讀丁中冶的長篇小說《鹿唇》，我們會發(fā)現他的寫作和我們以為的他們的日常閱讀大異其趣。丁中冶不是在“消費”意義上展開自己的文學寫作，我們能夠從他的寫作找到他個人文學閱讀史的線索，比如東西方文學的抒情傳統(tǒng)。閱讀和寫作之于丁中冶，恰恰是他作為中國一代新少年對于世界的思考和想象，自然也包括他文學閱讀的自由和開放。可以肯定的是，他的個人文學閱讀，已經反叛出他的教科書和我們時代的日常消遣讀物。而且，他對文學的理解，他的文學趣味，和一般為我們所觀察到的所謂年輕的“純文學”也不盡相同。在當下的中國文學界，作為文學代際傳遞意義上的年輕寫作者，許多人沿襲著的仍是已經成為文學慣例的所謂“文學傳統(tǒng)”。他們不斷復制著前輩作家的寫作程式，成為一個未老先衰的、年輕卻是腐朽的文學遺民的后裔。而丁中冶不同，雖然現在還不能預言一個他的文學未來。但我們能夠感覺到中國新少年“文學”的新氣息，他是積極的，進取的。說到這里，其實我們應該反思我們的文學生產機制――為什么我們的“新少年”只是生產著“舊文學”？是他們本來只能這樣去“文學”，還是我們的文學制度本身就出了問題？我們只要看看我們的文學期刊，在鼓勵和推舉著怎樣的年輕作者和他們的寫作，就會意識到，一定程度上可能是擁有著文學話語權的“前輩們”，在按照自己的文學趣味，規(guī)訓著新少年的文學未來。而因何新少年愿意接受“前輩們”的規(guī)訓，一方面可能是更大范圍的教育制度的集體無意識；另外一個方面則可能是新少年從小就“過于聰明”，他們心知肚明，了然文學前輩們需要什么樣的“文學”。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