不僅是屈指可數(shù)的書札收藏家，也是見解獨到的書札研究家。早在一九四〇年，他就結(jié)合自己的豐富收藏撰寫了一部系統(tǒng)討論書札的《尺牘叢話》，舉凡尺牘之名的由來、書寫、信箋、稱呼、分類、格式、問候用語、郵筒、封套等，以及名家尺牘的傳承、搜集、裝裱和收藏等，旁征博引，均有所論列，引人入勝。到了晚年，鄭先生又不止一次回顧自己收藏書札的經(jīng)歷，對收藏書札的價值和意義有所闡發(fā)。單就我所讀到的，就有《書札的集藏》、《我的集藏癖》、《名人書札一束》、《幾通小說家的書札》、《人物和集藏書札》、《人物和集藏補遺二、三》、《我與文史掌故集札》諸篇。鄭先生強調(diào)：
小小尺牘，可以即小見大，舉凡政治經(jīng)濟，以及社會的種種現(xiàn)實情況，直接和間接，不難看到，那么積累起來，便是可珍可貴的史料，甚至官書上有所忌諱不登載的，卻在尺牘中找到一鱗半爪，作追探史實的線索。即談一事一物，似乎無關(guān)宏旨，但當時的習俗風尚、物價市面，也可作今昔的對照。且尺牘僅限于彼此二人的交往，不板起面孔說話，有的很風趣，給人以生動新鮮的感覺。還有私人的秘密，當時是不容第三者知道的。況其中有寫得很好的書法，顏柳風骨，蘇黃精神，很自然地在疏疏朗朗八行箋中表現(xiàn)出來，也有洋洋灑灑敘事說理很充沛透徹的，或寥寥數(shù)句，意境超逸，仿佛倪云林畫簡筆的山水，兀是令人神往，在藝術(shù)方面自有它一定的價值。﹝八﹞
這段話充分說明鄭先生對收藏書札有著清醒而又較為全面的認識，也應(yīng)該作為我們研讀這部《友朋書札》的一把鑰匙。
《友朋書札》所收并非鄭先生在改革開放后重新搜集的歷代名家書札，而是他精心保存的各界友好寫給他的長短書札，寫信人總共一百六十余位之多，每位一至數(shù)通不等（為了展示鄭先生書札收藏的多樣性，書末附錄董其昌、查士標以降，至陳三立、張元濟等十四位明清民初文史大家的墨寶）。這些寫信人中，有文學家、史學家、翻譯家、教育家、出版家、畫家、書法家、篆刻家、書畫鑒定家、收藏家、版本
目錄：
學家、古文字學家、訓詁學家、報人、電影編劇、建筑學家、集郵家、象棋名手、電影明星……文學家中，又可分為古典文學研究家、舊派文學家、新文學家等；畫家中，又可分為國畫家、油畫家、漫畫家等。而寫信人的出生年齡從十九世紀六十年代起，一直到二十世紀四十年代止。凡此種種，足見鄭先生在文壇藝苑寫作時間之長，名聲之大，交游之廣，所謂“談笑有鴻儒，往來無白丁”是也。
研讀這么一大批前賢名宿的書札手澤，當然可以從各個角度進入，欣賞寫信人各具風格的精美書法是一途，領(lǐng)略寫信人或文或白的文字表達是一途，體會寫信人與收信人互通音問的文人情誼又是一途，思考寫信人與收信人切磋探討的文史學問也是一途�？傊�，切入口很多，而且，無論從哪個角度進入，都會有所啟發(fā)，有所獲得。不過，我選擇另一個角度，即從中國近現(xiàn)代文學史研究的視角，特別是對這些書札不經(jīng)意地流露出來的寫信人和收信人當時的寫作和日常生活狀況、寫信人和收信人當時如何相濡以沫等方面作些考察。
鄭先生是文學圈中人，不難想見，《友朋書札》的寫信人中，最多的也是文學圈中人，據(jù)我粗略統(tǒng)計，約占了三分之一。其中有舊派文學翹楚李涵秋、包天笑、程瞻廬、許嘯天、徐枕亞、程小青、范煙橋、平襟亞、周瘦鵑、張恨水等，有新文學代表人物葉圣陶、俞平伯、趙景深、孫大雨、施蟄存、錢君匋、柯靈、唐弢、端木蕻良等。還有介于新、舊文學之間的重要作家，如陳蝶衣、秦瘦鷗、周鍊霞等。比較而言，在相當長的一段時間里，我們對新文學家各方面的了解不能算少，然而，對舊派文學家各方面的了解，實在是少之又少，這當然是現(xiàn)當代文學史研究的一個重大缺陷。他們當年大都在中國文壇上活躍一時，一九四九年以后尚健在者，或相繼淡出文壇，或先后遠走海外�！队雅髸氛锰峁┝舜罅苦嵪壬c他們在不同歷史時期書信往還的實證和線索，填補了舊派文學乃至整個現(xiàn)當代文學史研究的若干空白，竊以為這是《友朋書札》眾多文史價值中最值得注意的。
不妨舉幾個例�！队雅髸分杏幸煌◤埡匏蜞嵪壬s稿短札，使用的是“立報館用箋”，未署寫信時間。張恨水自一九三五年九月起主編新創(chuàng)刊的上�！读蟆犯笨痘ü健�，與謝六逸主編的該報另一副刊《言林》形成舊派文學和新文學競爭之勢。而此函中正有“《花果山》頗需要戲劇界消息，如蒙惠稿，當盡先發(fā)表也”等語，據(jù)此可知張恨水此函應(yīng)寫于一九三五至一九三六年間。這一時期張恨水書札存世甚少，此函很難得。除此之外，李涵秋收到鄭先生投稿《小說時報》后的回復(fù)，徐碧波書札中所說的鄭先生為其《流水集》作序，金松岑、許嘯天、馬公愚等書札中提及的一九四〇年代后期鄭先生編《永安月刊》事，均于研究鄭先生前期文字生涯不無裨益。
紫羅蘭庵主人周瘦鵑致鄭先生書札更必須一說。這是一通鋼筆函，不長，照錄如下：
逸梅兄：
久不見，長相思，危疑震撼中輒復(fù)系念海上諸故人不已。茲決于日內(nèi)來滬一行，藉傾積愫，請代約慕琴、澹安、碧波、明霞四兄于廿七日上午九時半同赴禹鐘兄處晤談，如有可能，即于午刻同出聚餐。吾兄以為如何？余容面罄。此頌
時祺
弟周國賢上言九月廿二日燈下
不必賜復(fù)。
對這封信，鄭先生后來在相關(guān)文字中數(shù)次提及，還專門寫了一篇《最后的一次宴會》。他在文中這樣回憶：
他（指周瘦鵑）晚年筑紫羅蘭庵于蘇州，被四兇迫害，即在他家園中投井而死，他在臨死之前，曾偷偷地投寄一信給我，這信我保存著，作為永久之紀念……我接到這信，就分別通知了丁慕琴、陸澹安、徐碧波、吳明霞及沈禹鐘，屆時均踐約來到江灣路虹口公園相近的沈家，相互握手，未免悲歡交集。他說：“郁悶了多時，今天才得舒了一口氣。這兒幾位老友，多么熱忱，多么懇摯，真夠得上交情。在蘇州的幾位，平素是時相往還的，現(xiàn)在卻漠然若不相識了。那范煙橋受屈逝世，往吊的，只有我一個人，人情淡薄得如此，能不令人興嘆�！睂崉t不是這樣一回事，原來在兇焰囂張中，當?shù)厝苏l敢有所活動，彼此交談，是要遭麻煩的，瘦鵑涉想，未免太天真了。
我們幾個人，除禹鐘患氣喘，杜門不出外，其余都赴四川北路海寧路口開福飯店，肴核雜呈，觥籌交錯，吃得比什么都有味，談得比什么都有勁。瘦鵑生平有四大快事，他認為這次是四快之外的一快。席散，瘦鵑還要去訪嚴獨鶴，我們送到他上車，豈料這次一別，也就是人天永隔了。﹝九﹞
這段充滿感情的文字，我每次重讀，都不勝唏噓。周瘦鵑的大名自不必說，丁悚、陸澹安、徐碧波、吳明霞、沈禹鐘和鄭先生，還有周瘦鵑午宴后去拜訪的嚴獨鶴等位，都在各自的領(lǐng)域里學識淵博，成就斐然，當時大都已屆古稀，本應(yīng)吟詩作文，安度晚年，誰知“文革”驟起，均難逃不同程度橫遭沖擊的厄運。周瘦鵑此次冒險滬上之行，是這批文壇老友的最后一次相聚了。
由于此函無寫作年份，鄭先生晚年回憶也稍有出入，應(yīng)略作考訂。一九六六年六月“文革”正式爆發(fā)，“橫掃一切牛鬼蛇神”，八月周瘦鵑就被抄家。兩年后的一九六八年八月十二日，他在住宅花園含冤而逝。因此，周瘦鵑“九月廿二日燈下”所寫的這通書札，不是寫于一九六六年九月廿二日就是寫于次年九月廿二日，兩者必居其一。又因鄭先生回憶中明確寫到周瘦鵑見面時提及參加了范煙橋的吊唁儀式，范煙橋一九六七年三月廿八日受屈去世，那么此信無疑應(yīng)寫于范煙橋去世之后，也即寫于一九六七年九月廿二日。這次令人感嘆的聚會離周瘦鵑棄世還有十一個月。
真該感謝鄭先生珍藏了周瘦鵑這通可能是最后寫給文壇老友的遺札，讓我們后人得以知道當年有過這么一次小小的聚會。在我看來，這次聚會不僅僅是敘舊，更不啻這幾位處于“危疑震撼”狀態(tài)下的老一輩文化人對“文革”的一次無聲的抗議。而今，這次聚會的參加者已先后作古，他們筆耕一生的貢獻也都得到了肯定，但這個時間、這次聚會卻是不應(yīng)該忘記的，《周瘦鵑年譜》﹝一〇﹞理應(yīng)補上一筆，將來編訂《鄭逸梅年譜》也不應(yīng)遺漏。
關(guān)于周瘦鵑，還有包天笑寄自香港的一函可以敘說。此函落款日期“二月廿一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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