這是一份關于“被誤解的人和事”的書單，從寫出《大象席地而坐》的胡波到被集體污名化的東北人，從“最危險的書”到北宋晚期的政治變化，作者不滿于主流解釋，于是另辟蹊徑，還原出那些被誤解的人事的真實面貌。他們的聲音或許微弱，但不應該被忽略，真相不在“聲高”，在他們誠懇的文字中。
1.《大象席地而坐》（選自小說集《大裂》）
欣賞《大象席地而坐》，不是因為它的品相多么精致、價值多么崇高，也不只是因為作者是貝拉·塔爾的學徒，而是因為這部近乎四小時的電影表現(xiàn)出了徹底的拒絕的姿態(tài)，純凈的黑色感覺。
拒絕答案，拒絕生華，拒絕勉強彌合，而是把一種生活狀態(tài)精準地展現(xiàn)出來，交給觀眾感受。它對部分人有致命的吸引力，這種吸引力又與作者的氣質(zhì)高度吻合。
這種氣質(zhì)就如同這段話：“我不接受把一種油膩的虛偽當作所謂的復雜真實性與生動，不接受人際勾連為核心的規(guī)則，不接受存在中功利性的那部分�！弊髡咧雷屗呷ル娪肮�(jié)、金馬獎的圣殿，然而再度思索，一想到若無導演之死，它仍會被棄之角落，便覺得沒什么欣喜了。
2.《與安東尼奧尼一起的時光》
作者維姆·文德斯在安東尼奧尼身邊像一個虔誠的學徒。這本書記錄了九十年代安東尼奧尼和文德斯攜手完成《云上的日子》的時光，作者既是觀察者，也是參與者。
由于作者本身對電影就有很深了解，所以這本書也涉及不少對電影拍攝、電影理論的個人看法，但日記的形式和文德斯優(yōu)雅的筆觸令其并不枯燥乏味。
而關于劇本、鏡頭和演員們的細節(jié)記錄，也讓讀者會對這部電影和電影這門藝術有更深的理解。
當你在旅途中，或者剛剛看完一部電影，需要打發(fā)時間，不妨翻閱此書。
3.《歷史·記憶·生產(chǎn)——東北老工業(yè)基地文化研究》
躺著看完了劉巖寫的《歷史·記憶·生產(chǎn)——東北老工業(yè)基地文化研究》，作者的行文一氣呵成，熟練運用文化術語又沒有堆砌之感，讀完讓人對東北在“想象共同體”里的形象、意義及其流變有了更清醒的認識。
這本書有六章，分別分析了趙本山、二人轉(zhuǎn)、老工業(yè)基地、黑社會等文化符號的建構(gòu)和想象、生產(chǎn)和再生產(chǎn)。
作者一針見血地指出“東北（曾經(jīng)）被書寫為‘現(xiàn)代化’語境中的‘西部’”，一個符合闖關東精神的理想之地，在當時，“豐饒的邊疆”、“黑土地”成為大眾對整個東北的同一性定型想象。
但到了市場經(jīng)濟時期，尤其是世紀之交，東北在市場原教旨主義話語里成為前現(xiàn)代的典范，大眾媒介對老工業(yè)基地職工的想象充滿了計劃習性，而這“恰是對經(jīng)典馬克思主義話語中的小農(nóng)習性的隱喻式的復寫”，卻大大模糊了二者的區(qū)別。
“東北性”和“農(nóng)民性”被混為一談，趙本山在春晚舞臺中展現(xiàn)的東北農(nóng)民形象就是這種含混建構(gòu)的代表。
作者指出：“通過這種修辭轉(zhuǎn)換，一種以經(jīng)濟人理性為中心的二項對立結(jié)構(gòu)得以建立，在其中，工人對分配正義和體制保障的訴求不被承認為現(xiàn)代公民意識，而被指認為是一種前現(xiàn)代的保守和依附惰性�！�
4.《明代州縣政治體制研究》
以州縣管窺中國，重點分析了州縣政治體制的合理性、人治思維、儒教傳統(tǒng)和實用層面的原因，梳理了明代州縣的變遷，以及它在歷史長河中的前后影響。
這本書對明代州縣權力結(jié)構(gòu)和州縣官心理的分析尤為細致，讀完之后，會對明代地方政治、中央與地方的互動以及貪官問題有更明白的認識。
5.《北宋晚期的政治體制與政治文化》
北宋晚期的新舊黨爭是研究中國朋黨之爭的重要范本，一種觀點認為：恰恰是北宋晚期日益激烈和枉顧底線的新舊黨爭，摧毀了士大夫階層彼此的默契，進一步降低中央政府辦事效率和政治信用，為北宋滅亡埋下隱憂。即黨爭誤國。
但北宋晚期新舊黨爭的具體演進，以及元祐更化與路線轉(zhuǎn)折的背景、催生因素和影響等，卻需要具體論之。
而宋史研究者方誠峰的著作《北宋晚期的政治體制與政治文化》有力回應了上述問題。
“以舊眼觀新書，新書皆舊。以新眼觀舊書，舊書皆新。”方誠峰對宋史的研究，繼承了其師鄧小南的治學思路，并大量研讀海外宋史研究者的著作（以日本為主）。
他認為：研究政治史，需提防一種偏狹，那就是將政治史簡化為權力斗爭史或利益爭奪史。
由此，方誠峰提出：“本書不是要否定北宋晚期政治斗爭的激烈性或其他政治上的困境，而是試圖說明，政治分裂、腐敗只是現(xiàn)象，其背后的根本動力在于政治體制與政治文化的變化。”
6.《獵人筆記》
《獵人筆記》的出現(xiàn)，標志著屠格涅夫的文學走上新高度，他直面了俄國農(nóng)奴制的根本問題，將筆尖射向地主與農(nóng)奴之間的矛盾。
《獵人筆記》其實是當時屠格涅夫為革命民主雜志《現(xiàn)代人》所寫的一系列“特寫”的合集，它們共同的主題是反映俄國社會的狀況，尤其是農(nóng)村的生活和階級矛盾。
在這些特寫中，《霍里和卡力內(nèi)奇》《葉爾莫萊和磨坊主婦》《總管》《事務所》等幾篇尤為深刻，幾乎就像是冰錐刺向地主階層，體現(xiàn)出屠格涅夫的社會洞察力。
更出色的是，屠格涅夫的寫作具有社會批判，卻沒有因為批判而折損文學的色澤，如作家赫爾岑所說：“屠格涅夫從來不堆涂濃重的顏料，從來不采用過分生硬的用語。相反地，他敘述得非常委婉，經(jīng)常運用細膩的筆調(diào)，這種筆調(diào)大大地加強了這一富有詩意的反農(nóng)奴制的控訴書所給人的印象�！�
7.《最危險的書》
這本書是對現(xiàn)代主義經(jīng)典《尤利西斯》的出版過程的全景式描繪。
在作者凱文·伯明翰看來，現(xiàn)代主義之所以能成立，必須建立在“革命性”之上。如何證明它有“革命性”？這就要看它是否對文學傳統(tǒng)具有顛覆力量，它的存在是否動搖了主流文學趣味的根基。
所以，《最危險的書》才要強調(diào)《尤利西斯》及一眾現(xiàn)代主義者抱持的“反秩序”“反經(jīng)驗”的態(tài)度。
現(xiàn)代主義反對的不只是權威，還有人們習以為常的對秩序的服從，現(xiàn)代主義要提煉的正是莊嚴秩序鎮(zhèn)壓的“不可言說之事”。
基于這一點，我們就可以明白《尤利西斯》“飄蕩著爐灰、枯草以及沉渣的臭味”的良苦用心。
《尤利西斯》是一次成功且難以被超越的文學實踐。在《尤利西斯》之前，諸多先鋒評論家提出了“何為現(xiàn)代主義”，但他們苦惱的是“如何實踐現(xiàn)代主義”。如果一邊高喊現(xiàn)代主義，一邊卻還在使用傳統(tǒng)的敘事手法，那便是現(xiàn)代主義的尷尬，而《尤利西斯》的橫空出世徹底解決了這個問題。
《尤利西斯》引起了文化領域的一場戰(zhàn)爭——現(xiàn)代主義文學的沖擊引起守序者的警覺。
文學權威、審查部門聯(lián)合正風協(xié)會的同仁們絞殺《尤利西斯》�！耙x”猶如一把利劍，橫在喬伊斯的脖頸邊緣，也成為阻止《尤利西斯》出版的巨大堡壘。
這部作品可謂多災多難。1921年，它在美國和英國遭禁，《小評論》雜志被送上法庭。到了1923年，英美當局又迅速燒毀了已出版的《尤利西斯》。
在當時的美國，“協(xié)助進口《尤利西斯》——就算僅僅一本——的工作人員，也會受到5000美元的罰款和上至10年的監(jiān)禁。”
就是這樣一本小說，當它被送上法庭，法官卻宣判它無罪。1933年12月，在紐約的美國地區(qū)法院，伍爾西法官宣告此書并非誨淫。
《尤利西斯》的“勝利”得益于出版社的“算計”。蘭登書屋創(chuàng)始人貝內(nèi)特·瑟夫曾坦白：“《尤利西斯》案件”是他與律師莫里斯·恩斯特的“杰作”。
他們雇人帶了本《尤利西斯》通過美國海關，當海關人員即將放行，那人故意露出《尤利西斯》，誘導海關沒收。
為確保案件勝訴，貝內(nèi)特·瑟夫特意摸清了法官約翰遜·伍爾西的背景、立場和審美趣味，并囑咐律師選擇伍爾西在紐約的時間提起訴訟。
果不其然，支持創(chuàng)作自由的伍爾西法官否定了“希克林原則”，《尤利西斯》因禍得福，從違禁小說一下子變成年度暢銷書。
這是一場屬于出版社的勝利，也是整個文學革命的光輝時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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